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周赧王统治(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32年)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三二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四年，魏惠王后元十四年，韩宣惠王十二年，赵武灵王五年，齐威王三十六年，楚怀王八年，燕易王十二年。

王四年（指秦惠文王称王改元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界戟，□□□贱，工卯。（一九八三年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发掘出土之戟、铭文，见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背面有“?”字）　　案：戟长二二·三厘米，锋锐援窄，长胡三穿，“内”端有锋刃。上述铭文刻于“内”之正面，共三行。所谓“界戟”，疑即指此种形制之戟。“戟”下一字，上半似“田”，下半残缺，当为制造地名。“贱”上二字残缺，当为“工师”二字。铭文于年代之前冠以“王”字，指秦惠文王称“王”改元之年。余于一九四七年所作《上郡守疾戈考释》（上海《中央日报》副刊《文物周刊》第三十三期）已指出“上郡守疾戈”之铭文“王六年”乃秦惠文王称王改元六年。此戟“王四年”，与之同例。《西汉南越王墓》考定为秦惠文王后元四年，甚是。秦惠文王于十三年四月戊午称“王”，次年因称王而改元，从此秦君开始称“王”。此为秦当时之大事，《吕氏春秋·报更》所谓“名号至今不忘”。因而秦惠文王于称“王”改元之后纪年，于年代之前冠以“王”字。所谓“相邦张义”，即文献上之秦相张仪。所谓“庶长□操”，即文献上惠文王七年将兵平定义渠内乱之庶长操。见《六国表》。发掘报告谓在此前一年仪为秦相魏，表面上免去秦相而相魏，实际上未免秦相。迨至改元七年始命乐池为相，翌年仪复相。其说是也。此戟铭文称“王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盖是年张仪虽在魏为相，仍遥兼秦相，即《魏策一》第二十章所谓“并相秦、魏”，用以推行张仪“连横”之策略。此戟“内”背面有“?”字，乃置用地名。在今陕西白河县东，正当南郑（今汉中市）东北。南郑一带原为秦、蜀争夺之地，此时为秦之西南边邑。此时秦屯兵于?，盖欲谋取楚之汉水流域也。此戟之流传至南越，当为其后秦攻取岭南时所用。

［梁惠成王后元十四年］薛子婴来朝。（《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

［周显王］四十八年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周本纪》）　　案：慎靓王，《汉书·古今人表》亦作慎靓王，而《华阳国志·蜀志》作慎王，《路史·前纪》注引《志》作静王，又作顺王，《法言·渊骞》篇云：“周之顺赧，以成周而西倾”，亦作顺。盖“静”与“靓”通，“顺”与“慎”通，本有两谥也。

　　又案：《赵策三》第十三章鲁仲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

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斫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据《史记》周烈王固崩于齐威王十年，《六国表》周烈王六年《集解》引徐广曰：“齐威王朝周。”然《史记》误前威王年世，威王实不及周烈王。考周显王卒于齐威卒前一年，岂此周烈王乃周显王之误欤？然此时周既衰微，焉敢怒齐？恐不足信。

赵武灵王五年取韩女为夫人。（《六国表》，《赵世家》同）［燕］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哙立。（《燕世家》）韩宣王谓賬留曰：“吾欲两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对曰：“不可。

晋用六卿而国分。简公两用田成、阚止而简公杀。魏两用犀首、张仪而西河之外亡。今王两用之，其多力者树其党，寡力者借外权。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韩策一》第七章作“群臣或内树其党，以擅其主，或外为交，以裂其地”），则王之国危矣。”（《韩非子·说林上》，《韩策一》第七章同）　　案：《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是年，《周季编略》从之，其说可取。

賬留，《资治通鉴》作缪留。《韩非子·难一》另有“韩宣王问于賬留”一节，与此大略相同，但所记賬留对曰：“昔魏两用楼、翟而亡西河，楚两用昭、景而亡鄢郢。”楼、翟指楼g与翟强，“楼g欲合秦、楚外齐”，“翟强欲合齐、秦外楚”，见《魏策三》第十一章，事在“亡西河”之后。楚之亡鄢郢，事在楚顷襄王二十、二十一年，皆非賬留所得知。皆出于误传失实。

或谓张仪，臣谓齐王曰（原作“张仪谓齐王曰”，鲍本于“张”上补“谓”字，于“仪”下补“臣”字，今从之。“谓”上更补“或”字）：“王不如资韩朋与之逐张仪于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齐、魏废韩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闻之，必不入于齐，据公于魏，是公无患。”（《韩策一》第八章）　　　案：此时魏以张仪为相，仍用犀首为将，韩以韩朋（即公仲朋）为相，而兼用公叔。公仲支持张仪之连横，公叔赞助犀首之合纵。魏之两用张仪与犀首，韩之两用公仲与公叔，盖欲相互牵制，企求保持平衡。

谓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则舟沉矣。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今公自以为辩于薛公而轻秦，是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也。

