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赧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公元前二八七年至前二八五年

周赧王十四年（公元前三一年）

　秦昭王六年，魏襄王十八年，韩襄王十一年，赵武灵王二十五年，齐宣王十九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燕昭王十一年。

［齐宣王］十九年宣王卒，子盡王地立。（《田世家· 索隐》云：“《世本》名遂”。）

案：《六国表》记齐宣王元年在周显王二十七年，记齐盡王元年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如此则伐燕子之者为盡王，与《孟子》、《战国策》称齐宣王伐燕不合，其年代显然错误。《资治通鉴》为此将齐威王年世加多十年，齐宣王年世移后十年。《大事记》则以盡王年世缩短十年，宣王年世延长十年。以求齐伐燕年代与《孟子》、《战国策》相合。考《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云：“梁惠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据此可见，威王之卒与宣王之立，当周慎靓王元年。若按《田世家》宣王十九年卒，则宣王之卒与盡王之立，当在周赧王十四年。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定盡王元年在周赧王十四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则定在十五年。惟钱氏云：“《纪年》于今王二十年称齐王，以宣王亦未卒，尚无谥，故《纪年》惟有威王无宣王可证，宣王卒在魏襄二十年后，亦证威、宣非一王两谥矣。”（《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九五页）若信如其说，则齐宣王之卒，尚在周赧王十六年后；盡王之元不在周赧王十五年矣。然考《荀子· 王霸》篇已称齐闵、薛公用强齐，“南足以败楚”，《乐毅列传》亦谓：“当是时齐盡王强，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赵策二》第二章记苏子谓秦王曰：“夫齐威、宣，世之贤主也，德博而地广，国富而民用，将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后（当作“复”）富（读如“逼”）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为齐兵困于?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戾。”“宣王用之”当为“盡王用之”之误，否则，上文既云“齐威、宣，世之贤主也”云云，下文又作“宣王用之”，文义不相承，于事亦相乖。“南伐楚，西攻秦”，以及“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戾”，皆为盡王时事。凡此皆足证此年“南伐楚”，已在盡王初立之年。盖《纪年》亦同《史记》，以齐宣王十九年卒，《田世家》、《六国表》虽误其年世，而其在位年数固不误，《索隐》因而未尝引《纪年》以记异，并非《纪年》无宣王而宣王之卒在魏襄王二十年之后。

［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楚世家》，《六国表》作“秦、韩、魏、齐败我将军唐昧于重丘”）　［韩襄王］十一年与秦伐楚，败楚将唐昧。（《韩世家》，《六国表》作“与秦击楚”）［魏哀王］（当作襄王）十八年与秦伐楚。（《魏世家》，《六国表》作“与秦击楚”）［齐盡王］二十三年（当作齐宣王十九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

（《田世家》）

齐盡王二十三年（当作齐宣王十九年）与秦击楚，使公子将，大有功。（《六国表》，黄式三云：“公子”当作“章子”）［秦昭襄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泾阳君质于齐。（《秦本纪》）［秦昭王］六年攻新城。（秦简《编年记》）

案：《编年记》又云：“七年新城陷。”《秦本纪》亦云昭王七年“拔新城”。《六国表》楚怀王二十九年（即秦昭王七年）“秦败我襄城，杀景缺”。襄城即新城。

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秦本纪》系于昭王八年，误后二年）

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按章子即匡章），荆令唐蔑将而拒之（旧校：“拒一作应”，《水经·?水注》引作“应”，“拒”、“应”于义并通，今从旧本）。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周最即周>，“>”古“聚”字），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于臣。”与荆人夹?水而军（“?”原误作“?”，《水经注》亦误作“?”，今从毕沅校正。《汉书·地理志》K江郡飅注：“?山，?水所出”，又南郡比阳注：“应劭曰：比水所出。”可知作“?”为是），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侯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善，因练卒以夜奄荆人所盛守，果杀唐蔑。章子可谓知将分矣。

（《吕氏春秋·处方》）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輇如金石（《史记·礼书》、《韩诗外传》卷四第十章、《商君书·弱民》篇“輇”作“坚”），宛钜铁L，惨如蜂虿；轻利蚹_，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史记》、《商君书》“沙”误作“涉”），唐蔑死。（《荀子·议兵》，《淮南子·兵略训》、《韩诗外传》卷四第十章、《商君书·弱民》、《史记·礼书》皆同。《史记》“唐蔑”作“唐昧”，“昧”与“蔑”音同通用）魏败楚于陉山，禽唐明。（《赵策四》第十六章）

案：梁玉绳《史记志疑》云：“蔑古通，字从目从末，各本讹作昧。”《屈原列传》“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集解》徐广曰：“二十八年败唐也。”《正义》云：“，莫葛反。”是其证。唐亦作唐明，“明”“”一声之转。《史记·天官书》谓：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又云：“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横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正义》云：“其语在《汉书·五行志》中也。”梁玉绳辨之曰：“为楚将，非掌天文之官，亦不闻其传天数，岂别有一唐欤？”苏子谓楚王曰：“仁人之于民也，爱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于亲也，爱之以心，事之以财。忠臣之于君也，必进贤人以辅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过于百姓，多赂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爱，亦非忠臣也。是以国危，臣愿无听群臣之相恶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节身之嗜欲以百姓（鲍本“以”下补“与”字），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数。至于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无妒而进贤也。贤之事其主也（鲍本“贤”下有“臣”字），亦必无妒而进贤。夫进贤之难者，贤者用，且使己废；贵且使己贱，故人难之。”（《楚策三》第一章）

案：王念孙曰：垂沙古读若垂陀（说见《唐韵正》），垂沙盖地名之叠韵者，《韩诗外传》及《淮南子·兵略训》并作兵殆于垂沙，《楚策》云：“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则作垂沙者是。”考《楚策四》第七章“长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长沙”亦“垂沙”之字误。《秦本纪》谓此役齐、魏、韩共攻楚方城，而《赵策四》又云：

“魏败楚于陉山，禽唐明。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吕氏春秋·处方》篇又称章子与荆夹?水而军。方城、陉山、?水皆在南阳郡，垂沙当即?水旁地名。《荀子》杨絫注：“垂沙，地名，未详所在，《汉书·地理志》沛郡有垂乡，岂垂沙乎？”考沛郡?县之垂乡，与此役无关。《资治通鉴》综合《史记·秦本纪》与《楚世家》之记载，谓“秦庶长奂会韩、魏、齐兵伐楚，败其师于重丘，杀其将唐昧，遂取重丘”。胡三省注又引《水经注》：“?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出茈丘山，南入于?水”，推定重丘即茈丘。

顾观光从其说，以为重丘即垂沙。考《楚策二》第三章：“术视伐楚，楚令昭鼠以十万军汉中，昭雎胜秦于重丘。”据此，重丘在秦、楚两国之间，程恩泽因此谓杀唐昧之处与此云胜秦于重丘，“恐非一地，当从阙疑。”余谓是年秦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而取得重丘，同年齐、韩、魏三国联军大破楚于垂沙，杀楚将唐，《史记》误混为一事。《水经·?水注》引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韜县，东至?水，达比阳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楚方城利山脉高地，连结?水与?水堤防筑成，故方城亦称连盽。陉山、垂沙，皆当为方城附近?水旁之地名。

齐、楚构难，宋请中立，齐急宋，宋许之。子象为楚谓宋王曰：“楚以缓失宋，将法齐之急也。齐以急得宋，后将常急矣。是从齐而攻楚，未必利也。齐战胜楚，势必危宋，是以弱宋于强楚也。而令两万乘之国，常以急求所欲，国必危矣。”（《楚策一》第一章）

案：《楚策一》楚王问范环云云，《甘茂列传》范环作范?，《韩非子·内储说下》又作干象，“象”疑“彖”之讹，“?”“彖”声同，“环”“?”音转，事在楚怀王二十四年，此《策》子象疑即《韩非子》之干象，干象事楚怀王，此《策》所云，疑即此时事。

谓魏冉曰：“楚破，秦不能与齐县衡矣，秦三世积节于韩、魏，而齐之德新加与（姚注“与一作焉”，“与”通“欤”，“欤”犹“焉”也）。齐、秦交争，韩、魏东听，则秦伐矣。齐有东国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离之塞，北有甘鱼之口，权县宋、卫，宋、卫乃当阿、甄耳。

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隶，秦乌能与齐县衡？韩、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郑（“薄”通“迫”，“郑”疑“荎”之误），兵休复起，足以伤秦，不必待齐。”（《秦策三》第六章）秦取楚汉中，再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至邓，楚王引归。后三国谋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说薛公：“可发使告楚曰：‘今三国之兵且去楚，楚能应而共攻秦，虽蓝田岂难得哉？况于楚之故地？’楚疑于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国之辞云（“云”原作“去”，从鲍本改正），则楚之应也必劝。是楚与三国谋出秦兵矣。秦为知之，必不救也。三国疾攻楚，楚必走秦以告急（“告”字原脱，从姚引一本补正），秦愈不敢出，则是我离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

“善。”遂发重使之楚，楚之应之果劝。于是三国并力攻楚，楚果告急于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胜有功。（《秦策四》第一章，“胜”原作“臣”，姚注：“当作胜。”高注亦作“大胜”，今改正）

案：前两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在齐相孟尝君（即薛公）主持下，“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攻楚，因秦出兵救楚，三国引兵去。”是年三国继续共攻楚于方城，事先因薛公遣使告楚，离间秦、楚之交，秦不出救兵，得以大胜，见于《秦策四》第一章。齐合魏、韩连年共攻楚，出于孟尝君主持，已说在周赧王十二年之案语中。《荀子·王霸》称齐闵、薛公用强齐，“南足以破楚”。《燕策一》第八章记苏代曰：“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积散。”《燕策二》第十一章客谓燕王曰：“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之兵，燕、赵之众，犹鞭策也。”《赵策二》第二章记秦攻赵，苏子谓秦王曰：“宣王（当作盡王）用之，后（当作“复”）富（读如“逼”）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可知三国攻楚皆出于齐王与齐相孟尝君所主持。《楚世家》及《六国表》谓秦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而取重丘，不确。盖误将秦败楚于重丘之事，与齐、魏、韩共攻楚方城而杀唐昧之事混为一谈。

《秦本纪》载昭王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秦本纪》将齐、魏、韩共攻楚而取唐昧之役，夹叙在秦使芈戎攻楚与赵破中山之间，虽时间上误后二年。可知“取唐昧”之役为齐、魏、韩共攻楚方城之战果，而秦勿与焉。史公作《秦本纪》本于《秦记》，必史公所见《秦记》有此三国共攻楚方城之确实记载，因而与《吕氏春秋·处方》篇所载杀唐蔑之役相合。《秦本纪》与《吕氏春秋》皆谓是役齐之主将为章子。《六国表》谓是年齐“与秦击楚，使公子将，大有功”，虽误为“与秦击楚”，而称“使公子将，大有功”。黄式三《周季编略》云：“公子当作章子”，甚是。章子即匡章，齐宣王伐燕，匡章已为主将，尝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五十日而举燕。是役又为主将，合韩、魏之师共攻楚方城，杀楚将唐昧，因而“大有功”。亦即《秦策四》第一章所谓“三国并力攻楚”，“兵大胜有功”。《西周策》载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

《孟尝君列传》记苏代为西周谓孟尝君，亦有相同之说辞。盖三国大胜楚于方城，杀楚将唐昧而取得方城以外，宛、叶以北之地，齐不能占有而为韩、魏所分得。《秦策三》第六章记有人谓秦魏冉曰：“楚破，秦不能与齐县衡矣，秦三世积节于韩、魏，而齐之德新加焉”。所谓“秦不能与齐县衡矣”，指三国共破楚以后，齐之国势强大，使秦、齐不能保持平衡均势之局面。所谓“秦三世积节于韩、魏”，指秦之惠王、武王、昭王连续三世采取连横策略而拉拢韩、魏。所谓“齐之德新加焉”，指新近齐相孟尝君采取合纵策略而拉拢韩、魏。有人游说秦魏冉之结论：“韩、魏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郑，兵休复起，足以伤秦，不必待齐。”所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即指方城以北之宛、叶地为韩、魏所分得，由此可壮大韩、魏之国力，不待齐之参与，即足以伤秦。所谓“以薄郑”，程恩泽指为西郑，离韩、魏较远，不及进迫。金正炜又谓“郑”是“邓”之误，但邓为楚地，离秦亦远。疑“郑”乃“荎”之误，指荎塞而言。

