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五十二年至始皇帝十年纪实

周赧王四十二年（公元前二七三年）

　秦昭王三十四年，魏安矨王四年，韩矨王二十三年，赵惠文王二十六年，齐襄王十一年，楚顷襄王二十六年，燕惠王六年。

［秦昭王］卅四年攻华阳。（秦简《编年记》）［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伤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秦本纪》，“击芒卯、华阳”乃三十四年事，此误上一年）［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晋”字当为衍文），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中。

（《白起列传》）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击魏华阳军，芒卯走，得三晋将（“晋”字当为衍文），斩首十五万。（《六国表》）

［赵惠文王］二十五年与魏共击秦，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赵世家》）魏安矨王四年与秦南阳以和。（《六国表》）明年（指秦昭王三十四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韩”字当为衍文），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穰侯列传》）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于华阳，禽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春申君列传》，“禽”当为“走”字之误）

案：据《韩世家》及《韩策三》第十五章，是年赵、魏攻韩华阳，韩相遣使入秦见穰侯求救，穰侯请秦王发兵救之，大败赵、魏于华阳。《魏世家》、《白起列传》、《穰侯列传》、《六国表》以及秦简《编年记》皆系华阳之役于是年。《秦本纪》与《赵世家》则误上一年。此役秦之主将，《秦本纪》只言胡伤，《六国表》、《赵世家》、《白起列传》、《春申君列传》皆言白起。《穰侯列传》则谓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盖穰侯主其事，白起为指挥作战之大将，而胡伤为主攻之将军也。《穰侯列传》作胡阳，《赵策三》作“胡籣”（误作“胡易”），梁玉绳谓“伤”乃“阳”之讹，作“阳”为是。今案“阳”、“伤”均从“籣”声，音同字通，“伤”非讹字。陈直举封斯侯刘胡伤、吴胡伤之名，谓《秦记》之“胡伤”为人名，非姓名连称（《史记新证》十六页），尚不足以为定论。芒卯又作孟卯，见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西周策》第十一章，《吕氏春秋·应言》，《韩非子》的《说林》、《显学》篇、《淮南子·?论训》等。“孟”“芒”音转通用。作“芒”者疑后起。陈直以为《周金文存》著录一剑，铭曰：“王立事岁，￥￥令孟卯、右军师司马|，尉§执剂”（卷六第九十一页），盖即魏将孟卯之物（《史记新证》第十六页）。此说不足信。此为赵国兵器，陈氏释文有误，当释作：“王立事，南行阳令瞿卯，左库工师司马，冶§执齐”（拓本见《殷周金文录遗》五九九），此剑与孟卯无关。

　　又案：《秦本纪》、《六国表》言“斩首十五万”，据《白起列传》，当是指华阳之役十三万，又沉赵卒二万人而言。《白起列传》称“虏三晋将”，《六国表》作“得三晋将”，“晋”字当为衍文。《资治通鉴》作“虏三将”，是也。《穰侯列传》称“复攻赵、韩、魏”，“韩”字当为衍文。梁玉绳曰：“是时秦救韩而伐赵、魏，何云攻韩，当衍韩字。”《穰侯列传》云“斩首十万”，当作“十三万”。

赵、魏攻华阳，韩谒急于秦，冠盖相望，秦不救。韩相国谓田苓曰：“事急。愿公虽疾，为一宿之行。”田苓见穰侯，穰侯曰：“韩急乎？

何故使公来？”田苓对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为公之主使乎（“主”原误作“王”，从鲍本及《韩世家》改正）？冠盖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韩急则将变矣。”穰侯曰：“公无见王矣！臣请今发兵救韩（“今”原作“令”，今从《韩世家》改正）！”八日中，大败赵、魏于华阳之下。（《韩策三》第十五章）［韩矨王］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不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夫冠盖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陈筮曰：

“彼韩急则将变而佗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八日而至，败赵、魏于华阳之下。是岁，矨王卒，子桓惠王立。（《韩世家》）

案：陈筮，《集解》徐广曰：“一作筌”，《索隐》引徐广作“荃”，又引《战国策》作“田荼”。今本《韩策三》第十五章作“田苓”，《太平御览》四百六十所引，讹作“由余”。今案：“田”“陈”古通用，“筮”“筌”“荼”“苓”形近，未知“筮”“苓”孰是。《古今人表》作陈筮，同于《韩世家》。

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韩非子·初见秦》，《秦策一》第五章同，惟“周”作“志”，“诏”作“诈”，无下字，鲍改“郭”为“都”）

案：《魏策三》第五章云：“华军之战，魏不胜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亦云：“华军，秦战胜魏，走孟卯，攻大梁”，《魏策三》第三章与第四章皆谓“秦败魏于华”，盖华阳原名华，亦称华下。所谓“华军”，即“军华下”也。韩非子称“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秦策》“比周”作“比志”，吴曾祺《补注》：“比志谓志合也。”朱起凤以为“作比周者传写之误”，恐不确。“比周”谓密集聚屯。

《秦本纪·正义》云：“《括地志》云：故华城在郑州管城县南三十里，《国语》云史伯对郑桓公，虢郐十邑，华其一也。华阳即此城也。按是时韩、赵聚兵于华阳攻秦，即此矣。”华阳即在今河南郑州南三十里，正当韩都新郑之北。是时魏、赵聚兵于华阳欲大举进攻韩都也。秦军于八日突然大举围攻华阳，取得大胜，斩首十三万，又追击溃退之赵军，当赵将贾偃所部溃退渡河时，击沉其二万人于河中。秦军继而乘胜，围攻魏都大梁。《韩非子》所谓“兵至梁郭下”。梁即大梁，郭即其大郭。程恩泽云：“《竹书纪年》梁惠王三十一年为下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北郛即梁郭也。”甚是。“兵至梁郭下”即是“围大梁”。

秦败魏于华，走芒卯而围大梁（《穰侯列传》“走芒卯”下有“入北宅”，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十五章“围”作“攻”）。须贾为魏谓穰侯曰：

“臣闻魏氏大臣父兄皆谓魏王曰：初时惠王伐赵，战胜乎三梁，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燕，杀子之，破故国，燕不割而燕国复归。燕、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数割，而随以亡。臣以为燕、赵可法，而宋、中山可无为也。夫秦，贪戾之国而无亲，蚕食魏，尽晋国，战胜睾子（“睾”，当依帛书及《穰侯列传》作“暴”，暴子即韩将暴鸢。二字形近而讹），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北地”，帛书及《穰侯列传》作“北宅”，当依改。“北宅”，又名“宅阳”，今郑州北），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听也。今王循楚、赵而讲（“循”，《穰侯列传》作“背”，帛书亦作“循”。帛书编者注：“循当作遁，逃避”），楚、赵怒而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则国救亡不可得也已，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必少割而有质，不然必欺。是臣之所闻于魏也。愿君之以是虑事也。《周书》曰：‘维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睾子而割八县（“睾”当作“暴”），此非兵力之精，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知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止”，帛书、《穰侯传》皆作“上”，“上”字于义为长），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十仞”，当依帛书及《穰侯列传》作“七仞”。“十”、“七”形近古书多相讹），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夫轻信楚、赵之兵（“信”，当从帛书作“倍”，形近而讹。“倍”通“背”。《穰侯列传》正作“背”），陵十仞之城（“十”乃“七”之讹，说见上），戴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戴，《穰侯列传》作“战”，吴师道云：“一本标孙作战。”帛书“戴”作“犯”），臣以为自天地之始分以至于今（“地”原作“正”，从《穰侯列传》改正），未尝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罢，陶必亡（“陶”原误作“阴”，从帛书及《穰侯列传》改正），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愿之及楚、赵之兵未任于大梁也（“愿之”，当从帛书、《穰侯列传》作“愿君”。“任”当为“位”（莅）之误），亟以少割收，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和，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于魏之先己讲也，必争事秦，从是以散，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尝割晋国取地也，何必以兵哉。

夫兵不用而魏效绛、安邑，又为陶启两机，尽故宋（“机”，帛书作“畿”，帛书编者注：“疑几字与畿通，疆界之意。”《穰侯列传》作“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亦可通），卫效尤惮（鲍本作“惮尤”，当为“单父”之误。

《穰侯列传》作单父）。秦兵已令而君制之（“已令”，帛书作“苟全”，《穰侯列传》作“可全”，“令”乃“全”之讹），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

臣愿君之熟计而无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罢梁围。（《魏策三》第三章）

华军，秦战胜魏，走孟卯，攻大粱（梁）。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长吏胃（谓）魏王曰：‘初时者，惠王伐赵，战胜三粱（梁），拔邯战（“战”，“郸”之讹），赵氏不割而邯战（郸）复归。齐人攻燕，拔故国，杀子之，燕人不割而故国复反。燕、赵之所以国大兵强而地兼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数割，而国隋（随）以亡。臣以为燕、赵可法，而宋、中山可毋为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无亲，蚕食魏氏，尽晋国，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夫秦何厌（餍）之有r（哉）。今有（又）走孟卯，入北宅，此非敢粱（梁）也（《战国纵横家书》编者注谓“敢”下当依《穰侯列传》补“攻”字）。且劫王以多割，王必勿听也。今王循（遁）楚、赵而讲，楚、赵怒而与王争秦，秦必受之。

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则国求毋亡，不可得已。愿王之必毋讲也。

王若欲讲，必小（少）割而有质，不然必欺。’此臣之所闻于魏也，愿君之以氏（是）虑事也。周书曰：‘唯命不为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之地，此非兵力之请（精）也，非计虑之攻（工）也，夫天幸为多。今有（又）走孟卯，入北宅，以攻大粱（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知（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以戎（“戎”、“戍”之讹）大粱（梁），臣以为不下卅万。以卅万之众，守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弗易攻也。夫轻倍（背）楚、赵之兵，陵七刃（仞）之城，犯卅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之尝有也。攻而弗拔，秦兵必罢，陶必亡，则前功有必弃矣。今魏方疑，可以小（少）割而收也。愿君睞（逮）楚、赵之兵未至于粱（梁）也，亟以小（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小（少）割为和，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

楚、赵怒于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纵）已散，而君后（後）择焉。且君之得地也，岂必以兵r（哉）。□（割）晋国也，秦兵不功（攻），而魏效降（绛）、安邑，有（又）为陶启两几，尽故宋，而率（“率”，“卫”之讹）蝉尤（“尤”，“父”之讹）。秦兵苟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奚为□□□（而不成）。愿□（君）之孰（熟）虑之而毋行危也。”君曰：“善。”乃罢粱（梁）围。（《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秦］昭王三十二年（当作三十四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帛书作“齐人攻燕，拔故国，杀子之，燕人不割而故国复反”，《穰侯列传》大体相同，此处“卫”当作“燕”，“子良”当作“子之”）。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此臣之所闻于魏也，愿君之以是虑事也（“君”下原衍“王”字，从帛书与《魏策》删）。《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

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愿君逮楚、赵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于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愿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穰侯曰：“善。”乃罢梁围。（《穰侯列传》）

案：据《韩世家》、《白起列传》、《魏策三》第三章，华阳之战，走芒卯，入北宅，围大梁，须贾为魏说穰侯，乃秦昭王三十四年事，《穰侯列传》以“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围大梁，须贾说穰侯”误列于昭王三十二年，又以穰侯与白起胡阳“破芒卯于华阳下”列于三十四年，将一事误分为二，分列两年。

　　又案：《魏策》、《穰侯列传》载须贾说穰侯曰：“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而兵复出矣。”暴子即暴鸢，《秦本纪》载秦破暴鸢，“魏入三县以和”，《穰侯列传》称“得三县”，梁玉绳谓“八县误”。其实不误。帛书亦作“八县”，“八县”乃魏请和之许诺，地未毕入而秦兵复出，予秦者盖三县而已，二县秦已拔之，温县为魏所献。

　　又案：因须贾说穰侯而解梁围之说，鲍彪以为不可信。鲍彪辨之曰：“贾之说不足以已秦也，为其为魏也过深，而说秦者不切。夫以秦为天幸，而欲其无行危也，秦岂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为魏之过深也，适足以疑秦，岂沮于是哉？梁围之解，将别有故，非贾之力也。”梁玉绳从其说，云：“梁围之罢，因献南阳，何曾是须贾说穰侯而罢乎？鲍彪辨是也。”［魏安矨王］四年，秦破我及韩、赵（“韩”字衍文），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

“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魏世家》）

案：南阳，《集解》徐广曰：“在修武。”华军之战（姚注：“华下一本有阳字。”鲍本“军”作“阳”），魏不胜秦，明年，将使段干崇割地而讲。孙臣谓魏王曰：“魏不以败之上割，可谓善用不胜矣。而秦不以胜之上割，可谓不能用胜矣（鲍本“能”作“善”）。今处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玺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玺；夫欲玺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玺，其势必无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鲍本“臣”作“人”），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鲍本“之求”作“求之”），是薪火之说也。”魏王曰：“善。虽然，吾已许秦矣，不可以革也。”对曰：“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枭邪？欲食则食，欲握则握，今君劫于群臣而许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枭也？”魏王曰：“善。”乃案其行。（《魏策三》第五章）　

