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周赧王四十二年至五十年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二八四年）

　秦昭王二十三年，魏昭王十二年，韩矨王十二年，赵惠文王十五年，齐盡王十七年，楚顷襄王十五年，燕昭王二十八年。

［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秦本纪》，《六国表》作“尉斯离与韩、魏、赵、燕共击齐，破之”）

［赵惠文王］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赵世家》）

［魏昭王］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盡王出亡。

燕独入临。与秦王会西周。（《魏世家》，《六国表》作“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西周”）

［韩矨王］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齐败，盡王出亡。（《韩世家》，《六国表》作“与秦击齐济西，与秦王会”）［齐盡王］四十年（当作十七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却。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盡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盡王不逊，卫人侵之，盡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盡王。淖齿因杀盡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田世家》，《六国表》作“五国共击盡王，王走莒”）［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燕策一》第十二章，《燕世家》同，惟“闵王”作“盡王”，“莒”上有“聊”字。《六国表》作“与秦、三晋击齐，燕独入至临，取其宝器”）［楚顷襄王］二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楚世家》，《六国表》作“取齐淮北”）

案：《田世家》既言“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又谓“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盡王”，前后矛盾。

“燕、秦、楚、三晋合谋”，“楚”字当衍。《六国表》于楚表亦云：“五国共击盡王”，并非六国合谋。《齐策六》第五章记齐之幸人曰：

“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佐齐。”即指“淖齿将兵救齐”而言。

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齐盡王之败济西，亡走保于莒。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于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乐毅留徇齐五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惟独莒、即墨未服。（《乐毅列传》）

案：“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伐齐，破之济西”，“楚”乃“秦”之误，楚兵不能攻至济西。

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齐。齐使触子将，以迎天下之兵于济上。

齐王欲战，使人赴触子，耻而訾之曰：“不战必2若类，掘若垄。”触子苦之，欲齐军之败，于是以天下兵战，战合，击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达子又帅其余卒，以军于秦周，无以赏，使人请金于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吕氏春秋·权勋》）

案：高诱注：“秦周，齐城门名也。”非是。梁玉绳《吕子校补》据《左传》襄公十八年“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荻，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以为“秦周当是近雍门之地名”。并云：“考《齐记》，古齐城其西曰雍门，西北曰杨门。”无城门名秦周者，是也。

燕举兵，使昌国君将而击之，齐使向子（当作蜀子）将而应之。齐军破，向子以舆一乘亡，达子收余卒复振，与燕战。求所以赏者，闵王不肯与，军破走。（《齐策六》第一章）

案：“向子”当为“蜀子”之形误。即《燕策二》第二章所谓“今齐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者，亦即触子，即济西之战败走者，“触”“蜀”声同通用。

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王?绝颈而死于杜山，公孙差格死于龙门，饮马于淄、渑，定获于琅邪。王与太后奔于莒，逃于城阳之山。（《说苑·奉使》第十八章，楚使者谓齐王）

案：遵，循也，行也，见《尔雅·释诂》、《广雅·释诂》。雒路亦称格道。《秦策四》第十章谓楚威王大败齐将申缚，“赵人闻之至枝桑，燕人闻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际绝。”谓赵、燕乘齐大败之时机出兵攻齐，燕兵至格道。格道当即雒路，“格”“雒”皆从“各”音，疑皆“络”之通假，络犹绕也，见《山海经·海内经》郭注。

络路或称络道，盖曲折之道路。盖燕师追随赵师，经赵国东边曲折道路南下，会攻齐之济西。得胜后，燕师渡济上之桥，向齐城即临淄进攻，在雍门以西之秦周，大胜齐军，于是焚雍门而攻克临淄，所谓“饮马于淄、渑”也。燕师又乘胜追击，向东南攻至琅邪，占据齐长城及险要之地，得以巩固其胜利果实，所谓“定获于琅邪”也。由此可见，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云：“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国”即指国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以为燕师单独先攻克河北，然后在济上大胜而长驱攻至临淄，非其实也。盖出于游士之伪托。乐毅破齐，主要经两战役。乐毅于上年以赵相而率赵、秦、韩、魏、燕五国之师，由赵攻取齐之灵丘。灵丘在高唐（齐五都之一）西南，作为大举破齐之基地，使齐集中兵力在济西抵抗，于是集中五国优势之兵力，用以歼灭齐集中之主力，结果使齐将触子败走，从而奠定击破齐国之基础。《吕氏春秋·行论》篇所谓“此济上之所以败，齐国以虚也”，“虚”同“墟”，谓破毁也。《吕氏春秋·先识》篇又论此云：“悉起而距军于济上，未有益也。”齐将达子率其战败之兵，退守秦周，即在临淄西门雍门之西，乐毅以燕相率燕师乘胜迅速追击，一战又得胜，达子败死。燕师遂得焚雍门而攻入临淄。乐毅破齐，主要经历济西之战与秦周之战。《燕策二》第十一章谓燕王“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大战一”即是济西之战，“小战再”，即是秦周之战。《吕氏春秋·贵直》篇评论齐盡王之骄横，云：“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亦指济西之役与秦周之役。此亦可见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出于游士伪托而夸大乐毅破齐之功者。按齐与燕接境之地为河北，齐与赵接境之地为济西。《燕策一》第八章及《苏秦列传》记苏秦策划破齐曰：“且异日也，济西不役，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役，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弊矣。”顾观光释之曰：“济西是齐之西境与赵为邻者。”又曰：“按战国时，河已徙流，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流，合漳水入海，故齐地有错入河北者，盖距燕较近矣。《燕策》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又云齐之信燕也，至于虚北地以行其兵，北地当即河北。”其说是也。

乐毅为赵、燕之共相，毅先以赵相率五国之师攻取齐之灵丘，进而大破齐军于济西。继而又以燕相独率燕师由济西乘胜追击，深入齐地，何劳再攻占河北，由河北南下经济上？《乐毅列传》称乐毅破之济西后而独率燕军追至临淄，《魏世家》、《田世家》亦相同。乐毅《报燕惠王书》谓“起兵随而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于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

轻卒锐兵，长驱至国”。谓乐毅率燕师先攻占河北，再攻至济上而大胜之，然后长驱至国。以为乐毅破齐全由燕师连续得胜而成功。盖出于策士之伪托，用以夸大乐毅之功绩者。乐毅确是

有谋略之将军，彼以燕、赵“共相”与五国合纵之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先歼灭齐之主力于济西，然后便于燕师长驱直入而攻克临淄。

《公孙固》一篇。（《汉书·艺文志》列儒家。班固自注：“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因为陈古今成败也。”）

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由此可知齐盡王失国之后，尝请教于公孙固，固因而采集春秋时代之史事，编成十八章，为之陈古今成败之教训。

公孙子曰：“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杨注：“舍，子发名”）既楚发其赏，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讥之曰：

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举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发独不然，反先王之道，乱楚国之法，堕兴功之臣，耻受赏之属，无眀乎族党，而抑卑其后世。案独以为私廉，岂不过甚矣哉！故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也固。”（《荀子·强国》）

案：罗?《诸子学述》之《周秦诸子书目表》云：“此与马、班所说正合，其为《公孙固》书无疑。”此说可从《荀子》此节，盖即取自《公孙固》十八章中。子发克蔡事，已说明在周显王二十九年案语中。据此可知，公孙固所陈古今成败，亦包括战国时事。此章论赏罚与成败之关系重大。盖滥罚而不肯赏，以致触子败走，达子败死。此为齐盡王失败原因之一，故公孙固据史事以讥之。