　　又案：《孟尝君列传》谓孟尝君入秦为相而逃脱归齐，“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误以齐、韩、魏三国攻楚与攻秦为一时事。其实攻楚在盡王初立之年，孟尝君入秦为相在其后二年，孟尝君归齐而与魏、韩共攻秦，又在其后一年。《列传》以为攻楚与攻秦皆在孟尝君为秦相逃归之后，失其实矣。

　　又案：《秦本纪》谓是年齐、魏、韩三国攻楚方城，魏将为公孙喜。公孙喜与公孙弘为昆仲。《韩非子·说林下》云：“公孙弘断发而为越王骑。公孙喜使人绝之曰：‘吾不与子为昆弟矣。’公孙弘曰：‘我断发，子断颈而为人用兵，我将谓之何？’周南之战，公孙喜死焉。”公孙喜为魏将，是年从齐将匡章共攻楚得胜，其后八年，即韩矨王三年，公孙喜率魏、韩、西周之军与秦战，在伊阙为秦将白起大败而被擒杀。伊阙在王城南，即所谓“周南之战”。

孟尝君为齐相而主谋合纵，尝特遣公孙弘入秦见昭王，观察其为人。盖弘初事越王为骑士，旋又事孟尝君为合纵，而其昆仲公孙喜则为魏将参与合纵攻楚与攻秦之战。

　　又案：是年三国共攻楚，韩将为暴鸢。“鸢”或作“?”。《韩世家》载矨王二十一年“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韩矨王二十一年即秦昭王三十二年，《秦本纪》载昭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暴鸢又称暴子。《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穰侯列传》皆曰：“战胜暴子，割八县。”《集解》徐广曰：“韩将暴鸢。”《魏策三》第三章“暴子”讹作“眞子”。

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商君书·弱民》篇作“唐蔑死于垂涉，庄H发于内，楚分为五”。《韩诗外传》卷四第十章、《史记·礼书》同）郑人之下M也，庄?之暴郢也，秦人之围长平也，韩、荆、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吕氏春秋·介立》）

案：所谓庄?为盗于楚国境内，而吏不能禁，尚在楚怀王二十三年灭越之前。此年庄?乘齐、韩、魏三国大败楚军于方城而杀楚大将唐蔑（即唐）之时，“暴郢”而使“楚分而为三四”。此后楚顷襄王时，楚有将军庄?越黔中西征，入滇池，因秦夺楚黔中，无路得返，遂留王滇池。《荀子·议兵》既因论及楚将庄?，又述及“庄?起，楚分而为三四”。杨絫注以为庄?“初为盗而后为楚将”。梁玉绳《史记志疑》与《古今人表考》从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又以为前后有两庄?，为将与为盗者非一人。皮锡瑞《师伏堂笔记》从之。比较两说，以前说较为确当。荀子尝与武临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以楚将庄?与齐将田单、秦将卫鞅、燕将缪虮（当即乐毅，音转通假）相提并论，皆时俗称为“善用兵”之名将，所统率者皆为“招延募选、隆诈、尚功利之兵”，即经过招募考选、长期训练而雇用之常备兵，作为各国军队之主力，配合郡县征发之壮丁，所编成之队伍而作战，常由名将指挥，荀子称之为“干赏蹈利之兵，佣徒鬻卖之道。”庄?、田单、商鞅、乐毅，即当时楚、齐、秦、燕四国具有代表性之名将。荀子以其儒家立场，认为此等名将所指挥“干赏蹈利”之常备兵，其战斗力不及齐桓、晋文所节制之师，更不及汤、武仁义之师。此乃荀子“议兵”之主要论点。庄?当为楚之“善用兵”名将，与田单、乐毅齐名者。庄?之所以被称为“盗”，即因彼“暴郢”，又因彼在垂沙之役唐死后，“起”而使“楚分而为三四”。并非有一般所说“盗”之行为。庄?原为楚将，曾一度“暴郢”，一度“起”而使“楚分而为三四”，后来仍为楚将。庄?为楚将而攻略黔中以西，进入滇池，已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七九年）。盖为将已有二十多年。《后汉书·四夷传》称入滇之楚将为庄豪，“豪”“?”声近通用。庄?实为一“有为”之楚将，率所部进入滇池以后，垦殖于滇，即将中原进步之楚文化传播于滇池一带，具有推动边远地区文化发展的作用。

［周赧王］十四年赵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齐。（《资治通鉴》卷三）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魏策四》第二章八年有人谓魏王）赵武灵王二十五年赵攻中山。惠后卒。（《六国表》）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赵策一》第九章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一《苏秦献书赵王章》同。《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作“苏厉为齐遗赵王书”，亦同）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战于长子（当作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比胜（“比”原误作“北”，姚注：“一作比”），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啬于战攻之患也。（《齐策五》第一章苏秦说齐闵王）

秦久伐韩，故中山亡。（《燕策一》第十章或献书燕王）

案：《资治通鉴》记“赵伐中山，中山君奔齐”于周赧王十四年，即赵武灵王二十五年，秦昭王六年。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从之。有案语曰：“世家无奔齐事，惟见《通鉴》。然则前苏秦所谓臣于齐者，或即此奔齐之中山君，而赵灭中山迁之肤施者，又其继立之王也。中山不竞，自是岁失列国之援始。楚自怀王二十八年连岁受秦伐，而中山无楚援。故《赵策》苏厉曰：

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韩襄十一年秦伐韩取穰，而中山无韩援，故《燕策》曰：秦之伐韩故中山亡。魏哀十八年伐楚，齐盡二十三年亦伐楚，而中山失齐、魏援，故《魏策》曰：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盖其时君既出奔，国势瓦解，嗣主收集乌合，苟延旦夕，虽非灭于是岁，已兆其必亡矣，故策云尔也。惟《齐策》云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齐、燕前后数年，战事于史无考。”今案王先谦谓“世家无奔齐事，惟见《通鉴》”，不确。

《秦本纪》于秦昭王八年记“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已谓中山君因国破出亡而死于齐，但较《资治通鉴》所载迟两年，《资治通鉴》当别有所据也。黄式三《周季编略》亦于周赧王十四年记“赵攻中山，中山君奔齐”，谓据《年表》《通鉴合纂》。考《六国表》仅言赵攻中山，无中山君奔齐事。黄式三论之曰：“中山于此年已失其国都，赵武灵王二十五年也。《燕策》曰：秦伐韩故中山亡，指取穰而言也。《魏策》：中山恃齐、魏而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指取重丘言也。《资治通鉴》于是年书中山君奔齐，与《策》语正合。《史记·秦本纪》于秦昭王八年云：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此中山君死之年，非奔齐之年也。《赵世家》于惠文三年书灭中山，《年表》于惠文四年书与齐、燕共灭中山，必中山君死齐后，复有未降赵之邑，其子若臣复守之，至惠文三年赵与齐燕共分其地，而中山始尽灭与？”余按：赵乘秦、齐二强对峙，连年两国先后拉拢韩、魏发动合纵连横战争之时机，图谋攻灭中山。先是乘孟尝君合纵，齐、魏、韩连年伐楚之时，攻破中山，迫使中山君奔齐。《赵策四》第六章载魏败楚于陉山，禽唐明（即唐繻），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即孟尝君），主父欲败之，乃结秦连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楼缓相秦。赵武灵王采用连结秦、楚、宋之策略，以牵制齐、魏、韩等国，使得从容连续进攻中山。待齐、魏、韩三国合纵攻秦，即谋攻灭中山，黄式三谓“中山于此年已失其国都”，未有确证。《赵世家》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灵寿为中山国都，此年“灭中山”后，起灵寿之代道方始大通，可知中山灭亡时，其国都仍在灵寿。

［赵武灵王］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苲胡服傅王子何。（《赵世家》）

案：《索隐》云：按谓武灵王之前后，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后，吴娃始当正室，至孝成二年称惠文后卒是也。

而下文又云：“孟姚卒后何宠衰，欲并立，亦误也。”此说非是。上文明言吴广之女娃嬴，即孟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下文又云：

“王子何是为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则惠后即吴娃、孟姚，乃惠文王之生母，非太子章之母。若惠文后，是惠文王之后，非母后也。周婴《卮林》、钱大昕《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有相同之辨正。

王立周绍为傅曰：“寡人始行县，过番吾，当子为子之时，践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问子以璧，遗子以酒食，而求见子。子谒病而辞（鲍本“谒”作“谓”）。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

寡人以子之知虑，为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难，忠可以写意，信可以远期。诗云（鲍本“诗”作“谚”）：‘服难以勇，治乱以知，事之计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学，义之经也；循计之事，失而不累（“而”下“不”字，从鲍本补，鲍本“失”作“佚”），访议之行，穷而不忧。’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子”原作“乎”，从鲍本改正）周绍曰：“王失论矣，非贱臣所敢任也。”王曰：“选子莫若父，论人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绍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绍曰：“知虑不躁达于变，身行宽惠达于礼，威严不足以易于位，重利不足以变其心，恭于教而不快，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无一焉。隐中不竭（鲍本“竭”作“谒”，吴师道云：“中一作忠”），臣之罪也。傅命仆官，以烦有司，吏之耻也。

王请更论。”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绍曰：“乃国未通于王胡服，虽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听令乎！”再拜，赐胡服。

王曰：“寡人以王子为子任，欲子之厚爱之，无所见丑，御道之以行义，勿令溺苦于学。事君者，顺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国之禄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毕矣（鲍本“以”上有“所”字）。书云：‘去邪无疑（鲍本“无”作“勿”），任贤勿贰。’寡人与子，不用人矣。”遂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以傅王子也。（《赵策二》第五章）

案：鲍彪云：“具带，带饰之备也，犹具剑。”王国维《胡服考》云：“具带者，黄金具带之略，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钩。”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据《汉书·佞幸传》及注，改“具带”为“贝带”，非是。

［韩襄王］十一年秦伐我取穰。（《韩世家》，《六国表》同）［秦昭襄王］六年蜀侯?反，司马错定蜀。（《秦本纪》）秦昭王六年，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定蜀。（《六国表》）周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秦昭襄王（原误作“孝文王”，今改正），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原误作“文王”，今删“文”字），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即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郭外。（《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案：“?”、“恽”音同通用。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九年第五期）以为秦所封蜀侯，皆非秦王之子。

蜀侯?封于秦武王三年，秦武王无子。蜀侯绾封于秦昭王七年，秦昭王年十九而立，昭王四年出生长子（即孝文王），因而绾亦不可能为昭王之子。昭王之同母弟如高陵君、泾阳君，只封为“君”，不可能昭王之异母弟封为“侯”。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为蜀侯恽与绾为昭王异母弟，亦无确证。《华阳国志》所载恽后母杀害恽之故事，不近人情。既然恽之后母在恽所献祭品中加毒，何以经千里栈道送至咸阳宫中，当秦王将尝时，恽之后母适在其旁而提请近臣尝试？

［秦昭襄王］六年日食，昼晦。（《秦本纪》，《六国表》同）

案：朱文鑫《历代日食考·战国及秦日食表》注四云：“《六国表》载秦昭王六年（周赧王十四年）日食昼晦。查是年日食，秦都所见不及一分，何有昼晦之象。惟秦昭王七年即赧王十五年有全食经长江流域，秦都约见七分以上。《六国表》既云昼晦，必系全食。足证六年必为七年之误。”据朱氏所列表，公元前三一年（赧王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时四三点九分日有全食。

【附编】

荀卿子说齐相曰：“处胜人之势，行胜人之道，天下莫忿，汤、武是也。处胜人之势，不以胜人之道，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不可得也，桀、纣是也。然则得胜人之势者，其不如胜人之道远矣。夫主相者，胜人以势也，是为是，非为非，能为能，不能为不能，并己之私欲（杨注：“并读曰屏”），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是胜人之道也。今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相国之于胜人之势，有之矣。然则胡不驱此胜人之势，赴胜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如是则国孰敢不为义矣。君臣上下，贵贱少长，至于庶人，莫不为义，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贤士愿相国之朝，能士愿相国之官，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相国舍是而不为，案直为是世俗之所以为（王先谦云：“以字疑衍”），则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曷若是而可以恃国乎！今巨楚县吾前，大燕N吾后，劲魏钩吾右，西壤之不绝若绳，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耳！必为天下大笑。……”（《荀子·强国》）