愿公之察也。”（《韩策二》第八章）

案：“辩”，鲍本作“辨”。鲍注：“辨犹治也，犹言治于高。

薛公，田婴。”金正炜云：“《说文》：办，致力也。辨、办字古通用。”此言公叔自以为得齐田婴之支持，因而轻秦。

【附编】

或谓：韩公仲曰：“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国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孪子之相似也。

得其道为之，则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则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适束之（鲍本“适”下有“两”字），则韩必谋矣。若韩随魏以善秦，是为魏从也，则韩轻矣，主卑矣。秦已善韩，必将欲置其所爱信者，令用事于韩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与安成君为秦、魏之和，成固为福，不成亦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适束之（鲍本“适”下有“两”字），是韩为秦、魏之门户也，是韩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束重于魏，而西贵于秦，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魏之主（鲍本“主”作“王”），裂地而为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韩、魏而终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终相听者也。齐怒于不得魏，必欲善韩以塞魏；魏不听秦，必务善韩以备秦；是公择布而割也（姚注：钱作“择而割之”）。

秦、魏和，则两国德公，不和，则两国争事公。所谓成为福，不成亦为福者也。愿公之无疑也。”（《韩策三》第一章）　　案：据此可知，秦、魏之和，由韩之公仲与安成君促成，其时公仲正为韩相。策士因而谓公仲谋求“安韩、魏而终身相”，并得“裂地而为诸侯”。

或谓公仲曰：“今有一举而可以忠于主，便于国，利于身，愿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合离之相续，则韩最先危矣。此君国长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韩先合于秦，天下随之，是韩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韩也厚矣。韩与天下朝秦，而独厚取德焉。公行之计，是其于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听，秦必起兵以诛不服，秦久与天下结怨构难，而兵不决，韩息士民以待其?。公行之计，是其于国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于秦而封于梗阳，周启以东周善于秦而封于平原；今公以韩善秦，韩之重于两周也无计，而秦之争机也万于周之时。今公以韩为天下先合于秦，秦必以公为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计，是其于身大利也。愿公之加务也。”（《韩策三》第二章）　　案：顾观光以上两策附于周赧王二十七年，曰：“策言周佼以西周善于秦而封于梗阳。据《六国表》，秦拔赵梗阳在此年，故附此。”此说不确。据以上两策所言，当是公仲初“以韩先合于秦”并促使魏、韩合于秦之时，与周赧王二十七年前后之形势不合。

从周赧王二十二年起，秦连年大举向韩、魏进攻，大量杀伤韩、魏之军，取得河东数百里土地。周赧王二十七年齐、秦并称东、西帝，苏秦、李克正约五国共攻秦，是年已是韩矨王八年。公仲为韩相在韩宣惠王、襄王之世，不及韩矨王之时。梗阳、平原俱为赵地，秦不能以此分封周人，当有错误。

颜率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阳也（姚注：“阳，刘作伤”。金正炜云：“阳当为易字之讹”），故不见率也。公仲好内，率曰好士；仲啬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

自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韩策一》第十八章）

　　案：《东周策》第一章记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遣颜率求救于齐，齐使陈臣思（臣当作L）将兵救周而秦兵罢。齐又求九鼎，颜率往说齐王，齐王乃止。陈L思即田忌，其事当在周显王二十八年齐将田忌大败魏军于马陵之前。此时颜率入韩见公仲。

公仲为韩、魏易地，公叔争之而不听，且亡。史惕谓公叔曰：“公亡，则易必可成矣。公无辞以后反，且示天下轻公。公不若顺之。夫韩地易于上，则害于赵；魏地易于下，则害于楚。公不如告楚、赵，楚、赵恶之，赵闻之，赵兵临羊肠；楚闻之，发兵临方城，而易必败矣。”（《韩策二》第三章）韩、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馀为周谓楚王曰：“周必亡矣。韩、魏之易地，韩得二县，魏亡二县，所以为之者，尽包二周，多于二县，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阳、郑地、三川，而包二周，则楚方城之外危；韩兼两上党以临赵，则赵羊肠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日”原作“曰”，今从黄丕烈改正），楚、赵皆轻。”楚王恐，因赵以止易也（鲍本“赵”下有“兵”字，无“也”字）。（《西周策》第十二章）

案：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以为以上二则所谓韩、魏易地，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谓：“梁惠成王十三年郑矨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取郑鹿。”（《水经·河水注》所引）此说不确。《纪年》所言韩与魏交易之地，与以上两则所说不同。《西周策》谓易地之后，将使魏尽包二周，《纪年》所载韩所致魏之地如平丘、首垣等，皆在魏之东边，与二周无关。且公仲为韩宣惠王之相，而梁惠王十三年当韩昭侯六年，公仲尚未用事。顾观光附此二则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其说近是，当在周显王四十八年。公仲为韩相而亲秦，是年促使魏与秦连横而由张仪为魏相。公仲为韩、魏易地，即听从张仪之谋，其目的即在便于攻取楚、赵之地，因而为楚、赵所反对，未成事实。