齐盡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新序·杂事五》第二十一章作“尽日步走”），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高亨云：“已当作亡。”范耕研云：“言当止而改过也”）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矣，王故尚未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贤也。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盡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也。（《吕氏春秋·审己》）齐盡王亡居卫，谓公玉丹曰：“我何如主也？”玉丹曰：“王贤主也。

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臣闻其声，于王而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辨天下（高诱注：“辨，治也。”《新序·杂事五》第二十一章“辨”作“有”），去国居卫，容貌充满，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王曰：“甚善。

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国居卫也，带益三副矣。”（《吕氏春秋·过理》，《新序·杂事五》第二十一章同，“带益三副矣”作“带三益矣”）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辟”读作“避”），纳于?键（“?”同“管”），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硁（“硁”通“钥”），不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涂于邹（“涂”通“途”）。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倍”通“背”），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

（《赵策三》第十三章鲁仲连谓辛垣衍，《鲁仲连列传》同）王奔莒，淖齿数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间，方数百里（“百”当为“十”字之误，千乘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北，博昌在今博兴县东南，两地相邻，不过数十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间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当阙而哭者，求之而不得，去之则闻其声，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吴师道曰：“三不知字，《春秋后语》皆作知之，《资治通鉴》从之。”金正炜曰：“据后文，淖齿责王不知戒，则作知之，义胜。”《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七引作“不知”）淖齿曰：“夫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当阙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资治通鉴》“戒”作“诫”，胡注：“诫与戒同”），何得无诛乎？”于是杀闵王于鼓里。（《齐策六》第一章）

案：《资治通鉴》胡注：“鼓里，莒中地名，近齐庙。”莒为齐五都之一，设有宗庙，盡王被杀于庙，悬之庙梁而死。

淖齿闻齐王之恶己也，乃矫为秦使以知之。（《韩非子· 内储说上》）　

淖齿管齐之权，缩闵王之筋，悬之庙梁，宿昔而死。（《秦策三》第十章范雎谓秦王，《范雎列传》作“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县之于庙梁，宿昔而死”。“崔杼”二字为衍文）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悬于其庙梁，宿夕而死。（《楚策四》第九章客谓春申君，《韩非子·奸劫弑臣》、《韩诗外传》卷四第二十五章同，“宿夕”作“宿昔”，“昔”“夕”字通。《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亦作“淖齿之用齐也，擢闵王之筋”）盡王一用淖齿而身死乎东庙。（《韩非子·难一》，《淮南子·?论训》同，惟“一”作“专”）

案：淖齿亦作卓齿，见《韩非子·奸劫弑臣》篇顾广圻云：“藏本、今本卓作淖，《策》、《外传》皆作淖，案卓、淖同字。乾道本未尝误，改者非也。”今案“淖”、“卓”皆当为“昭”之通假；犹如昭滑之或作“卓滑”。盖楚之贵族。《田世家》云：“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盡王。淖齿遂杀盡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新序·杂事五》第二十一章同。《齐策六》第五章记齐之幸臣相与语于王曰：“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将万人而佐齐，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谢于楚王？”楚王所使佐齐之将军，当即淖齿。齐盡王因兵败出奔，经卫、邹、鲁等国，回国走莒，即依靠楚之救助。莒为齐五都之一，在齐长城之南，靠近楚国，据此可重建齐之政权，因而重用淖齿为相。《吕氏春秋·正名》篇论及齐盡王云：“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雠邪？”高注：“其毙由在此二人，非欲自毙也，然二人卒毙之。”齐盡王任用淖齿为相，依靠楚之救援重建政权，出于形势所迫。淖齿之杀盡王，盖由于利害冲突，猜疑而相恶。《韩非子·内储说上》云：“淖齿闻齐王之恶己也，乃矫为秦使以知之。”韩非列此为“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之一例，盖淖齿使人伪装秦使以见盡王，探得盡王厌恶自己，因而设计杀死盡王。

　　又案：《楚世家》言：“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六国表》亦作“取齐淮北”，而《田世家》则云：“淖齿遂杀盡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所谓“取齐淮北”与“分齐之侵地”，实为一事。淮北原为齐侵楚之地。当以《田世家》之说较为可信。

是时五国合纵伐破齐国，分割齐地，楚实未尝参与。楚使淖齿率师救齐，齐盡王任淖齿为相，及淖齿杀死盡王，不久齐人王孙贾又攻杀淖齿，莒人又共立盡王子法章为齐王，楚并未干预其事。

楚之收复齐之侵地淮北，当在淖齿为齐盡王之相国，齐正依靠楚之救援而重建政权之时。

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荀子·议兵》）

案：魏夺得齐所并宋地，当在五国之师大败齐于济西之后。

《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说楚王曰：“外举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举矣。”可知魏得宋地，尝置大宋、方与二郡。《汉书·地理志》称宋“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梁（指睢阳）、陈留”，不可信。陈留早为魏地，魏得睢阳及其周围之地，当在此时。

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吕氏春秋·首时》）

案：高诱注：“齐盡王僭号于东，民不顺之，故困于天下，是以鲁国略取徐州。”此说不确切。秦昭王十九年，即齐盡王十三年，秦约齐并称东、西帝。齐忽而取消帝号，发动合纵攻秦，图谋乘机灭宋。后二年齐灭宋，诸侯恐惧。再后二年，秦发动合纵攻齐，于是乐毅攻破齐国。《吕氏春秋》所谓“齐以东帝困于天下”，当指五国合纵伐破齐国之时。鲁虽小国，亦乘此时机略取徐州。

徐州即薛，原为孟尝君之封邑。《水经·泗水注》谓：“誋水西径薛县故城北”，“《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徐州。”“齐封田文于此，号孟尝君。”《孟尝君列传》又谓：“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田文死后“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考齐盡王七年田甲劫王，孟尝君出走，入魏为相，尝主谋参与合纵攻齐。《东周策》第二十一章或谓周?曰：“薛公［背］故主，轻忘其薛，不顾其先君之丘墓。”盖孟尝君出走后已离其薛邑。魏昭王十三年，即齐襄王元年秦攻魏大梁，孟尝君为魏请赵、燕出兵来救。时孟尝君正为魏相。若齐盡王末年五国合纵伐破齐国时，鲁已乘机取得徐州，则齐襄王初立时，徐州已为鲁有，孟尝君何得于时中立于诸侯而无所属也？《资治通鉴》因此记孟尝君中立于诸侯，以及齐、魏共灭薛在周赧王三十六年，即齐襄王五年。顾观光因云：“襄王五年齐、魏灭薛。其后地入于鲁。《吕氏春秋·首时》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是也。”此说尚有可商，若在齐襄王五年以后，田单已收复齐之所有失地，此时鲁尚能乘机略取齐之徐州乎？

齐闵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姓名为莒太史家庸夫，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状貌，以为非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与私焉（《田世家》作“而与私通焉”，下有“淖齿既以去莒”句）。莒中及齐亡臣相聚求闵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于莒（《田世家》作“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盡王子也”），共立法章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无媒而嫁者，非吾种也，污吾世矣！”终身不睹。

君王后贤，不以不睹之故，失人子之礼也。（《齐策六》第八章，《田世家》略同）

杀闵王于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为溉园。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贵人，善事之。（《齐策六》第一章）

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女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处。女尚何归？”王孙贾乃入市中曰：“淖齿乱齐国，杀闵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刺而杀之。