案：汪中《荀子年表》云：“其言正当盡王之世，盡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横以割下东国，故荀卿为是言。其后五国伐齐，燕入临淄，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又曰：“此齐相为薛公田文，故曰相国上则得专主，下则得专国。”余疑荀子说孟尝君在其合纵齐、魏、韩三国破楚以前，当齐盡王初年。《荀子·王霸》篇谓齐闵、薛公“用强齐”，“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所谓“结引驰外为务”，即指孟尝君合纵三国之事，荀子见孟尝君而未评论及此。“楚人则乃有襄贲、开阳以临吾左。”刘师培疑“楚人”为“鲁人”之误，非是。襄贲在今山东苍山南，开阳在今临沂北，正当莒之西南。开阳即启阳，原为鲁邑。盖楚灭莒前后所占有。

术视伐楚，楚令昭鼠以十万军汉中，昭雎胜秦于重丘。苏厉谓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之兵分也，必出汉中，请为公令芈戎谓王曰：‘秦兵且出汉中，则公之兵全矣。’”（《楚策二》第三章）楚免淖齿于柱国，游腾谓楚王曰：“秦有上群午者，重丘之战（“丘”原误作“兵”，从《渚宫旧事》卷三改正），谓秦王曰：‘必无与楚战。’王曰：‘何也？’对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胜火亦必矣。’秦王不听，其战不胜。今午又请秦王必与楚战，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国（“正夏中年”，《渚宫旧事》作“夏正”，疑有脱误），此所谓内自灭也。”（“内”，《渚宫旧事》作“火”，疑作“火”为是）楚惧（“楚”下当脱“王”字，《渚宫旧事》作“王惧”），复置淖齿。（《太平御览》四百六十引《战国策》）

案：上群午当为阴阳家，或为尊信阴阳家言之史官。《左传》昭公三十一年载史墨曰：“火胜金，故弗克。”所谓重丘之战，秦战不胜，当即《楚策二》所谓“昭雎胜秦于重丘”。此事不见于《史记》。《田世家》谓是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可能重丘之战楚先胜而后败。

赵燕后胡服，王令让之曰：“事主之行，竭意尽力，微谏而不哗，应对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为名。子道顺而不拂，臣行让而不争。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反亲以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独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从政为累，以逆主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亲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赵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贱臣，臣以失令过期，更不用侵（姚注“更”一作“史”），辱教，王之惠也。臣敬修衣服以待令甲。”（《赵策二》第六章，“修”，原作“循”，从姚引一本改正。“令甲”或作“今日”。“令甲”谓令之先发者）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三年）　秦昭王七年，魏襄王十九年，韩襄王十二年，赵武灵王二十六年，齐盡王元年，楚怀王二十九年，燕昭王十二年。

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王于釜丘。（《水经· 济水注》引《纪年》）

案：钱穆《魏襄王十九年会薛侯于釜丘考》云：“是年为齐盡王元年，即盡王立后一年也。《史记·孟尝君列传》：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今《竹书纪年》称薛侯即中立于诸侯时矣。然则齐襄王立者，乃齐盡王立之误。盡王立于魏襄王十八年，即孟尝离齐称侯之岁也。”又云：“孟尝君既见废而之薛，于是乃有冯K之历说。《史》谓其至秦，《策》谓其至魏。今据《水经注》引《纪年》，魏襄王十九年釜丘之会，适当盡王元年，孟尝本为魏相，则其见逐于齐盡，使K先容，而与魏为会，情事恰符。明年秦昭王八年，即齐盡王二年泾阳君复归秦，而田文亦入相秦，则谓冯K入说秦王，亦非尽无因也。孟尝君在秦一年，失相东归，重相齐，怨秦，联韩、魏共击秦，则为盡王之三年。”（《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九七至四页）此说不符合当时形势之发展，并不足信。战国时代封君有称侯者，如齐威王时邹忌为相，封为成侯。秦昭王时魏冉为相，封为穰侯，楚宣王时有相封为州侯，魏襄王时有封君成侯。称侯之封君并非中立于诸侯。孟尝君于齐宣王晚年为相，宣王十七年齐、魏、韩三国合纵攻楚，即为孟尝君所主持，宣王十九年即盡王立年，齐、魏、韩三国共攻楚方城，大胜，杀楚将唐，亦孟尝君主持，正当盡王初立之时。正是孟尝君声望震动各国之际。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与魏襄王相会，马《绎史》谓即孟尝君谋合纵伐秦事。虽未必即谋合纵伐秦，当是谋进一步修好而合作之事。同年秦使泾阳君入质于齐，《孟尝君列传》谓：“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秦昭王使泾阳君入质于齐，谋与齐合作。次年，泾阳君复归秦，秦昭王又召孟尝君入秦为相，无非由于孟尝君声望之高。

《孟尝君列传》又谓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若孟尝君见逐于齐盡王，居薛而中立于诸侯，秦昭王不可能用以为相，孟尝君失相东归，盡王亦不可能再用以为相。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

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樗里子列传》，《秦本纪》、《穰侯列传》皆谓是年樗里子卒）

［秦］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于齐。（《穰侯列传》，《田世家》、《六国表》皆谓是年秦使泾阳君质于齐。《秦本纪》记“泾阳君质于齐”在上年）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列传》）［秦昭襄王］七年拔新城。（《秦本纪》）［秦昭王］七年新城陷。（秦简《编年记》）秦昭王七年击楚，斩首三万。（《六国表》）［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楚世家》）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杀景缺。（《六国表》）长沙（当作“垂沙”）之难，楚太子横为质于齐。（《楚策四》第七章）　魏败楚于陉山，禽唐明。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

（《赵策四》第十六章）

案：新城即襄城，《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许州襄城县即古新城县也。”《正义》云：“按《世家》、《年表》，则‘新’字误作‘襄’。”新城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楚尝于此设新城郡。见《楚策一》第十三章，已说明在周赧王十二年案语中。

齐、秦约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赂齐，以太子为质（“以”字原脱，据姚氏引一本校增）。昭雎谓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鲤、苏厉而效地于楚。公出地以取齐（姚本：“取一作收”），鲤与厉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败。公不如令王重赂景鲤、苏厉，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于楚。

若齐不求，是公与约也。”（《楚策二》第二章）

案：据《楚策四》与《赵策四》，楚以太子横为质于秦，即在齐、魏、韩三国破楚、杀楚将唐（亦作唐蔑）之后。然《楚世家》谓秦

复攻楚、破楚而杀楚将景缺，楚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而《楚策二》又谓齐、秦约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赂齐，以太子为质。

盖是年秦攻楚新城，杀楚将景缺，是由于“齐、秦约攻楚”，故楚欲以六城赂齐，以太子为质于齐。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世家》）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

案：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第六“林胡、楼烦西还”条云：“代地为襄子灭代时已有之，必武灵王时乃置郡，故《匈奴列传》云然。二十六年则置云中九原（郡）时也。”（原书一二页）秦昭王七年樗里子卒。击楚，斩首三万。魏冉为相。（《六国表》）　

案：《资治通鉴》记是年，“秦樗里疾卒，以赵人楼缓为相”，不确。《秦本纪》载昭王十年“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楼缓为秦相在昭王十至十二年间。又载昭王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六国表》同。《穰侯列传》将“秦果免楼缓而魏冉相秦”记于昭王七年以后，昭王十四年以前未明记其年代，《资治通鉴》误以为昭王七年事。黄式三《周季编略》误从之，反而以《六国表》谓是年魏冉为相“讹也”，非是。

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穰侯列传》）

悝号高陵君，初封于彭，昭襄王弟也。（《秦本纪》昭王十六年《索隐》）　

案：《穰侯列传》“其明年（昭王十六年），烛（寿烛）免，复相冉，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韩世家》襄王十一年《正义》云：“穰，人羊反，邓州县也。”郭仲产《南雍州记》云：“楚之别邑。秦初侵楚，封公子悝为穰侯，后属韩，秦昭王取之也。”此说甚谬，公子悝即高陵君，初封于彭，未尝封穰。《穰侯列传》谓秦昭王十六年“魏冉复相秦而封于穰，复益封陶”。亦有年代错误。是年秦尚未攻取得陶，秦将攻齐取得之陶作为魏冉封邑，乃秦昭王二十六年事。魏冉封于穰当在秦昭王六年攻韩取穰之后，或即在昭王七年冉初为秦相时。《秦本纪》载昭王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可见昭王十二年魏冉已称穰侯，非十六年始封于穰也。

　　又案：《穰侯列传》、《苏秦列传》之《索隐》皆谓：“高陵君名显，泾阳君名悝”，大误。而《秦本纪》昭王六年“泾阳君质于齐”，《索隐》云：“名市。”《秦本纪》昭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索隐》又云：“悝号高陵君，初封于彭，昭襄王弟也。”其说是。《秦本纪》既于昭王十六年书“封公子市宛”，又于昭王二十一年重出“泾阳君封宛”，则市之为泾阳君、悝之为高陵君，正确无疑。梁玉绳《史记志疑》论之曰：“市者泾阳君也，悝者高陵君也，《索隐》于此处（案指《秦本纪》）不误，而于苏秦、穰侯《传》谓泾阳为悝，误矣。又云高陵君名显，则是误以秦末齐王田市之使者高陵君显为秦公子也（显见《项羽本纪》），张冠李戴，可哂之甚。”梁说甚是。余按悝之初封于彭与高陵，市之初封泾阳，当在芈戎初封华阳与魏冉初封穰之前。高陵在今陕西高陵县，泾阳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皆在秦都咸阳以北，因宠幸而封之。秦昭王六年泾阳君质于齐，《秦本纪》、《穰侯列传》记此事皆称泾阳君而不名，盖市已封于泾阳。《索隐》谓高陵君悝初封于彭。彭亦当为秦境内之地名；疑即彭衙，在今陕西澄城县西北。魏冉封于穰，芈戎封于新城、华阳，泾阳君再封于宛，高陵君再封于邓。皆秦攻韩所取得之重要城市。魏冉最后封于陶，即定陶，又为秦攻齐所取得之重要城市。此等城市手工业与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封君有征收工商业税收之特权，即所谓“籍城市”，有庞大之“市租”收入，因而“私家富重于王室”。于是中原地区发达之工商业大城市成为秦、齐、赵等大国封君争夺之对象。

七年上郡守盻造，腇垣工师婴（“腇”读作“漆”），工鬼薪带。（七年上郡守盻戈刻辞，在“内”之正面，见于陶正刚《山西屯留出土一件平周戈》，刊于《文物》一九八七年第八期。另于“内”之背面下层有“高奴”二字，于“内”背面上层与“胡”部皆有“平周”二字）

案：此戈先用于高奴，在今陕西延安东北。后用于平周，在今山西介休西。此与十二年上郡守寿戈，同为漆垣工师所造，当同为昭王时器。据此可知，秦昭王七年上郡守有名盻者，于史不可考。

［韩襄王］十二年太子婴死（按“太子婴”当作“伯婴”）。公子咎、公子虮瞈争为太子。…… 于是虮瑟竟不得归韩。韩立咎为太子。

（《韩世家》）

案：《索隐》云：“按《战国策》，伯婴与虮瞈及公子咎并是襄王子（“伯婴”上原误衍“公叔”二字，今删）。然伯婴即太子婴。婴前死，故咎与虮瞈又争立。此取《战国策》说，伯婴未立之先亦与虮瞈争立，故事重而文倒也。”今案：《韩世家》称“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瞈争为太子。”“虮瞈”，《战国策》作“几瑟”，音同通用。

《战国策》未见伯婴早死之事，但见伯婴、公子咎、几瑟三人争为太子。《韩世家》称“时虮瞈质于楚”。据《战国策》，几瑟乃因齐师入韩而出走。皆当以《战国策》为是。

公叔且杀几瑟也，宋赫为谓公叔曰：“几瑟之能为乱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杀之，太子无患（所谓“太子”指公子咎，后立为太子），必轻公。韩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阴事之。秦、楚若无韩，必阴事伯婴，伯婴亦几瑟也，公不如勿杀。伯婴恐，必保于公（鲍本“必”下有“阴”字）。韩大夫不能必其不立也（“立”原误作“入”，是时几瑟在国内，尚未出走，公叔将欲杀之。若已出走在外，公叔不得杀也），必不敢辅伯婴以为乱。秦、楚挟几瑟以塞伯婴，伯婴外无秦、楚之权，内无父兄之众，必不能乱矣。此便于公。”（《韩策二》第十四章）　

