1703年11月，一股异兆袭来，狂风大作，呼啸着穿过伦敦的阴暗街巷。24日周三晚上，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正在所住的街区散步。这时，“风势骤增，雨猛风疾”1，狂风掀起了房顶上的瓦片，折枝断木，拔起整棵大树，推倒烟囱。笛福差点儿就被一个大烟囱砸死。2要是他被砸死了，他就永远没法为世界奉上《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开创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故事类型之一，也不会创作出被很多人视为现代新闻业首部作品的《暴风雨》（The Storm）了。
连着两天以来，狂风一直从西南方猛烈地横扫而来。没有人能想象得到，这些狂风是一场宽达483千米的风暴的外部气流，这也是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有史以来遭受的程度最甚、破坏力最大的暴风雨。26日周五晚上，笛福看了看气压计，水银柱降到了他所见过的最低点。他疑心，“气压计被孩子们摆弄坏了”。（这么猜测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和妻子玛丽，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年龄从两岁至十四岁不等。3）
那时，笛福是位诗人兼小册子作家，靠小册子来贩卖自己的文章。也就在那时，他刚出狱不久。因为他最新出版的小册子，讽刺了高教会派圣公会教徒的宗教迫害，因此他被指控犯有煽动性的诽谤罪。除了被罚两百马克之外，他还被锁进了用老木头打造的扣住头和手的枷锁中，推上高台示众，然后被投进监狱关了四个月。4现在，一贫如洗的他，迫切需要有偿劳动来养活家庭。27日清晨，当狂风最猛烈的势头刚刚过去，人们开始“从门里探出头来时”，笛福望着外面一片废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5
前一个夜晚，几乎没有人合过眼，“那一夜的惊扰和狂暴，依然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人们的脸上”。6很多人以为他们的房屋会坍塌，但是他们却又无法离开，因为街道巷落里飞沙走石、砖块瓦片横飞。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笛福借鉴了刚刚兴起的科学方法，详细记录下自己的观测，并开始采访目击者，着手收集惨淡的事实。他前去参观了泰晤士河（River Thames），对700多艘被风连片刮倒的船只进行了报道。他最生动的一些报道来自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的古德温暗沙（Goodwin Sands）。在那里，水手们原以为自己待的地方很安全，结果后来他们都被海浪卷走了。
笛福的目击者叙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他在从整个英格兰收集详细的个人暴风雨经历方面走得更远。7那时，新闻业方兴未艾。九个月前，伦敦单页的《每日新闻》作为首份英语日报刚发行。笛福在《每日新闻》和《伦敦宪报》（The London Gazette）上刊登广告；致信全英格兰有线索的人，请他们提供暴风雨经历和特别细节。8《暴风雨》里包含了六十篇笛福精心收集、编辑并被认为可信的叙述，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叙述者不仅向我们提供了他们的姓名，在他们发来的叙述上签了字，并且还允许我们将他们的名字连同叙述流传后世”。9
笛福估计，这场暴风雨在海上淹死了8000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女王的海军。暴风雨夺走了123名伦敦人的性命，推倒了30万棵大树，摧毁了900多所房屋、400多架风车，吹走的教堂尖顶、塔楼、铅皮屋顶不计其数，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的一处房顶也未能幸免。风暴来袭时，15000头羊被浪卷进了塞文河（River Severn）里。
除了记叙之外，笛福还试图向读者解释这场暴风雨。在现代，不断兴起的气象科学与道德反思、圣经讲义齐头并进，气压指数与神思冥想并行不悖。10“我很想知道，无神论者硬冷的心肠是否跟他的房屋一样微微受到了震颤，他是否感觉到，某种自然力量向他提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笛福写道，“我没弄错吧？毫无疑问有诸如上帝的某种存在——而这个存在会是什么？世界的物质到底是什么？”11
笛福不停地寻找着答案、指导着读者；他不单单迅速完成了首部现代新闻学作品，而且也发表了首份现代气象报告。
现在已知的关于降雨的最早科学记录来自古代希腊人。对于雨水是由无所不能的宙斯所降下的普遍说法，当时已有些人开始动摇。12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剧作《云》（The Clouds）当中，苏格拉底告诉农夫斯瑞西阿得斯（Strepsiades）宙斯根本就不存在。斯瑞西阿得斯抗议道：“高高的天上没有宙斯！那么，你首先必须得告诉我，是谁降下了雨水？否则，我一定会认为你是错的。”
只有云能降下雨水，苏格拉底对他说：
当天空晴朗无云、澄碧如洗时，
你可曾在一个小时后见过一场阵雨？
但是，天清气朗，了无云迹时，
（宙斯）会依照你的心愿降下大雨。13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科学论著《气象通典》（Meteorologica）中改进了希腊人对雨水的观点。科学历史学家们认为，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这本论著对天气现象的理解统统都是错的——除了降雨。亚里士多德认为雨水受太阳驱动而生，是空气、大地、海洋的物质交换循环圈的一部分。他把这一循环过程称作“海洋之河”。雨水渗透进大地之后，制造出一阵“潮湿的呼气”；呼气形成的泉水和河流最终裹挟着雨水重归大海。14
到了公元前4世纪，人们已经知道了测量雨水所带来的一些可预见的好处。你对雨水的过往习性了解得越多，你就能更好地预测它在将来的发展动向。第一份雨水的书面记录参考是来自印度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Arthashastra）：“在（这个）仓库前，一个碗口犹如‘aratni’（46厘米）那么宽的碗，被当作‘varshanana’（雨量计）给支了起来。”15在巴勒斯坦，一本记录犹太人400年生活的历史书在公元2世纪时，记载了整整一年的详细降雨情况及土壤湿润程度的数据。但是，这些都是孤立的事例。对降雨的系统性测量还要等上千年的时间才会出现，而且即便在气象卫星的时代，系统性的测量也仍然是研究降雨科学的一把钥匙。