（《齐策六》第二章）

案：据《齐策》，淖齿为王孙贾所杀，可知《田世家》淖齿去莒之说不确。

淖齿之杀盡王也，莒人求盡王子法章，得之太史轚之家，为人灌园，轚女怜而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之故。”已而使人谓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

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盄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

（《田单列传》，《说苑·立节》第二十一章与此“燕之初入齐”以下，大体相同。“王”作“王?”，“画邑”作“盖邑”，“经其颈”作“县其躯”）　

案：据《齐策六》第五章貂勃谓襄王曰：“燕人兴师而袭，齐墟，王走而之城阳之山中。”又谓安平君“故为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王乃得反，子临百姓。”可知襄王在莒重建之政权，不在莒之城内，而在山路险阻之深山中，因而需建栈道木阁而迎王返回临淄。

　　又案：钱穆《田骈考》附有王鉫之考订云：“《齐策》齐宣王见颜鉫，吴师道曰：‘《春秋后语》作王。’又有先生王斗，吴师道曰：‘一本标《文枢镜要》作王升。’今按《汉书·古今人表》有王升、颜?。窃疑王升即王鉫之脱讹，又误分颜、王为两姓。观颜鉫对宣王曰：‘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而王升之对亦然，知为一事之两传矣。其后当盡王之亡，其画邑人王，乐毅闻其贤，令环三十里毋入，而使人请之，自经而死。盖即宣王时高论士贵之王鉫也。……其人盖亦稷下先生之贤者，当盡王之末，诸儒散亡，彼殆以邦土未去，遂以死节也。”（《先秦诸子系年》四三一页）。朱起凤亦有相同之见解。《齐策四》第五章见齐宣王之颜鉫，《史记·正义》、《后汉书》注、《文选》注及《太平御览》所引，或作“?”、“”、“触”，皆从蜀声。《齐策四》第六章之“王斗”，《太平御览》四百五十六引作“王?”，《文选·文宣王行状》注引作“王叔”，《初学记》三十四引作“王升”，“升”“斗”“叔”形似而讹，“叔”“?”又声近而讹。

【附编】

燕王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秦尉斯离帅师与三晋之师会之。

赵王以相印授乐毅，乐毅并将秦、魏、韩、赵之兵以伐齐。齐盡王悉国中之众以拒之，战于济西，齐师大败。乐毅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曰：“齐大而燕小，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此长久之利也。

今过而不攻，以深入为名，无损于齐，无益于燕，而结深怨，后必悔之。”乐毅曰：“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盡王出走。乐毅入临淄，取宝物、祭器，输之于燕。燕王亲至济上劳军，行当飨士，封乐毅为昌国君，遂使留徇齐城之未下者。（《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

案：《资治通鉴》所记乐毅攻克临淄经过，不见《史记》与《战国策》，当别有所据。但所据史料，不符史实。此言乐毅大败齐师于济西后，身率齐师长驱逐北。剧辛劝谏，谓宜及时攻取齐边城以自益，深入无益，而乐毅以为“其民必叛，祸乱内作”，遂进军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盡王出走，乐毅因而攻入临淄。考剧辛为战国末年燕将，赵悼襄王三年为赵将庞眗所擒。见于《赵世家》，距此有四十二年，若是时剧辛年三十，则七十外犹为战将乎？《史》《策》所谓燕昭即位初，师事郭隗，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本为后世纵横家之夸谈。《燕世家》谓“剧辛故居赵，与庞眗善，已而走亡燕”，即在剧辛被擒前不久，不得与乐毅共事燕昭王。则此剧辛与乐毅之争论，必为后世纵横家伪托，而用以夸大乐毅之计谋者。据《吕氏春秋·权勋》篇，齐盡王命触子将而迎战，脱走，余卒由达子率以军秦周，秦周在临淄雍门外，达子又败死。据《说苑·奉使》篇第十八章，燕攻齐，“渡济桥，焚雍门”而攻入临淄。盖乐毅在大胜触子于济西之后，乘胜追击，又大败达子于秦周，随即攻克临淄。非如《资治通鉴》所云，因齐人内乱而得逞也。

燕师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齐民喜悦。乃遣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

（《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

案：黄式三《周季编略》云：“《通鉴》于此年书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二城，惟莒、即墨未下，讹也。承讹者，求莒、即墨所以五年不下之故，尤讹也。据《史记·乐毅列传》五岁乃下齐七十二城。

《后汉书·朱隽传》：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李《注》引《史记》五年乃下齐七十余城，是也。苏氏《古史》：

东发先生《日钞》所言，皆同。《稽古录》于三十五年书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是司马氏后知其误而不能追改《通鉴》也。”此乐毅攻克临淄后，分兵五路向四方进击，六月下齐七十余城之说，不见《史记》、《战国策》，先秦诸子，疑皆出后人增饰，未可轻信。《说苑·奉使》第十八章楚使者谓齐王，称乐毅攻齐，“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饮马于淄、渑，定获于琅邪”。可知乐毅攻克临淄后，即乘胜向东南进击，直攻至琅邪，占据齐长城以北地区，以巩固其胜利所得，不宜分兵五路而向四方出击也。

《乐毅列传》谓“乐毅留徇齐五年，下齐七十余城”，盖五年中逐步攻克七十余城。《资治通鉴》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言“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以为原来分向四方出击之四路军队，又分别会合以围攻莒与即墨，更不可信。自临淄南下攻莒，不过二百余里，较为近便，若“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右军已循河、济西进而屯于阿、鄄。鄄距莒有六百里之遥，乐毅何以不就近便进攻，而欲从六百里外调兵来围邪？自临淄东向攻即墨，亦不过二百余里，若并“左军、后军围即墨”，后军已“旁北海以抚千乘”，远在临淄东北百里以外，乐毅又何以不就近便进攻而欲从远处调兵来围邪？由此可见，《资治通鉴》所谓乐毅克临淄后分五路向四方出击之说非事实，《资治通鉴》继谓乐毅合出击四方之兵而围莒与即墨，更是不符实际之臆说。

　　又案：《大事记》引延平陈氏曰：“乐毅之下齐也，止侵略，宽赋敛，除暴令，修旧政，求逸民，显而礼之，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之墓，凡可以悦民者，无不为之。此孟子所以教齐者，齐王不能用之于燕，而乐毅能用之于齐。”吴师道驳之曰：“朱子曰：‘乐毅亦战国之士，何尝是王者之师。’又曰：‘……

毅在当时亦恣意虏掠，正孟子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者尔。’愚谓乐毅之伐齐，取宝器，烧宫室，见于《田齐世家》、《燕世家》、《乐毅传》、《国策》皆然，征以毅之自言，盖不诬矣。陈氏首以止侵掠为美，似未察其实也。齐以燕伐燕，燕以齐伐齐，孟子所以教齐王者，毅实违之，是尚能用之乎？虽有宽赋、除暴、反政、礼贤诸端，不足以蒁其罪也。”今按陈氏所论，依据《通鉴》，但《通鉴》所谓“禁止侵掠”云云，不知何据。《吕氏春秋·权勋》云：“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高注：“美唐，金藏所在。”所谓“入国”即谓攻入国都临淄。可见燕兵攻入临淄，争相掠夺，《资治通鉴》所载，疑出于后人增饰，未可据信。

　　又案：《资治通鉴》谓乐毅“封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云云，恐亦不足信。《田单列传》、《说苑·立节》皆谓乐毅推尊王之贤，而欲封之，而绝颈而死，未有封墓之事。《水经·淄水注》谓?水南山西有王?墓，昔乐毅伐齐，贤而封之。

