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十四卷：周赧王二十年至二十七年

周赧王八年（公元前三七年）

秦武王四年，魏襄王十二年，韩襄王五年，赵武灵王十九年，齐宣王十三年，楚怀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五年。

［秦武王］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魏太子来朝。

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王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秦本纪》，《六国表》亦作“拔宜阳城，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韩襄王］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韩世家》，《六国表》同）

案：是年秦拔韩宜阳，并北上渡河占武遂筑城，次年秦又归武遂于韩，此乃当时震动各国之大事。武遂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黄河以北，正当宜阳以北，为韩重要之关塞，并有重要之通道，南下渡河可通大县宜阳，北上可直达韩之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隧”常用以指山岭、河流上以及地面下穿凿之通道，武遂即利用黄河与山岭穿凿而成，用以贯通韩南北之通道。

《秦本纪》与《六国表》皆谓秦拔韩宜阳之后，即渡河占有武遂而筑城防守，绝断韩贯通南北之通道，以此作为威胁要挟韩国屈服之手段。《楚世家》载是时楚臣昭雎见楚怀王曰：“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又曰：“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武遂为利用河山之天险穿凿而成之通道，故昭雎谓韩得归武遂，“以河山为塞。”由武遂北上可直达平阳，其实不止七十里，共有二百里，《韩世家》、《六国表》皆谓韩矨王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即指此而言。《楚世家·正义》谓武遂近平阳，不确。《读史方舆纪要》谓武遂在平阳西七十里，非是。《韩世家·正义》又谓武遂为宜阳近地，亦无当。由武遂渡河南下至宜阳，亦有百里之遥。秦尝两次占有武遂而复归武遂，以此为要挟韩屈从之手段。韩襄王十六年孟尝君合纵，齐合韩、魏之师攻秦入函谷关，迫使秦求和，秦即以河外及武遂归还韩，又以河外及封陵归还魏，盖武遂与封陵为韩、魏防守之要地。

［秦］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其弟立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甘茂列传》）

［秦］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秦始皇本纪》引《秦记》）［赵武灵王］十八年（当作十九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

（《赵世家》）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秦始皇本纪》引《秦记》）按：《赵世家》昭王名稷，《世本》云名侧也。（《甘茂列传·索隐》）

案：《秦本纪》谓“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据《赵世家》，乃赵武灵王使代相赵固迎于燕而送归。《秦本纪·索隐》亦云：

“昭王名则，一名稷。”盖“侧”、“稷”音转通用，犹如齐都临淄之稷门又称侧门。

秦武公（当作“秦武王”）好多力之士，乌获之徒皆归焉。秦王于洛阳举周鼎，乌获两目出血。六国时人也。（《孟子·告子下·正义》引《帝王世纪》）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齐孟贲之徒并归焉。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孟子·公孙丑上·正义》引《帝王世纪》）秦武，六国时秦武王也，而王壮力多，好有力之人，时齐人孟贲及任鄙、焉获（当即“乌获”）之徒皆归焉，秦王与之举鼎，两目出［血］，绝膑而死。孟贲能生拔牛角。（《?玉集》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悼武王］葬毕，今安陵西毕陌。（《秦始皇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　

案：《秦本纪》谓“武王有力，好戏”，“戏”指角力。《国语·晋语九》记赵简子戎右少室周与牛谈角力，称为“戏”。韦昭注：

“戏，角力也。”《秦本纪》、《赵世家》皆谓武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而死，即是与孟说比武举鼎，绝膑而死。《甘茂列传》谓武王至周而卒于周，则《帝王世纪》谓武王至洛阳举周鼎，因两目出血、绝膑而死，其说可信。《秦策一》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张仪主伐韩，以为下兵三川，以临周，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此王业也。”《秦策二》载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因而伐韩攻拔宜阳，樗里疾又以车百乘入周访问。《资治通鉴》记周赧王八年“八月王与孟说举鼎，绝脉而死”，胡三省注：“按《史记·甘茂列传》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盖举鼎者，举九鼎也。”据《赵世家》，武王所举者为龙纹赤鼎，武王因与孟说比武举鼎而死，孟说因而灭族。《帝王世纪》谓“孟贲能生拔牛角”，“孟贲”乃“孟说”之误。孟说为力士，齐人；孟贲为勇士，卫人。范雎云：

“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夏育之勇焉而死。”见《范雎列传》。

又案：秦惠文王之公陵与秦武王之永陵，在今陕西咸阳市以北周陵中学北边，魏晋以来，误以为周文王、周武王之陵。《秦本纪·集解》引《皇览》云：“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一以为周文王冢，非也。”《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武悼王陵在雍州咸阳西北十五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历代帝王陵寝”条，对此有进一步之辨明。盖渭水流域有两处名毕或毕原，一在渭水以南西周国都镐东南杜中，即《元和郡县图志》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之毕原。另一在渭水以北秦都咸阳西北，即《元和郡县图志》咸阳之毕原，亦称毕陌。魏晋以来误以咸阳之毕原为镐京之毕原，因而误以秦惠文王陵与秦武王陵为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原来周文王、武王之冢尚无丘陇之制，而秦惠文王陵、秦武王陵已有高三丈以上之丘陇。“陵”之名称亦由丘陇而来。

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樗里子列传》作“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传》作“周以卒迎之”），甚敬（《传》作“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谓楚王曰（《传》“谓”作“为周说”，《太平御览》四百六十引此作“为周君谓楚王”）：“昔智伯欲伐?由（《传》“欲”作“之”，“?由”作“仇犹”），遗之大钟，载以广车（《传》无“大钟载以”四字），因随入以兵（《传》“入”作“之”），?由卒亡（《传》“卒”作“遂”），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传》“桓公”上有“齐”字），号言伐楚（《传》作“号曰诛楚”），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传》无此句），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由戒之（《传》作“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兵在前（《传》“兵”作“戟”），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传》无此句）？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传》“日”作“旦”，“而”作“以”）楚王乃悦。（《西周策》第三章，《樗里子列传》同）谓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畜韩也。臣闻：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

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骄忿非伯主之业也。臣窃为大王虑之而不取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先王之所重者，惟始与终。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句践禽死于干隧。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当作徐）。

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国（“雍”通“壅”），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金正炜云：“当作塞阳侯”，阳侯隘道，塞，断绝也。《司马错与张仪章》，“塞?辕缑氏之口，与此义并同也”），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

《诗》云（金正炜云“诗疑当作语”）：‘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齐、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伐（“伐”下原衍“秦”字，今从金正炜删。伐，功也。此言先得齐、宋即有功也）。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齐，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受兵矣。若随此计而行之，则两国者必为天下笑矣。”（《秦策五》第一章）

案：秦王，高诱注：“秦始皇也”，非是。顾观光以此附于周赧王八年，是也。或谓秦王曰：“今王广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

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又曰：“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通“壅”）天下之国，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塞阳侯，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正秦武王时事。所谓“徙两周之疆”，即《东周策》第七章所谓“秦假道于周以伐韩”。

所谓“塞阳侯，取黄棘”，盖秦在“破宜阳，残三川”之后，又攻取韩、楚之间南阳，黄棘即在南阳。《楚世家》载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本纪》同，《正义》谓黄棘“盖在房、襄二州”。胡三省《通鉴注》云：“《班志》南阳郡有棘阳县，应劭曰：县在棘水之阳。”棘阳在今新野县东北七十里。黄棘是时已为秦所攻取，成为秦地，故楚怀王入秦，于此与秦昭王结盟约。

秦假道于周以伐韩（《周本纪》作“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假之，而恶于韩（《周本纪》“假”作“借”，“恶”作“畏”，下同），不假而恶于秦。史谓周君曰（《周本纪》“”作“厌”）：“君何不令人谓韩

公叔曰（《周本纪》无“君”“韩”二字）：‘秦敢绝塞而伐韩者（《周本纪》“塞”作“周”），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重使使之楚（《周本纪》“重”作“质”，不重“使”字），秦必疑（《周本纪》“疑”下有“楚”字），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王曰（《周本纪》无“王”字）：‘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寡人不敢不受。’（《周本纪》“寡人”作“周”）秦必无辞而令周弗受，是得地于韩而听于秦也。”（《东周策》第七章，《周本纪》系于赧王八年下，“得”作“受”）［周赧王］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苏代为周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计者，周于秦，因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以疏之于秦，周绝于秦，必入于郢矣。”（《周本纪》）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西周策》作“难恶”），故令人谓韩王曰（《策》作“或为周君谓魏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策》作“将以使攻魏之南阳”），王何不出兵于南阳（《策》作“王何不出兵于河南”）？周君将以为辞于秦（《策》作“周君闻之将以为辞于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周本纪》系于周赧王八年后）

案：梁玉绳《史记志疑》云：“《策》所言河南是也，《史》言南阳，非。《史》所云韩王是也，《策》言魏王非，西周与韩近也。”秦自攻取韩之宜阳之后，即进而谋攻取韩之南阳。《东周策》、《周本纪》记是时“秦假道于周以伐韩”，即为攻取韩之南阳。是时秦伐韩，取宜阳，残三川，并南取南阳，无非为“车通三川，窥周室”，欲挟天子以令天下，成王业。《韩非子·定法》云：“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其实并非“以秦殉周”，欲以秦挟周耳。秦武王在打通三川之后，即亲往周都洛阳，与力士在此比武而举鼎，所举者未必真是九鼎。但在其心目中，周鼎为传国之神器，为天下最高权力所凭依，必欲亲往举之而后甘心。

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磗楚也。今雍氏围，秦师不下?，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应，然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王曰：

“善。”乃下师于?以救韩。楚兵去。（《甘茂列传》）楚攻雍氏，周E秦、韩，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为周谓楚王曰：

“以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国合于所与粟之国，则是劲王之敌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后得解，必厚事王矣。”（《东周策》第八章）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苏代遂往见韩相国公仲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于兵，仓廪空，无以守城，吾收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及粟于周，此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仲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弊高都得完周也，何不与也？”公仲曰：

“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西周策》第四章，《周本纪》系于周赧王八年，作“韩征甲与粟于东周，东周君恐”，文较《西周策》为略）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