公仲之所以愿将中原之地交易魏之上党，因韩之上党仅有太行东南南阳之道与韩之国都相通，若兼有韩、魏两上党，则便于防守。

史举非犀首于王，犀首欲穷之，谓张仪曰：“请令王让先生以国，王为尧、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许由也。衍请因令王致万户邑于先生。”张仪说，因令史举数见犀首。王闻之而弗任也，史举不辞而去。

（《魏策二》第四章）

　　案：时犀首与张仪同为魏之大臣。史举非犀首于魏王，当在此年前后。史举为秦相甘茂之师，《甘茂列传》云：“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说。”《楚策一》第十六章记范环曰：“夫史举，上蔡之监门也，大不如事君，小不如处室，以苛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韩非子·内储说》下同。所谓“百家之说”，即指小说家之说。司马迁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史记·五帝本纪赞》）古人所编小说集称为《百家》。《太平御览》八六八引《风俗通义》以为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故事，出于《百家》书中。甘茂常以故事作为游说之资，即出于“百家之说”。其后范雎自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

见《范雎列传》。范雎亦常以故事为游说之张本。

齐王将见燕、赵、楚之相于卫，约外魏。魏王惧，恐其谋伐魏也，告公孙衍。公孙衍曰：“王与臣百金，臣请贩之。”王为约车，载百金（姚注：“载孙作赍”）。犀首期齐王至之日（“日”原误作“曰”，今从鲍本改正），先以车五十乘至卫，间齐行以百金，以请先见齐王，乃得见（金正炜曰：“乃当作及”），因久坐，安从容谈（金正炜曰：“安犹乃也，详《经传释词》”）。三国之相怨（鲍本“三”作“二”），谓齐王曰：“王与三国约外魏，魏使公孙衍来，今久与之谈，是王谋三国也。”齐王曰：

“魏王闻寡人来，使公孙衍劳寡人，寡人无与之语也。”三国之不相信齐王之遇，遇事遂败。（《魏策一》第二十五章）　　案：顾观光系此事于周显王四十七年。黄式三系于四十八年，今附编于此。

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包山楚墓出土竹简）。

　　案：包山楚墓出土竹简，有“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指楚怀王九年。按楚官方习俗，以上一年大事纪年，此事当在楚怀王八年（公元前三二一年）。楚惠王时有鲁阳文君，见于《国语·楚语下》与《墨子·鲁问》篇。楚怀王时又有鲁阳公，可能出于世袭。

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三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魏惠王后元十五年，韩宣惠王十三年，赵武灵王六年，齐威王三十七年，楚怀王九年，燕王哙元年。

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与秦交和而舍，使者数相往来，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金正炜曰：“为当读如伪”）。

候者言章子以齐入秦，威王不应。顷之间，候者复言章子以齐兵降秦，威王不应，而此者三。有司请曰：“言章子之败者，异人而同辞，王何不发将而击之？”（高诱注：“发，遣。”鲍本“发”作“废”，注云：“废谓罢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为击之？”顷间言齐兵大胜，秦军大败（鲍本“军”作“兵”）。于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鲍本“拜”作“称”）。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启，得罪其父，其父杀之，而埋马栈之下，吾使章子将也（姚注：“一吾下有之字”），勉之曰：

‘夫子之强，全兵而还，必更葬将军之母。’对曰：‘臣非不能葬先妾也，臣之母启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姚注：“教，刘作葬。”吴师道曰：“《后语》作未赦”，当以“赦”字为是），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教”亦当改作“赦”），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人子而不敢欺死父，岂为人臣欺生君哉？”（《齐策一》第十三章）　　案：焦循《孟子正义》云：“威王未尝与秦交兵，齐、秦之斗在宣王时，而伐燕之役将兵者正是章子。则恐误编于威王策中，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钱穆《匡章考》云：“齐、魏会徐州相王，章子讥惠施学行之相背，又论惠施于梁惠王前，其时章子方当壮年，而崭然露头角，其已为胜秦立功之后乎？《年表》秦惠王三年拔韩宜阳……是时梁方怨齐，谋报马陵之仇，秦或者以其时乘胜韩之余威游兵及于齐界。”（《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八四页）当以威王末年为是。齐、秦相攻，中隔韩、魏，非由韩、魏合秦而攻齐，亦必由韩、魏合齐而攻秦。齐威王末年，张仪正挟秦势以相魏，时韩、魏合于秦，秦之假道韩、魏以攻齐，当在此时。秦为齐败，故次年张仪即失魏相，而犀首得以挟齐、楚等国之势以相魏也。当秦惠王三年秦虽攻取韩之宜阳，尚不能假道韩、魏二国而攻齐。时齐势方强，正当齐大胜魏于马陵之后六年，韩、魏之君往朝见齐君再三，决不敢假道予秦以攻齐。于鬯《战国策年表》定此事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即秦惠王四年，与钱说同，不可从。