现在放在后院里接收雨水的量雨筒，最早出现在韩国，世宗大王统治时期，即公元1418年至1450年间。世宗大王极为重视科学——特别是有助于从干旱土地里结出更多果实的农业科技，所以，直到今天，世宗仍是韩国文化中的典范人物。世宗希望全国所有的村庄都向朝堂汇报降雨情况，这一琐屑的工作包括暴风雨过后检查植物根茎、土壤的潮湿程度。16据说他的儿子王太子想出了这个圆柱量雨筒的主意。世宗给每个村庄发去了一个量雨筒。对于世宗是真的使用了这些数据，还只是把收集数据作为一项精明的政治举措，表现自己关心农业中存在的棘手问题，韩国历史学家一直莫衷一是。
但最早的量雨器材出现于东方并不奇怪。因为彼时的欧洲还在盛行用极刑处罚巫师，科学家们也会被例行拖到教堂前接受审讯。17在1703年大暴雨时期，欧洲气象观察员已经用上了圆筒测雨器具；笛福报道的雨量依据的就是观察员们在“地道”里收集的雨水量。18
在意大利，年轻的数理学家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在1643年发现，玻璃管里的水银汞柱会随着气压上升或下降。19因为他目睹过教会对伽利略的审讯，于是秘密地进行着自己的实验，只让几个可靠的同胞知道。他的邻居们怀疑他在从事巫术活动，私下里议论纷纷。托里拆利死于一场来势汹汹的高烧，那时他才三十九岁，还没来得及完善他的仪器。1663年，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将这个仪器命名为气压计——很快，一股在家进行天气预测的热潮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而后又传到了美国。在这场狂热中，这个气压计成了核心物件。
托里拆利还给科学带来了对风的首次描述，并且诗意地解释了我们在大气中的位置：Noi viviamo sommersi nel fondo d'un pelago d'aria——“我们生活在空气海洋的覆盖之下。”20但是，到了描述、谈论雨水的时候，无论科学还是文学，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条不紊地分类概述。雨水杂乱无章的特性令其成为天气中最难测量的部分——甚至连定性都很难。
在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的《银河系漫游指南》（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系列的第四部《再见，谢谢所有的鱼》（So Long, and Thanks for All the Fish）当中，卡车司机罗伯·麦肯纳（Rob McKenna）虽然是位雨神，却对雨水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的工作日痛苦难捱，而节假日又倒霉连连；”亚当斯写道，“而云所知道的是，它们都很爱他，想靠近他，爱护他，浇灌他。”21
麦肯纳憎恨雨，不过当他对雨水越来越了解之后，他创造出了一个具有231种不同降雨类型的量表。类型11是“扑面丝雨”，类型33是“轻拍小雨，路面湿滑”，类型39是“滂沱大雨”。海洋风暴一般介于192至213之间。类型127是“有节奏的出租车鼓点”。他最不喜欢的雨水类型是17，“秽雨如注，洪流般倾泻在他的挡风玻璃上，以致不管开不开雨刮器，都没有多大的区别”。22
伴随着迅疾的东北风和满天喧哗，有关雨水的古怪词汇也跟爱尔兰、英格兰阴郁晦暗的文学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1738年推出了“天上降下猫儿狗儿”习语的最早印刷版本；但是，英国戏剧作家理查德·布罗姆（Richard Brome）却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让他的对白下起了“狗儿和臭猫”。有些词典编纂者认为，在阴冷萧索的时期，大雨可能导致狗猫被淹死，尸体沿着街区下水道散落得到处都是——这一景象激发斯威夫特创作出了阴森凄凉的讽刺诗歌《对城市下阵雨时情景的描述》（A Description of a City Shower）。23
下起“狗儿猫儿”的暴雨，跟德国“下起年轻补靴匠”的狂风骤雨相比，实在太过平常。在丹麦，天空下的是鞋匠的小学徒；希腊下的是椅子腿；法国下的是绳子；尼德兰（原荷兰、比利时地区）下的是水管；捷克下的是独轮手推车。威尔士人有二三十个表示雨水的词汇，他们喜欢说，天空下起了老太太和手拐杖。南非白人的版本是，天空下起了老太太和圆手杖（可能是高尔夫球杆）。波兰人、法国人、澳大利亚人都有天空下青蛙的变形说法。澳大利亚人把一场大雨说成勒死青蛙的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可能会说天空下起了坛子。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葡萄牙人还会说，天空下起了蟾蜍的胡子；而西班牙人：Están lloviendo hasta maridos——天空甚至下起了丈夫！不过，“天气女孩”组合（The Weather Girls）在唱她们1982年的热门迪斯科单曲《天空下起了丈夫》（It's Raining Men）时，脑中想到的可能不是这回事。
在英伦三岛，人们一般将大雨描述成淋漓、如注、滂沱、倾盆、瓢泼、猛然突至，或者说天空下起了楼梯毯压条。在苏格兰，人们可能会说，一场大雨稀里哗啦、雨水如注、骤雨大作、大雨滂沱、街上雨水四溅、空中弥漫的小雨是蒙蒙雨丝或纷纷细雨。表达小雨的词汇轻柔美好，和风细雨，斜风细雨。在爱尔兰，连绵阴雨便是“细雨纷飞天”。
语言学家在雨水浸透的美国南方划分方言区时，收集到170多种对雨水的描述，包括雨水适度、浸满澡盆、冲走倒木、浮起火把松节、冲破水闸、浸透土豆苗床。我来自南方的父亲似乎有一百多种方法描述将至未至的雨水，比如，天“竭力要下雨”“想要下雨”或“铁定要下雨”。24
尽管对雨水的描述丰富多彩，但是在科学革命时期（Scientific Revolution），当研究气象科学的大胡子们在决定怎样对大气活动进行测量、分类、讨论的时候，他们想出来定义雨的词汇却少得可怜——小雨、中雨、大雨，有时下场阵雨或毛毛雨。相比之下，云获得的词汇可就优美多了，风也是。
我们要把全球对云的丰富表达语汇归功于伦敦一位业余气象学家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1802年，霍华德提出了一套以拉丁文为基础的分类体系。他将这套分类比作对人的面部表情的解读：云“通常清清楚楚地表明（降雨及其他天气的）各种成因，就像面容表明人的精神或身体状态一样”。25
青少年时代的霍华德在他父母的花园里用雨量计、温度计和廉价的气压计搭建起一个小小的气象观测站。他的母亲把通往这些仪器的小石子路称为“卢克专道”。一天两次，霍华德勤勤恳恳地往返于这条小路上，在他的袖珍日志里记录下降雨量、蒸发量、气压、风向及气温的高低变化。26他的父亲希望他不要再沉迷于云，于是就把他打发到一名药剂师那里当学徒。后来，霍华德成为一名职业药剂师，但是终其一生都在研究气象，并就云和伦敦的气候写了大量的文章。