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韩之于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臣闻之，唇揭者其齿寒，愿大王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尚子曰：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支”原作“疲”，从姚引钱刘本及鲍本改正）。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归书报韩王，韩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

“韩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国知王也，韩之急缓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张翠曰：“韩急则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毋复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师，故敢捍楚。

今雍氏围而秦师不下?，是无韩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师于?以救韩。（《韩策二》第一章）

案：《甘茂列传》谓“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其实，秦合韩兵大败楚师于丹阳。此时楚乘秦昭王新立，宣太后掌权之时机，对韩报复，再次围韩雍氏，五月不能拔，仍因秦师下?救韩而退兵。

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

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穰侯列传》）

案：秦武王卒，无子，因而王室爆发争夺君位之内乱，先后持续三年之久。是时武王母惠文后，即惠王后，与武王后支持公子壮立为君，即所谓“季君”。而昭王（即公子稷）母芈八子（即宣太后）支持昭王立为君，同时有两君并立。《秦本纪》言昭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六国表》作“季君为乱，诛”。《穰侯列传·索隐》引《纪年》云：“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索隐》又云：“季君即公子壮，僭立而号为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纪》言伏诛。又云：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盖谓惠文后时党公子壮，欲立之。及壮诛而太后忧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讳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势然也。”据此可知《穰侯列传》言惠文后“先武王死”，亦是讳言。《秦本纪·集解》引徐广，以惠文后即“迎妇于楚者”，非是。《六国表》记秦惠王四年“魏夫人来”，当即惠文后。《秦始皇本纪》引《秦记》曰：“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知武王乃秦惠王九年惠文后所生。《纪年》云：“杀其太后”，即指惠文后，是惠文后与公子雍、公子壮同时被杀，并非“忧死”。《秦本纪》言“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盖秦史讳之。《秦本纪》称公子壮为庶长壮，盖壮时为庶长。

秦之庶长常统军作战，故壮能与昭王争立。《秦本纪》称“庶长壮与大臣、诸公子为逆”，《穰侯列传》又谓“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盖昭王之异母诸兄弟多支持庶长壮为君，因而“皆灭之”。

献则谓公孙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数伐有功，所以不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芈戎者（“芈”原误作“辛”，从鲍本改正），太后之亲也，今亡于楚，在东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资而相之于周乎？楚必便之矣。是芈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悦公，公相必矣。”（《秦策五》第三章）

案：高诱注云：“太后，楚女，孝文皇后，庄襄王母也，号华阳夫人者也。芈戎楚人，自楚亡在东周。”鲍彪注：“戎时未入秦，知昭王初也。”盖当秦昭王初立时。

公仲数不信于诸侯，诸侯锢之。南委国于楚，楚王弗听。苏代为楚王曰（姚注：“刘为下添谓字。”鲍本“为”作“谓”。按“为”犹“谓”也）：“不若听而备其反也。朋之反也（“朋”原误作“明”，今从鲍本），常仗赵而畔楚，仗齐而畔秦。今四国锢之，而无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韩策一》第二十五章）

案：顾观光系此于周赧王九年。当在周赧王七至九年间，公仲朋原为韩相而亲秦者。秦惠文王时，韩尝与秦连横，大败楚、齐之师，故此云：“公仲数不信于诸侯”。及秦武王时，秦下兵三川而攻拔韩之大县宜阳，因而造成赵、楚、齐、秦“四国锢之，而无所入矣”，因而谓公仲朋当如尾生为守信而死。

或谓公仲曰：“听者听国，非必听，贵也（“贵”原作“实”，今从金正炜改正）。故先王听谚言于市，愿公之听臣言也。公求中立于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孙郝以难甘茂，劝齐兵以止魏（“止”上原有“劝”字，金正炜云：“涉上而衍”，今删去），楚、赵皆公之仇也，臣恐国之以此为患也，愿公之复求中立于秦也。”公仲曰：“奈何？”对曰：“秦王以公孙郝为党于公而弗之听，甘茂不善于公而弗为公言，公何不因行愿以与秦王语？行愿之为秦王臣也公。臣请为公谓秦王曰：‘齐、魏合与离，于秦孰利？齐、魏别与合，于秦孰强？’秦王必曰：‘齐、魏离则秦重，合则秦轻，齐、魏别则秦强，合则秦弱。’臣即曰：‘今王听公孙郝，以韩、秦之兵应齐而攻魏，魏不敢战，归地而合于齐，是秦轻也。’臣以公孙郝为不忠。今王听甘茂，以韩、秦之兵据魏而攻齐，齐不敢战，不求割地而合于魏，是秦轻也。臣以甘茂为不忠。故王不如令韩中立，以攻齐、魏（“齐魏”原作“齐齐”，金正炜云：“当作齐、魏，谓使齐、魏相攻。”今据以改正）。王言救魏以劲之。齐、魏不能相听，久离兵事（“事”原作“史”，今从金正炜改正。“离”读作“罹”，遭受也），王欲则信公孙郝于齐，为韩取南阳，易谷川而归，此惠王之愿也。王欲则信甘茂于魏，以韩、魏之兵，据魏以郄齐（姚注：“郄一作?”，闵本作“却”，古通用，退也），此武王之愿也。臣以为令韩中立以劲齐，最秦之大急也。公孙郝党于齐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谒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愿王之熟计之也。’”（《韩策一》第二十章）

案：顾观光附此于周赧王九年，即秦昭王元年，当为秦昭王初立而甘茂出奔齐以前事。韩公仲以宜阳被拔而与甘茂不善，说者因劝行愿以与秦王语。时齐、魏将相攻，说者劝中立而言救魏，以劲之。

［魏哀王］（当作“襄王”）十二年太子朝于秦，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魏世家》，《六国表》作“太子往朝秦”。《六国表》“秦击皮氏，未拔而解”，系于魏哀王十三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爰（“爰”当作“疾”）率师伐我，围皮氏。翟章率师救皮氏围，疾西风（“风”当为“去”字之误）。（《水经·汾水注》引《纪年》）

案：秦伐魏皮氏，《魏世家》与《竹书纪年》均记在魏襄王十二年，即秦武王四年，而《六国表》记在魏襄王十三年，即秦昭王元年，则迟一年。《樗里子列传》亦云：“昭王元年……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惟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编年记》又云：“［昭王］二年攻皮氏”，又迟一年。盖皮氏之役起于武王四年底，而结束于昭王二年初。朱右曾释《纪年》云：“疾盖人名，西风地名。”陈逢衡以为公孙爰即樗里疾。陈梦家《六国纪年考证》又谓：

“《纪年》或称之褚里疾，或称之公孙爰，爰假作缓疾之缓，与疾名字相应。”此说尚无确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于《秦本纪》惠文君十一年论及此事云：“公孙爰疑即樗里子，樗里为秦惠王弟，称公孙，疾讹爰。”此说是也。考是时秦攻皮氏之主将确为樗里疾，既见于《樗里子列传》，又见于《魏策二》第十五章与《魏策三》第十一章。《樗里子列传》称樗里子“解蒲而去，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魏策三》载：“乃请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攻皮氏既为“王之首事”，主攻者必为主将。是时秦之主将未见有公孙爰其人，“爰”当为“疾”之讹，与下文之“疾”正相呼应。“西风”当为“西去”之误。“疾西去”，即《樗里子列传》所谓“皮氏未降，又去”。亦即《魏策三》所谓“不能拔”，《六国表》与《魏世家》所谓“未拔而解”。未见有地名西风者。或以为“疾西风”为记天异，《纪年》为魏史，岂能于“攻皮氏”与“城皮氏”之叙事中夹叙天异乎？“风”字必为“去”字之形讹无疑。

秦、楚攻魏，围皮氏。为魏谓楚王曰：“秦、楚胜魏，魏王之恐见亡矣，必合于秦（“合”原作“舍”，姚注一作“合”，当以作“合”为是）。王何不信秦而与魏王，魏王喜，必内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地于王，王虽复与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与魏，魏内太子于楚。

秦恐，许楚城地，欲与之复攻魏。樗里疾怒，欲与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为疾谓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谒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质臣请效之（姚注：“质臣，曾作太子”），而复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诺。”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魏策二》第十五章）魏太子在楚。谓楼子于鄢陵曰（鲍本改“谓”为“为”，非是）：“公必且待齐、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齐、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恶于国者，无公矣。其人皆欲合齐、秦，外楚以轻公，公必谓齐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实首伐之也，楚恶魏之事王也，故劝秦攻魏。’齐王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己善也，必令魏以地听秦而为和。以张子之强，有秦、韩之重，齐王恶之，而魏王不敢据也。今以齐、秦之重，外楚以轻公，臣为公患之。钧之出地以为和于秦也，岂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还兵（鲍彪谓衍“楚”字，非是），魏王必惧。公因寄汾北以予秦而为和（金正炜云：“寄，委也。鲍改为割，无取”），合亲以孤齐、秦，楚重公，公必为相矣。臣意秦王与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请为公说之。”乃请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轻秦。

且有皮氏于以攻韩、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无所用之。”对曰：“臣愿以鄙心意公，公无以为罪。有皮氏，国之大利也（鲍本“之”下有“所”字），而以与魏，公终自以为不能守也，故以与魏。今公之力

有余守之（姚注：“公，曾作攻”），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齐、楚也，所用者楼F、翟强也（吴师道曰：“F，字书无此字”，《韩策》作“鼻”），今齐王谓魏王曰：‘欲讲，攻于齐，王兵之辞也（鲍本“王”作“主”，吴师道曰：“讲当作构，构攻犹言构兵”），是弗救矣。’楚王怒于魏之不用楼子，而使翟强为和也，怨颜已绝之矣，魏王之惧也见亡。翟强欲合齐、秦外楚以轻楼F，楼F欲合秦、楚外齐以轻翟强，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谓楼子曰：‘子能以汾北与我乎？请合楚外齐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楼子与楚王必疾矣。又谓翟子：‘子能以汾北与我乎？必为合齐外于楚以重公也。’翟强与齐王必疾矣。