［梁惠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孟尝君列传· 索隐》引《纪年》）　

［齐威王］三十六年（当作三十七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

（《田齐世家》）［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也。（《苏秦列传·索隐》引《世本》，《汉书·古今人表》同）　　案：《六国表》燕王哙及相子之死，在魏哀王五年、齐盡王十年，与《孟子》、《燕策》齐宣王破燕杀王哙之说殊不合。据《纪年》齐威王卒于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则魏襄王五年已是齐宣王六年，与《孟子》、《燕策》之说若合符节。考《齐策二》载：“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田臣思曰：‘……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而《田齐世家》云：“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齐桓公召大臣而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是天以燕予齐也。’……齐因起兵袭燕国。”此与《齐策二》所云，明为一事，至驺忌、段干朋、田臣思之谋则又牵合桂陵之役而误。钱穆辨之云，“盖桓宣字相近，史公既以伐燕为盡王事，乃以意移此于桓公耳。意当时史公所据本文当有‘宣王五年’之说，而史公乃移以为桓公之五年也。然宣王伐燕依《纪年》推之在宣王六年，而今谓五年者，《秦本纪》‘惠王后元十年伐取韩石章，十一年败韩岸门’，惠文王后元十年当齐宣王五年，其十一年当宣王六年，是秦伐韩在宣王五年韩恃救以抗秦，至明年而大败，齐乃以此际袭燕，岁月情事，皆符恰”（《先秦诸子系年》第三六七页）。考“桓”“宣”不仅形近，亦且音同通用，如魏桓子，《韩非子·说林上》、《难三》、《十过》作魏宣子。曹宣公，《檀弓》作桓公，郑注：

“宣言桓，声之误也。”余疑史公所见旧史，本或作“齐桓王五年”，史公误以为“齐桓公五年”耳。《赵世家》云：“武灵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赵武灵王十一年正当秦惠王后元十年，即齐宣王五年，是年赵谋伐齐存燕，则齐之伐燕固断在宣王五年，于此《纪年》齐君世次年数之可信，又可征矣。

静郭君善剂貌辨（《齐策一》第五章“静”作“靖”，“剂貌辨”作“齐昆辨”）。剂貌辨之为人也多訾（《齐策》“訾”作“疵”），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静郭君，静郭君弗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窃以谏静郭君，静郭君大怒曰：“2而类，揆吾家（《齐策》“揆”作“破”），苟可以莊剂貌辨者（《齐策》“可”下无“以”字，“莊”作“慊”），吾无辞为也。”于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朝暮进食（《齐策》“朝”作“旦”）。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鲍本《齐策》改“威王”为“宣王”，改“宣王”为“闵王”，大误），静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辞而之薛，与剂貌辨俱留。无几何，剂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说婴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剂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请必行。”静郭君不能止。剂貌辨行，至于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剂貌辨见，宣王曰：“子静郭君之所听爱也。”（《齐策》“也”作“夫”）剂貌辨答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相不仁（“相”原误作“之”，从谭戒甫据《齐策》改正），过3涿视（《齐策》作“过颐豕视”，鲍注：“过谓丰颐过人，豕多反视。”朱起凤云：“字书无3字，则颐字之讹，过颐，即今俗谓脑后见腮者是也。”谭戒甫云：“《说文》涿，流下滴也。则涿视亦谓目光如流而斜下视之耳。”），若是者倍反（“倍”，《齐策》误作“信”），不若革太子（《齐策》“革”作“废”），更立卫姬婴儿校师。’”（《齐策》作“郊师”）静郭君泫而曰（《齐策》“泫”作“泣”）：“不可。吾弗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齐策》“且静郭君”作“若”），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也。至于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静郭君曰：

‘受薛于先王，虽恶于后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也。”宣王太息，动于颜色，曰：“静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来静郭君乎？”剂貌辨答曰：“敬诺。”静郭君来，衣威王之服，冠其冠（《齐策》作“衣威王之衣冠”），带其剑（《齐策》“带”作“舞”，姚注，“舞，刘作带。”朱起凤曰：“带字形与舞近，因讹为舞”）。宣王自迎静郭君于郊，望之而泣。静郭君至，因请相之。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齐策》“十”作“七”），谢病强辞，三日而听。（《吕氏春秋·知士》，《齐策一》第五章大体相同，仅字略有不同）　　案：剂貌辨，《齐策》作齐昆辨，《汉书·古今人表》作昆辨，《元和姓纂》有昆姓，云：“齐有昆弁，见《战国策》。”《广韵》“昆”字下注云：“《战国策》有齐贤者昆辨。”是齐为国籍。若齐为国籍，则不应全文上下皆以齐昆辨或剂貌辨连称。颜师古注《古今人表》引《吕氏春秋》作“剧貌辨”，吴师道校《战国策》云：“姚云《古今人表》作昆辨，师古引此。按一本标云：《修文御览》、《北堂书钞》同《吕览》作剧貌辨。”是以原本作“剧”，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知士》作剂貌辨，盖亦误剧为剂。《齐策》吴注、《修文御览》、《北堂书钞》与师古引《吕览》合也。”据此，《吕氏春秋》原作“剧貌辨”，是以剧为姓。

　　又案：前两年，楚使昭阳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上年齐威王封田婴于薛，楚怀王大怒而将伐齐。是时所谓“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盖一时事。

［齐盡王］四年（当作齐威王三十七年）迎妇于秦。（《田世家》，《六国表》同）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六国表》，《秦本纪》作“王游至北河”）　　案：《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戎地在河上。”《正义》曰：