霍华德所提议的分类，类似于当时植物学和动物学中所采用的林奈分类系统。27之所以选用拉丁文，是为了方便“不同国家学者”采纳。他对云的主要三大分类有：卷云（cirrus），拉丁文“纤维”或“毛发”的意思；积云（cumulus），拉丁文“堆”或“垒”的意思；层云（stratus），拉丁文“层”或“片”的意思。霍华德还提议了多种中间状态的云层类型，都是这三种主要类型的不同组合。对于雨云，他视之为卷云、积云、层云的风暴式组合，因此，他选用了拉丁文中表示云的词语nimbus（雨云）。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1896年，世界的顶级气象学家们聚集在巴黎，共同纪念轰动一时的“云之年”，并公布了他们达成一致的十种分类。这十种分类均以霍华德的名称为基准。时至今日，《国际云图》（International Cloud Atlas）仍是官方的云类鉴定指南；但是，经年累月，气象学家们把云图变得烦冗复杂。1932年，他们把霍华德的雨云重新分类为雨层云（nimbostratus）。
在1896年的分类系统中，云中之王——状如高塔的积雨云——被排在了九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欣喜若狂时，会说我们的心儿飞上了九霄云外（Cloud Nine）。就在爱看云的英国人加文·普瑞尼—平尼【1】（Gavin Pretor-Pinney）还在讲述九号云故事的时候，科学家们却不巧地在第二版的《云图》中调整了次序，把磅礴的积雨云改成了十号。28不过，“九霄云外”的习语却被保留了下来。今天，《国际云图》仍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科学家们和小学四年级的老师们用来形容晴好天气时的积云；薄薄的纤细卷云通常表明天气将要发生变化；低沉、扁平的层云移动时会降下蒙蒙细雨。正是由于科学的习性，也是出于人类的习性，我们才会以全球公认的方式分类地球。早在全球化之前，我们在地图上归类我们的民族，用音阶来排列音乐，用纵线和水平线来建构地理坐标。就在霍华德提出云的分类系统的三年后，英国皇家海军官员弗朗西斯·蒲福（Francis Beaufort）设计出一套等级风速，这样水手就有了一种描述风级及其对船只航行影响的常用方法。蒲福风级为现代船只打造，现在依然为全世界的人们所熟悉。我的科学作家朋友司各特·胡勒（Scott Huler）说，它在传达风的复杂性时无比简洁。29他为蒲福风级的诗意简洁心醉神迷，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有关风级的书。蒲福风级0是“无风”，描述语是“烟直上”；风级1是“软风”，每小时1.6千米到4.8千米，“炊烟可表风向，但风向标不动”；风级12，“飓风”“有重大灾害发生”。
所有这一切都引向了房屋里的大象【2】——在人类对风、云、音阶、伏特加酒精度的众多分类中漏掉的一大块灰色。在众多的严格分类中，我们并没有一种相通的用来描述雨的全球性语言。在船长和孩子天气记录表之间没有交叉共享的诗意词汇。科学家们使用五花八门的雨量计，累加式雨量计、倾斜桶式雨量计、衡重式雨量计，还有各种各样的配置装置；测量雨水时，他们还采用不同形式的测量手法。因此，对于落进科学家雨量计里的降水，其实并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结果，不可避免的，对雨水的描述和测量方式因地域而异，甚至因人而异。
关于雨，我采访过的几乎所有大气科学家、气象学家、天气预报员，要么不是在孩提时代就对降雨着迷——看着大雨从天空倾泻而下，顺着雨水的径流，观察它是怎样在地面上砸出坑来，然后渗透至地表之下——就是在童年时有过一次记忆鲜明的天气经历。后者的经历兴奋多于惊恐，正是兰斯·莫罗【3】在描述暴风雨天气时所做的贴切结论，“那是只有小孩子在戏剧性的天下大乱时才会体会到的欢乐”。30
素有“英国降雨之父”之称的乔治·詹姆斯·西蒙斯（George James Symons）也不例外。31西蒙斯1838年出生于伦敦，“非常年轻时，他就开始对天气进行固定地观测”。科学史家将他对雨水的观测追溯至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极度干旱时期；看着天空日渐干燥，这位小降雨观测员一定伤透了心。32
到了21岁时，西蒙斯已经建立起一个雨量计读数爱好者俱乐部，并在《英国降雨》（British Rainfall）的刊物上公布他们收集来的数据。这份凝聚着他终生热情、辛勤耕耘的刊物，首期于1860年面世，刊登了来自500个观测站的降雨报告。33西蒙斯等人的工作引起了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的注意。五年前，受英国政府的指派，菲茨罗伊建立起全国首个气象局。
菲茨罗伊是位杰出的海军船长。正是他率领“小猎犬号”（HMS Beagle），载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完成了著名的五年航行。虽然距离笛福那令人触目惊心的叙述已经有150年，暴风雨还是令船长们措手不及、胆战心惊。1859年，“皇家宪章风暴”（Royal Charter Storm）摧毁了其名所由的“皇家宪章号”及其他两百多条船只，令八百多名水手葬身海底。这一损失刺激菲茨罗伊设计出一套评估系统以及一个新词——“预测”（forecast），以帮助公众和船长们警惕即将出现的天气。尽管这套评估系统并不完善，但是菲茨罗伊相信，共享降雨数据、气压指数及其他数据，有助于改善大量船只失事的局面。这一想法在维多利亚时代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就在菲茨罗伊和其他大众气象学家竭力通过风暴预测挽救更多生命的时候，人们却把他们嘲讽地称作“政府的然德基尔”（government Zadkiel），把他们影射为英国最臭名昭著的占星术士【4】。34
1860年，菲茨罗伊聘请西蒙斯做助手。可是，这个年轻人太过专注于他的“英国降雨组织”，以致让菲茨罗伊觉得他没有把精力放到政府公职上来。西蒙斯仅在政府的气象办公室里待了三年。然而菲茨罗伊也没有待更久。1865年，他用剃须刀割破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的科学家们都确信，正是在竭力提供准确天气预测的同时，还背负着接连不断的指责和嘲讽带来的重压，导致了他的自杀。但他的自杀激发出另一种看法，即天气预测是不道德的伪科学，从而导致在接下来的十三年里英格兰所有公开的天气预测活动都遭到了禁止，据说禁止的理由是因为不准确。还有一些更加不可告人的动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大型船只打捞公司向议会抱怨，天气预测弄得他们的生意做不下去。35