?不受，自缢而死。亦未有封墓之事。

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公孙龙子·迹府》此下有“以齐国无士何也”一句）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庙朝中（旧校：“庙一作广。”《公孙龙子》作“使此人于广庭大众之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大夫”，《公孙龙子》作“钜士也”，《孔丛子·公孙龙》作“夫士也”，许维?云：

“大夫当作夫士”），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矣（“矣”上原衍“一”字，从谭戒甫删），未失其所以为士，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原作“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今从谭戒甫据《公孙龙子》改正）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公孙龙子》作“人有非则非之，无非则亦非之；有功则赏之，无功则亦赏之，而怨人之不理，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

“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公孙龙子》作“谓之辱，非之也。无非而王非之，故因除其籍，不以为臣也。

不以为臣者罚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论皆若此，故国残身危，走而之谷，如卫。齐盡王，周室之孟侯也。（《吕氏春秋·正名》，《公孙龙子·迹府》大体相同，惟末段尹文之言，尚有下列一段：“且王不敢斗者，必荣敢斗也。荣敢斗者，是而王是之，必为臣矣。

必以为臣者，赏之也。此无功而王赏之。王之所赏，吏之所诛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赏罚是非，相与四谬，虽十黄帝不能理也。”）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二八三年）

　秦昭王二十四年，魏昭王十三年，韩矨王十三年，赵惠文王十六年，齐襄王元年，楚顷襄王十六年，燕昭王二十九年。

［魏昭王］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魏世家》，《六国表》同，作“兵到大梁而还”）

［秦昭襄王］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魏冉免相。（《秦本纪》，《六国表》作“与楚会穰”）　

［秦昭王］廿四年攻林。（秦简《编年记》）

［楚顷襄王］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楚世家》，《六国表》作“与秦王会穰”）

从林乡军以至于今（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六章、《魏策三》第八章无“乡”字），秦七攻魏（《魏策》“七”误作“十”），五入囿中（《魏策》“囿”误作“国”），边城尽拔，文台堕（帛书“堕”作“随”，“随”通“堕”），垂都焚（帛书“焚”作“然”，“然”通“燃”），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帛书“继”作“续”），又长驱梁北（帛书“又”作“有”，“有”通“又”。帛书“驱”作“賖”，“賖”通“驱”），东至陶、卫之郊（《魏策》“至”下有“乎”字，帛书“至”下有“芼”字，“芼”通“乎”），北至乎监（“乎”原误作“平”，据帛书及《魏策》改正。“监”，《魏策》作“阚”，“监”“阚”音近通用）。(www.xing528.com)

（《魏世家》安矨王十一年下无忌谓魏王，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六章、《魏策三》第八章同，“无忌”作“朱己”）

案：是年秦乘五国破齐之时机，大举攻魏，欲一举攻破魏都大梁，于是有“攻林”之战。或称为“林军”或“林乡军”。即军于林或林乡。当时中原称林者，有南、北两地，皆因有森林而得名。

《水经·渠水注》考定北林在中牟县西南，新郑以北四十许里，是时秦所攻之林，当为北林，但其地点当在中牟县东北，大梁之西北，并临近黄河。《齐策五》第一章所谓苏秦说齐闵王，述及赵敬侯六年（周安王二十一年）楚救赵攻魏之战役，谓“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州在魏之河内，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地当黄河之北。是役楚之前锋攻至州西，与魏军交战，后继之大军已出梁门，驻屯于黄河以南之林中，战马饮水於黄河。可知林中当在梁门之北。梁门当是大梁西北之关塞，而林中在梁门以北，临近黄河，便于战马饮水，为驻屯大军适宜之地。《秦本纪》言是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魏世家》亦云：“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集解》引《地理志》汝南有安成县。《正义》引《括地志》，安城在汝阳东南七十里，在今河南平舆县南。其说非是。杨守敬辨之曰：“考史接言秦兵到大梁，安成在大梁南四五百里，既非秦往大梁所经，且是时汝南地属楚，非魏有也。《阴沟水注》古渎东南径阳武城北，又东南绝长城，径安亭北。此安亭在大梁西，亭西南为魏之安城无疑。《魏世家》使道安成云云，《正义》引《括地志》，故城在郑州原武县东南二十里，指此。”此说甚是。此安城在大梁之西北，在今河南原武东南，原阳县西南，南靠魏长城。秦兵出函谷关及?塞，经周、韩之地，越魏长城，攻拔安城，以此为进攻大梁之据点。由此向东南进军，为进攻大梁方便之路线。而大梁西北之林，为驻屯大军以便进攻之基地，因必首先攻克之。

　　又案：朱己谓魏王，述及“林军”，“秦七攻魏，五入囿中”，此“囿”当即《西周策》第十一章述及之梁囿。梁囿在大梁近郊，犹如温囿在温邑近郊。是时中原各国都城之结构，皆为东设大郭而西建宫城。韩都新郑，宫城在大郭之西北。魏都大梁亦当如此，为魏君经常游乐之苑囿，必在宫城附近，当在大梁西北郊。

故《西周策》记周君由魏都大梁向西北返国途中，得见梁囿而乐之。文台、垂都即梁囿中离宫所在。是时秦军经周、韩之地，越魏长城，从西北向大梁进攻，梁囿为必经之地，因而先攻入囿中，文台因而被堕，垂都因而被焚，林木被伐，麋鹿被杀。《魏世家》“五入囿中”，《索隐》云：“囿即圃田。圃田，郑薮，属魏。”此说大谬。据《水经·渠水注》圃田“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即魏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此乃一大湖泊，周围为水网地带，西面又限有长城。此时秦军已在圃田泽以北，越过长城，拔取安城，由此向东南进攻大梁，岂可折而南下，入此水网地带而自投罗网乎？魏惠王三十一年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水经·渠水注》引《纪年》）。梁囿建于大梁西北郊，其中池沼当通此大沟。大沟与圃田泽相通，但梁囿在大梁近郊，并不建于圃田泽中。程恩泽《国策地名考》深信“囿即圃田”之说，以为梁囿介于郑州、中牟之间，并谓“郑州、中牟皆自梁返周必经之路，梁囿应在此，旧以梁囿在大梁非是”。此乃颠倒是非。张琦亦谓：“《史》作囿中，《索隐》曰即圃田，按在今中牟县西北七里。”其说不确。自大梁返周，当出大梁西北之高门，梁囿即在高门外，因而成为必经之路。由此西北行，经安城（在今河南原阳西南），越魏长城而西行。圃田泽在大梁之西，在今中牟县西，为水网地带，岂可作为必经之路？梁囿为魏君经常游乐之苑囿，必设在宫城附近，在大梁近郊，岂可设在圃田泽中？后人沿袭《史记·索隐》之误解，以为圃田泽一名囿中，尤为荒谬。

秦、韩围梁，燕、赵救之。谓韩山阳君曰（“韩”字原脱，从鲍本补。

鲍以“韩”字为衍文，非是）：“秦战而胜三国，秦必过周、韩而有梁，三国而胜秦，三国之力虽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郑。计者，不如构三国而攻秦。”（《赵策一》第六章）