“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是时秦与戎和好，秦王因得游戎地北上直至河套之北河。

王五年（指秦惠文王称王更元五年）上郡疾造，高奴工′。（五年上郡疾戈铭，见《人文杂志》一九六年第三期周萼生《王五年上郡疾残戟戈》，此戈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案：另有“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戈，与“王七年上郡守疾之造”戈，可知此戈“上郡”下省去“守”字。余于一九四七年所作《上郡守疾戈考释》，考定“王六年”指秦惠文王称王更元六年，上郡守疾即惠文王异母弟樗里疾。秦惠文王十年魏尽献上郡十五县于秦，秦从此据有上郡，上郡成为秦向北开拓与防守之重要地区。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张仪为将，攻取魏陕而筑上郡塞。后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即从上郡出发。由于秦王重视上郡，以亲属而号称“智囊”之樗里疾为上郡守。樗里疾以庶长而为上郡守。至秦武王二年升为右丞相。高奴为上郡属县，在今陕西延安东北，当时秦之上郡治当在高奴。《水经·河水注》称“奢延水又东，径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三”上当脱“十”字，说在周赧王二十一年案语中。此时肤施尚为赵地，未为秦所有。

［赵武灵王］六年安平守μ疾、左库工师?·、冶余执齐。（六年安平守剑刻铭，上海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册著录）　　案：此剑铭为三晋式，“执齐”（“齐”读作“剂”）一辞，常见赵兵器刻铭。马承源定为赵器，甚是。安平在今河北安平县，因地与中山、燕、齐相邻，设郡防守。《赵世家》载武灵王十九年推广胡服，王谓公子成曰：“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集解》引徐广曰：“安平经县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义》曰：

“安平属定州。”安平正当河水之西，赵设郡防守，当在赵武灵王六年或稍前。此后赵惠文王四年公子成因与李兑攻杀公子章与田不礼，于是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安平成为公子成封邑。

□客监固逅楚（包山楚墓出土竹简）。

　　案：包山楚墓出土竹简，有“□客监固逅楚之岁”，指楚怀王十年。按楚官方习俗，以上一年大事纪年，此事当在楚怀王九年（公元前三二年）。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禼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豕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荀卿列传》）　　案：《汉书·艺文志》云：“孟子，子思弟子。”赵岐《孟子题辞》：“师事孔子之孙子思。”（《风俗通·穷通》篇亦谓“孟轲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等书更载子思与孟子问答，于是韩愈以下，直到清代毛奇龄等人，皆以为孟子学于子思。然细考之，知其不然。自孔子卒，至齐宣王元年，凡一百五十年，孔子卒时，子思为丧主，其时当已年长。子思年寿，《史记》谓六十二，后人有以为六十二或八十二之误。即使子思年岁八十二，孟子亦不及以为师。孟子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自当以“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为是。

　　又案：孟子游历，《孟子列传》称先齐后梁，赵岐《孟子注》、《风俗通·穷通》篇并同。然而与事实不合。《资治通鉴》改为先游梁继仕齐，甚是。孙奕《示儿编》曰：“七篇之书，以梁惠王冠首，以齐宣王之问继其后，则先后有序可见矣。”崔述《孟子事实录》亦云：“《孟子·梁惠王》皆以时之先后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后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后也。”清代学者，自顾炎武《日知录》以下，考孟子游历事实，甚为详确。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　　案：《魏世家》云：“［魏惠王］三十五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崔述《孟子事实录》云：“《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后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

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后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于襄陵皆惠王时事……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后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后，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王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然犹及见襄王而后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于《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崔说甚是。孟子至梁，当在梁惠后元十五年，《史记》误以惠王改元后之年以为襄王之世，因系孟子至梁在梁惠之三十五年耳。

　　又案：梁惠王在位五十余年之久，梁之国势正由盛而衰，孟子评其“好战”，谓“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子。”（《孟子·尽心下》）《吕氏春秋·不屈》亦谓：“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又谓“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所谓大将爱子有擒者，先则马陵之战为齐大败，大将庞涓及太子申被擒。后则龙贾之战为秦大败，大将龙贾被擒，于是失去河西、上郡，不得不接受张仪连横之策略，而以张仪为相。从此梁之国势衰落。

【附编】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卜皮为县令，其御史污s而有爱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爱之，以知御史阴情。（《韩非子·内储说上》）

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九年）

　秦惠文王更元六年，魏惠王后元十六年，韩宣惠王十四年，赵武灵王七年，齐宣王元年，楚怀王十年，燕王哙二年。

陈轸为秦使于齐，过魏，求见犀首，犀首谢陈轸。陈轸曰：“轸之所以来者事也，公不见轸，轸且行，不得待异日矣。”犀首乃见之。陈轸曰：“公恶事乎？何为饮食而无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恶事？”陈轸曰：“请移天下之事于公。”犀首曰：“奈何？”陈轸曰：