案：据此可知，此时伯婴、几瑟、公子咎三人争为太子，公叔时为相国，乃欲立公子咎为太子。《韩世家》记苏代谓芈戎曰：

“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虮瞈也”，《韩策二》第十五章记或谓新城君同，乃指公叔与伯婴二人，司马贞误以为一人，于是以为公叔伯婴与几瑟、公子咎并为襄王子。于鬯《战国策注》又“疑公子咎、韩公叔、公叔伯婴，一人而三称谓也”，皆非事实。时公叔依齐、魏之力而为韩大臣，与公仲依秦、楚之力而为韩大臣，相互争权已久，盖皆韩公族之长者，焉得为襄王之子？

公叔将杀几瑟也。谓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所谓‘太子’指公子咎），畏几瑟也。今几瑟死，太子无患，必轻公。韩大夫见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无几瑟之患，而内收诸大夫以自辅

也，公必轻矣。不如无杀几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终身重公矣。”（《韩策二》第十三章）

案：此章与上章乃一事之两传，说辞大意相同。

韩公叔有齐、魏，而世子有楚、秦以争国（“世子”原作“太子”，从《韩策二》第十章改正，下同）。郑申为楚使于韩（郑申，《韩策》作“郑强”，“申”疑“强”之误），矫以新城、阳人予世子。楚王怒，将罪之，对曰：“臣矫予之，以为国也。臣为世子得新城、阳人，以与公叔争国而得之，齐、魏必伐韩。韩氏急，必悬命于楚，又何新城、阳人之敢求？

世子不胜，然而不死（鲍本“然”作“幸”），今将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楚策一》第十四章，与《韩策二》第十章大体相同）韩公叔与几瑟争国，郑强为楚王使于韩，矫以新城、阳人予世子，以与公叔争国（“予”原作“合”，鲍本改作“命”，今据《楚策》改正）。楚怒将罪之。郑强曰：“臣之矫与之，以为国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阳人以与公叔争国而得全，魏必急韩氏。韩氏急，必悬命于楚，又何新城、阳人敢索？若战而不胜，走而不死（鲍本“走”作“幸”），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韩策二》第十章）

案：以上二章，乃一事两传，略有不同。公叔与几瑟“争国”，乃争治国之权。鲍彪以为“争立为相”，或以为“争太子”，皆非。

公叔相韩而有攻齐（“有攻”读作“友功”，“友功齐”谓友善于齐），公仲甚重于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齐、韩约而攻楚（“楚”原误作“魏”，今改正），公叔因内齐军于郑，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两国之约。（《韩非子·内储说下》，“信”读作“伸”）韩公叔与几瑟争国，中庶子强谓世子曰（“世子”原作“太子”，今据《韩策二》第十章改正，下同）：“不若及齐师未入，急击公叔。”世子曰：“不可。战之于国中，国必分。”（“必”上原无“国”字，从鲍本增）对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图国之全为？”世子弗听。齐师果入，世子出走。（《韩策二》第十一章）

案：此时公叔为韩相依仗齐相薛公即孟尝君，得齐、魏之助，故有人谓公叔曰：“今公自以辩于薛公而轻秦”，公叔既与公仲争权，又与争立为太子之几瑟争权。及韩与齐、魏合纵欲攻楚，公叔因纳齐军于郑，用以固其位、并迫使几瑟出走至楚。故齐明谓公叔曰：“齐逐几瑟，楚善之。”齐明谓公叔曰：“齐逐几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齐甚，公何不令齐王谓楚王曰：‘王为我逐几瑟以穷之’，楚听，是齐、楚合而几瑟走也。

楚王不听，是有阴于韩也。”（《韩策二》第十二章）谓新城君曰（《韩世家》作“苏代又谓秦太后弟芈戎曰”，芈戎即新城君）：“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几瑟也，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楚王听而入质子于韩，则公叔、伯婴必知秦、楚之不以几瑟为事也，必以韩合于秦、楚矣。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韩世家》“东”作“合于齐”），是齐孤也。公又令秦求质子于楚（《韩世家》“令”作“为”），楚不听则怨结于韩。韩挟齐、魏以眄楚（“眄”原作“O”，鲍本作“紋”，《韩世家》作“围”，金正炜谓当作“眄”，“眄”，斜视也），楚王必重公矣。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于韩，则公叔、伯婴必以国事公矣。”（《韩策二》第十五章，《韩世家》同，以此为苏代所说）

案：据此可知，《韩世家》谓“时虮瞈质于楚”不确，时韩另有质子于楚，非指几瑟也。

几瑟亡之楚，楚将收秦而复之，谓芈戎曰：“废公叔而相几瑟者楚也，今几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复之，几瑟入郑之日，韩、楚之县邑，公不如令秦王贺伯婴之立也。韩绝于楚，其事秦必疾，秦挟韩亲魏，齐、楚后至者先亡，此王业也。”（《韩策二》第十七章）胡衍之出几瑟于楚也，教公仲谓魏王曰：“太子在楚，韩不敢离楚也，公何不试奉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鲍本“公”作“王”，黄丕烈云：

“此当公字下有缺文。”）因令人谓楚王曰：“韩立公子咎而弃几瑟，是王抱虚质也，王不如亟归几瑟，几瑟入，必以韩权仇于魏而德王矣。”（《韩策二》第十六章）楚令景鲤入韩，韩且内伯婴于秦，景鲤患之。冷向谓伯婴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复几瑟也，是太子反弃之。”（《韩策二》第十九章）冷向谓韩咎曰（《韩世家》“冷向”作“苏代”）：“几瑟亡在楚，楚王欲复之甚（《韩世家》“复”作“由”），令楚兵十余万在方城之外（鲍本“令”作“今”，《韩世家》亦作“今”），臣请令楚筑万家之都于雍氏之旁（《韩世家》“臣请”作“公何不”，“家”作“室”），韩必起兵以禁之（《韩世家》“禁”作“救”），公必将矣。公因以楚、韩之兵奉几瑟而内之郑（鲍本无“郑”字，《郑世家》亦无），几瑟得入而德公（《韩世家》作“其听公必矣”），必以韩、楚奉公矣。”（《韩策二》第十八章，《韩世家》系此于韩襄王十二年下，“奉”作“封”）公叔使冯君于秦，恐留，教阳向说秦王曰：“留冯君以善韩辰（“辰”原作“臣”，姚注：“集、钱、刘、曾作辰。”金正炜曰：“当是韩辰，后公仲相韩，谓秦如留冯，徒资辰于韩也”），主君不如善冯君而资之以秦，冯君广王而不听公叔（金正炜以为“广”乃“厉”之误，厉，附也。吴曾祺以“广”为“德”之误），以与太子争，则王泽布而害于韩矣。”（吴师道云：“害疑善字。”金正炜曰：“泽当作择，害当作割也。”）（《韩策二》第六章）

案：金正炜曰：“冯君疑即公仲冯。《史记·田世家》韩冯，徐广曰：即公仲侈。《甘茂列传》公仲侈，徐广曰：一作‘冯’。‘冯’与‘朋’古字通，故《策》文韩朋，《史记》作‘冯’，其实一人。后人不辨冯即公仲，因以意增君字耳。”又曰：“公仲本党几瑟，故助之以与公叔争。”郑强载八百金入秦，请以伐韩。冷向谓郑强曰：“公以八百金请伐人之与国，秦必不听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郑强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几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鲍本“先”作“伐”）。

今已令楚王奉几瑟以车百乘居阳翟，令昭献转而与之处旬有余，彼已觉。而几瑟，公叔之仇也，而昭献，公叔之人也，秦王闻之，必疑公叔之为楚也。”（《韩策一》第十二章）［韩襄王］十二年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于是楚解雍氏围。

（《韩世家》）［魏襄王十九年］楚入雍氏，楚人败。（《韩世家·集解》徐广引《纪年》）

案：《韩世家》记是年楚围韩雍氏，韩求救于秦。秦使公孙入韩见公仲，谓秦将由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云：“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于是楚解雍氏围。考楚围韩雍氏，前后有三次，是年为第三次，《韩世家》误以第一次之事系于此第三次围雍氏之役。《集解》引徐广之说，已经指出“时张仪已死十年矣”。不仅张仪已死十年，韩之相国亦已是公叔而非公仲矣。是时公叔为相，韩正追随齐、魏合纵攻楚而谋攻秦，亦不可能求救于秦。《甘茂列传》称楚围韩雍氏，韩使公仲告急于秦，因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进言秦昭王，秦乃下师于?以救韩。《甘茂列传·索隐》云：“按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围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围雍氏，韩求救于秦，是再围也。刘氏云此是前围雍氏，当赧王之三年。《战国策》及《纪年》与此并不同。”《甘茂列传》所述，乃楚第二次围雍氏，在秦武王四年，即昭王初立之年。

与秦惠王二十六年楚第一次围雍氏、秦昭王七年楚第三次围雍氏，皆不同。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二九九年）

　秦昭王八年，魏襄王二十年，韩襄王十三年，赵武灵王二十七年，齐盡王二年，楚怀王三十年，燕昭王十三年。

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秦本纪》系于昭王八年取唐昧之役后）

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也（按指安陵），手受大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魏策四》第二十四章安陵君对答魏信陵君所遣大使）　

案：《楚策二》第一章载：魏相翟强死，为甘茂谓楚王曰：“魏之几相者公子劲也，劲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是公子劲固魏襄王时之贵公子而亲秦者。又《秦本纪》之韩公子长，“长”疑“辰”之字误。古本《纪年》谓魏襄王四年“郑侯使辰归晋阳、向。”（《范雎列传·正义》引）《韩策三》第十一章有“后相韩辰”，《韩策二》第六章记公叔教阳向说秦王曰：“留冯君以善韩辰（“辰”原作“臣”，姚注：“集、钱、刘、曾作辰。”作“辰”为是），非上知也。”是韩辰亦韩公子之亲秦者。两公子皆因亲秦而于是年封侯，《秦记》因特记之。

　　又案：顾观光《七国地理考》云：“《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大事记》云：‘安陵赵襄子所封，其后远别为一国，附庸于魏。’今案安陵魏地，当为魏之分封，非赵分也。《秦本纪》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劲为诸侯，《年表》秦昭王八当魏哀王二十，若依《纪年》，则哀即襄矣。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疑即《秦记》所谓公子劲者，故《魏策》云：‘安陵之地亦犹魏也。’鲍注以成侯为赵成侯，襄王为赵襄子，则自襄子至成侯，中隔桓子、献侯、烈侯、武公、敬侯五代，不得云受诏也。且以吾先君为赵先君，文理不顺，其误明矣。”余案顾说至是，公子劲当即成侯，安陵即鄢陵，在今河南鄢陵县北，盖魏、楚交界之地。是时为魏所有。余疑公子长即公子辰之误，即是成阳君。《魏策四》第十五章言“成阳君欲以韩、魏听秦”，《秦本纪》昭王十七年城阳君入朝。《秦策三》第七章载：五国罢成皋，秦太后为魏冉谓秦王曰：

“成阳君以王之故，穷而居于齐。”《韩策三》第十三章记或谓韩珉曰：“成阳君为秦去韩”，又载“韩珉相齐，令吏逐公畴竖，大怒于周之留成阳君也”，《赵策四》第四章记苏代谓齐王曰：“天下争秦，秦王内韩珉于齐，内成阳君于韩。”是成阳君亦韩公子之亲秦者。成阳，《汉书·地理志》属汝南郡。在今河南信阳北，盖韩、楚交界之地，是时为韩所有。

［秦昭襄王］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秦本纪》）［楚怀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楚世家》，《六国表》作“秦取我八城”）［秦昭襄王］九年奂攻楚取八城，杀景快。（《秦本纪》，“快”为“缺”之讹）［秦昭王］八年新城归。（秦简《编年记》）

案：奂当即庶长奂，《秦本纪》载秦昭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楚世家》与《六国表》谓上年秦取楚新城（即襄城），杀楚将景缺，是年又伐楚取八城。《秦本纪》又谓奂攻楚取八城，杀景快，“快”当是“缺”之讹。据此，此一战事当连续两年。据秦简《编年记》，是年归还新城于楚，当在战事结束以后。《秦本纪》又谓秦使将军芈戎取楚新市，则为另一战役。