案：鲍彪以此策为秦献公三十二年战少梁，非是。此言“秦必过周、韩而有梁”，则必为大梁。此与《秦本纪》言是年“秦至大梁，燕、赵救之”相合。据此可知，是年韩被迫附从秦而攻魏大梁。梁玉绳云：“各处皆不言燕、赵救魏。考是年为燕昭王二十九年、赵惠文王十六年，燕昭新破齐盡，方围莒、即墨未下，何暇出兵救魏抗秦，此之不实，了然可知。”其说殊非。秦于是年乘五国合纵破齐之时机，迫使韩附从而攻魏大梁。盖秦之主谋合纵五国攻齐，目的即在于削弱齐国，从而乘机攻取中原韩、魏之地。

是时秦大举进攻大梁，先有攻林之战，继而攻入梁囿，于是大梁被围，甚为危急。一旦大梁为秦所拔，魏被灭亡，势将危及燕、赵，因此燕虽以主力攻齐，在此大梁危急形势下，又不得不与赵联合救魏而攻秦。此一说客进说韩山阳君，为韩之安全计，谓“不如构三国攻秦”。此计未行。盖秦避免与燕、赵决战而退却。

秦将伐魏，魏王闻之，夜见孟尝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为寡人谋奈何？”孟尝君曰：“有诸侯之救，则国可存也。”王曰：“寡人愿子之行也。”重为之约车百乘。孟尝君之赵，谓赵王曰：“文愿借兵以救魏。”赵王曰：“寡人不能。”孟尝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

“可得闻乎？”孟尝君曰：“夫赵之兵非能强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赵也（姚注谓上二句，曾本无两“能”字）。然而赵之地不岁危而民不岁死，而魏之地岁危而民岁死者，何也？以其西于赵蔽也。今赵不救魏，魏歃盟于秦，是赵与强秦为界也。地亦且岁危，民亦且岁死，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赵王许诺，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又北见燕王曰：“先日公子常约两王之交矣（鲍本“王”作“主”），今秦且攻魏，愿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岁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数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数千里而救人者，此国之利也。今魏王出国门而望见军，虽欲行数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许也，田文曰：“臣效便计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计，文请行矣！恐天下之将有大变也。”王曰：“大变可得闻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台已燔，游已夺矣。

而燕不救魏，魏王折节割地，以国之半与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韩、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赵之众，以四国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数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门而望见军乎？则道里近而输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听子。”乃为之起八万，车二百乘，以从田文。魏王大悦曰：“君得燕、赵之兵甚众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请讲于魏。魏因归燕、赵之兵而封田文。（《魏策三》第七章，“因”上从姚引一本添“魏”字）

案：此策顾观光、于鬯皆系于周赧王三十二年，是也。时孟尝君田文正为魏相。当田文说赵王时，大梁尚未被围。及见燕王时，大梁已被围，故田文曰：“今魏王出国门而望见军。”大梁城门今可考者，惟东郭之夷门与西城之高门。周城《宋东京考》云：

“高门在固子门外西北二里，即梁惠王故城之门也。门已废久，今土人犹名其乡曰高门，亦曰梁王城。”固子门即今开封城外之固子村，在城西三里余，高门又在其西二里。田文所谓“国门”，即此高门。供魏王游乐之梁囿，当即在高门外侧。时秦军已拔梁囿，故魏王能从高门望见其军。田文所谓“台已燔”，即朱己所谓“文台堕”。田文所谓“游已夺”，亦即朱己所谓“垂都焚”。金正炜据《周礼·天官序》注，释“游”为“离宫”，是也。金正炜谓“夺”为“毁”之讹，非是。“夺”谓被占有。此策谓秦因燕、赵来救，“割地请讲于魏”，乃夸辞，非事实。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悦，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

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吕氏春秋·淫辞》）

案：《吕氏春秋·听言》云：“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空洛之遇”即此“空雄之遇”，毕沅引梁仲子云：

“空雄岂非空雒之误欤？”考公孙龙之说燕昭王见《吕氏春秋·应言》，公孙龙述及“日者大王欲破齐”，“其卒果破齐以为功”。时在燕昭王二十八年破齐之后。公孙龙之“应空洛之遇”，亦当在同一时期。是年秦大举攻魏之大梁，赵、燕发大军而救之，盖即此时事。

［赵惠文王］十六年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赵世家》，《六国表》记“取齐昔阳”于赵惠文王十五年）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廉颇列传》）

案：廉颇所攻取齐邑，《赵世家》谓昔阳，而《廉颇列传》作阳晋。张文虎云：“《索隐》本作阳晋，各本误倒。”考昔阳原为春秋时肥国所都，《正义》引《括地志》云：“在并州乐平县东。”在今河北晋县西北，并非齐邑。阳晋，《正义》云：“故城在今曹州乘氏县西北四十七里。”在今山东郓城县。洪颐煊谓《赵世家》“昔阳当作晋阳，是阳晋之讹”。甚是。

　　又案：《赵世家》又谓是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见于周赧王三十二年所引）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此说不足信。

【附编】

赵王封孟尝君以武城，孟尝君择舍人以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语岂不曰借车者驰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对曰：“有之。”孟尝君曰：

“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车者，非亲友，则兄弟也。夫驰亲友之车，被兄弟之衣，文以为不可。今赵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愿大夫之往也，毋伐树木，毋发屋室（《太平御览》二一引“发”作“废”），訾然使赵王悟而知文也。谨使可全而归之。”（《太平御览》二一引“谨”作“仅”）（《赵策一》第十六章）

　案：林春溥《战国纪年》、顾观光《国策编年》皆系此事于周赧王三十二年。盖是年孟尝君正为魏相，因秦攻魏都大梁，入赵、燕借兵救魏，迫使秦即退兵。《魏策三》第七章云：“因归燕、赵之兵而封田文”，当为魏王因田文有功而封之。或者同时赵王亦因而封田文。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盡王时单为临市掾，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盡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涂，以?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

（《田单列传》）

案：《资治通鉴》将田单从安平得脱之事，记在周赧王三十六年，而于开首以“初”字发之。胡三省注云：“按［周赧王］三十一年乐毅入临淄，以中军据之，燕人攻安平，当在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之间，故《资治通鉴》于是年以‘初’字发之。”周赧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二八二年）　秦昭王二十五年，魏昭王十四年，韩矨王十四年，赵惠文王十七年，齐襄王二年，楚顷襄王十七年，燕昭王三十年。

［秦昭襄王］二十五年拔赵二城。（《秦本纪》）

［赵惠文王］十七年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赵世家》，《六国表》亦作“秦拔我两城”）

［秦昭王］廿五年攻兹氏。（秦简《编年记》）

案：是时秦乘五国合纵破齐之时机，攻取三晋之地，《秦本纪》、《赵世家》、《六国表》皆谓秦拔赵两城，未明言何地。《西周策》第六章苏厉谓周君曰：“败韩、魏，杀犀武；攻赵，取蔺、离石、祁，皆白起。”钱穆据此谓“杀犀武在秦昭王十四年，前攻赵拔两城十一年，然则两城者蔺与祁也。云蔺、离石者，兼言两年事”。