是公外得齐、楚以为用，内得楼F、翟强以为佐，何故不能有地于河东乎？”（《魏策三》第十章）

案：皮氏在今山西河津县西一里，即黄河之龙门所在。不仅形势险要，且为河西通往河东之桥头堡。秦惠王五年魏纳秦河西地，九年秦渡河取汾阴、皮氏。不久，皮氏归魏，此时秦又欲攻取。所谓“有皮氏，国之大利也”，因而魏尽力坚守，秦攻之不能拔。

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史记·匈奴列传》）

赵武灵王十九年初胡服。（《六国表》）［赵武灵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赵世家》）

案：《赵世家》载：当道者谓赵简子曰：“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即指武灵王而言。《正义》解释“革政而胡服”云：“今时服也，废除裘裳也。”即废除原有之裘裳，改用胡人服装，改穿短衣与裤，束皮带，用带钩，戴武冠，穿皮靴，以便发展骑射，从而增强兵力。《后汉书·舆服志》云：“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貂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刘昭补注：“又名??冠。”盖胡服冠饰，既有貂蝉、鸟羽之殊，而鸟羽中又有与??之别。《赵策二》载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

具带乃黄金具带之略称，犹如《汉书·隽不疑传》之云阰具剑，《王莽传》之云玉具剑。胡名则谓郭洛带或钩络带。师比乃带钩之胡名，或作鲜卑、胥纰、犀毗。《淮南子·主术训》云：“赵武灵王贝带??而朝，赵国化之。”“贝带”乃“具带”之误，“??”乃“??”之误。《汉书·武五子传》称“故昌邑王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即胡服也。《太平御览》六百九十八引《释名》云：“靴，本胡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今本《释名》有讹脱。王国维著有《胡服考》，收入《观堂集林》卷二二。

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以上一节，《赵世家》改作“于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赵世家》作“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赵世家》“业”作“迹”），启胡、翟之乡（《赵世家》“启”作“开于”），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赵世家》“敌”上有“为”字），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赵世家》“享”作“序”）。

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赵世家》作“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赵世家》“矣”作“奈何”）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赵世家》无“今”字，“即”作“既”），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赵世家》“欲”作“务”，“要”作“约”）。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赵世家》“见于未萌”作“睹未形”），王其遂行之。”（《赵世家》作“则王何疑焉”）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赵世家》作“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赵世家》“之”作“我也”），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赵世家》“戚”作“察”）。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賖世以笑我（《赵世家》“賖”作“驱”），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鲍本》“地”作“服”，“胡服”属上句）王遂胡服（《赵世家》作“于是遂胡服矣”）。使王孙绁告公子成曰（《赵世家》无“孙”字）：“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赵世家》“主”作“君”，“先王”作“兄弟”，“谊”作“义”）。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赵世家》“在于论贱”作“先论于贱”），行政在于信贵（《赵世家》“在于信贵”作“先信于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姚注：“曾本出改作止，止改作出”，乃依《赵世家》。《赵世家》“出”作“止”，“止”作“出”）。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赵世家》“德且见”作“善”）。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绁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赵世家》“再拜”下有“稽首”二字）：“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赵世家》“不佞”上有“臣”字），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赵世家》作“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今命之（《赵世家》无“今”字），臣固敢竭其愚忠（《赵世家》“固敢”作“敢对因”）。臣闻之中国者（《赵世家》无“之”字），聪明睿知之所居也（《赵世家》“睿知”作“徇智”），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赵世家》“释”作“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赵世家》“畔”作“怫”，“怫”上有“而”字），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使者报王，王曰：

“吾固闻叔之病也。”（《赵世家》无“固”字，“病”作“疾”，下有“我将自往请之”一句）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赵世家》“即”作“王遂往”，“自”上有“因”字）：“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祝发文身（《赵世家》“祝”作“翦”），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瓯，姚注：“一作林”，又注：“林越，《春秋后语》作临越”，注云：“临亦百越之一名也”），黑齿雕题，G冠秫缝（姚注：“一作鲑冠黎绁”，《赵世家》作“[冠秫绌”），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上二句，《赵世家》“礼”作“俗”，“俗”作“礼”），又况山谷之便乎？（《赵世家》“又况”作“况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圣贤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赵世家》“辨”作“辩”），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赵世家》作“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卿之所言俗也（《赵世家》“卿”作“叔”），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赵世家》“而”作“今”）。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赵世家》“且聚”作“无”），求水居之民（《赵世家》“求”作“夹”），以守河、薄洛之水（《赵世家》“以”上有“将何”二字）。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赵世家》“其”作“燕”，“参胡”作“三胡”，鲍本改“其”为“燕”。《索隐》云：“林胡、楼烦、东胡，是三胡也。”吴师道云：“参当作东”）。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兼戎取代（《赵世家》“兼”作“并”），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赵世家》“掠”作“暴”），系累吾民，引水围?，非社稷之神灵（《赵世家》“非”作“微”），即?几不守（《赵世家》“即”作“则”），先王忿之（《赵世家》“忿”作“丑”），其怨未能报也（《赵世家》“其”作“而”）。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赵世家》无“也”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赵世家》作“以忘?事之丑”），非寡人所望于子。”（《赵世家》“于子”作“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赵世家》“议”作“义”），敢通世俗之闻（“闻”原作“间”，姚注“间一作闻”。鲍本作“闻”，《赵世家》作“闻”，今改“间”为“闻”，《赵世家》下有“臣之鱙也”一句）。今欲继简、襄之意（《赵世家》“欲”作“王将”），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令”原误作“今”，从鲍本改正。《赵世家》作“命”）再拜，乃赐胡服。（《赵策二》第四章，《赵世家》以下有“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十三字）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马（鲍本于“劳”下补“力”字），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鲍本“恶”作“变”），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循法无愆（“循”原作“修”，姚注：“一作循礼”。鲍本改作“循”，今从之），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间（“间”当作“闻”），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

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姚注：“一本无于字”），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贼”原作“贱”，姚注：“刘改贱为贼”。作“贼”为是）。犯奸者身死，贼国者族宗（“贼”原作“贱”，姚注：“刘改贱作贼”，金正炜曰：“刘改是也”）。有此两者（“有”原作“反”，鲍改为“有”，今从之），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循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赵世家》无“赵文进谏”一段，无王辩驳赵文一段，更无“赵造谏曰”到此一段，而概括为“赵文、赵造、周苲、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古今不同俗（《赵世家》“古今”作“先王”），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赵世家》“理世”作“礼也”），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赵世家》“俊民”作“秀士”）。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赵世家》“是以”作“且”），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赵世家》作“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赵世家》作“圣”作“齐民”），贤与变俱（《赵世家》“贤”下有“者”字），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赵世家》“书”下无“为”字，无两“于”字，鲍本亦无两“于”字）。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赵策二》第四章，《赵世家》同，下有“遂胡服招骑射”六字）

案：赵武灵王推行胡服，先行于家与朝，然后推行于吏、于军、于国。王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先以身作则，行之于朝。

《淮南子·主术训》云：“赵武灵王贝带??而朝，赵国化之”，确是事实。所谓“初胡服”，仅推行于家族与朝中大臣，以为表率。《赵策二》载赵燕后胡服，王令让之曰：“寡人胡服，子独弗服，逆

主罪莫大焉”，赵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贱臣，臣以失令过期。”是胡服之令，施及群臣，盖次第为之。《水经·河水注》引《纪年》云：魏襄王十七年“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貉服即胡服。魏襄王十七年即赵武灵王二十四年。是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胡服在“初胡服”之后五年矣。《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五年“使周苲胡服傅王子何”，可知是年胡服尚未大行，周苲为王子之傅尚需特施之。考《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年攻中山，共五军，王并将右、左、中三军，另由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五军中惟牛翦一军为车骑，赵希所将胡、代中亦当有骑，皆不在王所将三军之中。知是时车骑尚非赵军之主力，仅用以奇袭或冲锋之用，与他国兵制相同。及至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攻取林胡、楼烦之地，胡骑行动飘忽，若欲驱逐之，或臣服之，非徒兵足以胜任。其势不得不以骑兵为主力，此武灵王所以必欲胡服骑射，亦犹春秋时晋攻无终及群狄，不得不毁车以为行也。

　　又案：今以《赵世家》与《赵策二》第四章相校，《赵世家》先言王召楼缓谋欲胡服，“群臣皆不欲”。下文紧接“于是肥义侍，王曰”云云，文义磗格，颇感突兀。《赵策》开首作：“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云云。《赵世家》删去“武灵王平昼闲，肥义侍坐”，改作“于是肥义侍”。并删去肥义开首之发问，而以“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改作“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作为王之开首两句，删去“嗣立不忘先德”至“动有明古先世之功”等语，而下接“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云云，文义又相磗格难通。

《赵世家》又略去赵文、赵造之谏辞与王驳复赵文之辞，而混言“赵文、赵造、周苲、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更以王驳复赵造之辞作为总驳诸臣之辞。《赵世家》据策文删改增补，痕迹显然，可知策文乃较为原始之史料。梁玉绳《史记志疑》以《赵世家》“赵文、赵造、周苲、赵俊皆谏”有误，云：“周苲策作绍，赐胡服，立为王子傅。赵燕胡服后期，让其逆令，疑史误‘燕’为‘俊’，然二人未有谏胡服事，《史》误耳”。

　　又案：《赵策二》此章与《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 更法》、《新序·善谋》第七章商鞅与持异议者驳辩，有许多相同之处，并有许多相袭之辞。此云“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商君书》作“孝公平昼，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此处肥义曰：“王虑世事之变”云云，《商君书》亦谓三大夫“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此处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商君书》亦有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臣之行也。”孙诒让《札?》曰：

“错法务民主张，义殊不可通，《新序·善谋》作错法务明主长是也，当据校正。《赵策》武灵王与肥义、赵造论胡服章文，与此多同，明长二字与《新序》同，可以互证。”此处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

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商君书》公孙鞅亦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郭偃之法曰：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此处王驳赵文曰：

“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商君书》公孙鞅驳甘龙亦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此处王驳赵造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令制度，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商君书》公孙鞅驳杜挚亦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两者用辞相袭非常明显。按《商君书》晚出，汇编成书已在长平之战以后。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云：