　　又案：《秦本纪》又将“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记在“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之后。“取唐”之役在前二年，《秦本纪》误后二年。黄式三《周季编略》以为《秦本纪》未误后二年，而以为“说以取唐为取唐”，“唐邑名，与新市及六邑为八邑，与《年表》同。”考是年秦并无“取唐”之事，黄说甚谬。

秦昭王八年楚王来，因留之。（《六国表》）楚怀王三十年王入秦。（《六国表》）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秦本纪》误系于昭王十年下）秦败楚汉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腾为楚谓秦王曰：“王挟楚王而与天下攻楚，则伤行矣。不与天下共攻之，则失利矣；王不如与之盟而归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倍盟（原不重“倍盟”二字，鲍本“倍”作“背”，补“背盟”二字，今从之），王因与三国攻之，义也。”（《楚策二》第七章）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屈原列传》）

案：《楚策二》谓“秦败楚汉中，楚王入秦”，鲍彪注：“此楚怀三十年秦伐楚取八城。”《屈原列传》谓“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楚世家》亦谓：秦昭王遗书楚王，因故为婚姻相亲，欲相约于武关结盟。《赵策一》有人谓赵王，秦王今谓楚王：“苟来举玉趾而见寡人，必与楚为兄弟之国，必为楚攻韩、梁，反楚之故地。”盖秦以威胁利诱之手段，诱使楚怀王入秦武关相会。

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楚世家》）

谓赵王曰：“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赵，有赵而伐燕，有梁而伐赵，有赵而伐梁，有楚而伐韩，有韩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见也。然山东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知而山东之愚也？是臣所为山东之忧也。虎将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己也而相斗，两罢，而归其死于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己，决不相斗矣。今山东之主，不知秦之即己也，而尚相斗，两敝，而归其国于秦，知不如禽远矣。愿王熟虑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韩、梁，东窥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恶三晋之大合也（鲍本“大”作“相”）。今攻楚休而复之，已五年矣，攘地千余里。今谓楚王：‘苟来举玉趾而见寡人，必与楚为兄弟之国，必为楚攻韩、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语，怒韩、梁之不救己，必入于秦。有谋，故杀使之赵（上句有脱误，鲍本于“有谋”上补“秦”字，“杀”改作“发”。

金正炜云：“有读为又，故当作攻，杀当作?”）。以燕饵赵，而离三晋。

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饱而祸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为一，东面而攻韩，韩南无楚，北无赵，韩不待伐，割挈马兔而西走（姚注：“兔，曾作免。”金正炜曰：“免与?通”），秦与韩为上交秦祸安移于梁矣（王引之曰：“安犹于是”）。以秦之强，有楚、韩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马兔而西走。秦与梁为上交，秦祸案攘于赵矣（鲍本“攘于”作“环中”，又云：“一作移于”）。以强秦之有韩、梁、楚与燕之怒，割必深矣。国之举此，臣之所为来，臣故曰事有可急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晋相亲相坚，出锐师以戍韩、梁西边，楚王闻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祸不离楚也，便于三晋。若楚王入，秦见三晋之大合而坚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下祸不离楚也，有利于三晋，愿王之熟计之也，急！”赵王因起兵南戍韩、梁之西边，秦见三晋之坚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赵策一》第十七章，“而”上原有“?”字，吴师道以为衍文，金正炜云：“?疑即之讹。”）

案：吴师道以为《齐策一》第十五章秦伐魏，陈轸合三晋而东谓齐王，《韩策三》第四章或谓韩王，《燕策二》第十章或献书燕王，与此《赵策一》第十七章谓赵王，皆是陈轸合三晋之辞，征以楚王入秦一言，当在赧王十六年。黄式三《周季编略》从其说，将《韩策三》、《燕策二》所载，编入赧王十六年中。今案《赵策一》此章所载“谓赵王”，确当是年之事。至于《韩策三》、《燕策二》所载，不能确定为是年之事，亦不能确定为陈轸之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盡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抢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灵，国有王矣。”（《楚世家》）楚王死，太子在齐质。苏秦谓薛公曰：“君何不留太子，以市其下东国。”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则我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苏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谓其新王曰：‘与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吾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下东国必可得也。”（《齐策三》第一章，此下有大段说明苏秦可以由此作为之事，当出于后人增饰之词，今不录）(www.xing528.com)

女阿谓苏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归，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谓太子曰：‘苏子知太子怨己也，必且务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苏子，苏子必且为太子入矣。’”苏子乃令人谓太子，太子复请善于苏子。（《楚策二》第九章）

案：女阿，黄丕烈谓即太子之“阿”，《内则》所谓“可”者。其说是也。苏子当即苏秦，苏秦欲留太子于齐，因而太子怨苏秦。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子不予我，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退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于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上柱国子良入见，王曰：“寡人得来反（“来”原误作“求”，从王念孙据《太平御览》人事部所引改正），主坟墓（“主”原误作“王”，从鲍本及《太平御览》所引改，谓主其父丧葬之事），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令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鲤见寡人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也，臣请索救于秦。’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献地于齐；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为大司马，使守东地。又遣景鲤西索救于秦。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主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弊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王念孙云：“未涉”下当有“泗”字，“疆”当为“瞗”字之误，瞗秦二字下属为句），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楚策二》第八章）

案：明人慎懋赏伪造《慎子》一书，以为楚襄王之傅慎子，即慎到。黄式三《周季编略》从之。伪《慎子》全出伪造，不足据信。

据《孟子荀卿列传》，慎到赵人，为齐稷下先生。所著《慎子》四十二篇，今残存五篇，主张国君无为而治，又强调权势与法治。

楚王死，薛公归太子横，因与韩、魏之兵随而攻东国。太子惧，昭盖曰：“不若令屈署以东国为和于齐，以动秦；秦恐齐之败东国，而令行天下也，必将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东国，为和于齐，秦王闻之惧，令芈戎告楚曰：“毋与齐东国，吾与子出兵矣。”（《楚策四》第七章，王引之曰：“与犹为也。”）

案：《楚世家》言顷襄王二年楚怀王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不敢受，秦追至，复之秦，遂发病，三年卒于秦。《秦本纪》亦记昭王十一年“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而《齐策》、《楚策》皆言楚王死后太子归为王。《楚世家》称秦留楚怀王后，楚“乃诈赴于齐”，求归太子。胡三省注解释“诈赴于齐”云：“诈言楚王薨而请太子还至楚。”赴即赴告，杜预《春秋左传序》“赴告策书”，孔颖达疏云：“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所谓“诈赴于齐”，即向齐报丧，诈言楚王已死。

《齐策》、《楚策》所载楚王死，盖即据楚之诈赴也。

［秦昭王］九年（当作八年）孟尝君薛文来相秦。（《秦本纪》）

［齐盡王］二十五年（当作二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田世家》，《六国表》作“泾阳君复归秦，薛文入相秦”）

齐盡王二十五年（当作二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君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孟尝君列传》作“木偶人”，《说苑·正谏》第五章作“木梗人”），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为人（“埏”原作“挺”，《说苑》作“持”，皆“埏”字之误，今从黄丕烈据《风俗通》卷八“桃梗”引此改正），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吾残原作土，从姚引一本改正）。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齐策三》第三章，《说苑·正谏》第五章大体相同，文字有不同。《孟尝君列传》略同，“苏秦”作“苏代”。《说苑》结语作“于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案：桃梗，《孟尝君列传》作木偶人，《说苑》作木梗人。《赵策一》第八章苏秦说李兑，“今日臣之来也暮，后郭门，藉席无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丛，夜半土梗人与木梗人斗曰：汝不如我，我乃土也，使我逢疾风淋雨，坏沮，乃复归土。今汝非木之根，则木之枝耳，汝逢疾风淋雨，漂入漳河，东流至海，泛滥无所止。臣窃以为土梗胜也。”与此大体相同。“丛”即“神丛”，即神所依凭之丛林，土偶人与桃梗人即神像。孟尝君入秦，苏秦比之为东国之桃梗，遇大雨降下，将漂流无所。《岁时广记》卷五引《战国策》高诱注云：“东海中有山名度朔，上有大桃树，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下有二神人，一曰余与，一曰郁雷，主治害鬼，故世刊此桃余与、郁雷，正岁以置门户，号之曰桃梗。今本《战国策注》失载。《风俗通义》卷八“桃梗”引《黄帝书》作荼与郁垒。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赵世家》）［秦昭王］八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秦本纪》）魏哀王（当作襄王）二十年与齐王会于韩。（《六国表》）韩襄王十三年齐魏王来。立咎为太子。（《六国表》）韩立咎为太子。齐、魏王来。（《韩世家》，原在韩襄王十二年以后，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此上缺书十三年，表可证”）韩咎立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韩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车百乘送之，得立，因曰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韩非子·说林下》）韩咎立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车百乘重而送之，恐韩咎入韩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从之，韩咎立，因也以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韩策二》第十九章）

案：韩咎即公子咎，与几瑟争立为太子者。

齐令周>使郑，立韩扰而废公叔。周>患之，曰：“公叔之与周君，交也。令我使郑（鲍本“令”作“今”），立韩扰而废公叔。语曰：怒于室者色于市。今公叔怨齐，无奈何也，必绝周君而深怨我矣。”（“必”下原脱“绝”字，今从鲍本补）史舍曰：“公行矣，请令公叔必重公。”周>行至郑，公叔大怒。史舍入见曰：“周>固不欲来使，臣窃强之。周>不欲来，以为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为公也。”公叔曰：“请闻其说。”对曰：“齐大夫诸子有犬（金正炜曰：“诸与储古通用。储子，见《孟子》书及《燕策》，此其族也”），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请叱之者，疾视而徐叱之，犬不动，复叱之，犬遂无噬人之心。今周>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来使，彼将礼陈其辞而缓其言，郑王必以齐王为不急，必不许也。今周>不来，他人必来。来使者无交于公，而欲德于韩扰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则郑王必许之矣。”公叔曰：

“善。”遂重周>。王果不许韩扰。（《韩策二》第九章）

案：黄式三《周季编略》编此于周赧王十六年，曰：“后二十年仇液缓相魏冉而相冉，此周?缓相韩扰而扰不相，相与不相，时为之也。”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云：“韩襄王诸子争立，他处未见韩扰之名，此或韩咎之讹。”今案：“咎”古读如“皋”，如皋陶或作咎繇，与“扰”音近通转。《六国表》载：“齐魏王来，立咎为太子。”《韩策二》第十六章记胡衍教公仲谓魏王曰：“太子在楚，韩不敢离楚也，公何不试奉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是公子咎之立为太子，固出于齐、魏二王之请立。此章言齐请立韩扰，因周?出使入韩言之不急，韩王不许韩扰。后因齐、魏二王合请，并因而来韩，于是立之。

楚昭献相韩，秦且攻韩，韩废昭献。昭献令人谓公叔曰：“不如贵昭献以固楚，秦必曰楚、韩合矣。”（《韩策一》第九章）

案：《韩策一》第十二章冷向谓郑强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几瑟之存焉，今已令楚王奉几瑟以车百乘居阳翟，令昭献转而与之处。……几瑟，公叔之仇也，而昭献，公叔之人也。秦王闻之，必疑公叔为楚也。”是则昭献以公叔之力相韩，当在周王赧十五年、楚围雍氏欲纳几瑟之前。周王赧十四年韩已合于齐、魏而攻楚，疑昭献相韩在此年或稍前，为时恐亦甚暂。

昭献在阳翟，周君将令相国往，相国将不欲（吴曾祺曰：“将字疑因上衍”），苏厉为之谓周君曰：“楚王与魏王遇也，主君令陈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韩之遇也，主君令许公之楚（鲍本“许”作“叶”），令向公之韩。今昭献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国往，若其王在阳翟，主君将令谁往？”（姚注：“曾作谁往周，集、刘、钱无周字”，当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东周策》第六章）

案：《韩世家》襄王十二年“甘茂与昭鱼遇于商於”，《韩策二》第二章作“甘茂与昭献遇于境”。据《韩世家·索隐》引《战国策》作“昭?”，可知今本《战国策》此“昭献”乃“昭?”之误。近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以为《韩策一》与《东周策》所载之误，无确据。

“相韩”之昭献，亦同为“昭?”。

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二九八年）

　秦昭王九年，魏襄王二十一年，韩襄王十四年，赵惠文王元年，齐盡王三年，楚顷襄王元年，燕昭王十四年。

［秦昭王］九年攻析。（秦简《编年记》）［楚］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恐，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楚世家》，《六国表》作“秦取我十六城”）