案：魏使段干子割地而讲，《魏世家》在安矨王四年华阳战败之后，《六国表》亦记是年“与秦南阳以和”。《秦本纪》亦记“魏入南阳以和”在破芒卯华阳之后。而《魏策三》则谓在“华军之战”之明年。今从《魏世家》。

　　又案：《魏世家》段干子，《魏策三》作段干崇。《史记·老子列传》云：“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姚范《援鹑堂笔记》云：“崇疑即宗，计崇之年，似不为老子之子。”（见《史记会注考证》所引）《老子列传》又谓：尝见秦献公之周太史儋或即老子，汪中《老子考异》以为段干崇即为太史儋之子。

又案：《魏策三》云：“魏王曰：‘善。’乃案其行。”《太平御览》九百二十七引《春秋后语》亦云：“王乃止其行。”但《秦本纪》言“魏入南阳以和”，《六国表·魏表》亦谓“与秦南阳以和”，《资治通鉴》作“魏王不听，卒以南阳为和，实修武”，当有所据。

又案：《青照堂丛书次编》引《春秋后语》，以及《太平御览》九百二十七引《春秋后语》，大体皆与《魏世家》相合，惟《青照堂丛书》所引作“王使段干木子从，与秦南阳，木以千金和”，与《魏世家》不合，恐不确。

明年（指秦昭王三十四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韩”为衍文），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仇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仇，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后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于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史记会注考证》：枫山、三条本“敌”作“弊”）。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矣。”于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穰侯列传》，其中苏代遗穰侯书，同于《秦策二》第十五章）

案：“取魏之卷、蔡阳、长社”，据秦简《编年记》与《秦本纪》，乃上年之事，此误下一年。

陉山之事，赵且与秦伐齐，齐惧（《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五、《初学记》二十二引“齐”下有“王”字，当是），令田章以阳武合于赵，而以顺子为质，赵王喜，乃案兵告于秦，曰：“齐以阳武赐弊邑，而纳顺子，欲

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赵，谓赵王曰：“齐与大国救魏而倍约，不可信。恃大国弗义，以告弊邑，而赐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齐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请益甲四万，大国裁之！”苏代为齐献书穰侯曰：“臣闻往来者之言曰（“之”原在“者”上，从《初学记》二十二、《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五所引及鲍本改正）：‘秦且益赵甲四万人以伐齐’，臣窃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人以伐齐。’（《初学记》二十二、《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五引“甲”下有“兵”字，下同）是何也？夫三晋相结，秦之深仇也。三晋百背秦，百欺秦，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仇，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晋”下当依《穰侯列传》补“楚”字），而后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击之，譬犹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秦王安能制晋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多出兵，则晋、楚为制于秦；齐恐，则必不走于秦（鲍本无“必”字），且走晋、楚。三也。齐割地以实晋、楚，则晋、楚安；齐举兵而为之顿剑，则秦反受兵。四也。是晋、楚以秦破齐，以齐破秦（鲍本“破”作“伐”），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齐以安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则韩、魏必无上党哉（《太平御览》一百六十三引“韩”下无“魏”字，同于《穰侯列传》）。夫取三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窃必之以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人以伐齐矣。’”（《秦策二》第十五章）

案：唐兰曰：《史记·穰侯列传》把此事（案，指陉山之事）放在穰侯和白起等破芒卯于华阳下之后。华阳在今河南省密县，在郑州西南，不知与陉山何涉。陉山属太行山脉，当指（公元）前二八五年乐毅以赵相国名义伐齐取灵丘一事。田章即陈璋。顺子大概是齐闵王的子侄，过去就曾在赵国当作质子，见《燕策二》。如果是破芒卯以后，那就在（公元）前二七三年，齐闵王已死十一年，怎么能有这两个人物呢？破齐肥赵，正是五国攻齐时的话。齐灭宋后，魏国就向秦国献安邑，那么献书穰侯当在（公元）前二八五年无疑。《秦策》“苏代”当是“苏秦”（《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注二十九，收入《战国纵横家书》）。此说根据不足。唐氏据高注，以为陉山盖赵井陉塞，陉山之事，指赵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率五国之师攻齐取灵丘一事。灵丘在今山东高唐之南，“取灵丘”与陉山何涉。《楚世家》载威王十年魏伐楚取陉山，《正义》引《括地志》云：“陉山在郑州新郑县西南三十里。”《苏秦列传》记苏秦说韩王：“南有陉山”，《集解》：“徐广曰：

召陵有陉亭，密县有陉山。”鲍彪因谓“陉山在密，《后汉书·地理志》注云：《史记》秦破魏华阳，地亦在县，则此策书陉山，史书华阳，一役也。事在（秦昭）三十四年。”其说是。徐广谓“召陵有陉亭，密县有陉山”。盖称陉山者非一地，除密县有陉山外，楚与韩、魏之间尚有陉山，即召陵之陉山。《策》言“夫齐，罢（疲）国也，以天下击之，譬犹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盖齐已为乐毅所破而后经田单复国者。若将此事定在公元前二八五年，当齐盡王十六年，乐毅方率五国之兵攻齐，齐尚未攻破，兵力尚强，岂得“譬犹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策》言“赵且与秦伐齐”，赵因齐献地而案兵，秦又欲益甲四万伐齐，齐因使苏代献书穰侯，请不益甲伐齐，此与乐毅方合五国之兵攻齐之形势亦不合。陈梦家《六国纪年》以为陈璋、田章、章子、匡章是一人，亦无当。匡章不能与田章混为一谈。匡章于齐威王晚年已为将，于齐宣王时屡建战功，至齐盡王初年仍为攻秦函谷之主将，其后无闻，盖已高年不为将。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于华阳，禽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攻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于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秦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春申君列传》）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伤其身以视君而泣……君因信妾余之诈，为弃正妻。

（《韩非子·奸劫弑臣》）

案：《春申君列传》称黄歇因游学博闻，楚顷襄王以为辩而使于秦，不确。春申君乃顷襄王之弟。金正炜于《楚策三》第十章《补释》云：“按春申与孟尝、信陵、平原并称四公子，当亦楚之疏属，故朱英说以代立。《韩非子·奸劫弑臣》谓为楚庄王之弟，庄王即襄王，后章庄辛谓楚襄王，《荀子·注》作庄辛谓楚庄王可证。其言当必有据。”其说是。钱穆继此作《楚顷襄王又称庄王考》与《春申君乃顷襄王弟不以游士致显辨》（见《先秦诸子系年》第四五至四九页）：“楚顷襄王盖又谥庄王，《韩非子·喻老》篇称：楚庄王欲伐越，庄子谏曰（“庄”原误作“杜”，从王先慎据《荀子注》所改正）：‘庄?为盗于境内’云云，庄子即庄辛，庄辛与庄?皆楚顷襄王时人。所谓楚庄王亦即楚顷襄王。”考《史记·游侠列传》云：“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可知司马迁亦知春申君非游士致显，乃王者亲属。孟尝君之父田婴为齐宣王弟，平原君为赵惠文王弟，信陵君为魏安矨王弟，春申君亦为楚顷襄王弟，韩非亲与春申同时，其言不致有谬误。不知何故，《春申君列传》误为“游学博闻”而致显也。《春申君列传》所载黄歇上秦昭王书，原见《秦策四》第十章，鲍本策文开首原作“说秦王曰”，不以为黄歇所作，所说秦王，高诱注明云“秦王名正，庄王楚之子”，是秦王政而非秦昭王。此乃秦王政十二年当秦攻楚时，有人游说秦王之辞，《春申君列传》误以为黄歇上秦昭王书。黄歇使秦，当有其事，事在秦大败魏、赵于华阳之后，《传》称“攻韩、魏”，“禽魏将芒卯”，皆有误。是年秦攻韩，芒卯败走。

［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取东胡欧代地。（《赵世家》）

案：《索隐》：“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史记会注考证》：“古钞本、枫山本、三条本欧作殴，中井积德曰：欧代类地名。”考《史记·匈奴列传》，“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以北。”是赵在灭智伯而分晋时，已据有代北。《索隐》将是年赵“取东胡欧代地”，解释为东胡“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则所谓“取”者，究为何地？中井氏谓“欧代类地名”，亦不确。欧代若为地名，则不能称为“欧代地”。此所谓“欧代”，当即匈奴、东胡之方言“瓯脱”。《匈奴列传》云：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欧脱”亦作“区脱”。

“欧”“瓯”同音，“代”“脱”声近。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谓：

“欧脱指弃地而言，原极明析。”又云：“‘瓯脱’二字为当时方言，今难确解，然大意不过为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周赧王］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图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因谓秦王曰：

“梁非戍周也，将伐周也。王试出兵境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索隐》云：“《战国策》‘甚’作‘愈’。”义较长）。犯请后可而复之，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后举事且不信。不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周本纪》）

案：《索隐》云：“马犯见秦破魏约，惧周危，故谓周君请梁城周，而设诡计也。”《正义》云：“马犯，周臣也。乃说梁王曰，秦破魏华阳之军，去周甚近，周王忧惧国破，犹身之重病，若死，则犯必死也。”《索隐》引《战国策》有此事，今本《战国策》佚此章。吕祖谦《大事记》云：“所谓周者，西周也。周君者，西周武公也。周王者，赧王也。太丘社之亡，九鼎已毁，特以虚名绐魏耳。使九鼎是时尚存，则后十余岁秦遂灭周，鼎必入于秦始皇，何为索之于泗水哉（《周本纪》书周亡秦取九鼎宝器，亦非也）。”此以周君为西周武公，不确。武公乃西周之臣，周赧王尝使武公谓楚相昭子，见于《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下。周君当指西周君。武公谓楚相昭子，周为“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秦武王至周，尝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可知西周确有较大之鼎，但未必是作为传国之宝的九鼎。所谓周显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只是一种传说。《周本纪》、《秦本纪》所载西周为秦所灭，秦取九鼎入秦，亦非事实。秦始皇二十八年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可知九鼎并未入秦。

《史记》曰（《水经·渭水注》作“《史记·秦本纪》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水经注》无“者”字），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水经注》“赤”上有“大”字）。（《汉书·五行志》，《洪范五行传》同）

案：今本《秦本纪》无此文。《秦始皇本纪》所附《秦记》谓悼武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当为《秦始皇本纪》所载。今本《秦始皇本纪》脱去“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附编】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从。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陵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为君计者，勿攻便。”（《魏策四》第六章）

案：鲍彪以此为秦昭王二十四年（即周赧王三十二年）秦攻魏至大梁时事。《大事记》、顾观光《编年》、林春溥《纪年》、黄式三《编略》系于周赧王四十年，皆无据。吴师道、张琦皆谓“北郢”乃“北宅”之讹，则事在赧王四十二年。张琦《释地》云：“此文多舛误。宛为公子市所封，穰为冉之本邑，此云得宛穰，一也。穰封在前，益封陶在后，此云广陶，二也。穰，战国时属韩，《韩世家》、《秦记》、《年表》并云取韩、穰，此云攻楚，三也。军大梁在秦昭三十二年（案张氏误将此役与三十二年围大梁，混为一事），取刚寿在秦昭三十七年，吴氏已辨之，四也。攻许、鄢陵，《世家》、《秦记》皆不书，五也。”今案：吴师道云：“得许上当有攻魏字”，此云“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可知此事在秦攻魏得许、鄢陵之后，今不知秦得许、鄢陵在何年，因而不能确定此次攻大梁在何年。姑附编于此。

周赧王四十三年（公元前二七二年）

　秦昭王三十五年，魏安矨王五年，韩桓惠王元年，赵惠文王二十七年，齐襄王十二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燕惠王七年。

［燕］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燕世家》）

案：《索隐》云：“《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乐资以为惠王也。徐广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则惠王为成安君弑明矣。此不言者，燕远，讳不告，或太史公之说疏也。”今案：《燕世家》未言武成王为惠王子，《索隐》谓武成即惠王子，不确。《资治通鉴》书“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大谬。据《赵世家》，次年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王，公孙操盖封君兼相而专权者，杀惠王而拥立武成王。是年秦、楚助三晋伐燕，因燕内乱而干预之。次年公孙操杀惠王而拥武成王，武成王未逾年而改元，其实惠王八年见杀，《燕世家》因讳言见杀，而去“惠王七年卒”。

［韩］桓惠王元年伐燕。（《韩世家》）魏安矨王五年击燕。（《六国表》）楚顷襄王二十七年击燕。（《六国表》）

案：梁玉绳云：“《韩表》当有‘击燕’二字，各本俱脱。”

［楚顷襄王］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楚世家》）［秦昭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秦本纪》）

案：《燕策三》第一章云：“齐、韩、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请救于楚，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景阳怒……于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取之，以与宋。”鲍彪注：“燕惠王七年书韩、魏、楚共伐燕，他不书，则楚当是齐。此楚顷襄王二十七年。”梁玉绳从其说，以为“楚方救燕，不闻伐燕，即秦亦无击燕之事，而赵未出师，又何云三晋？然则伐燕者齐、韩、魏三国也，秦、赵不与也。楚乃救燕者也，《秦本纪》与《燕世家》同误。”今案：吴师道驳鲍云：“《策》有宋，盖宋未灭时，岂得改楚为齐？”黄式三《周季编略》以为《燕策》所述，与此自是两事。其说甚是。《楚世家》称“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当是事实。韩、魏不与燕接界，不能越赵而伐燕，赵必参与其事，《赵世家》失载。