“作《商君书》者前于史公，《更法篇》文必有所袭，其所袭者，当即《策》文无疑。然则非《策》抄《商君书》，乃《商君书》抄自策文也。”其说甚是。据《策》文，赵文言“衣服有常，礼之制也”，因而反对“释此而袭远方之服”。王驳赵文谓“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确是就胡服而辩论。据《策》文，赵造言“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王驳赵造谓三王“法令制度，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亦就胡服而辩论。而《商君书》公孙鞅驳杜挚，谓文、武“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商鞅变法之主旨并不在于“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赵世家》谓武灵王与赵文、赵造辩论之结果，为“遂胡服招骑射”，颇为确切。而《商君书·更法》之结论，为“于是遂出垦草令”。但“垦草令”与上述公孙鞅与甘龙、杜挚之辩论无关。

赵燕后胡服，王令让之，曰：“事主之行，竭意尽力，微谏而不哗，应对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为名，子道顺而不拂，臣行让而不争。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反亲以为行，慈父不子；逆亲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独弗服，逆主，罪莫大焉。

以从政为累，以逆主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亲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赵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贱臣，臣以失令过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修衣服（“修”原作“循”，姚注“一作修”，今据以改正），以待令甲”（“令甲”原作“今日”，黄丕烈云：“今本今日作‘令甲’，当以‘令甲’为是”）。（《赵策二》第六章）

案：赵燕后胡服，当在此年或稍后。《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长沙王者著令甲”。《汉书·宣帝纪》云：“令甲，死者不可生。”颜注引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周赧王九年（公元前三六年）　秦昭王元年，魏襄王十三年，韩襄王六年，赵武灵王二十年，齐宣王十四年，楚怀王二十三年，燕昭王六年。

且王（指楚怀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

（《甘茂列传》范?谓楚王，“内行章义之难”，《索隐》引旧注云：“一云内句章、昧之难。”）

且王尝用［召］滑于越（“召”字原脱，从鲍彪补），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计王之功所以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楚策一》第十六章范环谓楚王）前时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

（《韩非子·内储说下》干象对楚王语）

案：召滑或作邵滑，亦作卓滑、淖滑，“召”、“邵”、“卓”、“淖”，并为“昭”之通假。昭滑乃楚怀王时楚三大族中之重臣。贾谊《过秦论》云：“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昭滑盖与齐明等人同时。《楚策四》第五章云：“齐明说卓滑以伐秦，滑不听也。”可知昭滑为楚掌权之大臣。《赵策三》第三章谓：“齐破燕，赵欲存之。”楚、魏“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盖昭滑常主持楚之外交，是时楚使昭滑于越，即乘越内乱之时机，图谋灭亡越国。越之内乱情况，因史文缺佚，已不可考。《甘茂列传》谓“内行章义之难”，《楚策一》又作“纳句章、昧之难”。鲍彪谓：“昧，唐昧，楚将”，“此言楚虽有唐昧之难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乱之也。”此说不足信，与下文“越国乱而楚治”不合。金正炜以“纳句章”为一句，“昧之难”为一句，谓“纳其句章之地于楚”，“越太子诸咎弑其君翳，此云昧之难，疑即其事”，亦不可信。句章在今浙江余姚东南，楚在灭越之前不可能占有其地。诸咎弑君之年代较早，与此不合。张琦《战国策释地》又谓“昧盖越地”，而不能详定。蒙文通《越人迁徙考》又创新说云：“句章为汉会稽属县，昧或即会稽之大末县，疑皆越诸王之封地。楚王遣召滑之越，离间诸王，煽其内讧，楚遂乘机攻越。

《太平御览》卷五五六引《吴越春秋》，言麋王与楚摇王战，摇王杀麋王云云（今本佚此文，《越绝书·记吴地传》有讹误），即其事也。楚怀王于是乃得灭麋王之国，取江东之地，是所谓亡越者，非尽有越地也，亡越麋王之国而已。”（《越史丛考》第三三至三四页）此说亦难令人首肯。蒙氏据《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所谓句、鄂、［越］章，人号麋侯、翼侯、魏侯也”，以为楚熊渠所封之越章王又号麋侯，越之麋王即在故楚麋侯所居之地，即秦之鄣郡、汉丹阳郡地。丹阳郡辖境当今安徽长江以南、江苏大茅山及浙江天目山以西及浙江新安江支流武强溪以北地区。今按楚之越章王是否又号麋侯，并无确证，谓越之麋王即在楚越章王之封地，更无所据。江东原指故吴地，丹阳郡未闻有江东之称。句章在会稽之东，封于句章之王亦不可能与居于丹阳之麋王相争。

《韩非子》明云：“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乱而楚治也。”是则楚所亡者明为越国，非越别封之麋王也。《甘茂列传》谓“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韩非子》则云：“五年而能亡越。”盖楚灭越后设郡于江东也。《春申君列传》称黄歇“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春申君因故吴墟以自为都邑。”盖吴地原有江东之称，楚灭越取得故吴地而设郡。顾观光据此以为“江东尝为郡”，是也。策文作“南察濑胡而野江东”。“野”当为“郡”字之误。

又案：《越世家》谓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瞗，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不可信。《越世家》所载齐使游说越王“释齐伐楚”之辞，所谓“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皆楚怀王十六七年间事。可知楚之灭越，必在楚怀王时，已辨在周赧王二年案语中。黄以周《史越世家补并辨》（收入《儆季杂著·史说》）以为楚之败越，杀王无瞗在周赧王八年，即楚怀王二十二年，其言曰：“时秦攻宜阳，兵罢，秦与楚和亲（见《战国策》、《秦记》、《甘茂列传》），而越适乱，楚遂乘而灭之。其明年齐王遗书楚王为从，而楚臣昭雎有‘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秦破宜阳，韩犹事秦’之语，皆就当日事情，规戒其君（见《楚世家》，当从徐广说在二十二年）。则楚之得故吴地，在怀王二十三年前，当秦拔宜阳时可知矣。旧史知败越在秦拔宜阳时，而楚围徐州之年，亦适有秦拔宜阳事（见《韩世家》），故牵连及之，而不察其违也。周赧王十年齐使甘茂于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而秦闻甘茂在楚，欲相之，怀王问范?，?曰：‘王前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今王已用之于越，忘之于秦，臣以为王钜速忘矣。’（见《楚策》、《年表》、《甘茂列传》）云钜速忘者，败越尚在三年中也。而谓王无瞗当楚威王围徐州时已为楚灭，可乎哉？”今按黄氏以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其说是。严格言之，当在楚怀王二十三年秦复归韩武遂之后。不与秦拔宜阳同时。是时昭雎进谏楚王之辞，两次述及“韩已得武遂于秦”云云，秦归武遂于韩已在秦昭王元年，即楚怀王二十三年。范?答楚王言及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在“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之后，见《甘茂列传·集解》徐广曰：“昭王二年时迎妇于楚”，已是楚怀王二十四年。《越世家》载齐使人说越王，谓其时“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云云，“于是越释齐而伐楚”。时在楚怀王十六年，次年楚大败于丹阳，并失去汉中。韩、魏又攻楚至邓。再次年秦又伐楚取召陵。楚当无余力以攻越。楚使昭滑入越并谋攻灭越国，当开始于楚怀王十八九年间、秦武王即位以后。秦武王逐走张仪魏章，放弃与韩、魏连横而攻楚齐之策略，正用力攻拔韩之宜阳，残三川，以窥周室，于是楚得有余力以攻越。及楚怀王二十二年，秦昭王继立，时昭王年少，宣太后当权，宣太后楚人，欲与楚修好，楚才得以全力攻越，因而于楚怀王二十三年灭越。怀王自十九年开始谋灭越，至二十三年完成，前后正五年。可知《韩非子》所载“王使邵滑于越，五年而能亡越”属实。

　　又案：《越世家》言楚“大败越，杀王无瞗，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位，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黄以周据此云：“盖谓自此避居浙江会稽，会稽本近海也。或者因此谓是时会稽已失，滨在台州临海地。考之《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弱弓说楚王者，曰：‘王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于越之会稽’，是越之会稽，至楚顷襄王时犹未失也。其失会稽，在秦并楚之后，故《秦记》云：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也。王无瞗虽败，而浙东会稽为越故土，仍未失，《世家》云楚取吴地至浙江，斯言本不诬也。”蒙文通亦有相同之见解，以为楚顷襄王时越之会稽尚未失，楚始终未灭越，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定楚江南地，为秦所灭（《越史丛考》第三六至四页）。此说未可尽信，楚怀王“亡越”而“郡江东”，当为事实。楚灭越之后，保留越君系统在会稽，使服朝于楚而便于统治越族。

犹如秦惠王灭巴蜀之后，仍保留蜀王子弟为蜀侯，保留巴王子弟为君长，而便于统治巴人、蜀人。楚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进说楚王者，先言“秦、魏、燕、赵者，3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邹）、费、郯、邳者，罗4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越即在不足射者之列，甚至不如邹、费、郯、邳等所谓泗上十二诸侯，盖越已灭亡，独立之越国已不存在。以弋射进说者继而列举楚王可以张弓而射之地，最后云：“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越之会稽仅作为登望之处，而非射之目标所在，盖越之会稽，已成为楚之属地，越之君长已服朝于楚。

《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盖越已为楚所灭，仅留有降服之越君。秦将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破楚国，当定楚江南地时，连带降服越君，并在此设会稽郡。

就越君系统而言，楚灭越后继续保留，当秦平定楚江南时，仍然保留。“降越君”而未废，但越君已为降服之君长，越国久已亡矣。

楚王欲伐越（“楚”下原有“庄”字，从《荀子·议兵》杨絫注所引校删），杜子谏曰（《荀子》杨絫注“杜子”作“庄子”）：“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H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韩非子·喻老》）