西蒙斯继续以个人名义收集、公布他的降雨数据。鉴于英国气象局（British Meteorological Office，即今天我们所说的The Met）的分娩之痛，西蒙斯的做法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刊登报纸广告，向不列颠群岛的各个角落招募降雨观测者。他帮忙购买仪器，为“不分性别、年龄、阶级”的观测者们提供培训。1865年，“英国降雨组织”有一千个汇报观测站；到了1876年，这一数字发展至两千；而到了1898年，又增加至三千。36敬业的志愿者们每天早上9点查看他们的雨量计，在西蒙斯提供给他们的表格上录入降雨量的英寸数，每年把这些表格寄给西蒙斯一到两次。
西蒙斯同时也在搜寻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历史记录。他呼吁收集船只的航行日志和过往的天气记录。这样他才有可能再现过去的天气。最终，他收集起大约七千多份记录，这就让他能够对倒退至1815年的降雨分布情况有可靠的了解。37
西蒙斯目光温和、眼角布满了皱纹，蓄着一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胡子，一位气象学同仁评价他是一个“举止异常和气的人，与他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人交朋友，即使有些人跟他并不投缘”。38西蒙斯跟他的降雨观测团队保持着耐心的通信，沟通技巧高超；他有时巧言劝诱，有时严厉斥责，有时就各种各样的天气问题向观测者们调查了解。39他坚持不懈地把来自观测者们的成千上万份年度读数，连同城镇、观测者的名字，观测点的海拔高度以及总计的降雨英寸数，一同发表在他的年度刊物《英国降雨》（British Rainfall）上。
而那些忠诚的雨量计指数读者们反过来通过捐赠和订阅西蒙斯杂志的形式来资助这个组织。除了各种测量数据之外，《英国降雨》还刊登这一年发生的非正常天气现象和事例记录，详尽介绍了雨水测量的各种方法——在不同的地形上，如何测量小雨、小雪、大雨——以及注明总数时怎样用小数点表示一英寸的百分之一：“含混的分数永远也不该被采用。”40
西蒙斯的另一份刊物《气象月刊》（Monthly Meteorological Magazine）则包罗万象。1866年出版的首期《气象月刊》刊登的专题包括了“雨量计的新敌人”——切叶蜂，以及流星雨、燕子迁徙、各种洪涝与干旱，以及对黑雨现象的研究调查，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
到了1870年，菲茨罗伊的继任者们都意识到，失去西蒙斯以及他对雨水的执迷，给气象局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但是，西蒙斯拒绝了将他的组织带回到政府管辖领域的提议。他告诉他的观测者们，他们重要的雨水观测工作不会被推进“政府办公室的某个阴暗角落里”。因为，这样一个举动会削弱他自己对“金钱、时间、体能、精力”方面的巨大支出，而且还意味着整个雨水团队的“团队精神会被消磨殆尽”。41
1900年西蒙斯去世时，身边没有任何在世的亲人；还在童年时代他就失去了父亲，接着失去了母亲，他唯一的孩子还在襁褓中就夭折了，他的妻子先他十五年离世。然而，整个雨水观测大家庭，成千上万名雨水观测员，都为他的辞世而表示哀痛。据众人说，他离世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为英国的降雨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相比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天气预测的妖魔化，美国人却不用经历同样的惶恐不安。托马斯·杰斐逊梦想着在全国建立起一批观测站。观测站里不仅仪器设备齐全，而且还设有代表。但是，碍于美国独立战争，他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后来，电报令科学预测变得切实可行。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要想了解你所在地方的天气动向，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最近的房东询问打听。塞缪尔·F. B. 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从华盛顿用电报向巴尔的摩传去他那句著名的信息“上帝带来了什么？”。三年后，1847年，美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暴风雨王”詹姆斯·波拉德·埃斯比（James Pollard Espy）四处宣传通过电报线建立全国气象网络的想法。42他说服史密斯学会会长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接受了这一构想。那时，史密斯学会才刚成立不久。亨利又将这一想法推荐给他的董事会，并强调，用电报从美国遥远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发来天气讯息，“将能及时提醒偏北偏东地区的观测者们留意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最初苗头”。(www.xing528.com)
到了1860年，全美国有500个气象观测站用电报向华盛顿发送天气报告。然而，战争再一次阻碍了这项工作；南方诸州分裂出去之后，整个观测网络陷入一片瘫痪。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观测站，因为没有公共暴风洪水的预警，年轻的天文学家克利夫兰·阿贝（Cleveland Abbe）感到非常沮丧，于是他将天气预测作为个人使命承担了下来。在辛辛那提商会（Cincinnati Chamber of Commerce）的赞助下，阿贝建立起一个由电报天气报告、每日气象图及天气预测构成的系统。他编辑好天气预测的内容之后，通过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mpany）将之与公众分享。
西联提供简略的地图，然后由阿贝或某个电报员往上添加表明风向、高低气压区域及其他细节的标识。阿贝在手绘预测地图上设计出一些我们所熟知的三角箭头和代码，其中R代表着雨。43从此，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人不仅能够读出当前的天气情况，而且还能了解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测，即阿贝所说的“天气可能性”。
阿贝的工作立刻受到大众的欢迎。虽然只有三十岁，人们却把他称作“老可能”或“老可”。44而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些预测能够拯救许多的生命和船只。美国五大湖地区（Great Lakes region）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国会创建一个气象代理机构，提供全国的电报天气服务，以追踪“这些大风暴的诞生和推进”。45这一地区仅1869年一年，就有1914起船难事故。