［縮水］又南径宛城东……秦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水经·縮水注》）

案：秦以宛为南阳郡治。

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秦留之数年。（《春申君列传》）

案：《楚世家》言是年“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盖黄歇时为左徒。《资治通鉴》称左徒黄歇，当有所据。

楚以左徒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于秦。（《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三年）　

［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赵豹为平阳君。河水出，大潦。（《赵世家》）

案：《集解》曰：“《战国策》曰：赵豹，平阳君，惠文王母弟。”今案《赵策四》第十四章记赵惠文王时谅毅见秦王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后汉书·西羌传》）

案：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义渠与匈奴”条云：“《秦本纪》言昭王二十年王之上郡北河，此义渠灭始置地也。以前例后，则列传言杀义渠王甘泉宫，遂伐残义渠，应在二十年以前，则赧王四十三年，为衍‘四’字，正昭王之五年，而义渠灭也。”此说不可信。考《战国策·秦策三》及《范雎列传》，雎入秦，待命岁余，昭王始见之，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足证《后汉书·西羌传》之说不误，当在秦昭王三十五年，即周赧王四十三年。《大事记》列之于周赧王四十四年，盖误后一年。

周赧王四十四年（公元前二七一年）　秦昭王三十六年，魏安矨王六年，韩桓惠王二年，赵惠文王二十八年，齐襄王十三年，楚顷襄王二十八年，燕武成王元年。

［赵惠文王］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罢城北九门大城。

（《赵世家》，《六国表》亦作“蔺相如攻齐，至平邑”）

案：“罢城北九门大城”，谓邯郸“大城”中地处“城北”之“九门”（苑囿名），废弃不用。已说明在周赧王六年案语中。

后四年（指攻防陵、安阳之后四年，即赵惠文王二十八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廉颇蔺相如列传》）［秦］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穰侯列传》）

案：《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五年载：“穰侯言客卿灶于秦王，使伐齐，取刚、寿以广陶邑。”是《资治通鉴》作者所见《史记》，“客卿灶”下有“于王”两字。黄式三云：“言客卿灶当作用客卿灶言。”秦客卿造谓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子（鲍本无“率”字，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率以朝”），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攻齐不成，陶为邻恤而莫之据也（“邻恤”，鲍注：“言近于忧”，金正炜云：“疑恤或为縜之讹。”帛书作“廉监”，帛书编者注：“廉、邻声近，监、恤形近而误。廉监即?￡，磨玉之粗石”）。故攻齐之于陶也，存亡之机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谓燕相国曰：‘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鲍本无“而”字，帛书“而”作“亦”）。舜虽贤，不遇尧也，不得为天子。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故以舜、汤、武之贤，不遭时，不得帝王。今攻齐（姚本“今”作“令”，帛书作“今天下攻齐”），此君之大时也已。因天下之力，伐仇国之齐，报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除万世之害，此燕之长利，而君之大名也。《书》云（“书”，鲍本作“诗”，注：“诗，逸《诗》。”伪古文《泰誓》：“树德务滋，除恶务本。”黄丕烈《札记》云：“东晋伪古文以为《泰誓》耳，《策》文当本作诗，后人误以古文改作书也。”）：树德莫如滋，除害莫如尽（帛书“害”作“怨”）。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齐亡于燕，吴亡于越，此除疾不尽也。非以此时成君之功（“非以”从鲍本，姚本作“以非”，帛书亦作“非以”），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从齐，齐、赵合（鲍本“赵”作“秦”，帛书作“赵”），其仇君必深矣。挟君之仇以诛于燕，后虽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僭之（鲍本“僭”作“攻”，吴师道云：“当作从。”金正炜云：“疑为偾。”帛书作“赞”，帛书编者注：“赞，助。《秦策》作僭，字形相近而误”），天下之从君也，若报父子之仇。诚能亡齐，封君于河南，为万乘，达途于中国，南与陶为邻，世世无患。愿君之专志于攻齐而无他虑也。’”（《秦策三》第二章，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九章大体相同）胃（谓）穰侯：“秦封君以陶，假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攻齐不成，陶为廉监（编者读为“?￡”，磨玉粗石），而莫［之］据。故攻齐之于陶也，存亡之几（机）也。君欲成之，侯不使人胃（谓）燕相国曰（“侯”当从《秦策》作“何”）：‘圣人不能为时，时至亦弗失也。舜虽贤，非适思（遇）尧，不王也。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天下。三王者皆贤矣，不曹（遭）时不王。今天下攻齐，此君之大时也。因天下之力，伐仇国之齐，报惠王之s（耻），成昭襄王之功，除万世之害，此燕之利也，而君之大名也。《诗》曰：树德者莫如兹（滋），除怨者莫如尽。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吴亡于越，齐亡于燕，余（除）疾不尽也。

非以此时也，成君之功，除万世之害，秦有它事而从齐，齐、赵亲，其仇君，必深矣。挟君之仇以于燕（编者注：当依《秦策》作以诛于燕），后虽悔之，不可得已。君悉燕兵而疾赞之，天下之从于君也，如报父子之仇。诚为邻（据《秦策》相校，诚字下脱十九字：能亡齐，封君于河南，为万乘，达途于中国，南与陶。盖帛书抄录时脱去一简），世世无患。愿君之v（专）志于攻齐而毋有它虑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九章）

案：《穰侯列传》言秦昭王三十六年穰侯纳客卿灶之言，灶欲攻齐取刚、寿以广陶邑。而《秦本纪》言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周季编略》遂谓是年“魏冉纳灶言，遂使灶攻齐刚、寿”。《田世家》及《六国表》又列秦击齐刚、寿在齐襄王十四年，即秦昭王三十七年。《周季编略》又列“秦攻齐刚、寿”在周赧王四十五年，即秦昭王三十七年，盖以秦攻取刚、寿经历两年。

而《资治通鉴》则记“穰侯言客卿灶于秦王，使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于周赧王四十五年。今从《穰侯列传》定穰侯纳客卿灶之言在周赧王四十四年，即秦昭王三十六年，从《田世家》与《六国表》定伐取刚、寿在次年。近人马雍谓：《策》文言“报惠王之耻，成昭王之功”，“惠王之耻”即指齐田单破燕军之事，秦昭王三十六年正当燕武成王元年，惠王初死，《赵世家》载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燕世家·索隐》引“燕将”作“燕相”，此年正是燕武成王元年，故知公孙操所弑者即燕惠王，本章之燕相国即公孙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收入《战国纵横家书》）其说甚是。

范睢者（“睢”，当作“雎”，下同），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睢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睢辩口，乃使人赐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睢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睢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睢，折胁摺齿。睢详（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睢，故眀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

睢从箦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箦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当此时，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郑安平诈为卒，侍王稽。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曰：“夜与俱来。”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睢贤，谓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与私约而去。王稽辞魏去，过载范睢入秦。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范睢曰：“彼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范睢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睢曰：

“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睢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睢入咸阳。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余。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盡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范雎列传》）

案：范雎之“雎”，《战国策》、《资治通鉴》皆作“睢”，《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吴师道《战国策补》皆云：“音虽。”《史记》各种版本“雎”“睢”杂出，张文虎云：“宋本、毛本作‘睢’，《汉书·古今人表》同，它本‘雎’‘睢’杂出。”《史记会注考证》云：“庆长本标记云：雎，七余反，盖驺诞生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武梁祠石刻画像》皆作“范且”。钱大昕《武梁祠堂画像跋尾》与《通鉴注辨正》以及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均以作“雎”为是。钱氏云：“战国、秦、汉人多以且为名，读子余切，且旁或加隹。”“且”“雎”音同字通，如《魏世家》唐雎，《魏策四》与《楚策三》均作“唐且”，是其例证。作“睢”者乃“雎”之形误。范雎入秦，《列传》书于秦昭王三十六年，《大事记》从之，《资治通鉴》载于明年。

［赵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赵世家》）

案：《集解》徐广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元年。”《索隐》云：

“按乐资云其王即惠王。”《燕世家·索隐》引《赵世家》作“燕相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疑作“相”为是。盖是年公孙操以封君兼相而专权，杀燕惠王而拥立武成王。武成王未逾年而改元，故《六国表》以是年为燕武成王元年。《燕世家》讳言惠王见杀，乃谓惠王七年卒而武成王立。

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二七年）

　秦昭王三十七年，魏安矨王七年，韩桓惠王三年，赵惠文王二十九年，齐襄王十四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燕武成王二年。

［齐襄王］十四年秦击我刚、寿。（《田世家》，《六国表》作“秦、楚击我刚、寿”）

案：梁玉绳谓《六国表》“楚”字衍，《秦记》、《田完世家》、《穰侯列传》、《范雎列传》无“楚”字。

［秦昭王］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秦本纪》）

案：秦取刚、寿，当从《编年记》、《田世家》、《六国表》，定在昭王三十七年。《秦本纪》“六”乃“七”字之误。“刚”亦或作“纲”，《范雎列传》记雎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秦昭王］卅七年□寇刚。（秦简《编年记》）

案：《编年记》所记秦攻伐别国之事皆称“攻”，惟此用贬词作“寇”，或者以为此乃作者对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表示指斥。但《编年记》中未见有反对穰侯之意图。原文此三字并不清楚，第一字不能辨识，第二、三两字，右侧残缺。因而所识“寇”字，恐不确。

范子因王稽入秦，献书昭王曰：“臣闻明主莅政（《范雎列传》“莅”作“立”），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当其职焉（《传》“不能”作“无能”），能者亦不得蔽隐（《传》“能”作“有能”）。使以臣之言为可，则行而益利其道（《传》“则”作“愿”），若将弗行（《传》作“以臣之言为不可”），则久留臣无为也。语曰：‘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人主”，《传》作“庸主”，姚注：“《后语》作庸主”），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乎？虽以臣为贱而轻辱，臣独不重任臣者后无反复于王前耶？

（《传》作“独不重任臣之无反复于王邪”。鲍本“王前”作“前者”，金正炜云：“王”字当从《鲍本》省）臣闻周有砥厄（“厄”，《传》作“纇”。《史记会注考证》云：“纇，秘阁本作厉，三条本作砺”），宋有结绿，梁有悬黎（《传》“黎”作“藜”），楚有和璞（《传》“璞”作“朴”），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传》作“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金正炜云：“圣王，疑当作世主。”“王”改作“主”为是），独不足以厚国家乎？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故也？（鲍本无“故”字，《传》作“何也”）为其凋荣也（姚注：“凋荣”，曾、钱、刘一作“凋弊”。《史记》“割荣”，《后语》“害荣”。“凋”疑“害”之误），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尧、舜、禹、汤复生（《传》无“尧”“汤”二字），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阖于王心耶？（“阖”，《传》作“概”，《索隐》引《战国策》作“关”）亡其言臣者将贱而不足听耶？

（“亡”，姚本作“已”，钱本、曾本作“亡”。王引之云：“亡其，转语词也。”《传》亦作“亡”）非若是也（《传》作“自非然者”），则臣之志，愿少赐游观之间，望见足下而入之。”（《传》作“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枫山、三条本无颜色二字。”）书上，秦王说之，因谢王稽说（姚注：“一无说字。”《传》作“乃谢王稽”），使人持车召之（《传》作“使以传车召范雎”）。（《秦策三》第八章，《范雎列传》大体相同）范睢至（“睢”当作“雎”，下同），秦王庭迎，谓范睢曰（鲍本无“谓”字，《范雎列传》作“遂延迎，谢曰”。黄丕烈云：“考《史记》，谓或谢字误也。”）：“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会义渠之事急（“会”原作“今日”，《传》作“会”。王念孙曰：“下既云今义渠之事已，则上文义渠之事急二句乃追叙之词，今日二字，即会字之讹。”今改正），寡人日自请太后（《传》“日”作“旦暮”）。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鲍本无“得”字，《传》无“以身”二字），躬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睢辞让。是日见范睢见者（“是日”下“见”字，《传》作“观”），无不变色易容者（《传》作“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鲍本“请”作“进”，《传》“跪”作“跽”）：“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传》作“秦王复跽而请曰：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传》“生”下有“卒”字，“乎”作“邪”）范睢谢曰：“非敢然也。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传》“始”作“昔”），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传》“渭阳之滨”作“渭滨”）。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说而立为太师（曾本无“一说”二字，《传》无“一”字），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传》“果”作“遂”），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传》作“而卒王天下”）。即使文王疏吕尚而弗与深言（“尚”原作“望”，《传》作“尚”，今据改，使上下文一律。“即”《传》作“乡”），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传》“王”下有“业”字）。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原本作“之之事”，鲍本上“之”字作“臣”。今从《传》删“之”字）。处人骨肉之间，愿以陈臣之陋忠（《传》作“愿效愚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之力焉而死（以上四句“焉”字原脱，据姚引钱本及《传》增补，“乌获”下《传》有“任鄙”），奔、育之勇焉而死（《传》作“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奔”“贲”乃同音通用）。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何患乎？（《传》作“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水（《传》作“陵水”，《索隐》引刘氏云：“陵水即栗水也”）。无以饵其口（“饵”当从《传》改作“糊”），坐行蒲服（《传》“坐”作“膝”，“服”作“伏”。按“坐行”即“膝行”，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注。《传》下有“稽首肉袒，鼓服吹篪”两句，《集解》徐广曰：“篪一作箫”），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传》“霸”作“伯”）。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传》“进谋”作“尽谋”），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鲍本无“终身”，《传》有“终身”），是臣说之行也，臣何忧乎？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传》“殷、楚”作“主”）。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舆（《传》无“接舆”二字），可以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传》作“身死”），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传》“即”作“乡”）。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传》“保傅”作“阿保”），终身暗惑（《传》作“迷惑”），无与照奸（《传》“照”作“昭”），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