案：今本《韩非子》作“楚庄王欲伐越”。钱穆《楚顷襄王又称庄王考》以为楚庄王即楚顷襄王之异谥，但《荀子·议兵》杨絫注引此无“庄”字，“庄”字当是误衍，当从杨注校删。楚王当为楚怀王，怀王言越“政乱兵弱”而欲伐越，正与上引范?对楚怀王所说因“越乱”而“亡越”相合。杜子谓“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当即指楚怀王十七年秦与韩、魏大败楚于丹阳，攻占楚之汉中等地。楚顷襄王时未有“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之事。据此可见，当楚怀王二十三年灭越之前，庄?已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及楚怀王二十八年楚为齐、魏、韩联军大败于方城，杀楚大将唐蔑（即唐昧），庄?遂乘机攻入楚都郢而使“楚分为三四”。

［韩襄王］六年秦复与我武遂。（《韩世家》，《六国表》同）［秦］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甘茂出之魏。（《秦本纪》）［秦］昭王元年……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樗里子列传》）魏哀王（当作襄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六国表》）［魏襄王］十三年城皮氏。（《水经·汾水注》引《纪年》）秦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向寿如楚，楚闻秦之贵向寿，而厚事向寿。向寿为秦守宜阳，将以伐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韩策一》第十九章误作“韩公仲谓向寿曰”）：“禽困覆车。公破韩，辱公仲，公仲收国复事秦，自以为必可以封。今公与楚解口地（《韩策一》作“今公与楚解中”，《索隐》云：“解口，秦地名，近韩，今将与楚也。”《正义》云：“解口犹开口得言，向寿于秦开口，则楚人必得封地也。”当以《正义》之说为是），封小令尹以杜阳（《韩策一》作桂阳，当以杜阳为是。《汉书·地理志》杜阳属有扶风），秦、楚合，复攻韩，韩必亡。韩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阏于秦（《韩策一》“阏”作“斗”），愿公孰（通“熟”）虑之也。”向寿曰：“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子为寿谒之公仲，曰秦、韩之交可合也。”苏代对曰（《韩策一》脱“苏代”二字）：“愿有谒于公。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王之爱习公也，不如公孙（《韩策一》作公孙郝，“郝”、“”音同通用）；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者皆不得亲于秦事，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孙党于韩，而甘茂党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争强，而公党于楚，是与公孙、甘茂同道也，公何以异之？人皆言楚之善变也，而公必亡之，是自为责也（《韩策一》“必”下无“亡”字，“责”误作“贵”）。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善韩以备楚，如此则无患矣。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而后委国于甘茂。韩，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韩以备楚，是外事不僻仇也。”向寿曰：“然，吾甚欲韩合。”对曰：“甘茂许公仲以武遂，反宜阳之民，今公徒收之（《韩策一》“徒”下有“令”字），甚难。”向寿曰：“然则奈何？武遂终不可得也？”对曰：“公奚不以秦为韩求颍川于楚？此韩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韩也。公求而不得，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争强，而公徐过楚以收韩（《集解》徐广曰：“过一作适”，“适”当与“谪”通）。向寿曰：“奈何？”对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齐，公孙欲以韩取齐，今公取宜阳以为功，收楚、韩以安之，而诛齐、魏之罪，是以公孙、甘茂无事也。”（《甘茂列传》，自“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至此，与《韩策一》第十九章相同）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争之，不能得。

向寿、公孙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蒲阪”当为“皮氏”之误）。樗里子与魏讲，罢兵。（《甘茂列传》）

案：“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下，《集解》徐广曰：“昭王元年击魏皮氏，未拔去。”梁玉绳云：“蒲阪乃皮氏之误，徐广已言之。”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谓公仲曰：“韩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韩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愿有言而不敢为楚计。今韩之父兄得众者，毋相，韩不能独立，势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国辅韩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恶珉，珉必以国保楚。”公仲说，士（通“仕”）唐客于诸公，而使之主韩楚之事。

（《韩策三》第十章）

案：韩珉一作韩稸，《战国纵横家书》作韩?，韩臣之亲秦者，是时公仲朋使之秦求归还武遂。其后韩珉曾因亲秦而为齐盡王之相。

谓公叔曰：“公欲得武遂于秦，而不患楚之能扬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吴师道云“扬疑伤字讹”。金正炜云：“扬疑当为易，恐当作怂”），而令人为公求武遂于秦。谓楚王曰：发重使，为韩求武遂于秦，秦王听，是令得万乘之主也。韩得武遂以恨秦（鲍改“恨”为“限”，金正炜云：“当作限”），毋秦患而得楚，韩、楚之县而已。秦不听，是秦、韩之怨深而交楚也。”（《韩策二》第七章）公仲以宜阳之故仇甘茂，其后秦归武遂于韩，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以武遂解于公仲也。杜赫为公仲谓秦王曰：“朋也，愿因茂以事王。”（“朋”原误作“明”，从鲍改正）秦王大怒于甘茂，故樗里疾大说杜赫。

（《韩策一》第十六章，“赫”字原误作“聊”，据上文改正）［楚怀王］二十六年（当作二十三年）齐盡王（当作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

今秦惠王死，武王立（梁玉绳云：“当作‘秦武王死，今王立’”），张仪走魏（此句因上文误作“秦惠王死，武王立”而误衍），樗里疾、公孙衍用（“公孙衍”当作“公孙郝”），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公孙衍”当作“公孙郝”），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孰”通“熟”）计之。”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

“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

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而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楚世家》）

案：原作“楚怀王二十六年”，《索隐》云：“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年，则此错。云二十六年，衍字也，当是二十年事。”《集解》引徐广曰：“怀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阳，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复归韩武遂，然则已非二十年事矣。”苏辙《古史》列此于二十二年，《大事记》列此于二十三年，当以二十三年为是。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甘茂列传》作“逢苏代”，按下文云：“苏秦为谓王曰”，苏子当指苏秦，司马迁改为“苏代”）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

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诸祖耿云：“以上两女字上处字，疑涉上下文而衍。”）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乃西说秦王曰：“甘茂贤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矣，自?塞溪谷（《甘茂列传》“溪谷”作“鬼谷”，疑有错误），地形险易尽知之，彼若以齐约韩、魏，反以谋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苏代”当为“苏秦”之误）：“不如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彼来则置之槐谷（《甘茂列传》“槐谷”作“鬼谷”，疑有错误），终身勿出，天下何从图秦？”秦王曰：“善。”与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齐，甘茂辞不往。苏秦为谓齐王曰（“齐”字原脱，今从鲍本补。《甘茂列传》作“苏代谓齐盡王曰”，姚宏云：“一作‘苏代伪谓齐盡王曰’，当系据《甘茂传》改者。

‘为’与‘伪’通。”）：“甘茂贤人也，今秦与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赐，故不往，愿为王臣。今王何以礼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贤，得擅用强秦之众，则难图也。”齐王曰：“善。”赐之上卿命而处之。（《秦策二》第十二章，《甘茂列传》此下更有“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一句）

案：策文开首称苏子，其后又有“苏代曰”云云、与“苏秦为谓王曰”云云。《甘茂列传》皆作“苏代”。当以苏秦之记载较原始。

今以《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史料与《史记》相校，若干原作苏秦者，史公皆改作苏代，盖史公误以苏秦死于燕王哙初立时，因而将若干苏秦之事改作苏代所为。此条史料亦是如此，《甘茂列传》已改作苏代，而《战国策》尚留有一处作苏秦，一处已按《史记》改作苏代。策文较为原始，首言“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甘茂称：“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而《甘茂列传》首言“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甘茂称：

“今臣困而君方使秦，当路矣。”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甘茂曰：“臣得罪于秦，惧而遁逃，无所容迹。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当路矣。茂之妻子在焉。愿君以余光振之。”苏代许诺。遂致使于秦。已，因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秦王曰：(www.xing528.com)

“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甘茂不往。苏代谓齐盡王曰：

“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甘茂列传》）

案：甘茂所述江上贫人女与富人女同烛会绩之故事，亦见于《列女传》卷六，谓齐东海上贫妇人徐吾与邻妇李吾之属“会烛相从夜绩”云云。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秦惠王”当作“秦昭王”）：“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苏秦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击”下原衍“驰”字，从吴师道、金正炜删。吴师道云：“《后语》注，结音吉，此古韵协也，下文悉然”），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孙诒让曰：“续古文作赓，从庚贝，古与庚通。《月令》郑注云：庚之言更也，言以战更之也”）。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I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沉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纳。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鄊履H，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犁”通“黧”），状有愧色（“愧”原作“归”，高诱注：“归当作愧”，今据改）。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踵”原作“足”，从王念孙据《苏秦列传·集解》及《太平御览》人事部、器物部所引改正），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秦策一》第二章，此下叙述苏秦游说赵王，赵王大悦，封以为武安君，受相印，于是约纵散横以抑强秦，当将说楚王路过洛阳时，父母郊迎三十里，嫂匍匐自跪而谢云云）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苏秦列传》）

案：《赵策一》第八章记苏秦说李兑，自称雒阳乘轩里苏秦。

《苏秦列传》称苏秦兄弟三人，“弟曰代，代弟苏厉”。《索隐》引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之士。”但未见有关辟、鹄之资料。所谓鬼谷先生，不可考，当出伪托。今本《鬼谷子》乃伪作。

　　又案：《史》、《策》称苏秦先游说秦王未见用，当是事实。秦昭王元年甘茂由秦亡之齐，出关遇苏秦，秦为之西说秦王，可知秦之游说秦王当在此时。所说者为秦昭王，《史》、《策》误作惠

王，以致所说形势不合于惠王初立时，考辨者因此以为晚出伪托之作。其实不然。篇首称秦以“连横”说秦王，亦有误。其主旨并不在连横，而是主张“废文任武”，以武力“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如此以为武力可以统一天下而“制海内，子元元”，“子元元”谓爱民如子，此乃兵家言，与《吕氏春秋·振乱》和《荡兵》等篇类似。苏秦揣摩之《太公阴符》，亦为兵家言，盖兵家讲究用间谍配合军事以取胜之著作。《孙子兵法》已有《用间》篇，论述使用间谍之重要及其方法，其结论曰：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伊挚即伊尹）；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吕牙即太公望）。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兵家盖推尊伊尹与太公望为遣使入敌国作间谍而成功之榜样。此“《太公阴符》之谋”，乃兵家依托太公而讲究使用间谍取胜之阴谋策略者。《苏秦列传·索隐》云：