盖秦攻离石即在秦昭王二十六年。见其所著《公孙龙说赵惠文王偃兵考》（《先秦诸子系年》第四三五至四三七页）。但秦简《编年记》云是年攻兹氏，可知拔赵两城，兹氏必为其一。韩连琪《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考证》云：“秦攻兹氏，不见于史。《水经· 原水》：‘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并过其县北，注：县故秦置也。’是兹氏当即秦昭王取祁后改称。……《汉书·地理志》有祁、兹氏并列太原郡，或至汉时兹氏又分祁、兹氏两县。”此说非是。祁县在今山西祁县东南，兹氏在今山西汾阳南。中隔大泽昭余祁，显为两城，不容混而为一。出土有兹氏尖足布与圆足布，皆为赵币，可知赵已称兹氏，非出秦之改称。《赵世家》载惠文王十年秦取梗阳，梗阳在今山西清徐，由梗阳南下，即是祁城。由祁向西，越昭余祁泽，即为兹氏。是年秦攻取赵之两城，必为祁与兹氏无疑。蔺在离石之东，靠近西河。《赵世家》载肃侯二十二年“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武灵王十九年王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郭狼即皋狼，在离石西北。盖肃侯已收复蔺、皋狼等地。《周本纪》周赧王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北取赵蔺、离石者皆白起也。”《西周策》作“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吕氏春秋·审应》篇公孙龙谓赵惠文王曰：“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燕策三》苏代约燕王，谓秦“已得宜阳（当作“曲阳”）、少曲，至蔺、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石即离石。《赵策三》第四章云：“秦攻赵，蔺、离石、祁拔，赵以公子?为质于秦。”皆以蔺、离石连称。盖蔺与离石同时为白起所拔，时在周赧王三十四年，较白起拔祁与兹氏迟一年。

［赵惠文王］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赵世家》）

案：梁玉绳云：“毅是时方为燕攻齐，何从将赵师攻魏，盖非毅将耳。”此说非是。时乐毅身兼赵、燕两国之相，当能将赵师攻魏伯阳。伯阳在今河南安阳西北，正当赵、魏交界处。

［秦昭襄王］二十五年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秦本纪》）　

［韩矨王］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韩世家》，《六国表》同）魏昭王十四年大水。（《六国表》）

廿五年上郡守，?造，高奴工师窑，丞申，工鬼薪诎。上郡武库，洛都。（二十五年上郡守戈铭文，见原田淑人《周汉遗宝》五十五，出土于朝鲜平壤附近）

廿七年上守?造，漆工师?，丞籛，工隶臣?。（二十七年上郡守戈铭文，器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案：“上”当为上郡之省称。廿五年上郡守戈，守之名，或释为“?”，或释为“厝”。近人考释，或以为以上二戈之上郡守，一作厝，一作 ，应为一人，可能即是秦名将司马错，此一推断尚无确证。秦常以庶长一级爵位之人为将。如白起由左庶长升为左更，又迁为国尉，更升为大良造。左庶长、左更、大良造皆为庶长一级，相当于别国之卿。《秦本纪》于昭王十六年称司马错为“左更错”，《六国表》于魏昭王元年（即秦昭王十二年）称“秦尉错”，于秦昭王十八年又称“客卿错”。司马错与白起常同时分别为将作战，其作战地区皆离上郡较远。昭王十二年攻魏襄城，在魏之南边，十六年攻取魏之轵及邓，皆在河内。十八年攻垣、河雍，亦在中原地区。是时秦分两路进攻，白起主攻河东，司马错主攻河内。二十七年秦又分兵攻赵与楚，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深入赵之北边，司马错则一面攻楚之北边邓，一面攻拔楚西南之黔中。可知司马错未尝以上郡守参与作战。是时上郡守在于夺取赵所得之原林胡、楼烦之地。

【附编】

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王念孙曰：“友，交之误”。《文选·恨赋》注、《太平御览·治道部》引并作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及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史记会注考证》云：“‘枫’、‘三’本”，《太平御览》三百七十三、八百六“冲”作“穿”）。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

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张文虎曰：“各本传下衍舍字，《索隐》本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秦王斋戒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

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孰”通“熟”）。”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廉颇蔺相如列传》）

案：此即蔺相如“完璧归赵”之故事。《蔺相如列传》于此下云：“其后秦伐赵拔石城”，石城即离石，乃赵惠文王十八年事。

则此事当在十七年前，不知的为何年。

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廉颇蔺相如列传》）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平原君列传》）

案：梁玉绳云：“《六国表》于惠文王元年书平原君为相，孝成王元年又书平原君为相，两书而已。考惠文以相国印授乐毅，孝成割济东地求田单为将，遂留相赵，故《赵世家》惠文十四年有乐毅攻齐事，孝成元年有单攻燕、二年有单为相之事，则平原之三相三去，固有征矣。孝成二年相单，是平原复相逾年而罢。迨单去赵归齐之后，不再书平原复位者，《史》略之也。”考平原君为赵惠文王同母弟，《赵策四》第十四章谅毅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据《赵世家》，惠文王为惠后所生，武灵王娶惠后在十六年，传位于惠文王在二十七年，时惠文王年才十一，平原君当不过十岁，岂能为相？其为相，当在惠文王十四年相乐毅之前后，不能在惠文元年。平原君之“三去相，三复相”，犹如秦魏冉之四去相而四复相，不知平原君初相的在何年。

　　又案：平原君家不肯出租，赵奢以法治之。平原君欲杀之，奢说平原君为贵公子，盖为相以前之事，亦不知的在何年。《资治通鉴》系之于周赧王四十四年。

周赧王三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一年）

　秦昭王二十六年，魏昭王十五年，韩矨王十五年，赵惠文王十八年，齐襄王三年，楚顷襄王十八年，燕昭王三十一年。

［秦昭王］廿六年攻离石。（秦简《编年记》）

［赵惠文王］十八年秦拔我石城。（《赵世家》，《六国表》同。《蔺相如列传》在叙述“完璧归赵”故事后，亦云：“其后秦伐赵，拔石城。”）

案：梁玉绳《史记志疑》辨赵世家“秦拔我石城”事云：“《正义》引右北平之石城县及相州石城为证，而在北平者燕境，在相州者魏境，皆非赵地，胡注《通鉴》谓即魏西河之离石县，然赵肃侯二十二年秦已取之矣，何待是时始拔乎？”考石城固即离石。

《周本纪》周赧王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蔺、离石者皆白起也。”《西周策》同，惟作“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周赧王三十四年正当赵惠文王十八年，与《赵世家》、《六国表》赵惠文王十八年拔石城之说合，此其证一也。《吕氏春秋·审应览》公孙龙谓赵惠文王曰：“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考《赵世家》次年赵奢将，攻齐麦邱，取之。公孙龙既以蔺、离石入秦与攻齐得城为先后事，明是年秦所拔赵之石城即离石，此其证二也。《燕策二》、《苏秦列传》苏代约燕王曰：“秦……已得宜阳、少曲（“宜阳”当作“曲阳”），致蔺、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据此，是秦得赵蔺、石固在天下合纵破齐后。《西周策》苏厉谓周君曰：“败韩、魏，杀犀武，攻赵取蔺、离石、祁者皆白起……今攻梁，梁必破。”与苏代约燕王语，以秦得蔺石后欲攻魏之说又合，是石固离石之简称，此其证三也。《赵策三》第四章云：“秦攻赵，蔺、离石、祁拔，赵以公子?为质于秦，而请内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蔺、离石、祁于赵。赵背秦……秦王大怒，令卫胡籣伐赵，攻阏与。”考阏与之役，在赵惠文王二十九年，事既由易回蔺、离石、祁失信而起，明赵失蔺、离石、祁，固当在赵惠文王时。此其证四也。秦简《编年记》正作秦昭王廿六年攻离石，此其证五也。赵肃侯二十二年秦尝取赵蔺、离石，不久即收复。