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传》作“是臣死贤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

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传》“幸至此”作“幸辱至于此”），此天以寡人訬先生（姚注：“訬，《后语》作授。”《传》亦作“訬”，《集解》徐广曰：“乱先生也。音溷”），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宗”字原脱，从《传》补）。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

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睢再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传》于此下有“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太平御览》四六引“当”作“赴”，《传》“多”作“众”，“当”作“治”），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鲍本“驰”作“施”，“蹇”作“驽”，《传》“驰”作“施”，“蹇”作“搏”），霸王之业可致（《传》于此下有“而群臣莫当其位”）。今反闭关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姚本无“关”字，此从鲍本。《传》“今反闭关”作“至今闭关十五年”），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王曰：“愿闻所失计。”（《传》于此下有“然左右多窃听者，范睢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睢曰（《传》作“因进曰”）：“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传》作“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传》作“且昔齐盡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千里（《传》“辟”下有“地”字），肤寸之地无得者（《传》作“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齐不欲地哉？（《传》作“岂不欲得地哉”）形弗能有也（《传》“形”作“形势”）。诸侯见齐之罢露（《传》“露”作“弊”），君臣之不亲（《传》“亲”作“和”），举兵而伐之（《传》作“兴兵而伐齐”），主辱军破为天下笑（《传》作“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传》在此下有“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所以然者（《传》作“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食者也（《传》“藉”作“借”，“食”作“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传》“舍”作“释”），不亦缪乎？

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传》“擅”作“吞”），功成、名立、利附（《传》作“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则天下莫能害。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传》“若”作“其”），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传》作“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附（《传》“附”上有“皆”字），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传》“惧”上有“齐”字），齐附而韩、魏可虚也。”（《传》“虚”作“虏”）王曰：“寡人欲亲魏（《传》“魏”下有“久矣”），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范睢曰：“卑辞重币以事之。

不可，削地而赂之。不可，举兵而伐之。”于是举兵而攻邢丘（《传》作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睢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邢丘拔而魏请附。（《秦策三》第九章，《范雎列传》大体相同而有不少增补）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

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睢乃上书曰：（“睢”当作“雎”，下同。范雎上书，见《秦策三》第八章，《范雎列传》大体相同，已见前，此从略）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睢。于是范睢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案秦昭王延迎范雎，谢雎，雎因而进言，见《秦策三》第九章，《范雎列传》大体相同，已见前，此从略）范睢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然左右多窃听者，范睢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且昔齐盡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

请问亲魏奈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睢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睢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范雎列传》）魏人范睢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睢。（《穰侯列传》）

案：据《范雎列传》，秦昭王三十六年雎入秦，“待命岁余”，得见秦王。进献远交近攻之策，事在秦灭义渠与取齐刚、寿之后，《资治通鉴》列于周赧王四十五年，即秦昭王三十七年，甚确。

《大事记》、《周季编略》等系之于秦昭王三十六年，不确。《范雎列传》所载雎进献远交近攻策略之说辞，较《秦策三》第九章有所增订，盖别有所据。钱大昕云：“范雎说秦在昭王三十六年，是时秦用白起破赵、魏及楚者屡矣，而穰侯方出兵攻纲、寿，安有闭关十五年之事。”此固为浮夸之辞，不合事实。梁玉绳又谓：“《国策》既误，史公所增又误。盡王二十三年伐楚有功，至四十年诸侯伐齐，败于济西，相越已十八年。且济西之役，实燕欲报齐，故合秦、楚、三晋以伐之，何曾因攻楚罢敝而兴兵乎？此史公仍《策》之误也。齐败济西，孟尝谢相印归老于薛，将十年矣，而曰文子为之哉？当是别一人。至所谓大臣作乱，文子出走，乃闵王三十年田甲劫王之事，在败济西前十年，不得并为一案，此史公增益之误也。”梁氏此说，误解范雎之说。范雎以齐远攻近交之失误为教训，向昭王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齐盡王重用孟尝，合韩、魏攻楚，破军杀将，辟地于千里之外，其势不能据有，继而合纵攻秦伐燕，连年大战，虽得胜利，使齐罢敝，成为后来齐败破原因之一。齐之君臣不和，田甲劫王而孟尝君出走，因而国力削弱，成为后来齐败破原因之二。孟尝君出奔入魏，为魏相国，常与赵将韩徐为合谋攻齐，又促使燕昭王伐齐，见于《战国纵横家书》，成为促成秦合纵伐齐之因素。《孟尝君列传》称孟尝君为魏相，“西合秦、赵与燕共伐破齐。”《范雎列传》称范雎进说秦王，谓齐大破之后，“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并非出于史公增益之误。或人谓周?曰：“薛公［背］故主，轻忘其薛，不顾其先君之丘墓。”（《东周策》第二十一章）即指薛公主谋伐齐之事。薛公尝为魏谓秦相魏冉曰：“君不如劝秦王令弊邑卒攻齐之事，齐破，文请以所得封君。”（《秦策三》第一章）即是“西合秦、赵与燕共伐破齐”之计谋。

［周赧王］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曰：“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弊，则令不行矣。”（《周本纪》）周君之秦。谓周>曰：“不如誉秦王之孝也，因以原为太后养地（“原”本作“应”，《周本纪·索隐》引《策》文作“原”，今据改），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西周策》第五章）秦欲攻周，周>谓秦王曰：“为王之国计者不攻周（鲍本“王之国”作“国之”），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周。秦与天下罢（“罢”上原有“俱”字，《周本纪》无“俱”字。王念孙云：“与犹为也，谓秦为天下所罢也，后人不达与字之义而加入俱字”，今删），则令不横行于周矣。”（《西周策》第十三章）

案：《周本纪·索隐》云：“?，音词喻反。周之公子也。”《周本纪》周赧王五十八年“则固有周聚以收齐”。《集解》徐广曰：

“一作?，?亦古之聚字。”据此可知周?即周聚，今本《史记》、《战国策》多数讹为周最。“?”为古“聚”字，与“最”音义本别，至南北朝始混同，说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又案：《周本纪》“应”，《策》文作“原”。应在今河南鲁山东，原在今河南济源西北。《索隐》云：“原，周地”，《正义》云：“应城此时属周”，均不确。原为魏邑，应当已入秦。张宗泰云：“考秦昭襄王时范雎封应侯，应本属秦。其先请以为太后养地，说自可通。至原为周邑，周襄王以赐晋文公。三家分晋，地归于魏，周何能以魏之地必其予秦，以奉养太后也。窃以为此等处皆当时随意而为之说，固不可以为依据也。”（《鲁严所学集》）当从《周本纪》作“应”为是。

周赧王四十六年（公元前二六九年）

　秦昭王三十八年，魏安矨王八年，韩桓惠王四年，赵惠文王三十年，齐襄王十五年，楚顷襄王三十年，燕武成王三年。

［秦昭王］卅八年阏舆。（秦简《编年记》）［秦昭王］三十八年中更胡伤攻赵阏与，不能取。（《秦本纪》）［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当作三十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当作三十年）秦拔我阏与（“拔”当作“攻”），赵奢将击秦，大败之，赐号曰马服。（《六国表》）韩桓惠王三年（当作四年）秦击我阏与城，不拔。（《六国表》，此条有误，阏与为赵地，非韩地）［南水］又东北径梁榆城南，即阏与故城也。秦伐韩阏与（“韩”当作“赵”），惠文王使赵奢救之，奢纳许历之说，破秦于阏与，谓此也。

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并言涅县有阏与聚。卢谌《征艰赋》曰：访梁榆之虚郭，吊阏与之旧都。阚)亦云阏与，今梁榆城是也。（《水经·清漳水注》，“阚)”原误作“桓”，今改正）

案：赵破秦于阏与，《赵世家》、《六国表》、《廉颇蔺相如列传》均列于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即秦昭王三十七年，惟《秦本纪》在昭王三十八年。考秦简《编年记》亦在三十八年，当以《秦本纪》为是。《资治通鉴》记赵奢大败秦师于阏与于周赧王四十五年即秦昭王三十七年，又记秦胡伤攻赵阏与不拔于次年，误分一事于两年。《大事记》、《战国纪年》、《周季编略》皆沿其误。阏与之“与”，《编年记》作“舆”，同音通假。《秦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及《六国表》之《赵表》以阏与为赵地，而《六国表》之《韩表》又以为韩地，《赵世家》又谓“秦、韩相攻而围阏与”。《水经·清漳水注》亦称“秦伐韩阏与”，杨守敬《水经注疏》以为阏与赵地，“阏与”上当补“军于”二字。据《正义》引《括地志》，阏与有三处，一在潞州铜县西北，今山西沁县南，一在仪州和顺县，今山西和顺县，一在?州武安西南，今河北武安。当从《水经注》，定阏与在今山西和顺为是。《秦始皇本纪》载十一年“王翦攻阏与¨阳”。¨阳在今山西左权，即在和顺西南约八十里，两地相邻，同时为王翦所攻取。

秦攻赵蔺、离石、祁，拔，赵以公子?为质于秦，而请内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蔺、离石、祁于秦（“秦”原作“赵”，从鲍本改）。赵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缯请地。赵王乃令郑朱对曰：“夫蔺、离石、祁之地，旷远于赵，而近于大国。有先王之明与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蔺、离石、祁乎？

寡人有不令之臣，实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卫胡籣伐楚（“籣”原作“易”，从黄丕烈改正。籣、阳、伤，古音同通用），攻阏与，赵奢将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锐师居安邑以挟秦。秦败于阏与，反，攻魏几（《廉颇蔺相如列传·索隐》引《策》文“反”作“及”）。廉颇救几，大败秦师。（《赵策三》第四章）(www.xing528.com)

案：秦攻取赵蔺、离石、祁，事当秦昭王三十五、三十六年，即周赧王三十三、三十四年，在秦使胡伤攻阏与之前十二、十三年。

据《赵策》文，秦使胡伤攻赵阏与，由于赵请纳焦、黎、牛狐三城换取蔺、离石、祁三邑，失约背秦。盖秦攻拔蔺、离石、祁三邑在十

二、十三年之前，而赵请纳三城以易蔺、离石、祁三邑则当为不久之事。

　　又案：《秦本纪》言“胡伤攻赵阏与”，而《赵世家》又云：“秦、韩相攻而围阏与”，杨守敬调停两说，云：“阏与实赵地，但与韩境相接耳。本秦伐韩，故史云秦、韩相攻，溯其始也，而波及赵地，故史又云：秦攻赵地阏与也。”（《水经注疏》卷十）今案此说不可信。据《赵策》文，秦王因赵失约背秦，大怒而令胡阳伐赵攻阏与，与韩无涉也。《廉颇蔺相如列传》作“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召廉颇、乐乘、赵奢问而欲救之。亦不确。《资治通鉴》改作“秦伐赵围阏与”。赵王召廉颇、乐乘、赵奢问而欲救之，甚是。

《廉颇列传》称赵王令赵奢将而救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阏与既为赵地，若秦伐韩，波及赵地，秦竟以重兵围攻赵城，于情理不合。

　　又案：《策》言“魏令公子咎以锐师居安邑以挟秦”，钟凤年《战国策勘研》云：“考《年表》，秦昭王二十一年（当赵惠文十三年）魏已纳安邑，则斯时尚何能以锐师居之？”《大事记》则云：“岂战国之时城邑往来不常，是时或属魏与？”考秦昭王三十四年，秦围魏大梁，须贾为魏说秦相穰侯云：“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

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见于《魏策三》、《穰侯列传》及《战国纵横家书》。同年秦将益甲四万以伐齐，苏代为齐献书穰侯曰：“秦得安邑，善齐以安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则韩、魏必无上党矣。”可知秦昭王三十四年安邑尚为魏地。盖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纳安邑于秦后，一度又收复安邑。

　　又案：《策》言“秦败于阏与，反，攻魏几”，钟凤年云：“秦既败于阏与，魏更蹑其后，乃竟反攻魏几，岂非自取覆灭？所言殊多可疑。”此说亦非。周赧王三十九年廉颇取魏几，几遂为赵邑。

吕祖谦《大事记》谓《策》文所谓魏几者，“因其本魏地而称之也”，非攻魏地。几在今河北大名东南，秦从阏与败退，不可能又绕道反攻至此。“反”当读为“返”，当读为句，谓因败于阏与而退兵，“攻魏几”，乃另一战役。于鬯《战国策年表》系阏与之战于周赧王四十五年，系廉颇救几在次年。盖有见于此。

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

“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史记会注考证》云：“枫”、“三”本“趋”上有“行”字。《太平御览》二百九十三引《战国策》“趋”上亦有“行”字），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