“魏王使李从以车百乘使于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谓魏王曰：

‘臣与燕、赵故矣，数令人召臣也，曰：无事必来，今臣无事，请谒而往，无久。’旬五之期，王必无辞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于廷曰：臣急使燕、赵，急约车为行具。”犀首曰：“诺。”谒魏王，王许之，即明言使燕、赵。诸侯客闻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从以车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车三十乘使燕、赵。”齐王闻之，恐后天下得魏，以事属犀首，犀首受齐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赵闻之，亦以事属犀首。楚王闻之曰：“李从约寡人，今燕、齐、赵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信李从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为不可，今四国属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复相魏。（《魏策一》第十四章，《张仪列传》附《陈轸传》有大体相同之记载）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于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约诸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于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愿谒行于王。’王虽许公，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人仰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张仪列传》附《陈轸传》）　　案：以上两则为一事之两传。《魏策》言魏使李从于楚，而《张仪列传》则言魏使田需与楚王约。《索隐》云：“需时为魏相也。”楚王逐张仪于魏。陈轸曰：“王何逐张子？”曰：“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无以为臣；不信，王勿与为约。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伤？忠且信，于王无益，逐而听则可，若不听，是王令困也，且使万乘之国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楚策三》第三章）以张子之强，有秦、韩之重，齐王恶之，而魏王不敢据也。（《魏策三》第十一章魏太子谓楼?语）魏王相张仪（“相”上原衍“将”字，从《张仪列传》附《犀首传》删），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以合秦、魏矣（姚注：“以一作已”，鲍本作“已”，《张仪列传》亦作“已”），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韩氏必亡。’（《张仪列传》无“韩氏必亡”）且魏所以贵张子者（《张仪列传》无“且”字），欲得地（《张仪列传》“地”上有“韩”字），则韩之南阳举矣（《张仪列传》“则”作“且”，“举”上有“已”字）。子盍少委焉以为衍功（《张仪列传》“盍”作“何不”），则秦、魏之交可废矣（《张仪列传》“废”作“错”），如此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信（《张仪列传》“信”作“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魏策一》第二十一章，《张仪列传》附《犀首传》同，“果相魏”下有“张仪去”一句）　　案：《魏世家》云：“哀王立，张仪复归秦。”《张仪列传》又云：

“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

张仪归，复相秦。”《史记》所谓哀王，当即襄王。《魏世家》谓张仪归秦再为秦相，在哀王立后，而《张仪列传》则谓在襄王二年秦败韩申差军之后，《六国表》亦谓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即魏襄王二年，“与韩、赵战，斩首八万，张仪复相”。然考《吕氏春秋·开春》篇及《魏策二》，记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群臣谏太子弛期更日，勿听。以告犀首，犀首请告惠子，惠子见太子，乃弛期更择日。事在惠王卒岁之冬，观乎群臣以告犀首，犀首请告惠施，知其时犀首已为魏廷领袖，张仪当已离去。盖是时犀首已为东方诸国所拥立为魏相而逐张仪。《魏策三》魏太子所谓“齐王恶之，而魏王不敢据也”。《楚策三》所谓“楚王逐张仪于魏”。

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读作“虢”）。

夫晋献公欲伐郭，而惮舟之侨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女破后。’（“后”原作“舌”，此语见《逸周书·武称》，从王念孙、段玉裁改正。）乃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舟之侨谏而不听，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

又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今秦自以为王，能害王者之国者（“王者”，姚注：“一本无者字”），楚也。楚知横门君之善用兵（“横”下原无“门”字，姚注：“一本有门字”，高诱注：“横门君秦将。”今据以增补），与陈轸之智，故骄张仪以五国，来必恶是二人，愿王勿听也。”张仪果来辞，因言轸也。王怒而不听。

（《秦策一》第十一章）　　案：“今秦自以为王”，指秦惠自称为王，并自以为“王者”。

金正炜曰：“王为王霸之王，《西周策》‘则秦孤而不王矣’，《秦王欲见顿弱章》‘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此即其义。王者，即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也”。是时韩、赵、魏、燕、齐合从而

欲攻秦，名义以楚为从长，盖陈轸游说而促成之，于是公孙衍为魏相而主持其事，张仪见逐。此谓楚“骄张仪以五国”，当即五国合纵事。

王六年（指秦惠文王称王改元六年）上郡守疾之造，□□□□。

（王六年上郡守疾戈刻铭，李泰《痴?藏金》、梁上椿《岩窟吉金图录著录》，传为陕西出土）

　　案：一九四七年余作《上郡守疾戈考释》（上海《中央日报》副刊《文物周刊》第三十三期）考定“王六年”为秦惠文王称王改元六年，疾即樗里疾。造下四字刻文模糊，当为制作地名及工师之名，近人有释“造”下一字从“竹”从“卢”，读作“肤”，谓即肤施，不确。此时肤施尚为赵地。

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王卒。（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引古书《纪年篇》）