案：《集解》徐广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裴s案：《汉书·地理志》弘农有析县。析在今河南内乡县西北。

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秦本纪》系于秦昭王十年，误后一年）

齐盡王二十六年（当作三年）孟尝君归相齐。（《六国表》，《田世家》记“文亡去”在上年，误上一年）

楚王惧，令昭应奉太子以委和于薛公（即指楚太子横入质于齐）。

主父（即赵武灵王）欲败之，乃结秦连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楼缓相秦。

（《赵策四》第十六章）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

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尽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

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孟尝君列传》）

案：《秦本纪》言“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正义》云：

“金受，秦丞相姓名，免，夺其丞相。”方苞《补正》云：“九年薛文来相秦，十年免，中间无金受相秦事，金受名别无所见，恐传写之误。盖薛文以受金免而楼缓代相耳。”梁玉绳《史记志疑》云：“考《孟尝君列传》，秦昭王以为相，人或说昭王曰：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昭王乃止。囚孟尝君，疑金受是说昭王之人，不知是否？”据《赵策四》第十六章，在齐、魏、韩三国攻楚擒唐，楚太子横入质于齐求和之后，赵武灵王“乃结秦连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楼缓相秦”。秦以楼缓代薛文为相，乃赵武灵王组织赵、秦、宋联盟以对抗齐、魏、韩联盟之结果。楼缓原为赵武灵王之重臣，赞助其胡服骑射之改革者。“楼缓欲以赵合秦楚”，见《赵策三》第五章，是赵大臣中亲秦者，常往来于秦、赵之间。

金受当即金投，亦赵臣之亲秦而不善齐者。《东周策》第十四章周?谓金投曰：“公负合秦而与强齐战。”（“合”原误“令”，从吴师道、金正炜改正，吴师道曰：“负，恃也。”）《东周策》第十三章或为周?谓金投曰：“秦以周?之齐疑天下，而又知赵之难予齐人战，恐齐、韩之合，必先合于秦，秦、齐合，则公之国虚矣。”可知金投乃赵臣之亲秦而欲与齐战者。孟尝君之免秦相而代之以楼缓，盖金投游说昭王所致，故《秦本纪》言“薛文以金受免”。余曾于《战国史》提出“金受当即金投”之说（见《战国史》一九九八年版第三七页注①）。近读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亦云：“疑《史》金受即此金投”（第三一页）。马非百《秦集史》则反对此说，谓“孟尝君为右丞相，故金受当为左丞相。有人谓金受即《东周策》周?谓金投之金投，乃赵臣之亲秦者，其说无据，不可信”。

其实，金受，为左丞相之说，毫无根据。当薛文免相之后，楼缓为相，非金受为相。薛文免相以前，金受亦非秦相。

　　又案：《孟尝君列传》谓孟尝君出秦，“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考平原君为赵惠文王同母弟，同为惠后所生，惠后纳于赵武灵王十六年，至此才十一年，平原君必尚稚幼，何能客孟尝君？孟尝君出函谷关以后，不经韩、魏回齐而绕道“过赵”，随同孟尝君逃出函谷关之宾客不能甚多，何能在赵“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而去”？未可信。

齐盡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为韩魏攻楚”五字当为衍文），因而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

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薛公曰：

“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孟尝君列传》，“苏代为西周谓曰”云云，与《西周策》第一章“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云云相同，显系依据《战国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西周。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史记·孟尝君列传》作“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列传》同作“九年”，同为“五年”之误），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列传》无“则地广而益重”，“齐必轻矣”作“则齐危矣”）。夫本末更盛，虚实有时（此二句，《列传》作“韩、魏必轻齐畏秦”），窃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阴合于秦（《列传》“阴”误作“深”），而君无攻，又无藉兵乞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谓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张韩、魏（高诱注：“张，强也。”《列传》作“强”），所以进兵者（《列传》作“其攻秦也”），欲王令楚割东国以与齐也。’秦王出楚王以为和。君令弊邑以此德秦，秦得无破而楚以东国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齐。齐得东国而益强，而薛世世无患。

秦不大弱，而处之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庆入秦（《列传》作“因令韩魏贺秦”，当有误），而使三国无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于西周。（《西周策》第一章，《孟尝君列传》大体相同，惟“韩庆”作“苏代”）［齐盡王］二十六年（当作三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

（《田世家》，《六国表》作“与魏、韩共击秦”）［魏哀王］（当作襄王）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魏世家》，《六国表》作“与齐、韩共击秦于函谷”）［韩襄王］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韩世家》，《六国表》作“与齐、魏共击秦”）

案：此谓“函谷”，连荎塞而言。函谷在今河南三门峡西南，荎塞在三门峡东南。《水经·河水注》云：“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涧道之峡，车不方轨，号曰天险。”又称为“?下”，亦通称为关阪或关或郭。范雎谓秦“右陇蜀，左关阪”（《秦策三》第九章），关阪即指此。《赵策一》所谓“?下之事”，《赵策四》所谓“三国攻秦”，“齐人戎郭”，皆指此役。

“戎”与“军”同义。

昔岁?下之事，韩为中军，以与诸侯攻秦。（《赵策一》第十一章秦王谓公子他）

三国隘秦（《周本纪》误作“三晋距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轻也，留其行（《周本纪》“留”作“还”）。有人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遂见秦王曰（《周本纪》“遂”作“急”）：

‘请为王听东方之处’（《周本纪》“处”作“变”，金正炜云：“处当为芼之误”），秦必重公。是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周本纪》作“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故有周>以取齐（“>”原误作“而”，《周本纪》作“聚”，《集解》徐广曰：“一作>，>亦古聚字。”今据改），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东周策》第二十五章，《周本纪》系于周赧王五十八年下，下云：“秦信周，发兵攻三晋。”）

案：“隘”谓阻隔关塞。“三国隘秦”，鲍彪云：“隘谓隔绝之”。吴师道云：“隘、?字通。”即指三国攻秦至函谷关而军焉。《周本纪》误作“三晋距秦”，并误系于周赧王五十八年下，不可据信。

《战国策》鲍注谓在赧王十八年，吴师道云：“八当为七”，皆以此为三国攻秦之役，甚是。有人谓相国，“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遂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处’”，又谓“齐重，故有周?以取齐”，可知此时齐、魏、韩三国攻秦。周?正是与孟尝君同谋齐合韩、魏以攻秦者。

谓周最曰（“最”当作“>”，“>”古“聚”字）：“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三国不败，将与赵、宋合于东方以孤秦，亦将观韩、魏之于齐也。不固，则将与宋败三国，则卖赵、宋于三国。公何不令人谓韩、魏之王曰：‘欲秦、赵之相卖乎？何不合周最兼相（金正炜云：“合当作令”），视之不可离，则秦、赵必相卖以合于王也。’”（《东周策》第十九章）富丁欲以赵合齐、魏，楼缓欲以赵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听楼缓而合秦、楚也。司马浅为富丁谓主父曰：“不如以顺齐。今我不顺齐以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韩、魏，韩、魏告急于齐，齐不欲伐秦，必以赵为辞。则伐秦者赵也，韩、魏必怨赵、齐之兵不西，韩必听秦违齐，违齐而亲秦（“秦”字原脱，从金正炜补），兵必归于赵矣。今我顺齐而齐不西（“顺”下原脱“齐”字，从金正炜补），韩、魏必绝齐，绝齐则皆事我，且我顺齐，齐无不西。日者楼缓坐魏三月，不能散齐、魏之交，今我顺而齐、魏果西，是罢齐敝秦也，赵必为天下重国。”主父曰：“我与三国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约三国而告之以未构中山也。三国欲伐秦之果也，必听我，欲和我。中山听之，是我以三国挠中山而取地也（“三国”原误作“王因”，从鲍彪、吴师道改正，“挠”原作“饶”，从王念孙改正）。中山不听，三国必绝之，是中山孤也。三国不能和我，虽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余兵与三国攻秦，是我一举而两取地于秦中山也。”（《赵策三》第五章）　魏因富丁且合于秦，赵恐，请效地于魏而听薛公。教子縕谓李兑曰：“赵畏横之合也，故欲效地于魏而听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资周>而请相之于魏。周>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虚矣（汤炳正云：“秦”上“魏”字疑衍，虚即墟）。齐、魏虽劲，无秦不能伤赵。

魏王听，是轻齐也。秦、魏虽劲，无齐不能得赵。此利于赵而便于周>也。”（《赵策三》第六章）

案：赵武灵王谋攻灭中山，尝遣其臣至各国，设法孤立中山。

《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王略地中山与胡，归来，“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赵策四》第十六章谓主父“乃结秦连楚、宋之交，令仇郝相宋，楼缓相秦”。《东周策》第十九章有人谓周?曰：“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穰侯列传》又谓：“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索隐》曰：“《战国策》作仇郝，盖是一人而记别也。”仇液或作仇郝、仇赫。其时“富丁欲以赵合齐、魏，楼缓欲以赵合秦、楚”。是年秦以楼缓代薛文为相，仇赫相宋，于是赵武灵王“结秦连楚、宋之交”之策略成功，立即造成齐、魏、韩三国与秦、赵、宋三国对峙之形势。因而孟尝君得以合纵，发动三国共攻秦函谷，但是赵、宋取观望态度，其目的，即司马浅为富丁谓主父，“是罢齐敝秦也，赵必为天下重国”，如此可以“孤中山，中山必亡”。亦如有人谓周?，“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亦将以观韩、魏之于齐也。”三国攻秦，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五年”当为“三年”之误，“沲”同“沱”）。齐人戎郭。宋突谓仇郝曰：“不如尽归中山之新地，中山案此言于齐曰：‘四国将假道于卫，以遏章子之路’（“遏”原作“过”，从金正炜改正），齐闻此必效鼓。”（《赵策四》第八章）

案：自赵武灵王推行连结秦、宋以抗齐、魏、韩之策略，使楼缓相秦，仇郝相宋，造成齐、魏、韩三国与赵、秦、宋三国对峙之局势。齐欲打败楚、秦而称雄于中原，赵欲压制齐国而攻灭中山，并向北开拓。此时齐、魏、韩三国攻秦，至函谷关而军焉，以封锁秦国，即此所谓“三国攻秦”，“齐人戎郭”。同时赵攻中山，已攻取扶柳。扶柳在今河北冀县西北，并攻至滹沱水一带。宋突此时向宋相仇郝献策，盖为中山谋求解脱困境。宋突请赵尽归所得中山之新地，然后由中山据此言于齐曰：“四国将假道于卫，以遏章子之路”。章子即匡章，即为三国破楚杀唐之统帅，此时正为三国攻秦之统帅，至函谷关而军焉。所谓“四国将假道于卫”，盖中山已参赵、秦、宋之联盟，四国联军将包抄匡章进军函谷关之后路，秦与中山之军与赵军会合南下渡河，再与宋军会合以攻函谷关，必须假道于卫。如果确是如此，三国攻秦之大军必将全军覆没。因此，齐闻此必献纳与中山邻近齐邑鼓以求和。

鼓在今河北晋县西，正在中山国之东边。此为宋突设想之计谋，未尝施用，但由此可以了解当时之形势。

宋置太子以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赵策四》第三章李兑谓齐王）　

案：《赵策四》第三章李兑谓齐王曰：“臣之所以坚三晋以攻秦者，非以为齐得利秦之毁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臣是以欲足下之速归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复攻之，其国必乱，而太子在外，此亦举宋之时也。”钱穆《宋元王儿说考》论之曰：“是宋置太子为王，正三晋攻秦之际。其时齐先已攻宋而无利。其后太子去国，齐乃乘隙而残之耳。齐盡王二年楚怀王入秦不返。其明年，齐盡王三年，陈轸说魏、韩、赵、燕、齐五国合从而戍魏、韩之西边以摈秦，此即李兑所谓臣之坚三晋以攻秦之事也。然是时孟尝新自秦归，方怨秦，故率韩、魏以攻秦，而赵、宋则持两端。……据此，知当楚怀王入秦、三国攻秦之际，正宋置太子为王之时。考楚怀入秦之年，赵武灵王传国少子，自称主父，宋置太子为王，正与赵同时，特不能定其孰先孰后尔。”钱氏又谓：“《吕氏春秋·君守》篇称鲁鄙人遗宋元王闭（结不解者），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儿说乃持白马非马之辩者，“宋元王不得谓即春秋时之宋元公，窃疑宋元王乃宋王偃所置太子为王者。”（《先秦诸子系年》第四二至四四页）钱氏以宋元王即宋王偃之太子为王者，无确据；以齐盡王三年孟尝君合纵，齐、魏、韩三国攻秦，即陈轸合五国摈秦，亦非。钱氏以宋王偃置太子为王，与赵武灵王传国少子同时，甚是。当孟尝君合齐、魏、韩三国共攻秦军于函谷之际，赵武灵王已传国少子，并使楼缓相秦，仇赫相宋，阳与秦合，而阴持两端。于是胡服骑射而攻灭中山而略地于林胡、楼烦。宋之于赵，正一步一趋，宋王偃亦传国于太子，以其间略地，灭滕、伐薛而取楚淮北地。