国会批准了。46随后，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总统尤利西斯·S. 格兰特（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签署了一项决议。决议规定，战争部长负责领导全国军用电台里的气象观测站，并负责“通过磁性电报和海军信号，在北部湖区及海岸地区通知暴风雨的到来及其猛烈程度”。艾伯特·J. 迈尔将军（Gen. Albert J. Myer）是陆军通信部队总指挥官，也是格兰特总统的私交好友。在陆军部（War Department），他一直通过幕后操作来获取天气信息。现在进入和平时期，通信处（Signal Office）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机会。事实证明，迈尔将军对天气预测的投入程度并不亚于他对信号系统的设计。他很快把阿贝从辛辛那提观测站聘请过来。阿贝笔耕不辍地编辑他的每日“天气预测”，并培养出一代深通预测方法的气象学家。迈尔的信号系统，虽然为战时设计，现在却发展成为一套旗帜系统，飘扬在城市及海港之上，提醒人们风暴即将到来。1880年迈尔将军去世时，一篇报纸悼文这样写道，“当红灯闪耀、红旗飘扬时，没有哪个谨慎的海员敢冒险驶出海港”。47
直到今天，如果你看到一面正中有个黑色方框的红旗在飘扬时，那么，你就要警惕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并且，你还应该向迈尔将军和美国陆军通信部队（U.S. Signal Service）致以小小的谢意。
北卡罗来纳，阿什维尔市中心。在一幢暴风雨灰的联邦政府大楼里，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国家气候数据中心的160名科学家及其他职员处理着各种各样的天气记录，有的记录是一分钟前刚刚传输过来的新卫星图像；有的陈旧得可以追溯至18世纪40年代。在这里，来自观测站的两千万页记录，很多以手写而成，更多却是由电脑生成。这些记录代表着世界上最大的天气数据档案库。在地下室里，船长日志和从全世界发来的海军军官报告被归档，堆了7.6米之高。“你忠实的仆人。”很多人用优雅的圆体字落款写道。
“少许雨水”是19世纪经常被重复使用的中心词；那时这样的计量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少许的盐”一样普遍。
“雨水带着飞箭一般的冲击力直击到我的脸上，这种压迫感类似于人在策马奔腾时所体会到的感觉。”纽约海军工程师威廉·雷德菲尔德（William Redfield）在1831年所做的冷峻观测中如此说道。雷德菲尔德想弄清楚飓风气流的旋转特点，因此他让自己多次直面暴风雨。
如果在雨水科学的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联系，那么这个联系就是某种神秘性。除了暴风雨警报能够挽救生命之外，出于种种不可计数的原因，我们人类一直永不餍足地希望着能够拥有预言降雨的能力——管理大城市的水供应，了解种植冬麦的最佳时机，策划举行室外音乐会的时间，选择结婚的日子。尽管现代气象学家对早期天气预报做了改进，但降雨还是极难预测、极难把握。这是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一个经典例子，《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里，杰夫·高布伦（Jeff Goldblum）一本正经地对劳拉·邓恩（Laura Dern）解释：“一只蝴蝶在北京拍拍翅膀，身在中央公园的你就迎来了一场雨，而不是一片阳光。”真正提出蝴蝶效应理论的科学家是麻省理工学院已故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48他首先意识到千里之外的微小诱因能够改变天气，其改变的方式是数学模型根本无法预测的。你的天气应用软件无法告诉你，天空即将在你的屋前下起“老太太”和“拐杖”——而你的后院仍旧滴雨不下。也许你的软件预测不出任何降雨。
气象学家司各特·史蒂文斯（Scott Stephens），孩提时代就是个云象观察员；五岁时他就知道了自己一生的使命。现在，他肩负的职责是答复国家气象数据中心的公众提问，包括对过去天气信息的查询和对未来天气的预测。除了机构网站上的亿万点击率之外，他需要接听来自警署侦探和保险调查人员的电话，他们想知道在犯罪或事故发生时有多少雨水降落下来，还有大坝工程师寻找年度平均降雨量的数据，建筑公司老板盘算要不要再雇用一支工程队，还不时有突发奇想的人找到了控制飓风的办法。（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这些人和其他一万多关心气象的团体年年给中心打电话，虽然他们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历史数据和气象预测，但是他们还是希望听听人类的见解。“天气模型很好地预测了气温，也很好地预测了风速及风向。”史蒂文斯对我说，“但是，到了预测降水时，模型就出问题了。”
即使在属于超级计算机的大数据年代也是如此。每天超级计算机处理来自全球数十上百亿份读数——这些读数有的来自绕地卫星，有的来自雷达，有的来自上万个观测站的地面传感器，有的来自海面上成千上万的游艇和航船，有的来自飞机天气追踪器，还有的来自一千只棕黄色天气气球。这些气球上装置着无线电探空仪的白色盒子，每天分别在上午和下午从全世界的各个观测点放飞。（如果你偶然碰到一只泄了气的巨大气球，气球上拴着个扁平的白色盒子，很可能盒子还会发出警报式的噪音、散发出一股硫黄的臭味，别惊慌，用邮资已付的邮箱寄还给发放人就好了。）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军队赠送给气象局对预测天气最有价值的仪器之一——25个多余的雷达，从此开启了天气监测的时代。那时的监测网络现在已经扩展至拥有155个多普勒雷达和激光雷达的规模。多普勒雷达可以让气象学家深入云层一探究竟，而激光雷达发出的远程感应激光可以模拟洪水。美国和日本联合进行一场卫星探测任务，旨在测量全球降雨。所有这些数据都会被输进国家气象数据中心的超高速天气预测电脑里。这些电脑能在一秒之内进行兆亿次计算，从而使预测的准确性不断地提高。现在连续四天的降雨预测跟三十年前的一天预测一样准确。卫星和超级计算机大大提高了热带风暴预测的准确性；帮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早在五天之前就已确定飓风桑迪将在新泽西南部地区登陆。49