《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魏世家·集解》引荀?转引和峤之说）

襄王名嗣。（《魏世家·索隐》引《世本》）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魏策二》第六章此句下有“坏城郭，且为栈道而葬”二句）。群臣多谏于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魏策》“行葬”作“丧行”），民必甚疾之（《魏策》“疾”作“病”），官费又恐不给，请更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者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魏策》“者”作“而”），而不行先王之葬（《魏策》“葬”作“丧”），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莫敢谏而以告犀首（《魏策》“莫敢谏”作“不敢言”）。犀首曰：“吾末有以言之（《魏策》“末”作“未”），是其唯惠公乎？”（《魏策》姚注：“一作薛公”，非是）请告惠公。惠公曰：

“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魏策》作楚山，《论衡·死伪》篇作滑山），栾水啮其墓（《魏策》“啮其”作“其啮”，姚注：“《后语》作蛮水。”），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栾水见之’（“夫”原误作“天”，今从王念孙、俞樾据《魏策》及《论衡》改正），于是出而为之张朝（《魏策》作“张于朝”，姚注：“《后语》：张帐以朝”，鲍本无“于”字）。

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于欲亟葬乎？（《魏策》“无”作“毋”）愿太子易日（《魏策》“易”作“更”），先王必欲少留而抚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不为（《魏策》“不”作“弗”），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葬日。”惠子不徒行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说文王之义（《魏策》“君”作“王”，“有”作“又”），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吕氏春秋· 开春》，《魏策二》第六章，《论衡· 死伪》同）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有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縨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案：孟子游梁，为时甚暂，梁惠王去世，襄王嗣位，一见印象不佳，即离去。《资治通鉴》记此于襄王初立之年，甚是。

［秦惠文王更元六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汉书·西羌传》原文谓在“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之“后八年”，以此推算知当在此年）　　案：郁郅在今甘肃庆阳县东，此乃首次为秦所攻取义渠之城。

楚怀王十年城广陵。（《六国表》）

　　案：广陵在今江苏扬州市西北，是时楚城广陵，正谋灭亡越国。

宋客盛公1聘于楚。（包山楚墓出土竹简）　　案：包山楚墓出土竹简，有“宋客盛公h聘于楚之岁”，指楚怀王十一年。按楚官方习俗，以上一年之大事纪年，此事当在楚怀王十年（公元前三一九年）。此时宋君偃正欲称王而推行“王政”，遣使聘于楚，盖欲与楚修好。

【附编】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齐，钧二子者乘数，钧将测交也。楚王闻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齐，惠施之楚，钧二子者，将测交也。”楚王闻之，因郊迎惠施。（《魏策二》第九章）　　案：顾观光附此于周慎靓王三年。当为魏惠王末年之事。

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

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庄子·天下》）　　案：《释文》云：“倚本或作畸。”与“奇”字通用。郭庆藩《集释》引徐廷槐曰：“《战国策》载魏王使惠子于楚。楚中善辩者如黄缭辈争为诘难。”钱穆《南方倚人黄缭考》云：“是谓缭、施问答在惠子使楚时也。当时言南方率指荆楚。孟子曰：‘陈良楚产，北学于中国。’中国与楚南北对称，黄亦楚姓。《通志·氏族略》：

‘黄，嬴姓，陵终之后，受封于黄，子孙以国为氏。’余考春申君楚宗姓，而称黄歇，则南人氏黄者不独嬴姓矣。徐氏说或可信。”（《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五七页）今案：《庄子·德充符》谓惠施以坚白鸣。《庄子·齐物论》又云“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可知惠施所论，“遍为万物说”，无非宇宙万物构成之学说。《庄子·天下》谓惠施有十个论点，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等等，皆探讨宇宙万物之原理。

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三一八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魏襄王元年，韩宣惠王十五年，赵武灵王八年，齐宣王二年，楚怀王十一年，燕王哙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六国表》）魏、韩、赵、楚、燕击秦不胜。（《六国表》）［秦惠文王更元］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本纪》）　［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楚世家》）［魏］哀王（当作襄王）元年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魏世家》）［赵武灵王］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赵世家》）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燕世家》，《燕策一》第九章同）秦伐魏，陈轸合三晋，而东谓齐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为后世也，今齐、楚、燕、赵、韩、梁之递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适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东之上计也。能危山东者强秦也，不忧强秦而递相罢弱，而两归其国于秦，此臣之所以为山东之患，天下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刀”原误作“力”，吴师道云：“力一作刀。”关修龄云：“《战国策纂》力作刀。”今据改）；天下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东之愚耶？愿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辱死，民必死虏，今韩、梁之目未尝干而齐民独不也，非齐亲而韩、梁疏也，齐远秦而韩、梁近。今齐将近矣，今秦欲攻梁绛、安邑，秦得绛、安邑以东下河，必表里河而东攻齐，举齐属之海，南面而孤楚、韩、梁，北向而孤燕、赵、齐，无所出其计矣。愿王熟虑之。今三晋已合矣，复为兄弟，约而出锐师以戍梁绛、安邑，此万世之计也，齐非急，以锐师合三晋，必有后忧。三晋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构难，三晋怒齐之不与己也，必东攻齐，此臣之所谓齐必有大忧，不如急以兵合于三晋。”齐王敬诺，果以兵合于三晋。（《齐策一》第十五章）　　案：鲍彪系此事于秦惠王后元七年、五国共攻秦之役。吕祖谦《大事记》附此于周显王四十七年。吴师道又谓当在周赧王十六年，顾观光从之。吴师道谓“慎靓王三年，五国合纵，实怀王为长，苏秦之约，而无与于轸也”。其实，此役与苏秦无关，《楚世家》误以此后苏秦合纵五国之事附会之。吴师道又谓此正楚怀王诱会武关之时，陈轸劝三晋移祸于楚，并无确据，不可信。当以鲍说为是。