“《战国策》云得《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是太公之兵符也。”实乃派出间谍推行阴谋策略之兵符，故而称为“阴符”。《太公阴符》又称《周书阴符》，盖太公为周之大臣，为“周之兴”而推行阴谋制胜之策略。亦或简称为《周书》。《韩非子·说林上》与《魏策一》第一章同载：知伯索地于魏，任章主张“与之”以骄知伯，如此则知氏之命将不长。任章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其后知伯果因此灭亡。王应麟云：“任章引《周书》岂苏秦所读《周书阴符》欤？《老子》之言，范蠡、张良之谋皆出于此。”（《困学纪闻》卷二）此说目光锐利，苏秦为间谍之阴谋确从此而来，并得成功。苏秦尝与燕昭王订密约，燕使苏秦入齐，助齐对付秦而用兵灭宋，齐盡王因封而相之。燕先曾出兵二万助齐攻宋，后又出兵二万从齐参与五国伐秦，使齐对燕十分信赖，“虚北地以行其兵”。但燕之阴谋目的，欲使齐疲于灭宋之战争，以便联合秦、赵伐破齐国。《燕策二》第十一章谓齐“兴兵伐宋，三覆宋，宋遂举，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此四句结论，与上引《周书》四句，用意基本相同。苏秦以间谍罪而被“车裂”于市，而苏秦之间谍行为得到成功。因而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在“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二句之后，新加“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二句。

［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赵世家》）

案：楼缓、仇液、王贲、富丁、赵爵，乃赵武灵王时主持外交之大臣，楼缓尝赞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为亲秦之外交大臣。《赵策三》第五章称“楼缓欲以赵合秦楚”，秦昭王十年楼缓入秦为相。仇液即仇赫，《穰侯列传》称“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索隐》云：“《战国策》作仇郝，盖是一人而记别也。”《正义》云“音亦”。盖液、郝声近通用。仇郝亦作仇赫。《东周策》第十九章或人谓周?曰：“仇赫之相宋，将以观秦之应赵、宋，败三国。”《赵策三》第五章，称“富丁欲以赵合齐、魏”。盖赵臣之亲齐、魏者。《赵策三》第六章谓“魏因富丁且合于秦”。是富丁在魏又尝合秦、魏之交。王贲、赵爵之事无可考。

　　又案：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之南，在今陕西榆林县以北，原为林胡之地，故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以示归附”。《水经·河水注》云：“河水又南，诸次之水入焉：……其水东径榆林塞，世又谓之榆林山，即《汉书》所谓榆溪旧塞者也。

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薮矣，缘历沙陵，届龟兹县西去，故谓广长榆也。王恢云树榆为塞，谓此矣。苏林以为榆林在上郡，非也。考龟兹县在今陕西榆林县北，可知榆林县以北地区，即是榆林，盖以广大榆柳之林而得名，犹如魏国南北有因森林所在而地名林者，亦或称为林中。榆中原为胡人放牧之榆林地带，林胡当即因此得名。”《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苏厉遗赵王书曰：“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赵策三》第九章“挺关”作“磗关”，《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一章又作“麋关”。程恩泽曰：“以地形考之，当在今陕西肤施县一带。”在今榆林县南。此关即上郡与榆中之交界。

王破原阳，以为骑邑。牛赞进谏曰：“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今王破原阳以为骑邑，是变籍而弃经也。且习其兵者轻其敌，便其用者易其难。今民便其用而王变之，是损君而弱国也（损，姚注：“一作捐”）。故利不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骑射，臣恐其攸获之利（“攸”原作“攻”，今从金正炜改正），不如所失之费也。”王曰：“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昔者先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所以昭后而期远也。今重用修兵（“修”原作“循”，姚注“循一作修”，今据改），不可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

吾闻信不弃功，知不遗时。今子以官府之籍，乱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赞再拜，稽首曰：“臣敢不听令乎？”王遂胡服（“王”原作“至”，姚注“集，刘作王”，鲍本亦作“王”，今据改）。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陉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赵策二》第七章）

案：原阳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为秦、汉云中郡属县，在云中东北。武灵王破原阳以为骑邑。鲍注谓骑邑骑士所居，盖用作训练骑射之地。胡貉之族善尚骑射，赵武灵王欲以骑兵为主力，方能攻取榆中而辟地千里。《赵世家》称是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又称“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盖林胡王献马表示归附，由代相赵固主管之而收编其兵，从而增强赵之兵力。

周赧王十年（公元前三五年）

　秦昭王二年，魏襄王十四年，韩襄王七年，赵武灵王二十一年，齐宣王十五年，楚怀王二十四年，燕昭王七年。

［秦昭王］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秦本纪》，“诸”下原衍“侯”字，今从“古钞本”删去）

案：《秦本纪》“诸”下原有“侯”字，《史记会注考证》云：“古钞本无‘侯’字。”《资治通鉴》作“诸公子”，亦无“侯”字。《穰侯列传·索隐》与《集解》引《秦本纪》皆无“诸侯”二字。可知“侯”为衍文。诸侯未参与此次内乱。

秦昭王二年彗星见。季君为乱，诛。（《六国表》，“季”原误作“桑”，今从《穰侯列传·集解》徐广引《年表》改正）［秦］昭王即位，以冉（魏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穰侯列传》）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穰侯列传·索隐》引《纪年》）　［魏哀王］（当作襄王）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魏世家》，《六国表》同）

案：秦武王死后无子，秦诸公子争夺君位，内乱持续，首尾三年。至是年，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魏冉，以将军名义，杀死武王母惠文后以及大臣、诸公子，拥立昭王成功，并逐武王后出归魏。

已明辨在周赧王八年案语中。

［楚怀王］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楚世家》）

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来迎妇。（《六国表》）

案：《屈原列传》云：“时秦昭王与楚婚。”可知秦所迎楚妇，即昭王后。《甘茂列传》云：“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集解》徐广曰：“昭王二年时迎妇于楚。”《楚世家》作“楚往迎妇”，疑为“秦往迎妇”之误。黄式三《周季编略》作“楚迎妇于秦，秦迎妇于楚”，未必可信。

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于秦。”（《甘茂列传》）楚王问于范环曰（《甘茂列传》“范环”作“范?”，《韩非子·内储说下》又作“干象”）：“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环对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举，上蔡之监门也（《甘茂列传》“上蔡”作“下蔡”，《韩非子》亦作“上蔡”）。大不如事君，小不如处室，以苛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好谮（《甘茂列传》《韩非子》“好谮”皆作“辩”），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而不可以相秦。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尝用召滑于越（“滑”上原无“召”字，今从《甘茂列传》补，《韩非子》作“邵滑”），而纳句章、昧之难（《甘茂列传》作“而内行章义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甘茂列传》作“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韩非子》无以上四句，而作“前时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乱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于越矣，而忘之于秦，臣以为王钜速忘矣（《甘茂列传》作“臣以王为钜过矣”，《韩非子》作“不亦太亟亡乎？”“亡”通“忘”）。王若欲置相于秦，若公孙郝者可（《甘茂列传》作“则莫若向寿可。”《韩非子》作“不如相共立”，“共立”当为“赫”字之误），夫公孙郝之于秦王（《甘茂列传》“公孙郝”作“向寿”，《韩非子》误作“共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被王衣以听事，真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国之大利也。”（《楚策一》第十六章，《甘茂列传》、《韩非子·内储说下》大体相同。末句《韩非子》作“且利以乱秦矣”）

案：《甘茂列传》“范?”，《集解》徐广曰：“一作环”，《索隐》云：“《战国策》一作蹵字。”《策》文正作“环”，《韩非子》又作“干象”。“象”当为“彖”字之误。?、彖声同，?之作环，则又声之转，亦犹环渊或作?渊也。

［楚怀王］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甘茂列传》叙述于范?对答楚怀王“欲置相于秦”之后）

案：《穰侯列传》称宣太后弟魏冉，“诛季君之乱”而“立昭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甘茂列传》记苏代对向寿曰：“王之爱习公也，不如公孙；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秦事，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孙党于韩，而甘茂党于魏，故王不信也。”可知在甘茂出亡以前，向寿已与昭王主断于国。武王时樗里疾与甘茂为左右丞相。昭王元年甘茂出奔，樗里疾单独为相。

故《秦本纪》云：“严君疾为相，甘茂出之魏。”向寿者，宣太后外族，宣太后楚人，是年秦昭王又与楚婚，迎妇于楚，向寿于是由于楚怀王之推荐，得补甘茂之缺。此后即不见樗里疾用事。盖疾已虚拥相名，国事已由宣太后自治，而命魏冉、向寿任事矣。

［秦昭王］二年攻皮氏。（秦简《编年记》）

案：皮氏为河西通往河东之桥头堡，自秦武王四年以来，秦屡次进攻，魏坚守未拔。

［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苲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邱、华阳、鸱之塞。王军取?、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请和，王许之，罢兵。（《赵世家》）

案：“赵与之陉”，《集解》徐广曰：“一作陆，又作陉，或宜言赵与之陉，陉者山绝之名。”《正义》“陉音荆，陉，陉山也，在并州陉县东南十八里”。《集解》徐广曰：“华一作爽”，“鸱一作鸿”。

管鼻（当作楼鼻）之令翟强与秦事。谓魏王曰：“鼻之与强，犹晋人之与楚人也。晋人见楚人之急，带剑而缓之，楚人恶其缓而急之，今鼻之入秦之传舍（“今”原作“令”，从鲍本改正），舍不足以舍之。强

之入，无蔽于秦者。强，王贵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魏策四》第十四章）魏相翟强死，为甘茂谓楚王曰：“魏之几相者，公子劲也。劲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则楚轻矣。故王不如与齐约，相甘茂于魏。齐王好高人以名，今为其行人请魏之相，齐必喜，魏氏不听，交恶于齐，齐、魏之交恶，必争事楚。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仇也，而魏、秦之交必恶，又交重楚也。”（《楚策二》第一章）