但是，雨依旧公然地挑战大数据——不仅常规性地淘汰掉（概率为）百分之零的预测，还把前《连线》（Wired）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宣言击得粉碎。50他认为“大量数据和应用数学取代其他所有工具的世界已经到来”。而高科技雨预测的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史蒂文斯等人类气象学家对之不断改进的程度。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statistics）表明，与电脑单独指导相比，气象学家的参与能将降雨预测的准确性提高25％。51
正如计算机预测降雨仍需人类气象学家的直觉一样，相比较仅依赖雷达和卫星图像，实际预测也更多地得益于对雨水的实地收集——用雨量计测量的全世界的雨水。对科罗拉多州的气象学家诺兰·多斯肯（Nolan Doesken）而言，二十年前，这个真理让他痛彻心扉，懊悔不已。当时，国家气象局的Nexrad（下一代天气雷达）没能检测出形成于柯林斯堡上方的一场暴风雨中的异样降雨变体。多斯肯就住在柯林斯堡。1997年7月28日，很多居民枕着雨水击打屋顶的声音入眠，丝毫没有察觉出有异样到来的预兆。52午夜来临前，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泻下了5厘米的雨水，而在柯林斯堡的西南地区浇下了35厘米的暴雨。雨水使温顺的斯普林溪（Spring Creek）上涨成一股迅猛的洪流，不仅淹没了屋舍，还把穿着睡衣睡裤的人们给七手八脚地打发到大树和房顶上。有五个人被水冲走淹死。多斯肯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那天夜里没有给气象局打电话；他根本没想到，雷达会发现不出这样迅猛的降雨。53这场灾难促使多斯肯发起组建了一个志愿者降雨观测网，即“社区合作性雨雪雹网络”（Community Collaborative Rain, Hail and Snow Network）。网络的观测者们在家读取雨量计指数，然后通过因特网汇报。刚开始这个网络不过是个地区性的小项目，现在它在全美已有30000名观测员。他们正在打造一个高度地区性的降水测量数据库。（现在大约一半的观测员依然持之以恒地每天早上检测雨量计。）事实证明，这些实际数据对科学家们具有无比珍贵的价值，特别是在了解雨水的可变性方面。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志愿者曾经汇报，他所在的科马尔县的雨量计里有18厘米的雨水，而附近的志愿者却汇报没有降雨或者只有百分之几厘米的降雨。当时，气象学家们确信，这是一个键入错误，直到他们通过雷达回顾时才发现，在同一个地方曾经形成又消失过一股细小、短暂的对流风暴，围绕着尽职的雨水志愿者打旋，就像雨云追逐着卡车司机罗伯·麦肯纳。
2014年4月，一场暴风雨淹没了佛罗里达州的潘汉德尔地区（Panhandle）。这场暴风雨携来的雨水比20世纪袭击该区的任何一场飓风带来的都多。这场暴风雨将彭萨科拉城（Pensacola）的部分区域变成一片汪洋，并把景色如画的海滨高速公路大片大片地淹没。这场暴风雨导致位于彭萨科拉城机场的官方气象站电力瘫痪。但是，社区网络的很多志愿者都证实了这场过量的降雨——他们汇报降雨量一天多达50厘米——这就使科学家们能够确认一个新的纪录的诞生。“高科技会越来越有优势。”多斯肯告诉我说，“但是，要是以地面实况作支撑，这种优势才会发挥得更好。”这个地面实况就是来自成千上万名市民科学家后院的对降雨的可靠测量。
多斯肯是当代的G. J. 西蒙斯（不过他没长着维多利亚式的大胡子，而是留了两撇花白的小胡子），他跟他的数万名志愿者们保持着通信，并在旅行时跟他们亲自见面。大多数志愿者都已年逾55岁，兢兢业业地坚守着这项工作，因此，当他们过世时，他们的家人都会跟多斯肯联系。多斯肯则会回信表示悼念。这是在他成为气象学家时没有想到的职责。“这些志愿者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记录将会有多么重要。”多斯肯说道，“绝大多数人觉得记录很有趣，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记录也能够拯救生命。”
因为我们如此迫切地需要知道他们所知道的内容——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所以，气象学家一直要比绝大多数专家更加公开地分享他们的知识。从英国菲茨罗伊的天气预测、美国阿贝预报天气可能性的早期时代起，一群更具寄生性质的天气观测者们如同甲壳动物一般紧紧贴附着气象学家。记者们更加迫切地需要获取天气的信息，因为，这是他们那时绝大多数（以及后来的）读者、听众、电视观众以及今天的因特网用户头号关注的事情。54
我的同事比尔·科瓦里克（Bill Kovarik）是缅因州尤尼蒂学院（Unity College）新闻学及环境历史学的教授。他告诉我，早在美国气象局诞生之前，美国早期的新闻记者就已经在为天气消耗笔墨。科瓦里克发现，《奈尔斯每周纪事》（Niles' Weekly Register）和当时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都在19世纪致力于天气的报道。《纽约时报》于1851年面世，在此之前，《奈尔斯》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发行刊物。55它在科学版块中对大气进行连续的长篇报道。1849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对全国降雨类型的分析文章。文章排在有关空中航行的更新报道及论“新鲜空气重要性”的文章的前面。直到1857年，《纽约时报》一直定期地报道天气；并且，直到19世纪70年代，《纽约时报》一直刊登着每日天气报告。
对于想抓住读者的记者和想让自己的预测有更多受众的气象人员而言，报纸气象图的增加无疑是一招妙举。有了电报的辅助之后，气象学家开始在1848年绘制全国气象图。在史密斯学会的墙上，亨利会为每天早上的访客挂上一份气象图。1875年，《伦敦时报》成为首份每天刊登气象图的报纸。1934年，《纽约时报》开始刊登气象图；次年，美联社开始向它的成员报纸传送全国气象图。56早期报纸气象图所包含的气象科学内容，远比今天的气象图丰富得多：连接同等温度点的等温线帮助读者了解大气前锋的走向；阿贝的小箭头指明了方向；还有高压低压区域。然而，就像报纸上的绝大多数内容一样，气象图在这一世纪里渐渐沉寂了下来，直到除了气温和雨水之外，不再展示其他内容。57
到了1900年，美国气象局已经从陆军部转移至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后者协助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建立起首批无线电气象广播项目。然而，绝大多数电台初试啼声之后便在一战期间纷纷关闭，只有威斯康星的电台继续坚持广播，向在五大湖地区航行的船只播报天气。罗斯福新政（New Deal）期间，气象局跟当地无线电台的联系更加紧密，奠定了气象局的气象学家和当地广播员之间长期爱憎交织的历史关系的基调。58因为广播员不仅分享了气象学家的气象预测，有时还对他们的预测进行大肆渲染。