赵惠文王元年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六国表》，《赵世家·集解》引徐广之说同）

案：《赵策四》第十四章谅毅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魏公子列传》又云：“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既为赵惠文王同母弟，同为惠后所生，惠后纳于武灵王十六年，至此不过十二年。黄式三《周季编略》云：“是时惠文王只十三岁，胜为王之同母弟，年不过十一二岁，或宠而封之，难言必无此事。《年表》云：以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武灵王昏紈，不应至此。”考《赵世家》，惠文王初立，肥义为相国，惠文王四年肥义见杀，乃相公子成，其间固无胜为相事。《资治通鉴》记是年“赵王封其弟为平原君”，未言“为相”，惟言“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数千人，有公孙龙者”云云，又有“邹衍过赵，平原君使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云云，当非此时事。

魏哀王（当作襄王）二十一年河、渭绝一日。（《六国表》）

周赧王十八年（公元前二九七年）

　秦昭王十年，魏襄王二十二年，韩襄王十五年，赵惠文王二年，齐盡王四年，楚顷襄王二年，燕昭王十五年。

［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赵世家》，《资治通鉴》记此事于次年）

案：赵武灵王二十年赵“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于是“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是年赵主父又“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其兵者，招徕其兵，实即收编其兵。盖赵在降服林胡、楼烦之后，尝收编其附近林胡、楼烦之兵，因而赵之兵力大为加强。

［楚顷襄王］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史记会注考证》云：“古钞本使作吏”），怀王遂发病。（《楚世家》）秦昭王十年楚怀王亡之赵，赵弗内。（《六国表》）

案：《秦本纪》记昭王十一年“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楚怀王死与归葬在次年，《秦本纪》误记怀王走赵在同年。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二九六年）

　秦昭王十一年，魏襄王二十三年，韩襄王十六年，赵惠文王三年，齐盡王五年，楚顷襄王三年，燕昭王十六年。

韩襄王十六年与齐、魏击秦，秦与我武遂和。（《六国表》）

［韩襄王］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韩世家》）

案：《史记会注考证》云：“《六国表》与齐、魏击秦五字衍文，已书于十四年，此重出。”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从之，以“与齐、魏击秦”五字排小字，加上括号，以表明删去。大误。齐、魏、韩三国攻秦函谷前后三年之久，此年得胜，攻入函谷，秦割地求和。

《战国纵横家书》之《苏秦谓齐王章》云：“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当作五岁），功（攻）秦三年。”《燕策一》苏代说燕王曰：“今夫齐王长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罢弊。”皆可证。

魏哀王（当作襄王）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魏世家》）　

秦昭王十一年复与魏封陵。（《六国表》，《秦本纪·正义》引《年表》云：“秦与魏封陵，与韩武遂以和。”今本《六国表》有脱文）［齐盡王］二十八年（当作五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田世家》）　秦昭王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

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秦本纪》）

案：《正义》云：“盖中山此时属赵，故云五国也。”《资治通鉴》记此事删去“中山”两字。《正义》引《括地志》云：“盐故城一名司盐城，在蒲州安邑县。”盐氏在今山西运城。《周季编略》记此事作“齐、韩、魏以秦之悔割地，不出楚王而致之死也，复合赵、宋共攻秦至盐氏，秦与魏河外及封陵，与韩河外及武遂，五国之兵乃还”。案三国攻秦函谷先后有三年之久，赵、宋持观望态度，及是年三国得胜，攻入函谷，于是赵、宋起兵与齐、魏、韩三国向河东进攻，攻至盐氏，迫使秦归还已占有之河外及封陵、武遂，此皆魏、韩两国重要之防守要塞，经两国收复，可以解除秦东侵之威胁。

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兵于关下矣。（《韩非子·存韩》）

三国攻秦入函谷（《韩非子·内储说上》作“三国兵至韩”），秦王谓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对曰：“割河东，大费也；免于国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问焉。”王召公子池而问焉，对曰：“讲亦悔，不讲亦悔。”王曰：“何也？”对曰：“王割河东而讲，三国虽去，王必曰：‘惜矣，三国且去，吾特以三城从之。’此讲之悔也。王不讲，三国入函谷，咸阳必危。王又曰：“吾爱三城而不讲。”此又不讲之悔也。”王曰：“钧吾悔也，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也，寡人决讲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三国之兵乃退。

（《秦策四》第三章，《韩非子·内储说上》大体相同，惟“函谷”误作“韩”，“公子池”作“公子汜”。）

案：《秦策》“三国攻秦入函谷”，《韩非子》“三国兵至韩”，三国入韩，“韩”皆当为“函”字之误。函谷或称函。可知是年三国兵确已攻入函谷，赵、宋又与三国合兵攻河东至盐氏，秦昭王因而谓丞相楼缓曰：“三国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东而讲。”楼缓以为“此父兄之任”，请召公子池而问焉（《韩非子》“公子汜”当是“公子池”之误。公子池亦作公子他，见于《秦策二》第十五章，与《赵策一》第十一章）。于是王使公子池以三城讲于三国。吴师道云：“按三城者，武遂与韩，封陵与魏，齐城与齐。武遂、封陵在河东，齐城无考。”梁玉绳《史记志疑》于《秦本纪》云：“秦和三国，以武遂与韩，封陵与魏，齐城与齐，《策》所云秦以三城讲于三国者，乃此及《表》皆不言齐，《田完世家》亦不言与我齐城，反载与韩河外，又不及魏。……武遂、封陵皆在河外，故三国《世家》俱称河外，《策》作河东，此作河北，盖自秦言之曰东，自三国言之曰北，统言之曰河外。”考“齐城与齐”之说，不可据信。余谓三城者，武遂与韩，封陵、晋阳（又称阳晋）与魏，齐则无与焉。晋阳即在封陵之西北，其重要性次于封陵，史文略而未记。秦于周赧王十二年拔魏蒲阪、晋阳、封陵，次年秦归蒲阪于魏，晋阳封陵仍为秦所占有也。《赵策四》第二章，或谓齐王曰：“臣为足下谓魏王曰：……王之事齐也，无入朝之辱，无割地之费，齐为王之故，虚国于燕、赵之前，用兵于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战，未尝不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东，尽效之于王。”可知此役齐用兵于二千里之外，得河东二都归魏，齐未有所得，盖形势不能有也。

三国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为西周谓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听三国也（“听”原误作“德”，鲍彪改为“听”），彼且攻王之聚以劲秦。”（“劲”原误作“利”或“到”，从王念孙校正）魏王惧，令军拔舍速东。（《西周策》第十六章，“拔”原误作“设”，从孙诒让、金正炜改正）［魏哀王］（当作襄王）二十三年哀王（当作襄王）卒，子昭王立。

（《魏世家》）［魏］昭王名_。（《魏世家·索隐》引《世本》）［韩襄王］十六年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矨王。（《韩世家》）［秦昭襄王］十一年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

（《秦本纪》）［楚］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楚世家》，《六国表》作“怀王卒于秦，来归葬”）屈平既嫉之，虽流放，衏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列传》）　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略同，惟“偃”作“螼”）

　案：《吕氏春秋》高诱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后，魏得中山以邑之也。”苏时学《墨子刊误》云：“中山为魏之别封，非春秋时之鲜虞也。魏文侯灭中山，而封其少子挚，至赧王二十年为赵武灵王所灭。其君有武公、桓公，见《世本》，此名尚者，当为最后之君。”孙诒让《墨子间诂》曰：“据《水经·誆水》郦道元注及《太平御览》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并谓中山桓公为魏所灭，则尚或即桓公。

墨子犹及见之，高、苏以为魏别封，非也。”孙说非是。据新出土中山王>方壶及鼎铭文，桓公当为中山复国之君，《世本》称“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灵寿即复国后之国都，乃谓桓公所复之中山为赵所灭，非谓桓公本人为赵所灭。已说明在周安王二十四年案语中。《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一引《史记》云：“赵武灵王以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君尚肤施。”则尚确为中山最后之君。据中山王方壶及鼎铭文，中山王>以上有文、武、桓、成四世，其子为tM。文、武为魏灭亡前之君，桓、成、>、tM乃复国后之君。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云：“乐史云：桓公传五世为赵所灭，自桓、成、>、tM，至尚，适为五世。由此知尚为亡国之君，tM即死齐之君。”鲁丹三说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复见，未语而君与之食，鲁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见，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鲁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恶之，曰：“为赵来间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韩非子·说林上》）

案：此亦疑中山君尚晚年事。

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也，还报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将后齐、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对曰：“其君见好岩穴之士，所倾盖与车，以见穷闾隘巷之士以十数，伉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君曰：“以子言论，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陈，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

战士怠于行陈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案：《中山策》第七章大体相同，李疵对答作“中山之君所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末无“举兵而伐中山，遂灭也”句。诸祖耿云：“《太平寰宇记》引有‘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赵武灵王袭而灭之’之语，此非《战国策》之逸文，盖即依据此策而抄要言之者也。”此说若确，则策文末尾亦应有赵举兵灭之等语，新出土中山王青铜器铭文，反复引用《诗经》，并有同于《左传》、《大戴礼》之文句，并有浓厚之儒家思想与尊贤观点。与李疵之说正相符合。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攻灭中山而略胡地，而中山则以礼贤下士，怠于耕战而衰亡。

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P，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也，几至将所而后死。

（《吕氏春秋·贵卒》）

案：《吕氏春秋·贵卒》论用兵之道，“力贵突，智贵卒（音仓卒之卒）”，举此中山多力之战士为例，则中山之战士颇有勇于行阵者，非皆怠于行阵者。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吕氏春秋·先识》，《说苑·权谋》第十一章大体相同）

案：《吕氏春秋》在叙述此事之后，论之曰：“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距军乎济上，未有益也。”高诱注：“中山五割地与赵，赵卒亡之；齐悉起军以距燕人于济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赵世家》）

案：吴师道以为赵灭中山在武灵王二十五年，中山非至惠文王三年始亡，特迁其王尔。《燕策二》第十章或献书燕王曰：“秦久伐韩故中山亡”，吴师道注云：“按《赵策》苏厉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二》曰：中山恃齐、魏以轻赵，齐、魏伐楚而赵亡中山。……赵与齐、燕灭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书，已与《世家》差一年。且赵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灵十九年胡服以来，攻城略地，无岁无之，何至此始合齐、燕灭之耶？而秦、韩、齐、魏伐楚，败唐重丘，当武灵二十五年。是年《赵年表》书攻中山，《通鉴》、《纲目》书中山君奔齐，《齐策》称中山君臣于齐。盖四国伐楚而赵不与，赵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载与《策》合者，莫明于此，中山君且奔齐，则与齐共灭之言，未可据。……今《燕策》又谓秦伐韩故中山亡，则韩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韩取穰，岂其事欤？愚因此策与《齐策》陈轸合三晋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迁其王尔。”此说颇为梁玉绳所称许，梁氏《史记志疑》云：“中山之灭，《赵世家》在惠文三年，《田完年表》及《世家》在盡王二十九年，为惠文四年，所书年数已不合矣，而谓共齐燕灭之，更不足据。……顾自赵武灵王十九年以后，攻城略地，无岁不用师于中山，何待惠文之世始合齐、燕以灭之邪？赵灭中山之岁，吴师道断其在武灵王二十五年，自不可易，正与《乐毅列传》所云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者合也。……《史》之误在妄牵入齐、燕，在以三年为四年。而所书惠文三年灭中山，未可概指为误，盖以武灵二十五年灭者，以得其国为灭，言其实也。以惠文三年灭者，以得其君为灭，重在君也。至若武灵二十六年之攻攘，不过拓并余地，申尽其疆界耳。”余意《六国表》言赵与齐、燕共灭中山，《田世家》及《六国表》言佐赵灭中山，当是错误。吴、梁二氏断言赵灭中山在武灵王二十五年，并不可信。