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许历曰：“请就§质之诛。”赵奢曰：“胥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索隐》本“复请”作“请复”），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廉颇蔺相如列传》）

案：《太平御览》二百九十二引《战国策》云：“秦师围赵阏与，赵将赵奢救之，去赵国都三十里不进，秦间来，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以为奢师怯弱而止不行，奢即随而卷甲趋秦师，击破之。”盖概括引之。《太平御览》二百九十三引上文，自“秦伐韩”至“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加上结句“奢纵兵击破之，阏与围解”，共一百八十六字。《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一引“许历曰”云云，又引“先据北山上者胜”至“大破秦军”，加结句“遂解阏与之围”，皆谓引自《战国策》。可知《太平御览》作者所见《战国策》有与《廉颇列传》相同之文，今佚。

　　又案：《索隐》云：王粲诗云：“许历为完士，一言犹败秦”，是言赵奢用其计，遂破秦军也。江遂曰：“汉令称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从军也。”所谓“完而不髡”，即仅去鬓须，不剃其发者。

可知许历曾受耐刑而从军者。“完”原指不加肉刑髡剃而罚服劳役者。

　　又案：“赵奢曰：胥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索隐》读“胥后令”为句，以“邯郸”属下文，并以“邯郸”为“欲战”之讹。《索隐》云：“案胥须古人通用，今者须后令。谓胥为须，须者待也，待后令，谓许历之言，更不拟诛之，故更待后令也。”又云：“按‘邯郸’二字，当为欲战，谓临战之时，许历复谏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胥”为句，“后令邯郸”为句，云：“许历请刑，赵奢令其且待也，盖谓敢谏者死，邯郸之令耳，今既自邯郸进军近阏与矣，许历之谏固在邯郸之后，不当用邯郸之令以杀之，故曰后令邯郸。”钱大昕读“胥后令邯郸”为句，云：“赵都邯郸，谓须待赵王之令也。”梁玉绳赞同其说。以上三说，以《索隐》之说为惬。

　　又案：《赵世家·正义》释马服君曰：“因马服山为号也。”虞喜《志林》云：“马，兵之首也。号马服者，言能服马也。”《括地志》云：“马服山，邯郸县西北十里也。”按《正义》之说非是，虞喜之说是也。《赵世家》、《六国表》、《廉颇列传》皆谓赐号为马服君。马服应为封号，而非封地之名。《赵策三》第十六章载魏牟谓赵王曰：“且王之先帝，驾犀首而骖马服，以与秦角逐”，先帝即指赵惠文王，所谓“驾犀首而骖马服”，即指重用赵奢为将与秦在阏与决战，“驾犀首”是用来陪衬“骖马服”之形容词，但由此可知“马服”亦如“犀首”同为战将之称号而非封地名。《廉颇列传·集解》引张华曰：“赵奢冢在邯郸界西山上，谓之马服山。”可知马服山因葬赵奢而得名，并非由于赵奢封于此地。

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曰（鲍本“都平”改作“平都”）：“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马服曰（鲍本“曰”上有“君”字）：“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夫吴干之剑（《荀子·强国》篇杨注引作“吴干将之剑”，鲍注从其说，金正炜以为不确。

《吕氏春秋·疑似》篇亦云：“患剑之似吴干者。”干为国名），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鲍本

“类”作“谓”）。且夫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鲍本“毋”作“无”），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兼有是两者（鲍本“两”作“二”），无钓¨镡蒙须之便（姚注：曾本“须”作“顷”。鲍本“钓”作“钩”，“¨”作“罕”，又改作“竿”。吴师道谓：“¨即篔字，锷同，刃锋也。”孙诒让《札?》疑“¨”当作“票”，即“镖”，刀剑鞘下饰也），操其刃而刺，则未入而手断。

君无十万二十万之众（“十万”原作“十余”，从吴师道改正），而为此钓¨镡蒙须之便，而徒以三万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鲍本“能”上补“不”字），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者，齐、韩相方而国围攻焉，岂有敢曰我其以三万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单不至也。”（《赵策三》第一章）

案：鲍彪据章首“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句，谓是年单已为赵相。云：“孝成元年，单将赵师攻燕，二年为相。盖相平都（案：鲍改“都平”为“平都”）而将之，实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复相也。”然据《赵世家》，田单并无两度拜相之事。金正炜《补释》云，“‘相都平君’之上疑脱‘齐’字，是时单犹未相赵也。”黄式三《编略》系于赧王四十六年，赵惠文王三十年，曰：“齐安平君田单如赵，见马服君赵奢。”钟凤年《勘研》云：“此既与攻燕策（案，指《赵策四》第七章）无相关明文，或单于赵惠文王三十年曾一游赵，亦未可知。”而林春溥《纪年》、顾观光《编年》据《赵世家》孝成二年田单为相与章首“相都平君田单”，系此策于赧王五十一年，赵孝成王二年。吴师道《补正》又有一说，云：“《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田单将赵师攻燕及韩，二年，田单为相。此称都平君，是仍齐相之称。都平即安平也。……惠文王三十年，正赵奢破秦军阏与之战后一载，单未至赵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吴氏盖以此策与《赵世家》孝成元年单将赵师同时。今案，吴氏谓此策安平君田单仍为齐相，其说是也。本章有明确纪年，吴、顾诸氏疑“赵惠文王三十年”之下有脱文，并无确证。又赵奢讥单“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若此时单已为赵相，且于上年率赵师败燕、韩，赵奢置辞决不能如此率意为之。辞中又屡举齐为证，当因田单仍任齐相之故。故此策当从黄、金、钟氏之说，系于赧王四十六年，赵惠文王三十年。

　　又案，于鬯《战国策注》谓惠文三十年燕攻赵，赵“求安平君将”即在是年。此乃田单入赵之缘起，说详赧王五十年《赵策四》第七章案语。

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饥。（《太平御览》九十五引《洪范五行传》）　

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二六八年）

　秦昭王三十九年，魏安矨王九年，韩桓惠王五年，赵惠文王三十一年，齐襄王十六年，楚顷襄王三十一年，燕武成王四年。

［秦昭王］卅九年攻怀。（秦简《编年记》）［魏安矨王］九年秦拔我怀。（《魏世家》，《六国表》作“秦拔我怀城”）　［秦昭王］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范雎列传》）昔者秦人下兵攻怀，服其人，三国从之，赵奢、鲍佞将（姚注“佞一作接”），楚有四人起而从之，临怀而不救，秦人去而不从，不识三国之憎秦而爱怀邪？忘其憎怀而爱秦邪（鲍本“忘”作“亡”，王引之曰：“忘与亡同，亡其，转语词也”）？夫攻而不救，去而不从，是以三国之兵困（鲍本“以”下补“知”字），而赵奢、鲍佞之能也（金正炜曰：“能”下当有脱文，或“也”为“弛”之缺损半字），故裂地以败于齐。（《赵策二》第二章苏子谓秦王）

案：《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此误以秦攻取魏怀与攻取邢丘在同年。《范雎列传》言“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是也。秦简《编年记》亦记攻怀在昭王卅九年，攻邢丘在?一年。《秦本纪·集解》引《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到于邢丘，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见于卷三第十三章）此以怀与邢丘为一地而前后异名，其实不然。

《左传》宣公六年“赤狄伐晋，围怀及邢丘”，可知明为二邑。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二十里，两地邻近。

周赧王四十八年（公元前二六七年）

　秦昭王四十年，魏安矨王十年，韩桓惠王六年，赵惠文王三十二年，齐襄王十七年，楚顷襄王三十二年，燕武成王五年。

［秦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秦本纪》）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质于魏者死，归葬芷阳。（《六国表》）秦昭王十年太子死。（《吕不韦列传》）［魏安矨王］十年秦太子外质于魏死。（《魏世家》）

案：悼太子当为秦昭王之太子，悼为死后之谥，《周季编略》云：“秦太子质于魏卒，称曰悼太子。”是也。马非百《秦集史·质子表》云：“若秦之出质，则既非求和，又非乞援，而全为远交近攻政策之运用，乃属于攻势外交，与六国之仅属于守势外交者大异其趣。……范雎说昭王，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实现其远交近攻之政策，则使悼太子出质于魏，此其彰明较著者也。”此说非是。

秦之出质子于他国，当应合其推行合纵连横政策之需要。当秦惠王时，张仪当国而推行连横之政策，欲连韩、魏而攻齐、楚，因使公子繇出质于魏。悼太子出质于魏，当在范雎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之前。范雎欲远交齐、楚而近攻韩、魏，则不必出质子于魏。

悼太子之出质，当在魏冉当权而欲合韩、魏以攻齐之时。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二六六年）

　秦昭王四十一年，魏安矨王十一年，韩桓惠王七年，赵惠文王三十三年，齐襄王十八年，楚顷襄王三十三年，燕武成王六年。

［秦昭王］?一年攻邢丘。（秦简《编年记》）［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秦本纪》，取怀在上二年，此误下二年）［魏安矨王］十一年秦拔我荅丘。（《魏世家·集解》徐广曰：“荅丘一作廪丘，又作邢丘。”）

魏安矨王十一年秦拔我廪丘。（《六国表·集解》徐广曰：“或作邢丘。”）后二岁（指秦王卒听范雎谋，使大夫绾伐魏拔怀之后二年），拔邢丘。（《范雎列传》）［秦］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范雎曰：“卑辞重币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赂之，不可，举兵而伐之。”于是举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请附。（《秦策三》第九章）

案：是年秦取魏邢丘，《魏世家》作荅丘，《六国表》作廪丘，梁玉绳以为当从《魏世家》作荅丘，云：“廪丘乃齐地，时属于赵。荅丘为汝南郡新荅县，春秋时属齐，六国时属魏。《汉书·地理志》应劭注云：秦伐魏取荅丘，可为证据矣。若邢丘之地，久入于秦，不待是时始取，故魏襄王时苏秦说魏，历数魏地不及邢丘，而《魏世家》安矨王十一年信陵君谓魏王曰：秦固有怀、茅、邢丘也，则非是时始取可知。”此说不可从。秦简《编年记》、《秦本纪》、《范雎列传》以及《秦策三》第九章皆作邢丘，以邢丘为是。应劭之说不足为是年伐魏取荅丘之证。《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新荅县，应劭注：“秦伐魏，取荅丘，汉兴为新荅。”新荅在今安徽界首县东北，非是时秦所能攻取。苏秦游说魏襄王之辞，述及魏地有新荅而无邢丘，本出后世策士拟作，不足为据。《魏世家》载信陵君谓魏王一节，采自《魏策三》第八章，当隶周赧王五十三年，即魏安矨王十五年，上距秦取邢丘已五年，自可谓“秦固有怀、茅、邢丘”也。

雎复说昭王曰（策文此节在“于是举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请附”之下，鲍注：“雎复说也。”《范雎列传》在“后二岁拔邢丘”下有此一节，开首作“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金正炜谓《策》文当从《史》补“雎复说昭王曰”六字）：“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传》“若”作“譬如”），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传》此句上有“天下无变则已”六字），为秦害者莫大于韩（《传》“害”作“患”，“莫”作“孰”，“韩”下有“乎”字），王不如收韩。”王曰：“寡人欲收韩（《传》作“吾固欲收韩”），韩不听（“韩”字原无，姚注谓刘本有。鲍本亦有。《传》亦有），为之奈何？”范雎曰：“举兵而攻荥阳（《传》作“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成眞之路不通（《传》作“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斩太行之道（《艺文类聚》七引“斩”作“G”，“斩”通“G”，《传》“斩”作“断”），则上党之兵不下（《传》“兵”作“师”），一举而攻荥阳（《传》作“五一兴兵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于鬯云：“攻荥阳则四字涉上文而衍。”）。夫韩见亡（“夫”原作“魏”，鲍注：“衍魏字。”《传》“魏”作“夫”，今据改），焉得不听？若韩听而霸事可成也。”（《传》“成也”作“虑矣”）王曰：“善。”（《秦策三》第九章，《范雎列传》大体相同。“善”下有“且欲发使于韩”六字）

案：范雎以韩为秦心腹之患，其远交近攻之策略，重点即在攻韩，因而在“邢丘拔而魏请附”以后，即向昭王献计，请举兵攻韩；从河南与河北分两路进击。《赵策一》第十一章记：秦昭王谓公子他（“他”当作“池”）曰：“韩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将伐之。”公子他曰：“王出兵韩，韩必惧，惧则可以不战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军临荥阳，一军临太行，韩恐，使阳城君入谢于秦，请效上党之地以为和。顾观光以为“秦乃起兵，一军临荥阳，一军临太行，正用范雎说也”，其说甚是。秦昭王谓“韩之在我，心腹之疾”，即用范雎之说；分兵两路进击，主要在于“北断太行之道”，即是范雎攻韩之谋。次年秦攻取韩之少曲、高平，后年白起攻取韩之陉城，三年秦攻取韩太行山南之南阳，四年秦又攻取韩之野王，从而切断上党通韩都新郑之孔道，即范雎“北断太行之道”之攻韩战略。吴师道云：“昭王四十四年攻韩取南阳，绝太行道，皆行雎之谋也。”其说至确。