一位典型的天气预报员既要具有权威性，又要富有感染力。这样的天气预报员，并非诞生于电视，而是源自无线广播。最经典的形象之一就是吉米·费德勒（Jimmie Fidler）。59还在鲍尔州立大学上学期间，他就成为印第安纳州曼西市WLBC电台的“首位天气预报员”。通常，他的节目是以这样的开场白拉开帷幕的：
通过电话、电报、电传打字机，通过广播和邮件，WLBC的气象学家，吉米·费德勒，“电台首位天气预报员”为您采集当前与今后的天气讯息。现在，就让吉米拆解他的天气数据迷宫图，为您还原出一份简单、完整的气象图。60
20世纪40年代早期，当少数实验性电视台开始进行电视广播时，费德勒就跟辛辛那提的WNBT签约，成为电视上的首位天气预报员，并维持着他的个人形象——“真实可靠的天气信息”传播员，值得信赖。电视天气预报的其他一些早期手法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光怪陆离时代。纽约城的首次电视天气播报于1941年10月14日与大众见面，主打一只卡通羊。61由博坦尼抗皱领带公司（Botany Wrinkle—Proof Ties）赞助的伍利羊（Wooly Lamb）用歌声引入节目的每一个环节：“天很热，天很冷，天下雨，天晴朗。现在天气一团糟。但是我，博坦尼的伍利羊，现在就为您预报明日天气。”气象学家罗伯特·汉森（Robert Henson）著有数本有关天气及两本关于广播气象历史的专著。他称伍利羊“预示着天气预报跟其他电视新闻的最终分离”。
虽然伍利出人意料地播报了七年，但是，电视天气预报的早期时光大多都是沉闷严肃的。早期预报员当中，很多都是二战中的老兵。62他们把自己的气象技能充分应用到了新兴的电视领域工作中。
1952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开放了当地电台运营许可的竞争，无意之中激活了平淡无奇的电视天气节目。绝大多数大城市的电台从一家增加至两到三家。争夺观众份额的新闻部经理们发现，天气是最容易搞活的新闻。“结果就是，电视上的天气节目进入了最狂野也最奔放的时期，”汉森写道，“玩偶、戏服、‘天气女郎’的时期。”63
纳什维尔的诗人兼天气预报员比尔·威廉姆斯（Bill Williams）以诗歌的形式来播报天气：“今天有雨／今夜有雨／明天预计雨更多。”64在圣路易斯，玩偶“天气狮子”播报夜间天气预报。在纽约，一位性感妖冶的睡美人穿着布料很少的睡衣，播报夜间天气的同时，自己也顺便躺进了衾被。
因为担心洋相百出的天气预报缺乏严肃性和权威性，美国气象协会（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试图用一套资格认证系统对之加以管束。“许多电视‘天气预报员’把原本一项严肃严谨的科学工作变得滑稽可笑，”物理学教授、宾夕法尼亚气象预报员弗朗西斯·戴维斯（Francis Davis）在一份1955年的电视指南上写道，“天气可不是什么嘻嘻哈哈的事情。”
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没有理会这一批评。大学毕业之后，莱特曼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家乡电台WLWI播报天气。65“他调侃说‘落下的冰雹有罐头火腿那么大’，”汉森写道，“引用数据的城市都是信口胡编的。他还曾为一场热带风暴达到飓风的级别拍手叫好。”
20世纪60年代，尽管很多电台都聘请了气象学家，但是，插科打诨或者说天气女郎却依然比资格认证系统更出风头。还没成为电影明星和性感符号之前，拉奎尔·韦尔奇（Raquel Welch）就是从圣迭戈KFMB电台的“朝阳天气女郎”——拉奎尔·特亚达（Raquel Tejada）做起的。66杰出的ABC世界新闻主播戴安·索耶（Diane Sawyer）1967年从韦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毕业后，找到的首份工作就是在路易维尔的家乡电台——肯塔基的WLKY电台做一名“天气女郎”。除了缺乏气象经验，索耶回忆，她还不能在摄像机前戴眼镜。因为视力糟糕，她都搞不清楚自己在气象图上指的是西海岸还是东海岸。67
气象学家还要再忍上许多年这样的闹剧，天气预报才能重归严肃。在NBC的《今日秀》（Today Show）上，威拉德·司各特（Willard Scott）装扮成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的模样播报天气。“一只训练有素的大猩猩就能够每天晚上做这份工作。”68司各特谈到天气预报员的工作时曾说。然而，一只非常大的大猩猩，真的即将改变这份职业。
拥有宽厚的笑容，系着更加宽大的领结，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是20世纪70年代出色的天气预报员。他把身着花呢外套的严肃预测跟夸张幽默的表演才能完美地糅合在一起。1975年《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节目开播。科尔曼担任天气主播。早餐桌在他的面前一摆就是七年，然后，他的天气播报梦想终于成真。
科尔曼认为，电视上播报天气的这短短一段时间——每天固定15分钟——对于观众和现代生活需求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他梦想有一个能够24小时专门播报天气的全国有线网络。69他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构思这一想法，盘算怎样为一个全天天气频道编排节目、配备人员，并在全国飞来飞去寻找财大气粗的资金合伙人。他后来选了弗兰克·巴滕（Frank Batten）作为合伙人。巴滕继承了一家区域性的报业公司“地标通信”（Landmark Communications），后来他将这家公司发展为全国最大的私有媒体企业集团之一。
风险投资人对科尔曼的计划持有怀疑。巴滕却能理解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内容。那是因为自六岁起，他就被天气深深地震撼着。1933年，在弗吉尼亚海滩（Virginia Beach）的家族海滨农舍，他和他的叔叔曾从来势汹汹的4类风暴——切萨皮克—波托马克飓风（Chesapeake—Potomac Hurricane）手下死里逃生。
科尔曼有许多别开生面的创新举措，其中之一是一项专利技术，它使地方的天气预测和天气预警能够被纳入到全国性的节目编排中。他坚持要求，天气频道的所有预测员都得是训练有素的气象学家。并且，他说服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成为该频道的首要信息源。多年来，令联邦气象学家愤愤不平的是，直播节目的电视主持人使用他们的预测和数据收获名利，却从来没有向他们表示过感谢。70电视播报员还有可能会漏过或过分夸大预警信息。于是，天气频道和国家气象局达成一项协议，每一次预警都由国家气象局发布给观众。这将会是政府气象学家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曝光了。