案：魏相翟强死，有人为甘茂说楚王，请王与齐约，推荐甘茂为魏相，并称甘茂为齐之行人，并谓“魏氏听，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仇也，而魏、秦之交必恶”。可知其时甘茂已奔齐，而樗里疾尚为秦之丞相，是则翟强为魏相必在此年以前。《魏策三》第十一章记秦围魏皮氏时，魏太子在楚，有人请樗里疾曰：“魏王之所恃者，齐、楚也；所用者楼?、翟强也。”又云：“翟强欲合齐、秦外楚，以轻楼?；楼?欲合秦、楚外齐，以轻翟强。”可知此时魏重用之大臣翟强与楼?皆主以魏合秦，服从于秦之连横策略，但翟强主以魏合秦、齐而外楚，楼?主以魏合秦、楚而外齐。《魏策四》第二十章载：“周?善齐，翟强善楚，二子者欲伤张仪于魏。”据此可知当张仪挟秦势为魏相时，翟强已仕于魏，乃魏臣中之善楚者。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三四年）

　秦昭王三年，魏襄王十五年，韩襄王八年，赵武灵王二十二年，齐宣王十六年，楚怀王二十五年，燕昭王八年。

［秦昭王］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秦本纪》）［楚怀王］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楚世家》，《六国表》作“与秦王会黄棘，秦复归我上庸”）楚吾得帅师及秦伐郑，围纶氏。（《水经·伊水注》引《纪年》，《后汉书·黄琼传》注引《纪年》作“楚及秦伐郑纶氏”，《太平寰宇记》卷四西京颍阳县引《纪年》作“楚及秦伐郑，围纶氏”。《路史·后纪》卷十三下注引《纪年》作“楚吾得及秦师伐郑，围纶”）楚兵在山南，吾得将，为楚王属怒于周（鲍本“怒”作“怨”）。或谓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将军正，迎吾得于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吾得者，器名曰某’，楚王必求之，而吾得无效也，王必罪之。”（《西周策》第七章）

案：《水经注》引此条《纪年》，未记年。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义证》列于魏襄王十五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从之。《义证》云：“《战国策·周策》曰：楚师在山南，吾得将，为楚王属怨于周。……《楚世家》曰：怀王二十年合齐而善韩，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据《策》记诸说与《纪年》皆符，盖此时秦、楚复合，故同往伐韩也。”余按雷说甚是。《纪年》谓吾得率楚师会合秦师伐韩，围纶氏。纶氏在今河南伊川县与登封县之中间，正当缑氏、?辕诸山之南，故《西周策》云：“楚兵在山南”，高诱注：“在周之山南也。”今本《纪年》系此条于周显王三十五年，不当。余知古《渚宫旧事》三：“张何谓吾得曰：‘何能令公贵于三柱国，请为公说王曰：吾得出于晋国，好廉而善剑，不如使其掌客。’遂言于怀王，王从之。”当即此吾得。

翟章救郑，次于南屈。（《水经·河水注》引《纪年》，《汉书·地理志注》与《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八慈州、《路史·国名纪戊》引《纪年》同）

案：诸书引《纪年》，未记何年。雷学淇以为与“楚吾得帅师及秦伐郑，围纶氏”为一时事。朱右曾从之。

奢延水又东，径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水经·河水注》）　

案：《秦本纪》称秦惠文王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魏世家》作“魏尽入上郡于秦”。可知二十四年前秦已有魏之上郡。

此后秦不断扩大上郡割境。但此时肤施尚未为秦所有。《赵世家》称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赵惠文王三年当秦昭王十一年，可知此时肤施尚为赵地。《水经注》“秦昭王三年”当为“十三年”之误，说详周赧王二十年案语中。

【附编】

三年漆工J、丞诎造，工隶臣牟。禾石，高奴。（高奴禾石铜权正面所铸凸起阳文，反面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高奴石”三字，其后加刻秦二世元年诏书，见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市西郊高寨村出土秦高奴铜石权》，刊于《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九期）

案：此权一九六四年出土于西安阿房宫遗址。禾石，谓称粟所用，重一石。高奴在今陕西延安东北。当年铸造发给高奴使用，始皇二十六年尝调回检定，秦二世又加检定，未及发还而秦灭亡，故权留阿房宫。此权可能造于秦昭王三年，或庄襄王三年，或秦始皇三年，或以“三”上有缺字，乃秦昭王十一年或卅一年。据实测，一石一百二十斤，重三七五克，折算每斤合二五八点三克。据此可知秦之衡制确实长期沿用而未变，盖历经朝廷检校之结果。

周赧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三年）

　秦昭王四年，魏襄王十六年，韩襄王九年，赵武灵王二十三年，齐宣王十七年，楚怀王二十六年，燕昭王九年。

［韩襄王］九年秦复取我武遂。（《韩世家》，《六国表》作“秦取武遂”）　

魏哀王（当作襄王）十六年秦拔我蒲阪、晋阳、封陵。（《六国表》，《魏世家》蒲阪作蒲反。“晋阳”作“阳晋”。《索隐》引《纪年》作“晋阳、封谷”）［秦昭王］四年取蒲阪。（《秦本纪》）［秦昭王］四年攻封陵。（秦简《编年记》）

案：《纪年》之封谷即是封陵，即今山西永济县南封陵渡。蒲阪、晋阳、封陵皆为河西通往河东之重要渡口，为军事上必争之地。

［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攻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楚世家》，《六国表》亦云：“太子质秦。”）薛公相齐也（“齐”原误作“脊”），伐楚九岁，功（通“攻”）秦三年。

（《战国纵横家书》八《苏秦谓齐王章》）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又与韩、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西周。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孟尝君列传》作“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以益之。……”（《西周策》第一章，《孟尝君列传》大体相同）

案：“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鲍彪注：“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攻楚，此［周赧王］十二年也。”“又与韩、魏攻秦”，鲍彪注：

“此［周赧王］十七年也。”梁玉绳云：“时为赧王十七年，齐与韩、魏攻秦，而齐于前三年共秦、韩、魏攻楚，于前五年与韩、魏伐楚，则言九年非也，取宛、叶亦妄。”今按：《楚世家》言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攻秦，当为孟尝君所主持。《荀子·王霸》篇称齐闵、薛公“用强齐……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以“破楚”为齐盡王孟尝君所主持，盖孟尝君已相齐而用事。《战国纵横家书》八《苏秦谓齐王章》开首即云：“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西周策》亦谓“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孟尝君列传》同，惟作“苏代为西周谓曰”。所谓“伐楚九岁”，或“攻楚九年”，“九”皆“五”字之讹。《燕策一》第八章记苏代见燕昭王（今本误作燕王哙）曰：“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可知齐合韩、魏之师，尝连年出战，先破楚，再困秦，更败燕军，又灭宋。楚怀王二十六年即齐宣王十七年，三国共攻楚；楚怀王二十八年即齐盡王立年，大败楚而杀楚将唐昧；至楚怀王三十年即齐盡王二年，孟尝君入秦为相，首尾共五年，齐正合韩、魏用力于攻楚，皆由孟尝君即薛公主其事。盖孟尝君于齐宣王晚年已为齐相而执政矣。

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为道，利器也。

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韩非子·内储说上》）

案：文子当即孟尝君，齐王问以治国，当在其初为相国时。

据此，孟尝君殆亦尝闻申不害学说之余绪者。

孟尝君为从，公孙弘谓孟尝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观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为臣，何暇从以难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从而难之，未晚也。”孟尝君曰：“善，愿因请公往矣。”公孙弘敬诺，以车十乘之秦，秦昭王闻之，而欲丑之以辞（《齐策四》“丑”作“?”“?”即“丑”字，鲍本作“愧”。《齐策》高诱注“丑或作耻”），以观公孙弘。公孙弘见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大小几何？”公孙弘对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国地数千里，犹未敢以有难也。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难寡人，犹可乎？”公孙弘对曰：“孟尝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尝君之好士何如？”公孙弘曰：“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齐策》作“十人”）。”昭王笑而谢焉，曰：“客胡为若此，寡人善孟尝君，欲客之必谨喻寡人之意也。”公孙弘敬诺。（《吕氏春秋·不侵》，《齐策四》第二章同）

案：《吕氏春秋·不侵》叙记此事之后，评论曰：“公孙弘可谓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尝君，千乘也；立千乘之义而不可凌，可谓士矣。”《齐策二》亦有相同评论，惟“可谓士矣”作“可谓足使矣”。可知《齐策》乃依据《吕氏春秋》而辑入。孟尝君以齐相而主谋合纵攻秦，秦昭王接见其使公孙弘，欲丑之以辞，不以齐与秦相提并论，而以孟尝君封邑薛与秦相比。其实，孟尝君未尝以薛之封邑为主而主谋合纵。《吕氏春秋》之评论以孟尝君之千乘与昭王之大王相比，仍沿用昭王丑公孙弘之辞。鲍彪因此谓事在孟尝君于齐襄王初年中立为诸侯时，并不恰当。今案：孟尝君于齐盡王二年入秦为相，次年回齐，又以齐合韩、魏而攻秦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韩河外及武遂，归还魏河外及封陵。当齐襄王初年，孟尝君当已熟知秦昭王之为人，孟尝君使使入秦观昭王之为人，必在昭王新立不久、孟尝君未入秦为相前。黄式三《周季编略》列此于周赧王十三年，其说近是。余谓当在周赧王十一年昭王成年举行冠礼而亲理政务之后，是时孟尝君为齐相而主谋合纵，因而特遣公孙弘入秦见昭王而观察之。

［赵武灵王］二十三年攻中山。（《赵世家》）［鲁平公］二十二年（下“二”字衍）平公卒，子贾立，是为文公。

（“文”当作“闵”，《鲁世家》作“闵公”，《索隐》引《世本》作“盡公”，《汉书·古今人表》作“愍公”，《律历志》作“缗公”）

案：文公《索隐》云：“《世本》作盡公，邹诞亦同。《世家》或作文公。”《汉书·古今人表》作鲁愍公，注云：“平公子。”《汉书·律历志》作“缗公”。“盡”、“愍”、“缗”，俱音同通用，则《世家》“文公”必为“闵公”之缺误。犹《燕世家》盡公，《索隐》引《世本》作闵公，而引《纪年》误作文公。《韩非子·内储说上》齐盡王，《太平御览》五百十一亦误作文王。