范睢曰（“睢”当作“雎”，下同）：“臣居山东，闻齐之内有田单（姚注：“一无内字，单，《后语》作文。”《范雎列传》作“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王（鲍本“王”上有“有”字，《传》亦有“有”字）。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高陵，不闻其有王。夫擅国之谓王，能专利害之谓王（《传》无“专”字），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泾阳、华阳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原无此句，姚注谓曾本有，《传》亦有，金正炜云当补，以足四贵之数），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者下（《传》“四”下有“贵”字），乃所谓无王已。然则权焉得不倾，而令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为国者（《传》“为”作“治”），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诸侯（《传》“裂”作“制于”），剖符于天下，征敌伐国（《传》“征敌”作“政适”，《集解》徐广曰：

“音征敌”），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传》“弊”作“趎”，《索隐》云：“趎者断也。御，制也。言穰侯执权，以制御主断于诸侯。”吴师道曰：“下章利尽归于陶，国之币帛云云，恐有缺误。”金正炜曰：“按下章，利尽归于陶，国之币帛竭入太后之家，则此文弊即币也，币弊古通用。御，进也”）；战败则怨结于百姓，而祸归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齿管齐之权（《传》“淖齿”上误衍“崔杼”二字），缩闵王之筋（《传》作“射王股，擢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用赵（《传》“用”作“管”），减食主父（《传》作“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传》“今”下有“臣闻”），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原无“华阳”二字，据曾本及《传》增补），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已（此句下，《传》有“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云云一小节）。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矣（《传》作“见王独立于朝”），且臣将恐后世之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秦王惧。于是乃废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泾阳、华阳于关外（原无“华阳”二字，据曾本及《传》增补）。昭王谓范睢曰：“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秦策三》第十章，《范雎列传》大体相同，无章末昭王谓范雎“亦以为父”之语。《传》记昭王谓平原君曰：“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金正炜云：“亦以为父，当作亦以为叔父。”）范睢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枫山、三条本田文作田单”）。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政适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

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齿管齐（《史记会注考证》：“枫山、三条本无崔杼二字”，《秦策》亦无“崔杼”二字。“崔杼”二字当为衍文），射王股，擢王筋，县之于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

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

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史记会注考证》：枫山、三条本“吏”作“史”），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枫山、三条本“恐”下重“恐”字），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范睢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枫山、三条本“徙”作“从”），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秦封范睢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列传》）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

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穰侯列传》）

应侯谓昭王曰：“亦闻恒思有神丛与？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丛博，曰：‘吾胜丛，丛籍我神三日（鲍本籍作藉，下同），不胜丛，丛困我。’乃左手为丛投；右手自为投。胜丛，丛籍其神。三日，丛往求之，遂弗归。五日而丛枯，七日而丛亡。今国者，王之丛；势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无危乎？臣未尝闻指大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则病必甚矣。百人舆瓢而趋，不如一人持而走疾（姚注：“曾、钱、刘，一无疾字”。《太平御览》七百六十二引有）。百人诚舆瓢（《太平御览》七百六十二引“诚”作“试”），瓢必裂。今秦国，华阳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称瓢为器则已，已称瓢为器（鲍本无“已”字），国必裂矣。臣闻之也：‘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且今”原作“其令”，从金正炜据鲍本改正），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国无事则已；国有事，臣必见王独立于庭也（“见”上原有“闻”字，鲍本无，与上章“臣今见王独立于庙朝也”相合，与《范雎列传》作“见王独立于朝”亦同，今据删）。臣窃为王恐，恐万世之后，有国者非王子孙也。

臣闻古之善为政也，其威内扶，其辅外布，四时治政（“四”，鲍本作“而”。金正炜云：“改四为而，义仍未安，疑四下或脱时字”），不乱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国之势，强征兵（鲍本作“征强兵”），伐诸侯，战胜攻取，利尽归于陶；国之币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内之利，分移华阳。古之所谓危主灭国之道，必从此起。三贵竭国以自安，然则令何得从王出？权何得毋分？是王果处三分之一也。”（“王”上原有“我”字。姚注：“刘本无我字”，黄丕烈曰：“鲍衍我字”，今删）（《秦策三》第十一章）

案：穰侯魏冉、高陵君悝、泾阳君市与华阳君芈戎，时称四贵。魏冉为宣太后之异父弟，芈戎为宣太后之同父弟，公子悝与市皆秦昭王之同母弟。魏冉于昭王十二年为相，已称穰侯，封于新得韩之穰（在今河南邓县），昭王二十六年加封新得于齐之陶邑（今山东定陶）。公子市原封于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故称泾阳君，昭王十六年又封于新得楚之宛（今河南南阳）。公子悝初封于彭（当即彭衙，在今陕西澄城西北），后封高陵（今陕西高陵），故称高陵君。昭王十六年又封于新得韩之邓（今河南郾城东南），又称为叶阳君。《赵策四》第十四章谅毅谓昭王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之有叶阳君、泾阳君也。”《秦本纪》昭王四十五年“叶阳君悝出之国”。可见悝确又称为叶阳君。于鬯《战国策注》谓“盖悝封邓，邓在河南郾城，当叶县东南，故又称叶阳”。此以叶阳即是邓，恐不确。《魏策三》第八章朱己曰：“秦之叶阳、昆阳与舞阳邻。”《魏世家》同，《正义》引《括地志》云：“叶阳今许州叶县也。”可知叶阳即叶，叶在邓之西，盖同为悝之封邑，故又称叶阳君。芈戎先封于华阳（今陕西华阴县华山之阳），后又加封新得韩之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芈戎称华阳君或新城君。“华”“叶”二字形近，常相混误。《艺文类聚》二十

五、《太平御览》四百六十引《赵策》“犹大王之有叶阳君、泾阳君也”，“叶阳君”皆作“华阳君”。鲍彪辨之曰：“此言叶阳为王之母弟，则非戎矣，叶不可作华。”其说是。《秦本纪》“叶阳君悝出之国”，《集解》云：“一云华阳”，梁玉绳以叶阳为华阳之误，当作华阳君芈戎为是。

又案：《秦策三》第十章与《范雎列传》所载废太后、逐四贵之事，盖出于游士夸大，未可全信。吕祖谦、吴师道皆以《皇极经世》书“罢穰侯相国及宣太后权”为实。吕祖谦《大事记》曰：“《秦本纪》宣太后没，书薨，书葬，初未尝废。魏公子无忌谏魏王亲秦之辞，止曰：太后母也，而以忧死，亦未尝言其废。穰侯虽免相，犹以太后之故未就国，在太后既葬之后，始出之陶耳。《范雎列传》所载，特辩士增饰之辞，欲夸范雎之事，而不知甚昭王之恶也。《皇极经世》曰罢穰侯相国及宣太后权，盖得其实矣。”全祖望《经史问答》亦有类似之辨析。今案《秦策三》第十一章应侯谓昭王，“臣闻之也”以下，与《秦策三》第十章及《范雎列传》所述，用意相同，但不以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为“四贵”，而以太后、穰侯、华阳为“三贵”，不及高陵、泾阳。谓三贵操大国之势，伐诸侯而利归“三贵”，朝廷中秦王仅“处三分之一”地位，将恐后世有国者非王之子孙，因而必须收回“三贵”所分去之权势。此与《秦策三》第十章及《范雎列传》所载范雎谏请废太后、逐四贵之言论，盖一事而两传。以两者比较，当以第十一章所载谏请夺回“三贵”权势为得实。《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盖是年秦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宣太后死于岁首，穰侯就封至陶已在岁末。《魏策三》第八章朱己谓魏王曰：

“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是则高陵君、泾阳君取消封国，未被逐走。

《秦本纪》载昭王四十五年“叶阳君悝出之国，未至而死”。《集解》云：“一云华阳”，当作“华阳君芈戎出之国”为是。若为叶阳君悝被逐，何以泾阳君又不逐，何以华阳君亦不逐？李斯《谏逐客书》云：“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可知所逐者确为华阳。高陵、泾阳则未逐也。

　　又案：《范雎列传》言“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索隐》云：“言射王股，误也。崔杼射庄公之股，淖齿擢盡王之筋，是说二君事也。”张文虎因谓“此两王字皆主之讹，下又云：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是其证”。《史记会注考证》云：“枫山、三条本无‘崔杼’二字，与《策》合，可从。崔杼、淖齿，古今不类，下文亦不言崔杼，二字后人依《索隐》误增，昔、夕通，《策》‘射王股，擢王筋’作‘缩闵王之筋’，义长。”其说是。考《索隐》、《集解》于“崔杼、淖齿管齐”下，解释“淖齿”而不及“崔杼”，可知原无“崔杼”二字。

又案：《韩非子·定法》篇云：“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据《秦策三》第九章，范雎复说秦昭王，以为攻韩而使“韩听而霸事可成”，事在拔魏邢丘之后，当秦昭王四十一年。如韩非之说，应侯得封于应，当在昭王四十八年，正当秦破赵长平之后。

范雎所封之应，《索隐》云：“刘氏云河东临晋有应亭（案：临晋在今陕西大荔东），则秦地有应也。又案：《秦本纪》以应为太后养地，解者云在颍川之应乡，未知孰是。”《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应城，古应乡，在汝州鲁山县东四十里也。”顾观光云：“证以《秦策》，应侯失韩之汝南，说者谓与应邻，则在汝州者是也。”今按韩非称“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汝南即应，在今河南鲁山县东，秦攻韩，“北断太行之道”，夺取上党之地，原出范雎之谋，疑范雎即因攻韩得胜之功而封于应。《范雎列传》谓范雎进说昭王废太后、逐四贵而拜相后，即封于应而号为应侯，此亦游士夸饰之辞耳。

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史记会注考证》云：“秘阁、枫山本‘睢’下有‘良’字”）。魏闻秦且东伐韩、魏（《史记会注考证》：“秘阁、三条、枫山本‘东’下有‘兵’字”），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闲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史记会注考证》：秘阁、三条本“敢”下有“有”字）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

“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须贾因问曰：“秦相张君，公知之乎？吾闻幸于王，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习知之。唯睢亦得谒，睢请为见君于张君。”须贾曰：“吾马病，车轴折，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睢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枫山、三条本无“翁”字）范睢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之。至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本无“待门下”三字），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曰：“无范叔。”须贾曰：“乡者与我载而入者。”（《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本“乡”作“向”，枫山本“我”下有“俱”字）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睢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本句下有“制海内至于今”六字）。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发以续贾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

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枫山、三条本无“荆”字），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为有外心于齐而恶睢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乃谢罢。入言之昭王，罢归须贾。须贾辞于范睢，范睢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芕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枫山、三条本无‘然’字，是”），我且屠大梁。”须贾归，以告魏齐。魏齐恐，亡走赵，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谓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范睢不怿，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范睢于是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厄者（《史记会注考证》：“秘阁本‘尝’下有‘与’字，枫山、三条本有‘共’字”）。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范雎列传》）秦昭王谓左右曰（《韩非子·难三》“谓”作“问于”。《说苑·敬慎》此句之上有“魏安矨王十一年”）：“今日韩、魏，孰与始强？”（“日”，《韩非子》作“时”。此句《史记·魏世家》作“今时韩、魏与始孰强”，《说苑》作“今时韩、魏与秦孰强”）对曰：“弗如也。”（《韩非子》作“左右对曰：‘弱于始也’”。《史记》作“对曰：‘不如始强’”。《说苑》作“对曰：‘不如秦强’”）王曰：“今之如耳、魏齐（《史记》、《说苑》“之”作“时”。《韩非子》无“王曰”二字），孰与孟尝、芒卯之贤？”（《韩非子》此句作“孰与曩之孟常、芒卯”，常、尝古通。《史记》、《说苑》“孰”在“贤”上，无“之”字）对曰：“弗如也。”（《韩非子》作“不及也”。《史记》作“不如”。《说苑》作“不如孟尝、芒卯之贤”）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帅强韩、魏之兵，以伐秦，犹无奈寡人何也（《韩非子》“孟尝”上无“以”字。“芒卯”下无“之贤”字。“魏”下无“之兵以伐秦”五字。《史记》、《说苑》“帅”作“率”，下同。无“之兵”二字）。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帅弱韩、魏以攻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韩非子》脱此句）左右皆曰：“甚然。”（鲍本无此六字。《韩非子》“皆”作“对”。《说苑》无“甚”字）中期推琴对曰（今本《韩非子》作“中期推琴而对曰”。《索隐》引《韩子》作“推瑟”。《史记》作“中旗冯琴而对曰”。《说苑》作“申旗伏瑟而对曰”。《索隐》引《后语》“推琴”作“伏琴”）：“王之料天下过矣！昔者六晋之时（“昔者”，《韩非子》作“夫”，《说苑》作“当”。《史记》此句作“当晋六卿之时”），智氏最强，灭破范、中行（《韩非子》、《史记》“智”作“知”，下同。二字古通。与《说苑》并无“破”字），又帅韩、魏以围赵襄子于晋阳（《韩非子》此句作“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

《史记》、《说苑》“魏”下有“之兵”二字），决晋水以灌晋阳，城不沈者三板耳（《韩非子》此句作“灌以晋水，城之未沈者三板”。《史记》、《说苑》“阳”下并有“之”字，“城”连上读。“沈”，《史记》作“湛”，二字古通，《说苑》作“满”。均无“耳”字）。智伯出行水，韩康子御，魏桓子骖乘（《韩非子》无“行水”二字。下文作“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