是年又为秦所拔。是年为秦所拔者亦为蔺、离石两城，说明已在上年案语中。

苏厉谓周君曰：“败韩、魏（《周本纪》“败”作“秦破”），杀犀武（《周本纪》作“扑师武”，《集解》徐广曰：“扑一作仆”），攻赵取蔺、离石、祁者（《周本纪》“攻赵”作“北”，无“祁”字）皆白起。是攻用兵（《周本纪》“攻”作“善”），又有天命也。今攻梁（《周本纪》作“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必破，破则周危（《周本纪》作“梁破则周危矣”），君不若止之，谓白起曰（《周本纪》作“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周本纪》无“者”字），百发百中，左、右皆曰善（《周本纪》作“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过曰（《周本纪》作“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射，可教射也矣。养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周本纪》作“养由基怒，释弓蝨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周本纪》作“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夫射柳叶者（《周本纪》作“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而不已善息（《周本纪》“已”作“以”），少焉气力倦（《周本纪》“气”下有“衰”字），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周本纪》作“百发尽息”）今公破韩、魏（《周本纪》无“公”字），杀犀武（《周本纪》作“扑师武”），而北攻赵取蔺、离石、祁者（《周本纪》“攻”作“取”，无“祁”字），公也（《周本纪》作“公之功多矣”）。今公又以秦兵出塞（《周本纪》作“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践韩而以攻梁（《周本纪》作“倍韩攻梁”），一攻而不得（《周本纪》“攻而”作“举”），前功尽灭（《周本纪》“灭”作“弃”），公不若称病不出也。”（《西周策》第六章，《周本纪》大体相同，系周赧王三十四年下）

案：前二年，秦拔魏安城，攻林，入囿中，围攻大梁。是年秦将白起在攻取蔺、离石之后，又出塞过两周、经韩而攻大梁。《周本纪·正义》“出塞”之“塞”谓伊阙塞，非是。塞当即?塞，经两周之北边及成皋、荥阳一带，越魏长城而进攻大梁。前二年秦先拔安城，盖安城即在魏长城之北边。秦昭王三十二年穰侯将兵攻魏，先入北宅，进围大梁，盖北宅即宅阳，即在魏长城之东。岂可绕道至伊阙而进攻大梁？《魏世家》载无忌（当作朱己）谓魏王“秦七攻魏，五入囿中”，可知秦屡次攻魏，进攻之路线相同。是年白起率秦兵出塞，过两周，践韩而以攻魏大梁，当为七次攻大梁之一。

［赵惠文王］十八年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来相赵。（《赵世家》）［秦昭襄王］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冉复相。（《秦本纪》，《六国表》作“魏冉复为丞相”）

案：梁玉绳读“赦罪人迁之”为句，“穰侯冉复相”为句。因云：“但言迁罪人，不知迁于何地，《评林》谓迁于新明邑，亦臆说无据。盖明年迁之南阳，史误重也。”此说非是。《秦本纪》下文二十七年“赦罪人迁之南阳”下，《正义》云：“南阳及上迁之穰，皆今邓州也。”可知当读“赦罪人迁之穰”为句，“侯冉复相”为句。

《史记会注考证》云：“‘古钞’、‘枫’、‘三’、‘南’本侯下有魏字，据下文迁之南阳《正义》，穰字当连上句，上文云魏冉免相，侯疑魏字。”其说疑是。《六国表》亦作“魏冉复为丞相”，史文未见称穰侯魏冉为“侯冉”者。

　　又案：《赵世家》言是年“魏冉来相赵”，梁玉绳云：“冉复为秦相，安得相赵之事哉，误矣。《大事记》谓相赵未几复相秦，非也。”此说当是。是时秦、赵正不合，魏冉无缘为赵相，更不能兼为秦、赵之相。

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韩非子·定法》，“成”原误作“城”，按下文“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文例改正）

案：《秦本纪》云：昭王十六年“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穰侯列传》云：昭王十六年“烛免，复相冉，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秦昭王十六年当齐盡王十年，尚在齐、秦并称东、西帝之前三年，秦不能越韩、魏而得陶以封魏冉。是年实公子市、公子悝封于宛、邓之岁，《史记》误以冉亦于是年封于陶。顾观光《七国地理考》论之曰：“李兑约五国伐秦后，欲取阴（阴者陶之讹）定封，说穰侯者亦劝之。《策》文容有复混，而其事实并一时，上距冉复相秦五岁，使冉已封陶，兑安得欲之？而言者亦安得云冉妒君之有阴，因此言而知冉之未封陶而欲得之也。其后齐灭宋，两年而为五国所破，赵既不取陶，而齐卒亦不能有，穰侯之取陶，在此时与？”其说甚是。秦于昭王二十二年开始伐齐，拔齐河东列城九，次年乐毅以赵、燕两国之相，统率五国之兵攻齐，大破齐军于济上。《资治通鉴》称“乐毅还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部赵师以收河间，身率燕师，长驱逐北”。胡三省注：“秦、韩与齐隔远，故先还其师。宋地近于魏，故使略之。河间近于赵，故以方略部赵取之。”其实，秦未还师至本国，而乘五国合纵破齐之时机，移兵与魏争夺齐所兼并之宋地。定陶一带原为宋最富庶之区，奉阳君李兑与穰侯魏冉皆欲取为封邑。是时李兑既不便越卫、魏而攻取陶邑，魏虽与宋接壤，便于夺得宋地，但其兵力不足与秦争夺，穰侯因而得以逐步攻占定陶一带。秦自昭王二十二年开始攻齐，至二十六年取得定陶一带，当魏冉三次复为丞相时，陶邑成为其封邑。故《韩非子·定法》云：“穰侯经韩、魏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盖早先攻取河东之列城九，因移兵争夺宋地而放弃。可知魏冉三次复相时，取得当时最富庶之陶邑作为封地，有巨大之市租收入，因而“私家富重于王室”。是魏冉封于陶在三次复相时，《史记》误以为在再次复相时耳。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雁、罗?，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

国，故秦、魏、燕、赵者，?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邹、费、郯、邳者，罗?也（钱大昕曰：“《孟子书》有邹穆公、费惠公，此文云泗上十二诸侯，则战国之世小诸侯存者尚多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索隐》云：“昔犹夕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缴兰台（《集解》徐广曰：“兰一作简”，《正义》云：“兰台，桓山之别名也”），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于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衠新缴，射轌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太”通“泰”，太山即泰山）。西结境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布?，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王出宝弓，衠新缴，涉?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于是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下）

案：此文原载《战国策》，宋以后逸失。《艺文类聚》六十、《北堂书钞》一百二十五、《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七，皆引有《战国策》，同于此文开首之片段。见诸祖耿《战国策逸文》第三十六。明张文欢所编《战国策谈蒵》，据《史记》辑入此文。《太平御览》八百三十二引《春秋后语》亦有此文前段。楚人弋射者说顷襄王，分析当时形势，以秦、魏、燕、赵为3雁，即大雁；以齐、鲁、韩、卫为青首，即中雁；以邹、费、郯、邳为罗4，即小雁。盖当五国合纵破齐之后，齐之国力衰落，而燕、赵方强盛。弋射者主张楚首先攻魏。《正义》解释云：“言王朝张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大梁之右臂，连韩、郯，则河北中国之路向东南断绝，则韩上蔡之郡自破坏矣。复绕射雍丘、圉城之东，便解散魏左肘宋州，而外击曹定陶，及魏东之外解弃，则宋、方与两郡并举。”盖五国破齐后，魏取得宋原有定陶以南之地，魏新建有大宋、方与二郡。弋射者以为楚攻魏，不仅可以取得魏都大梁，更可深入魏地，“饮马西河”。