　　又案：平公《六国表》作十九年，《汉书·律历志》作二十年，证以《鲁世家》“文公七年楚怀王死于秦”，则二十年之说是也。今本《鲁世家》作“二十二年”，盖误衍下“二”字。武内义雄《六国表订误》亦从《汉志》之说，并谓“《汉志》云平公《世家》即位二十年，此《世家》即指《鲁世家》”。而钱穆又辨之曰：“余读《汉志》《世家》炀公即位六十年”，而今《史记·鲁世家》炀公仅六年，又云：“献公即位五十年”，而今《鲁世家》献公仅三十二年，又武公“《世家》即位二年”，而今《鲁世家》作九年，则《汉志》所称《世家》自别有据，非即《史记》之《鲁世家》，又可见矣。今证《鲁世家》平公二十二年乃二十年之误者，即据《鲁世家》本文“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文公七年楚怀王死于秦”，两语合算已定。至汉《志》之鲁平公二十年，仅足为其旁证，不得谓《汉志》本《鲁世家》也。

又云：“据本文秦惠王卒楚怀王死两语对勘，非文公五年楚怀王死，即平公二十年而卒，《世家》两语，必有一误。证之于其下顷公二年秦拔郢一条，知定误在平公也。”（《先秦诸子系年》第四六八至四六九页）其说至是。余考楚怀王之死，《史记》本误后三年，实当鲁闵公之四年耳。

城浑出周，三人偶行，南游于楚，至于新城。城浑说其令曰：“郑、魏者，楚之?国（“?”与“软”通，弱也），而秦，楚之强敌也。郑、魏之弱，而楚以上梁应之（金正炜云：“上梁疑当作上蔡”），宜阳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圉之（“圉”原作“围”，从金正炜、于鬯改正）。蒲反、平阳相去百里（于鬯以为“平阳”当作“安邑”，非是。“平阳”乃“晋阳”之误，晋阳即阳晋），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上梁亦不知也。今边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则楚王何不以新城为主郡也？边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说，乃为具驷马乘车五百金之楚，城浑得之，遂南交于楚，楚王果以新城为主郡。（《楚策一》第十三章）

案：城浑说楚以新城为主郡，以御秦之宜阳，则新城建郡必在周赧王八年秦得韩宜阳后、周赧王十五年秦拔楚新城之前。

新城在今河南伊川县西南，正当宜阳之东南。楚于新城设郡防守，可以防备秦从宜阳进攻。上梁，张琦以为即南梁。南梁在今河南临汝县西，若楚在南梁设郡，仅能用以防韩，不能用以防韩、魏两国，此与“郑、魏之弱，而楚以上梁应之”不合。且新城与南梁相距不过百里，又与“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不合。金正炜疑“上梁”是“上蔡”之误。《楚世家》楚顷襄王十八年楚人有以弋射进说楚王者，云：“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上蔡之郡此时属于楚，正用防韩、魏。新城与上蔡之间相距约五百里。至于“蒲反、平阳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袭之，安邑不知”，当指周赧王十二年秦拔魏蒲阪、晋阳、封陵之事。“平阳”当即“晋阳”之误。晋阳即阳晋，在封陵之北。此言蒲阪、晋阳、封陵等地，不过相距百里，是时魏以安邑为主郡，蒲阪等地皆属之，但当秦人突然袭击时，安邑尚不知也。据此可知，是时魏以安邑为主郡用以防秦；楚以上蔡为主郡，用以防韩、魏。又新设新城为主郡，用以防秦从宜阳进攻。

秦昭王四年彗星见。（《六国表》，《秦本纪》同）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三二年）

　秦昭王五年，魏襄王十七年，韩襄王十年，赵武灵王二十四年，齐宣王十八年，楚怀王二十七年，燕昭王十年。

［楚怀王］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楚世家》）［秦昭襄王］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秦本纪》，《六国表》作“魏王来朝”）［魏哀王］（当作襄王）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魏世家》，《六国表》同，惟“秦予我蒲反”作“复我蒲坂”）［秦昭王］五年归蒲反。（秦简《编年记》）

案：《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有蒲反县，注引应劭曰：“秦始皇东巡见长坂，故加反云。”此说不确。战国时此地已称蒲反或蒲坂、蒲阪。注又引臣瓒曰：“《秦世家》（当作《秦本纪》）云以垣为蒲反，然则本非蒲也。”韩连琪《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考证》以臣瓒之说为是。云：“蒲反即魏垣，非故蒲也。秦昭王十七年攻魏取垣，始以垣为蒲反，是在魏则谓之垣，在秦则谓之蒲反，实一地而异名，史多混称。”（《先秦两汉史论丛》第三二三至三二四页）此说不可信。《秦本纪》载昭王十七年“秦以垣为蒲阪、皮氏”，《索隐》云：“为当为易字之讹也。”《索隐》之说未是。《秦本纪》言昭王十五年“攻魏取垣，复予之”。秦简《编年记》又言十八年“攻蒲反”。足见《索隐》系臆说，但臣瓒之说亦不确，所有地理沿革之记载，垣未有改称蒲反之说。考垣在今山西垣曲县西南，蒲反在今山西永济县东，皮氏在今山西河津县，皆为魏沿大河之重要城邑，秦不可能将垣改称蒲反，混淆两地之名称。秦简《编年记》载昭王十七年“攻垣、枳”，十八年“攻蒲反”。可知《秦本纪》昭王十七年“秦以垣为蒲阪、皮氏”，当为“秦攻垣及蒲阪、皮氏”之误。

韩襄王十年太子婴与秦会临晋，因至咸阳而归。（《六国表》，《韩世家》作“太子婴朝秦而归”）

案：《秦本纪》言是年“魏王来朝应亭”，而《魏世家》、《六国表》俱谓“与秦会临晋”。梁玉绳以为《秦本纪》“应亭”为“临晋”之误，《年表》、《魏世家》可证。此说不确。《范雎列传》“秦封范雎以应”。《索隐》引刘氏云：“河东临晋有应亭。”范雎封邑当然不在临晋，但临晋确有应亭。前此十一年，魏襄王六年襄王曾与秦惠文王会于临晋。盖黄河东岸之临晋关与黄河西岸之蒲坂关，是时正为秦、魏交界之主要关塞所在，因而成为两国君主相会之地点。应亭当为秦临晋靠近关塞之要地，因而成为魏王来朝之处。是年韩太子婴来朝秦，盖与魏襄王同来，《资治通鉴》记此事作“秦王、魏王、韩太子婴会于临晋，韩太子婴至咸阳而归”。

当有所据。

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水经·河水注》引《纪年》）

案：今本《纪年》“戍吏”作“代史”，“貉服”作“貂服”。“貉服”即是胡服。“貉”或作“貊”。貉与胡，均为当时对北方少数民族之通称。《荀子·强国》云：秦“北与胡貉为邻”。《匈奴列传》亦云：“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赵世家》称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但《竹书纪年》称魏襄王十九年赵命吏大夫奴迁九原。据此则武灵王二十四年已攘地至云中、九原矣。

【附编】

邹忌事宣王，仕人众，宣王不悦。晏首贵而仕人寡，王悦之。邹忌谓宣王曰：“忌闻以为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进仕者以几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齐策一》第十一章）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王曰：“子来也，寡人闻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则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眞黍、梁父之阴，则郄车而载耳。夫物各有畴。今髡，贤者之畴也，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将复见之，岂特七士也。”（《齐策三》第十章）［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当作驺忌）、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田世家》系于宣王末年，《孟子荀卿列传》作“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

案：淳于髡于威王初年即见重，疑威王时已有稷下之学，故《田世家》称宣王时稷下复盛也。《新序·杂事二》第六章又有“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王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云云。

《田世家》“驺衍”当即“邹忌”之字误。邹忌以鼓琴说威王，亦文学游说之士，其失相后，疑仍留稷下。孟子于齐，既致为臣欲归，宣王欲中国而授室，养弟子以万钟，盖齐自有此风习也。宣王初年邹忌、淳于髡仍留稷下，年辈最长，故《齐策》有“邹忌事宣王，仕人众”，“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于宣王”云云。《田世家》系此于宣王卒前一年，本以意为之，非有所据，亦犹《魏世家》系孟子游梁于梁惠王卒前一年也。今以驺忌淳于髡年世考之，知此当为宣王初年事。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孟子荀卿列传》）《慎子》四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列法家，班固自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案：今《慎子》存残本五篇。《群书治要》卷三十七存有二篇节本。据现存著作，可知慎到乃由道家分化而出之法家，主张国君无为而治，充分发挥臣下之才能，并提倡法治而重势。

《田子》二十五篇。（《汉书·艺文志》列道家，班固自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

“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

今先生设为不宦，此言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齐策四》第八章）

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吕氏春秋·执一》）

《捷子》二篇。（《汉书·艺文志》列在道家）

案：《汉书·古今人表》亦作捷子。古“接”“捷”音同通假。

《尹文子》一篇。（《汉书·艺文志》列名家，班固自注：“说齐宣王，先公孙龙。”）

案：今《道藏》本《尹文子》上、下二篇。《吕氏春秋·正名》高诱注：“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云：“与宋?俱游稷下。”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治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说苑·君道》篇）

案：《吕氏春秋·正名》篇记述尹文见齐盡王主张“见侮而不斗”，不当以为辱，可知至盡王时尚在稷下。

《宋子》十八篇。（《汉书·艺文志》列小说家，班固自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案：顾颉刚《宋?书入小说家》（《史林杂识》第五十四）谓宋?好以故事宣传其道家主张，“含有通俗文学之意”，因而被列入小说家。宋?即宋y，亦作宋荣。主张寡欲宽恕，见侮不辱，使人不斗，同时学者所作评论，见于《荀子·正论》、《解蔽》，《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等篇。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孟子荀卿列传》）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刘向《序荀卿书》，《郡斋读书志》引“年五十”作“年十五”，《风俗通义·穷通》篇亦作“年十五”）

案：当以“年十五”为是。黄以周云：“游学必幼年事，五十游学断无是理。”《孟子荀卿列传》云：“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以此下距襄王时，近四十年，故最为老师而三为祭酒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