《史记》、《说苑》无“出”字，下二句同《韩非子》。唯《史记》“宣”作“桓”，“骖”作“参”，均为通用字）。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史记》、《说苑》“始吾”作“吾始”。《韩非子》“亡”作“灭”，无“也”字。《说苑》“人”下无“之”字）。汾水利以灌安邑；绛水利以灌平阳。’（《韩非子》、《史记》、《说苑》“利以”并作“可以”）魏桓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蹑其踵（《韩非子》、《说苑》“桓子”均作“宣子”，二书与《史记》均无“蹑其踵”三字。末句《韩非子》作“康子践宣子之足”，《说苑》作“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于车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国亡，为天下笑（《韩非子》作“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无“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八字。《史记》“分矣”作“地分”。

《说苑》无“矣”字）。今秦之强，不能过智伯（《韩非子》作“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史记》“秦”下有“兵”字，“智伯”作“知氏”。《说苑》无“能”字）；韩、魏虽弱，尚贤在晋阳之下也（鲍本“在”上有“其”字，同

《史记》、《说苑》。《韩非子》后句作“未至如其在晋阳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时也，愿王之勿易也。”（《韩非子》作“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下句“之”在“易”下。《史记》、《说苑》“此”下无“乃”字，“时”上有“之”字。《说苑》“时”下无“也”字，“勿”上有“必”字。二书末尾皆有“秦王恐”三字）（《秦策四》第四章，《史记· 魏世家》、《韩非子· 难三》、《说苑·敬慎》第十八章大体相同）

案：《魏世家》系此章于魏安矨王十一年下。中期，《魏世家》作中旗，《说苑》作申旗，《韩非子》同《秦策》。黄丕烈云：“申即中讹耳，期、旗同字。”韩非评论此事，云：“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

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也。”是中期乃秦之乐官。《秦策五》第二章又记“秦王与中期争论而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高诱注因曰：“中期，秦辨士也。”不确。此章谓“中期推琴对曰”，或作“冯琴”，或作“推瑟”、“伏瑟”，可知其为乐官。门无子《韩子迂评》作“钟期”，汪中《述学·伯牙事考》以为即钟子期，与伯牙相友者，非是。钟子期、伯牙乃春秋时楚人。

秦、魏为与国（《史记· 魏世家》无此句），齐、楚相约而欲攻魏（《史记》无“欲”字）。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史记》“且”作“雎”下同），年九十余，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请”下原有“出”字，从王念孙据《史记》、《新序·杂事三》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策》文删），令兵先臣出，可乎？”（《史记》无“可乎”二字）魏王曰：“敬诺。”（《史记》“曰敬诺”作“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且见秦王（《史记》“见”上有“到入”二字），秦王曰：“文人芒然乃远至此（《新序》“芒然”作“罔然”），甚苦矣。魏来求救数矣（《新序》无“救”字），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对曰（《新序》“对”作“答”）：

“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史记》“至”作“发”，《新序》无“者”字），是大王筹策之臣无任矣（《新序》“无任矣”作“失之也”，《史记》作“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且夫魏一万乘之国（《史记》此下有“然而所以西面而事秦”九字），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为秦之强足以为与也（《新序》“为秦”上无“以”字，《史记》“秦”上无“为”字）。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史记》“在”作“合于”），大王之救不至（《史记》作“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魏急则且割地而约齐、楚（《新序》无“且”字，《史记》作“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虽欲救之岂可及哉！（《史记》作“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也（《史记》“是亡一万乘之魏”作“是失一东藩之魏”）。窃以为大王筹策之臣无任矣。”（《新序》“无任”作“失之”，《史记》作“王何利焉”）秦王喟然愁悟（《新序》作“秦王惧然以悟”），遽发兵，日夜赴魏（《新序》“发兵”下有“救之”二字，“日夜赴魏”作“驰骛而往”。《史记》上二句作“于是秦昭王遽发兵救魏”）。齐、楚闻之，乃引兵而去（《新序》无“乃”字，《史记》无上两句）。魏氏复全（“全”，《史记》作“定”，《新序》作“故”）。唐且之说也。（《史记》无此句，《新序》作“唐且一说，定强秦之策，解魏国之患，散齐、楚之兵，一举而折冲消难，辞之功也”）（《魏策四》第二十二章，《魏世家》与《新序·杂事三》第三章大体相同）

案：此章《魏世家》系于魏安矨王十一年下。

［赵惠文王］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赵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亦记阏与之战“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

【附编】

虞卿请赵王曰（姚注：“请一作谓”，鲍本作“谓”）：“人之情，宁朝人乎？宁朝于人也？”（姚注：“也”，曾本作“乎”）赵王曰：“人亦宁朝人耳！何故宁朝于人？”虞卿曰：“夫魏为从主，而违者范座也（鲍本“座”作“痤”），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万户之都，请杀范座于魏，范座死，则从事可移于赵。”赵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请杀范座于魏。魏王许诺，使司徒执范座而未杀也（姚注：“徒，曾、刘作空”）。范座献书魏王曰：“臣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薄故也（“薄”上原重“座”字，姚注：“刘无下座字。”鲍彪、吴师道以座字衍，今删），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矣（鲍本“主”作“王”）。臣窃以为与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也。”（“市”下原有“使”字，姚注：“一本无使字。”鲍本“使”作“便”，今删）又遗其后相信陵君书曰：“夫赵、魏敌战之国也，赵王以咫尺之书来，而魏王轻为之杀无罪之座。座虽不肖，故魏之免相望也（姚注：“望，刘作室。”金正炜曰：“作室当是。相室犹言相国”）。尝以魏之故，得罪于赵。夫国内无用臣（鲍本无“内”字，鲍注：“用，言可任者。”吴师道云：“一本国内无用，是”），外虽得地，势不得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听赵杀座之后，强秦袭赵之欲（姚注：“欲，刘作俗”），倍赵之割，则君将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赵策四》第六章，《魏世家》、《说苑·善说》与此略同）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说苑· 善说》“因”作“自”），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说苑》“予”作“与”，无“将”字）故不若与先定割地（《说苑》无“先”字），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

“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魏世家》，《说苑·善说》同）

案：《魏世家》列此章于魏安矨王十一年之后，二十年之前。

顾观光、于鬯据此列为周赧王四十九年事。黄式三则编入周赧王五十年，并云：“《魏策》以为赵虞卿之谋，式三谓虞卿不应为此谋，改为赵客。”并无依据。此章谓虞卿因“魏为从主”，因请赵王使人纳百里之地于魏请杀范座，范座死，“则从事可移于赵”。虞卿之谋与魏安矨王十一年之形势不合。是年秦攻魏邢丘，邢丘拔而魏请附于秦。《魏策四》第二十二章所载赵、魏为与国，齐、楚因而相约攻魏，于是魏请秦救之。《魏世家》列于安矨王十一年下，符合当时秦、魏连横之形势。此时魏正“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魏安得为“从主”而主谋合纵之事？范座一作“范痤”，“座”“痤”同音通用。原为魏之相国，此时已免相，其事迹不明，所谓“魏为从主”之事亦不详，因而不能确断为何年。

周赧王五十年（公元前二六五年）

　秦昭王四十二年，魏安矨王十二年，韩桓惠王八年，赵孝成王元年，齐襄王十九年，楚顷襄王三十四年，燕武成王七年。

［秦昭王］?二年攻少曲。（秦简《编年记》）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

（《范雎列传》）

案：《范雎列传》叙范雎为相，“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之后，接叙伐韩少曲、高平。梁玉绳《史记志疑》论之曰：“上文方叙雎偿德报怨，便当接入报魏、齐仇一段，何得横插伐韩事。

遍检《纪》、《表》、《世家》、《列传》，亦无秦昭四十二年伐韩事。少曲虽无考，盖与高平相近，而高平为魏地，《赵世家》云反高平于魏是也。况雎相二年，乃秦昭王四十三年，非四十二年，疑此廿三字当衍。”此说非是。据秦简《编年记》，昭王四十二年确有攻少曲之事。可知《传》所叙至确。《燕策二》第一章苏代约燕王，言“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又曰：“已得宜阳、少曲”（“宜阳”当是“曲阳”之误），是少曲确为韩地，因在少水（即沁水）弯曲处而得名，在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在少曲之西南，在今河南孟县西，据古本《竹书纪年》，高平原名向，魏襄王四年韩以此地归魏。一度此地为秦攻占，秦昭王二十年苏秦、李兑约五国攻秦，秦又以此地归魏，见于《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所载苏厉遗赵王书。此时又归属于韩。两地正当太行山脉之西南，《索隐》云：“刘氏以为盖在太行西南”，是也。因而成为秦推行范雎伐韩“北断太行之道”战略必攻之起点。范雎为相在昭王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首尾正是“相秦二年”。范雎主张以“远交近攻”之策作为秦进行统一战争之方针，其伐韩“北断太行之道”战略，盖欲切断上党通韩都新郑之通道，从而夺取韩之上党郡大块土地。

　　又案：梁玉绳疑此二十三字为衍文，既不确，崔适《史记探源》又以此二十三字误列于“睚眦之怨必报”句下，义不相属。谓：此事在昭王四十一年，当赵惠文王三十三年。若在四十二年，乃当孝成王元年，安得称平原君为王之弟耶？因而主张将此二十三字移至“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句之下。此说亦不当。

平原君乃孝成王之叔父，《史记》所载秦昭王遗赵王书误作“王之弟”，不能因此而改孝成王为惠文王，并以此二十三字为错简。

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睢必报其仇，乃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史记会注考证》：“枫山本‘范君’作‘范雎’，下同。《艺文类聚》亦作雎”）。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遗赵王书曰：“王之弟在秦（钱大昕曰：“平原君为惠文王之弟，于孝武王为叔父，此时惠文已没，不当更称弟。”“王之弟”当作“王之叔父”，下同），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于关。”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曰：“虞卿何如人也？”时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蹑a檐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惭，驾如野迎之。

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范雎列传》）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H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虞卿列传》开首）

案：《集解》谯周曰：“食邑于虞。”《索隐》云：“赵之虞在河东大阳县，今之虞乡县是也。”虞为食邑之说不确。虞当为氏，故所著书名为《虞氏春秋》。卿当为字，非因上卿而得名。《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作虞庆，“庆”“卿”同音通用。据《范雎列传》记侯嬴曰：“夫虞卿蹑?檐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虞卿列传》盖脱“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十字。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既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虞卿列传》末尾）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虞氏春秋》十五篇。（《汉书·艺文志》列儒家）《虞氏微传》二篇。（《汉书·艺文志》列春秋家）

案：《范雎列传》称秦昭王欲为范雎报仇，闻魏齐在平原君所，因召平原君入秦，虞卿以魏齐之故，偕魏齐逃之大梁，魏齐在梁自刭，赵以其头予秦。秦乃出平原君归赵。事在秦昭王四十二年。但《虞卿列传》记虞卿为赵谋划之事皆在秦破赵长平之后，又谓虞卿因魏齐之故困于梁，“魏齐既死，不得意”而著《虞氏春秋》。《资治通鉴》因之将秦昭王召平原君、虞卿与魏齐偕亡、魏齐自杀而秦乃归平原君等事，列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即秦昭王四十八年。《资治通鉴》之说未可信据。《古史》云：“意者魏齐死，卿自梁还相赵，而太史公失不言耳。”全祖望《经史问答》亦云：“虞卿尝再相赵，何尝穷愁以老。”梁玉绳《史记志疑》亦谓：

“虞卿尝再相赵，则其著书非穷愁之故。”黄式三《周季编略》更云：“司马《资治通鉴》，朱、赵《纲目》书秦诱赵公子胜于下五十六年，由读《虞卿列传》不明而误也。《虞卿列传》末追叙前事，言虞卿自魏齐死后，志在著书，而后犹仕赵，非其志也。误以《传》为循时事先后而叙之，则书执胜于五十六年虞卿如齐之后，不思秦自赵取韩上党，与赵仇怨甚深，岂于此时佯为好书以召平原君？

平原君创取上党之策者，岂此时敢入秦乎？”又案：赵孝成王发卒围平原君家，虞卿偕魏齐走大梁，时在赵孝成王元年，与上年魏齐走赵匿平原君所，非一时事。故《范雎列传》插叙于秦昭王四十二年伐韩少曲、高平之后。崔适因昭王遗赵王书称平原君为“王之弟”，以为赵孝成王当改为赵惠文王，不确。虞卿为赵相已在赵孝成王时，虞卿是时“解相印，捐万户侯”而偕魏齐出走，必不得在赵惠文王时。平原君乃孝成王叔父，昭王遗赵王书误作“王之弟”耳。

赵孝成王元年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六国表》）

案：《六国表》谓赵惠文王元年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平原君为赵惠文王之胞弟，是年不过十一二岁，不能为相。已辨在周赧王十七年案语中。《六国表》又谓赵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据《范雎列传》与《虞卿列传》，是年虞卿正为相国。平原君当为相于孝成王时，未必元年已为相。因平原君有“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平原君列传》）之说，《六国表》分别书“平原君相”于惠文王元年与孝成王元年。