时魏之河东已为秦占有，但五国破齐后，魏又得大块宋地，因而弋射者以魏与秦、燕、赵并列为大国。弋射者又主张楚攻齐。是时齐新为燕所破，国都临淄及北方大块土地为燕占有，尚保有莒与即墨两都，及其周围地区，故弋射者以为“朝射东莒，夕发?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弋射者又主张由此连结燕、赵。若楚、燕、赵三国合纵，可以“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盖越已为楚所灭，楚建有江东郡，越君虽尚保留，已服属于楚。楚、燕、赵三国合纵，其势力可以北及燕之辽东而南及越之会稽，泗上十二诸侯如邹、费、郯、邳等，皆可包容在内。如此可以合纵攻秦，楚之故地汉中、析、郦皆可收复。待秦国力疲倦，山东、河内皆可取得统一。从此楚可以南面称王矣，秦虽为大鸟，处既形便，势有地利，“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此弋射者依据当时形势，主张楚、燕、赵三国合纵，先攻魏、齐，而后攻秦，收复失地。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赧王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臣以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结怨于两周，以塞驺、鲁之心，交绝于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之于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

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下）

案：武公，《集解》引徐广曰：“定王之曾孙，而西周惠公之子。”鲍彪驳之曰：“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为惠公之子，疏矣。惠公之子自为东周君，岂为西周用耶？”《资治通鉴》载此事，武公作东周武公。考东周确有武公，为东周惠公之子。《周本纪·正义》引郭缘生《述征记》云：“巩县，周地，巩伯邑。《史记》周显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于巩，以奉王室，为东周惠公也，子武公，为秦所灭。”《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相同。今本《史记》不见有此记载。据《赵世家》赵成侯八年“与韩分周为两”，赵成侯八年正是周显王二年，可知《述征记》与《括地志》所引《史记》，确有所据。盖赵、韩乘西周内乱而助西周威公少子于东部独立，因而分周为二。已说明在周显王二年案语中。周赧王徙都西周，居于王城，名为天下共主，但已不能派遣东周君入楚。

武公曰：“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可知武公乃西周之臣。《资治通鉴》改作“东周武公”，不确。黄式三《周季编略》改作“使西都君谓令尹、昭雎”，更误。《楚世家》“楚相昭子”，《资治通鉴》改“相”为“令尹”，是也。楚未设相位，仍以令尹为最高官职。但“昭子”并非“昭雎”。昭雎为楚怀王之令尹，未见于顷襄王时用事。

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二八年）

　秦昭王二十七年，魏昭王十六年，韩矨王十六年，赵惠文王十九年，齐襄王四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燕昭王三十二年。

［秦昭王］廿七年攻邓。（秦简《编年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本纪》，《六国表》作“击赵，斩首三万”）［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楚世家》，《六国表》作“秦击我，与秦汉北及上庸地”）［赵惠文王］十九年秦败我二城。赵与魏伯阳。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赵世家》，《六国表》作“秦败我军，斩首三万”）

案：《资治通鉴》胡注：“秦兵时因蜀出巴郡枳县路，以攻拔楚之黔中。”所谓“出巴郡枳县路”，盖本《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载周赧王七年，司马错从枳南入，以巴蜀水师攻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实则此役未能攻拔楚之黔中，此后十年，楚怀王受骗入秦而被留，秦尝“要以割巫、黔中之郡”。秦亦未得楚黔中。因而是年又遣司马错调发陇西之众，入蜀而再攻楚黔中，拔之。考《秦本纪》又云：秦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水经·沅水注》云：“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未叙及司马错拔黔中事，盖秦昭王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间，楚尝一度收复黔中。因而秦之设黔中郡在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得巫、黔及江南之后。

　　又案：秦败我二城，梁玉绳云：“败当作拔。”［秦昭王］二十七年白起攻赵，取光狼城。（《白起列传》）

案：《赵世家》言是年“秦败我二城”。梁玉绳云：“败当作取”，即《秦本纪》所言“取代、光狼城”。《六国表》谓“击赵，斩首三万”，可知是役亦是大战。

　　又案：梁玉绳《史记志疑》于《赵世家》云：“是时齐亦尚止二城，麦丘属燕，《年表》《田完世家》及《赵奢列传》皆不书，未知此何以言之？”钱穆辨之曰：“不知《史》《策》言齐独存二城者，指其五年中最后而言，非齐一败而诸城皆下，即无地可攻也。谓余城皆属燕，特举大数言之，以燕独入齐临淄，又始终主其事也。非谓其他三晋诸国，均不得尺土一城，不博观会通，而一切以绳，失者多矣。今以《吕览》公孙龙之言参之，知《赵世家》所记固不误。”又曰：“《赵世家》‘惠文王十七年秦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败我二城，赵奢将攻麦邱，取之，二十年廉颇将攻齐’，公孙龙言盖指是时事。”（《先秦诸子系年》第四三五至四三七页）钱辨是也。《乐毅列传》云：“乐毅留徇齐五年，下齐七十余城。”知七十余城非一年皆下，且齐城本不止七十余城，所谓惟独莒、即墨未下者，由其别都言之，说已见前。《楚世家》上年楚人以弋说楚王曰：“朝射东莒，夕发?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西结境于赵，而北达于燕。”是其时齐地固不止莒、即墨二城。此年赵取齐麦丘，即苏代所谓“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据苏代约燕王语，苏代此言，指天下破齐及秦得赵蔺、离石以后事，若齐一破而诸城皆下，即无地可攻，则苏代所谓济西、胶东又将何指？

秦已得宜阳、少曲（“宜阳”当作“曲阳”），至蔺、石（《苏秦列传》“至”作“致”，鲍本“石”上补“离”字，实则不必补“离”字，“离石”时或称“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隘（《苏秦列传》“隘”作“?”）。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隘为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已得讲于魏（“已”原作“赵”，依鲍本、《苏秦列传》改），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至”，《索隐》云：“当为质。”鲍本改作“质”。金正炜云：“至与致通，不烦改字”），兵伤于离石，遇败于马陵，而重魏（《苏秦列传》“离石”作“谯石”，“马陵”作“阳马”），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穰侯为和（《苏秦列传》“后”下有“弟”字），赢则兼欺舅与母。（《燕策二》第一章，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并云因而“燕昭王不行”。《苏秦列传》同）

案：苏代约燕王，开首曰：“楚得枳而国亡。”《集解》引徐广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鄢、西陵。”燕昭王卒于三十三年，苏代约燕昭王当在次年王未卒之前。此段苏代所述，皆当为上年秦拔取蔺、离石以后事。据此可知，秦得蔺、离石之后，即谋攻魏，许楚攻取韩之南阳地。当秦攻魏大梁，燕、赵出兵救魏，使秦攻大梁之举无功。即所谓“兵困于林中”，又许燕取齐之胶东，赵取齐之济西，及魏背燕、赵而合于秦，秦又分兵攻楚与赵。是时秦之大将为白起与司马错，故是年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斩首三万。司马错则一面攻楚之邓，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一面又攻拔楚之黔中。至于秦攻大梁之举，因无功，史略而未记。据苏代所言，是时秦攻赵，尚有“兵伤于谯石，遇败于阳马”之事。谯石、阳马两地无考。梁玉绳《史记志疑》谓谯石、阳马，“《策》作离石、马陵，疑误”。秦昭王二十七年地动，坏城。（《六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