《资治通鉴》载周赧王十四年即赵武灵王二十五年，“赵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齐”，《秦本纪》载昭王八年即赵武灵王二十七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是时中山虽为赵所破，中山君奔齐而死，但其国未亡，国都灵寿亦未失。据《赵策三》第五章，当三国攻秦时，司马浅谓赵主父曰：“我分兵而孤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余兵与三国攻秦，是我一举而两取地于秦、中山也。”时在赵惠文王元年，中山尚未亡。《赵策四》第八章言“三国攻秦，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即是赵乘三国攻秦，中山孤立之时，大举攻灭之，“五年”当是“三年”之误。滹沱原为横贯中山之命脉，赵以全力占有之，即是攻灭中山。

　　又案：方苞《补正》云：“方，始也。从，属也。先是襄子已取代，而隔于中山，道不通，故十九年主父北略地中山，至于房子，遂之代。今灭中山，起灵寿，则北地始属于代而道大通也。”按“代道”是往代之路。“起灵寿”谓以灵寿为起点，因灭中山得灵寿，代道得以大通。据此亦可证，赵灭中山在此年。“还归，行赏，大赦，置酒?五日”，“还归”乃赵主父凯旋归来，“行赏，大赦，置酒?五日”乃庆祝“灭中山”之胜利，更可证赵灭中山即在此时。凡此一切皆由赵主父主其事，故《乐毅列传》云：“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其时武灵王虽已传位于少子，实际上国家大事仍由主父作主，攻灭中山与略地林胡、楼烦全由主父亲自统率大军进行，少子惠文王无与焉。

宋康王染于唐鞅、佃不礼……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墨子·所染》，《吕氏春秋·当染》同，惟“佃”作“田”，“礼”误作“?”）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唐鞅戮于宋。（《荀子·解蔽》）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吕氏春秋·知度》，《说苑·尊贤》第一章作“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秦用赵高而天下知其亡也”）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吕氏春秋·淫辞》）　

案：《宋世家·索隐》云：“《战国策》、《吕氏春秋》皆以偃谥曰康王也。”据《吕氏春秋》，唐鞅为宋王偃之相，高诱注：“鞅令宋王善与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杀唐鞅，故曰唐鞅之对，不若无对。”据《荀子》，“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子。”则唐鞅固为一权臣，而宋王杀之，知偃尚非重用权臣之君。佃不礼，《吕氏春秋》作田不?，《汉书·古今人表》作田不礼，则“?”乃“礼”之字误。孙诒让《墨子间诂》云：“《赵世家》载赵主父使田不礼相太子章，后为李兑所杀，当宋康王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后仕赵欤？”其说是也。是康王亡时，唐鞅已见诛，田不礼已走赵，《墨子·所染》谓“宋康王染于唐鞅、佃不礼……故国皆残亡”，《吕氏春秋·知度》谓“宋用唐鞅……而天下知其亡”，尚非的论也。考赵主父使田不礼相公子章在此年，则田不礼走赵在此年或稍前也。

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縕（原误作“惠盎见宋康成公而谓足声速”，从毕沅据《列子·黄帝》、《淮南子·道应训》及李善注《文选》谢惠连《咏牛女诗》所引改正），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不说”原误作“而为”，从毕沅据《列子》、《淮南子》改正），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不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中，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吕氏春秋·顺说》，《淮南子·道应训》、《列子·黄帝》同）

案：此谓宋康王好勇有力，盖与秦武王、赵武灵王相似。惠盎，《淮南子》作惠孟，《吕氏春秋》高诱注云：“惠盎，宋人，惠施族也。”《列子》张湛注亦云：“惠盎，惠施之族。”惠盎推崇孔丘、墨翟，而宋王因而说服，则宋王尚非暴君。

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史记会注考证》云：“枫山、三条本‘谋’上有‘阴’字。”《资治通鉴》“谋阴”作“阴谋”），一出身徼幸。

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

以吾观之，必不久矣（《资治通鉴》“必”上有“难”字）。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资治通鉴》“异”作“易”），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异日，肥义谓信期曰：“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谗臣在中，王之蠹也。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祸且逮国。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出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闻此也。”（《赵世家》惠文王三年下）

案：信期，《索隐》云：“即下文高信也。”肥义为赵肃侯之贵臣，深得武灵王之崇敬。《赵世家》云：“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十九年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群臣皆不欲，于是肥义侍，武灵王传国于少子，肥义为相国，并傅王。

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齐策五》第一章苏秦说齐闵王）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H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邑十二诸侯。（《燕策一》第八章苏代见燕王曰，《苏秦列传》同）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齐策五》第一章苏秦说齐闵王）权之难，齐、燕战。秦使魏冉之赵，出兵助燕击齐。薛公使魏处之赵，谓李向曰：“君助燕击齐，齐必急，急必以地和于燕，而身与赵战矣。然则是君自为燕东兵，为燕取地也。故为君计者，不如按兵勿出，齐必缓，缓必复与燕战，兵罢弊，赵可取唐曲逆；战而不胜，命悬于赵，然则吾中立而割穷齐与疲燕也。两国之权，归于君矣。”（《齐策二》第六章）

案：《荀子·王霸》谓齐盡、薛公“南破楚，西诎秦，北败燕”，《燕策一》苏代亦云：齐王南攻楚，西困秦，“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齐策五》苏秦亦云：“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又云：“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可知齐、燕大战即在此年。《齐策二》“权之难”，亦指此事。盖大败于权，覆三军，十万之众尽，故称为“难”。犹楚大败于垂沙，称为垂沙之难。是时秦使魏冉至赵，促赵出兵助燕击齐，盖是时秦与赵正相合。秦正以赵大臣楼缓为相，魏冉亦正用事于秦。薛公使魏处至赵，劝阻赵助燕攻齐，盖薛公即孟尝君正主持攻燕之役。

权之难，燕再战不胜，赵弗救。哙子谓文公曰：“不如以地合于齐，赵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请讲于齐，赵闻之，遂出兵救燕。（《燕策一》第三章，“文公”当为“昭王”之误）

案：燕文公卒于周显王三十六年，顾观光附此于周显王三十六年。鲍彪曰：“《齐策》此役言及魏冉，知为文公末年。”其说不确。魏冉于秦昭王时用事，与燕昭王同时，不及参与燕易王、燕王哙时之事，更无论燕文公时之事。据《燕世家》及《六国表》，燕文公时未见与齐战事。可知文公必为昭王之误。“哙子”二字亦当误。

隹（惟）主五年，奠□`Q再立事岁，孟冬戊辰，大R□孔陈璋内（“内”读作“入”）伐（即“燕”字）亳邦之（“”读作“获”，陈璋方壶铭文）。

案：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以此为齐襄王五年齐击败燕师时所获燕器。谓是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回临淄，齐故地尽复，言内伐亳邦者，即进而侵伐燕之某邑。但据文献记载，田单虽尽复齐之失地，未尝攻入燕国，与此言“入伐燕亳邦”不合。陈梦家又定此为齐宣王五年破燕时之战利器，以为陈璋即齐伐燕之主将匡章（见《美国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亦未得。匡章不可能又称陈璋。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因“陈?”之名又见于子禾子釜，子禾子即田和，以为此乃田桓公五年伐燕取桑丘时事（见该书第四册第五六页）。考《田世家》记桓公五年齐起兵袭燕取桑丘，据《六国表》乃齐康公二十五年，即赵敬侯七年，今以《古本竹书纪年》相校，知《史记》所载田氏世系年代有误，田桓公午四年实为田侯剡四年之误。可知将“惟主五年”定为田午五年之说，亦不妥。唐兰以为陈璋即《秦策二》第十五章所称齐“令田章以阳武合于赵”之田章，此为齐盡王五年攻入燕国之战利品。今按此役战将陈璋，未必即是齐出使赵之田章，但齐盡王五年齐大胜燕，“覆三军，获二将”，即所谓“权之难”。因此齐获得大批战利品，较为合理。（唐兰之说见其所著《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之注十九，收入《战国纵横家书》，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又案：齐于此役败燕之主帅，当为司马穰苴，《司马穰苴列传》云：“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将兵磗燕晋之师……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尊为大司马而引兵归。……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之景公，景公退穰苴……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苏辙辨之曰：“太史公为《司马穰苴列传》，世皆信之，余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晋伐齐者也。而《战国策》称：‘司马穰苴执政者也，盡王杀之。’意者穰苴尝为盡王却燕、晋，而战国杂说遂以为景公时耶？”（见所著《古史·孙武吴起列传》）惠士奇《礼说》亦云：“司马穰苴兵法，因号《司马法》，《战国策》齐闵王时，司马穰苴为政，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穰苴乃闵王之将，以故齐南破楚，西屈秦，用韩、魏、燕、赵之众犹鞭策者。盖穰苴之力居多，及穰苴死，而闵王亡矣。”考《赵策二》苏子曰：“宣王用之，逼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为齐兵困于?塞，十年攘地，秦人远迹不服。而齐为虚戾……今富非有齐威、宣之余也……而将非有田单、司马之虑也……”案伐楚攻秦，困秦?塞，皆盡王事，今《赵策》“宣王”乃“盡王”之误，则穰苴之为齐盡之将，又可见矣。雷学淇《纪年义证》云：“闵王胜燕之事，可考者二：《策》以司马穰苴为盡王臣，而《穰苴列传》谓燕侵河上，苴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竟。又苏代说燕，本在昭王二十七年，故有燕谋齐及齐举劲宋之说，其曰：

‘齐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此亦闵王时事。”其说至是。司马穰苴当曾参与齐南破楚、西屈秦之战事，惟破燕之役为主将。田穰苴于破燕之役为主将，或即薛公荐之，传述者误以为此时之薛公仍为田婴，又误田婴为晏婴，遂误传穰苴破燕在齐景公时也。

［秦昭王］十一年彗星见。（《秦本纪》，《六国表》同）宋康王之时，有雀生S于城之陬（“S”，《新序》作“”，《资治通鉴》作“S”），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宋策》第八章，《新序·杂事四》第二十八章同，《资治通鉴》列于周赧王二十九年）

案：《赵策四》第四章载五国伐秦无功，罢于成皋，苏代谓齐王曰：“天下事秦，秦按为义，存亡继绝，固危扶弱，定无罪之君，必起中山与胜焉……而赵、宋同命，何暇言阴。”鲍注：“胜，中山之后”，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从鲍注，于赵惠文王四年与齐、燕共灭中山之后，据此云：“其后有名胜者不知所终。”大误。“胜”当为“滕”之字误。金正炜云：“胜当为滕，《宋策》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中山灭于赵，滕灭于宋，秦复起二国，故曰赵、宋同命。”金氏又于《宋策》云：“今据《赵策》苏代之言，秦起中山与滕而赵、宋同命为证，此策自视诸书为可据。”其说是也。钱穆《宋康王灭滕考》云：“苏代之说在五国攻秦后，当赵惠文王三年。时中山新灭，与滕俱举，则滕灭亦不久。”又云：“《索隐》不谓《竹书》有宋灭滕，知宋康灭滕在魏襄二十年后，故《竹书》不及载，然则滕灭于宋正在赵惠文王元年至三年间。”（《先秦诸子系年》第四二三至四二四页）考五国攻秦，罢成皋，在周赧王二十七年，即赵惠文王十一年，钱氏谓在惠文王三年，盖误以三国攻秦为五国攻秦。但宋灭滕、取淮北之地，确与赵灭中山同时。《战国纵横家书》第八章苏秦谓齐王曰：“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宋不残，淮北未得。……王弃薛公，身断事。立帝，帝立。伐秦，秦伐。谋取赵，得。攻宋，宋残。是王之明也。”可知孟尝君为齐相而未出奔以前，在攻秦三年之后，即欲攻宋取淮北。是时宋已灭滕，并乘楚为三国攻破之时机攻取淮北。《宋策》称宋康王灭滕伐薛，伐薛当在孟尝君因“田甲劫王”而出走之后，否则薛公合齐、魏、韩三国，连年破楚，屈秦，败燕，声势煊赫，正欲攻宋取淮北。宋为小国，宋王偃虽强劲，岂敢伐薛？《宋世家》云：“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乃与齐、魏为敌国。”此乃夸大之辞，所谓“东败齐”，即指“伐薛”而言，所谓“南败楚”，即指“取淮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