［赵］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世家》）

赵太后新用事（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新”作“规”，编者注云：“规疑亲字之误，亲与新通”），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帛书无“赵氏”二字）。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帛书作“必［以］大（太）后少子长安君来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帛书、《史记·赵世家》、《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七引，“右”下皆有“曰”字）：“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史记》无“有”、“令”字。帛书无“为”字），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龙言”二字，原误合为“騮”，今从王念孙据《史记》、《汉书·古今人表》、《荀子·议兵》注及《太平御览》所引改正，帛书正作“龙言”），太后盛气而揖之（帛书、鲍本“太后”二字不重，“揖”，帛书、《史记》作“胥”，作“胥”为是。《太平御览》所引作“须”，胥犹须也，待也）。入而徐趋（《史记》作“入，徐趋而坐”），至而自谢曰（《史记》无“至而”二字）：“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帛书作“窃自□老”，编者注：“自下一字疑是赦字，赦与恕音义俱近。”），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而”，帛书作“舆”［与］，二字古通用。郄同?，疲羸。《史记》“郄”作“苦”），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帛书、鲍本“太后”不重。帛书作“老妇持（恃）连（辇）而?（还）。”还，旋动）曰：“（日）食饮得无衰乎？”（帛书、《史记》无“日”字。金正炜云“日”即“曰”字之误衍。帛书、《史记》“无”作“毋”。《史记》无“饮”字）曰：“恃鬻耳。”（《史记》“鬻”作“粥”，“鬻”通“粥”。帛书作“?鬻”，“?”是误写）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帛书、《史记》“今者”作“间者”，义近）。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于身也。”（“耆”，《史记》、鲍本作“嗜”。“和”，帛书作“智”，编者注：“智通知。”《赵策》与《赵世家》并作和，字形之误。《方言》三：知，愈也，南楚病愈者或谓之知）太后曰：“老妇不能。”（帛书、鲍本无“太后”二字）太后之色少解（《史记》“后”下有“不和”二字）。左师公曰（帛书作“左师触龙曰”，下同）：“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帛书“舒祺”作“?旗”，“肖”作“宵”。字均通），而臣衰（帛书无“臣”字），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鲍本无“得”字。《史记》无“令”字，“数”作“缺”），以卫王宫（“宫”原误作“官”，从帛书、《史记》及鲍本改正），没死以闻。”（帛书、《史记》“没”作“昧”，字通）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帛书“沟壑”，作“-［壑］谷”）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帛书，《史记》、《太平御览》卷四五六引，均无“其”字）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帛书无“太后笑”三字，鲍本无“笑”字）：“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帛书无“于”字）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帛书无“之”字。《史记》“曰”上有“太后”二字）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帛书、《史记》“母”下无“之”字）。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帛书“持”作“攀”）为之泣（姚注，刘作“而泣之甚”），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帛书、《史记》无“悲”字，当据删。帛书无“之”字）已行，非弗思也（《史记》“弗”作“不”），祭祀必祝之，祝曰（帛书、《史记》均作“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久长”，帛书作“长久”，无“有”字。“有”，《史记》、姚引曾本、《太平御览》卷四五六引均作“为”）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帛书无“孙”字。此与《史记》误衍“孙”字，当据帛书删。鲍本“主”作“王”，形误。《史记》脱“赵之为赵”四字，《史记会注考证》引古钞、枫山、三条本，有此四字），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帛书作“老妇弗闻”。此下与《史记》皆有“曰”字）“此其近者祸及身（帛书、《史记》“及”下有“其”字），远者及其子孙（帛书无“孙”字）。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帛书、《史记》及鲍本“孙”皆作“侯”，当据改）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帛书、鲍本无“君”字），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帛书无“以”字，鲍本无“之”字），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帛书无“一旦”二字），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帛书“计”下有“之”。《史记》“之”在“计”上），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爱”下，帛书有“也”字，《史记》有“之”字，无“其”字）。太后曰：“诺。

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帛书“齐”不重）。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帛书“子”上无“之”。《史记》“子”下无“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帛书、《史记》“恃”作“持”。帛书“无”作“不”），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帛书“而”作“然”。《史记》“人臣”作“于予”）（《赵策四》第十八章，《赵世家》、《战国纵横家书》第十八章大体相同）

案：《赵世家》系此章于孝成王元年，《索隐》言“束广微言太后才三十有奇者，误也”。并谓“如世家计之，则武灵王十六年梦吴娃而纳之，至二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二年卒，孝成王元年遣长安君质于齐。若娃年二十入王宫，至此亦年六十左侧，亦可称老”。此说不确。赵太后即惠文后，赵孝成王之母。据《世家》，武灵王十六年纳吴娃孟姚，是为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二十七年立惠后之子何为王，是为惠文王，时约十余岁。惠文王在位三十三年，享年约四十四岁，则惠文后之年不过四十岁内外。

钱大昕云：“古者夫殁称未亡人，太后自称老妇，不必计年之多寡。”（《廿二史考异》卷四）焦袁熹亦云：“惠王之夫人，既称太后，虽年止三十有奇，自称老妇何害？恃辇而行，恃粥以养，岂须迟暮乃当有此，中年疾恙盖亦如然。”（《此木轩杂著》）。俞正燮亦曰：“老是太后常称，恃辇是仪制，恃粥是饮食之常。”（《癸巳存稿》）皆确。《索隐》因“老妇”、“媪”、“恃辇”、“恃粥”之语，误以太后乃武灵王之后吴娃，不顾《史记》已有吴娃卒年之明文，反谓束皙言太后才三十奇者为误。

　　又案：长安君，《索隐》引孔衍云：“惠文后之少子也。赵亦有长安，今其地阙”，以“长安”为封地名。《正义》云：“长安君者，以长安善，故名也。”以“长安”为封号。吴师道补曰：“按《赵世家》，封长安君以饶。《正义》云，即饶阳也。明长安是号。”今案，赵悼襄王六年封长安君以饶，此长安君乃秦王政之弟成a，因降赵而受封，非孝成王之弟长安君也，详见秦王政八年相关案语。

　　又案：“左师触騮愿见太后”，《史记》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黄丕烈《札记》言：“騮当作龙，《古今人表》中下云左师触龙，即此。‘言’字本下属‘愿见’读，误合二字为一。《史记》不误。”王念孙《读书杂志》亦有详论。帛书此句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可证其说不误。“左师”，《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胡注云，“春秋时宋国之官有左右师，上卿也。赵以触龙为左师，盖冗散之官，以优老臣者也”。

　　又案：左师触龙言有少子“愿令得补黑衣之数”，《史记》“数”作“缺”；盖为少子求为侍卫国君之郎。郎具有候补官员之性质，国君常从郎官中选拔人才。金正炜云：“《汉书·梁丘贺传》夜玄服入庙，居郎间。师古曰：郎着皂衣，故章玄服以厕也。下云以卫王宫，则颜说为得。王官当从《史记》作王宫。”［赵孝成王元年］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又攻韩注人，拔之。（《赵世家》）燕武成王七年齐田单拔中阳。（《六国表》）

案：中阳，《集解》徐广曰：“一作人”，《正义》云：“燕无中阳，《括地志》云：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尔时属燕国也。”《资治通鉴》胡注所引作“唐县北四十一里”，考《水经·誆水注》载“誆水又东径中人亭南”，又云：“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唐县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于此城取中人乡，则四十也。”据此中人当在今河北唐县西四十里。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秦本纪》，《六国表》作“宣太后薨，安国君为太子”）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平御览》五五三引作“爱魏馀”），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艺文类聚》三十五、《太平御览》五五三引“葬”作“死”），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姚注：《十二国史》作“虞其为丑夫说太后”）：“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之所爱，葬无知之死人哉？（“生”下原无“之”字，“葬”下原有“于”字，从《太平御览》五百五十三引增删）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积怒之日久矣（《太平御览》五百五十三引作“先王之积怒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及私魏丑夫乎？”（“及”原作“乃”，从姚引曾、钱、刘本改。吴师道曰：“一无乃字。”《艺文类聚》三十五引作“太后救过不暇，何得更殉魏丑”。《太平御览》五百五十三后句引作“何得私魏子乎”）太后曰：

“善。”乃止。（《秦策二》第十六章）

案：《秦本纪》于是年先记十月，次记九月，吕祖谦《大事记》及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皆以为此时秦已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秦记》“十月”乃“七月”之误，《大事记》及《尚书古文疏证》之说“恐未然”。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古钞、南本“十月”作“七月”，亦以作“十月”者讹。今案秦简《编年记》言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与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所推定之秦颛顼历相合，可知秦昭王时确已用颛顼历。《秦本纪》是年先记十月，确已用十月为岁首。据秦简《编年记》及同出土之秦简有“后九月”之记载，可知秦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但月名次第仍同夏正，故此“十月”下复有九月，“十”决非“七”字之讹。秦昭王四十二年十月岁首，正当周赧王四十九年十二月，顾观光《编年》隶此于周赧王四十九年，并云：“秦正建亥，则此十月乃岁首十月。”甚确。

　　又案：魏丑夫，鲍彪注：“魏人，仕秦。”《太平御览》五百五十三引作“魏馀”，盖馀其名，“丑夫”乃时人所称之别号。

秦王乃拜范睢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范雎列传》误记入秦昭王四十一年）穰侯出关，辎重千乘有余。穰侯卒于陶，秦复收陶为郡。（《穰侯列传》）济水又东北径冤朐县故城南…… 济水又东径秦相魏冉冢南，冉……免相，就封出关，辎车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谓之安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水经·济水注》）［齐襄王］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田世家》）齐襄王死，子建立，建年少，国事皆决于君王后。（《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年）［齐］襄王卒，子建立为齐王。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齐策六》第八章）

案：君王后即齐襄王之后，太史敫之女。《齐策六》第一章云：“襄王即位，君王后以为后，生齐王建。”

【附编】

燕封宋人荣?为高阳君，使将而攻赵。赵王因割济东三城卢、高唐、平原陵地城邑市五十七（“卢”上原有“令”字，鲍本“令”作“合”，今删。姚注：“一本无陵字”，鲍本“邑市”作“市邑”），命以与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马服君谓平原君曰：“国奚无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将之，乃割济东三城市邑五十七以与齐（“三”下原有“令”字。姚注：“一本无令字。”鲍本“三”下补“城”字，“令”作“合”），此夫子与敌国战（“子”鲍本作“予”，又改为“子”。《大事记》删“夫予”二字），覆军杀将之所取，割地于敌国者也，今君以此与齐，而求平安君而将之，国奚无人甚也（鲍本“也”作“哉”）。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然则君奚求安平君而为将乎？”平原君曰：“将军释之矣。

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鲍本“以”作“已”），将军无言已。”马服君曰：“君过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齐之于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肝”原作“筕”，从《鲍本》改正），其于奢不然（鲍本“奢”

下有“也”字）。使安平君愚，固不能当荣?；使安平君知（“知”鲍本作“智”，下同），又不肯与燕人战；此两言者，安平君必处一焉。虽然，两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则奚以赵之强为？赵强，则齐不复霸矣。今得强赵之兵以杜燕，将旷日持久数岁，令士大夫余子之力尽于沟垒，车甲羽毛ˉ敝（鲍注：“羽毛谓箭，ˉ即裂字。”吴师道曰：“羽毛即羽旄”），府库仓廪虚，两国交以习之（“交以习之”，姚注：“曾、刘作交敝”。金正炜读“习”为“訴”，惧也），乃引其兵而归。夫尽两国之兵，无明此者矣。”夏军也县釜而炊（鲍本“夏”作“是”，鲍注：“《大事记》无夏主炊七字，云已而得三城。”吴师道云：“未详，恐上下文有缺误。”），得三城也，城大无能过百雉者，果如马服之言也。（《赵策四》第七章）

案：吕祖谦《大事记》系此于周赧王五十年，云：“《国策》言田单为赵将，攻燕得三城，此即《赵世家》今岁所载之事也，但载所得之城微不同也。”黄式三《周季编略》从之，结尾云：“是役也，安平君田单攻燕中人拔之，又攻韩注人拔之，得二城，城大无过百雉者，果如马服君奢之言。”将《国策》此章与《赵世家》牵合为一事。林春溥、顾观光亦系此于周赧王五十年。其实，此章田单攻燕得三城与《赵世家》单为赵将而拔燕中人与拔韩注人，明为不同之两事，不仅所攻之国与所得之城不同，田单所将之师亦不同。此《策》言赵割三城、市邑五十七与齐，而求田单将之，又谓赵之所以求田单为将，“以齐之于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可知求田单所将不仅是赵师，且欲合齐师以攻燕也。赵奢又谓：“使安平君知，又不肯与燕人战”，亦不愿使赵强而齐不复霸，将旷日持久数岁，使两国交敝，“乃引其兵而归”。金正炜云：“其兵，盖单将以助赵之齐人，谓之其者，以别于赵之兵也，归谓归齐。”其后果如马服之言。而《赵世家》田单攻燕、韩，所将者唯赵师，连拔燕、韩二城，费时甚短，显然与此策所言不合。于鬯《战国策注》以为此章战事起于惠文王三十年，止于孝成王元年，历时五年之久，所谓“旷日持久数岁”是也。亦为推测之辞，不足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