气象频道于1982年5月2日开播，自此挺过了多年风雨飘摇的年月。早期的科技将各个地方的天气预报混作一团。评论家们把这个频道当作笑话不屑一顾。71科尔曼是位天才气象播报员，但是作为首席执行官，表现却很平平。“地标”投资了3200万美元启动这个频道，但是整个1982—1983年间，公司每个月损失达85万美元。72于是，“地标”想把科尔曼踢出局。科尔曼奋起反击，一场官司草草以和解而收场。但这和解怎么感觉都像是两败俱伤。
到了1983年夏，董事会准备关闭这个频道。收视率实在太低了，尼尔森【5】几乎都没有将它计算在内。但是，即使美国人没有围坐着收看这个频道，他们却很喜欢拥有一个天气频道，而全国有线网络运营商也知道这一点。最后，运营商们就有线用户的订阅费达成一致，以此来帮助频道度过经济难关，从而拯救了这个频道。从1984年开始，有线用户的订阅费正好赶上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线电视增长的巨大浪潮。天气频道也在花里胡哨的电视广告那里找到了收入：“热浪预警”得益于佳得乐运动饮料（Gatorade）；“寒潮警报”得益于桂格麦片（Quaker Oats）；稍有讽刺意味的是，“天气与健康”的赞助商是假培根调料的制造商Bac-Os。73
即使五年后气象频道破了产，它还仍以微小的收视率苦苦支撑。只是事后看来，当时的节目明显缺乏活力。当时科尔曼严格执行“无远程电视节目”的政策——没有来自户外的现场直播——因为众所周知，当时的技术手段水平低下，花费高昂。而且，那时的观念是，天气播报员待在室内，为需要外出的观众提供天气讯息。74
当录像设备不断升级、价格逐渐降低时，天气频道的气象学家们开始颠覆这一模式：他们走出户外、淋着大雨，而观众们却浑身干燥地待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结果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吸引人的角色对调。从户外报道“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与天气间情感联系的理解”，那时的首席执行官戴博拉·威尔逊（Deborah Wilson）说道。75男子气概十足的气象学家吉姆·坎托雷（Jim Cantore）始终铭记着他的个人转折点。1986年自大学毕业之后，坎托雷就一直固定坐在天气频道的一张桌子后面，在气象图前滔滔不绝。1992年8月，5类飓风安德鲁气势汹汹来袭时，迈阿密一位制作人和他的工作人员苦于没有节目现场直播，因此询问坎托雷是否愿意整装出发一起去报道安德鲁在路易斯安那的第二次登陆。
在巴吞鲁日的宾馆里，窗玻璃被击得粉碎，雨水涌入室内，坎托雷报道着风势减弱的飓风，同时，他也表达出对风暴场面的热爱。这份热爱也感染到了观众。“这太壮观了，狂暴的风、迅猛的雨，”坎托雷说，“虽然它对路易斯安那造成的影响并不及佛罗里达，但是依然很壮观。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风暴。”76
在安德鲁飓风期间，天气频道涌进了五千万美国人的家庭里；不久，这一数字增加至一亿。2008年，NBC和两家私募股权公司以35亿美元买下了这个频道。77而那个怀有24小时天气梦想的人却分毫未得。78科尔曼跟地标公司的和解，要求他交出他的75000份股票。而由于天气频道当时资不抵债，他没有拿到一分钱。后来科尔曼成为圣迭戈KUSI—TV电台地方气象播报员。在那里，对于一个终身致力于解说气象的人来说，科尔曼的职业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70岁的时候，他对由人类引起的气候变迁直言不讳地表示质疑，并利用他的平台，在节目直播中，在当地的演讲中，在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上公开诋毁科学。他称全球变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79面对着预测次日天气已是极大困难，大约四分之一的电视气象学家对那些声称能够预测出150年后天气情况的气象学家，提出了异议。科尔曼加入了这些人的行列，80《幸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的节目主持人帕特·萨亚克（Pat Sajak）在职业生涯之初是洛杉矶KNBC—TV电台的电视天气预报员，他后来也在老年时对气候变迁产生大量的怀疑。81
当然，气候科学家没有声称能预测出50年后的日降雨量，但他们认为可以预测出气候状况会出现的变化。绝大多数气象学家都恪守这一区分。科学家们和作家们对气候与天气之间的区别想出了许多巧妙的比喻，比如，气候是我们衣橱里的所有衣服，而天气是我们在特殊的某天穿上的外套；或者，气候是你所期待的，而天气是你所得到的。（人们通常把这个比喻及许多其他天气妙语错误地归结为出自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手笔。虽然在天气方面吐温有过机敏的见解，但并不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气候格言都出自他一个人。）我最喜欢的气候与天气的比喻是把气候视为人格，把天气视为情绪。因此，天气是某一天某个地方的大气情绪。气候是大气的真实性格——是多年间这些天气情绪的平均值。
我拜访了阿兰·西尔斯（Alan Sealls），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WKRG电台的首席气象学家，这样，我就能在美国降雨最多的大都会里采访一位天气播报员。我们制定了采访计划，主题是讨论在整个夏季降雨率达百分之百的城市里预报天气该是一种怎样的经历和体验。但是，全球变暖及其对降雨的影响已然成为如此重要的一个话题，因此直到访谈结束，我们谈论最多的仍然是关于气候变迁的话题。2009年，西尔斯因其鸿篇巨制《全球变暖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Global Warming）而被美国气象学会授予了科学报道奖。82而在当时，他全国上下的同事们还在为“氪星”等话题争论不休。因此，即使在尚存争议的情况下，针对气候变化与人类影响的话题，西尔斯也已成为一位可靠的发声者。
西尔斯站在天气预报员这一职业的又一个意义深远的十字路口上。他是老一辈天气预报员中最出色的人物，拥有宽厚的笑容和与之相符的性格；他是天气播报科学家中的出类拔萃者，持有气象学硕士学位；他也是新一代天气观测者中的佼佼者，帮助大众理解我们时代最复杂也最紧迫的现象之一。
他向观众讲解长期气候的同时，又建议他们今天要随身携带一件雨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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