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鲍本改“市”作“沛”。《孔丛子·论势》篇作“市丘子”）：

“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君资臣，臣请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顺南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西伐秦，不能伤秦，天下且以是轻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顺曰：“天下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国重王，且听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则王之轻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韩策一》第十一章）　　案：鲍彪列此于韩矨王十年。《大事记》以此附于李克约五国伐秦之年。吴师道以为事在楚怀王十一年，韩宣惠王十五年，此怀王为纵长。当以吴师道之说为是。《孔丛子·论势》篇以魏顺之言为子顺之言，其注谓此乃魏无忌率五国兵败秦蒙恬时事，此作伪《孔丛子》者，误为牵合，无当也。吴师道云：“留成皋而将攻市丘，市丘必韩地。”顾观光云：“按《汉书·地理志》，故市属河南，今郑州西北。”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将入秦而使行和。杜赫谓昭阳曰：“凡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来而公入于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无听惠施，而阴使人以请听秦。”（姚注：“听，刘作德。”金正炜曰：“作德者是也，请亦当为讲字之讹”）昭子曰：“善。”因谓惠施曰：“凡为攻秦者，魏也，今子从楚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归，吾将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说。杜赫谓昭阳曰：“魏为子先战，折兵之半，谒病不听，请和不得，魏折而入秦，子何以救之？

东有越累，北无晋交，西未定于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

“善。”因令人谒和于魏。（《楚策三》第七章）

案：吴师道曰：“凡为伐秦者，楚也，指为从长而言。”顾观光亦以此事隶于周慎靓王三年。

义渠君之魏，公孙衍谓义渠君曰：“道远，臣不得复过矣（金正炜云：“过疑当作遇”）。请谒事情。”义渠君曰：“愿闻之。”对曰：“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o君之国（“君”上原衍“获”字，从《张仪列传·索隐》所引删去），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币而事君之国也。”义渠君曰：“谨闻令。”居无几何，五国伐秦。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王不如赂之以抚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乃公孙衍之所谓也。”因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秦策二》第四章，《张仪列传》附《犀首传》大略相同）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

“道远不得复过，请谒国事。”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禛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张仪列传》附《犀首传》）　　案：《张仪列传·索隐》云：“按表秦惠王后元七年楚、魏、齐、韩、赵五国共攻秦，是其事也。”各家《战国策》注皆从之。烧i，顾炎武以为即“烧荒”。见《日知录》卷二十九“烧荒”条。

　　又案：《楚世家》云：“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兵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不归。”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是时苏秦已死四年，约六国以伐秦者李兑也。《国策》甚明，此误。《古史》及《西溪丛话》已纠之。”考苏秦在齐盡王时用事，此时非已死，尚年幼也。此时约五国攻秦者，固非苏秦，然亦非李兑。李兑用事于赵，已非赵惠文王时。

然则此役五国攻秦，主其事者谁何？曰：犀首是也。上年《魏策一》称燕、赵、齐、楚四国以事属犀首而使犀首相魏。又称韩公叔委之犀首以为功，犀首因相魏，而《张仪列传》则谓燕、赵、齐、楚以事委犀首，“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又云：“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吕氏春秋·开春》高诱注亦云：“犀首，魏人公孙衍也，佩五国相印，能合从连横。”《史记志疑》论之曰：“继张仪而为秦相者樗里疾、甘茂、薛文、楼缓、魏冉，不闻公孙衍相秦之事……至所谓相五国者，即《陈轸传》相三国事而夸大也。”余谓犀首佩五国相印之说固为夸大，其尝约纵五国以攻秦固为事实。上年既有四国以事属犀首而犀首相魏事，此年即有五国攻秦之役，明五国攻秦乃犀首主其事，此其证一也。《秦本纪》谓是役匈奴亦与焉，所谓匈奴即指义渠之戎，《秦策二》、《张仪列传》谓义渠君至魏，因公孙衍说，于五国伐秦时大败秦人于李帛之下，是五国伐秦，固公孙衍主其谋，此其证二也。公孙衍与张仪为政敌，公孙衍本为秦大良造，及张仪入秦用事而公孙衍去秦入魏为魏将，张仪为秦相与齐、楚大臣盟会于砫桑，而公孙衍约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以相抗衡。张仪以秦势合魏、韩而相魏，公孙衍仍为魏将。及上年，公孙衍以陈轸之谋略，得四国相属而为魏相，张仪即去魏归秦而仍为秦相。至此，公孙衍复有约五国攻秦之举，仍由陈轸为之纠合，陈轸合三晋而东约齐王，亦得齐王许诺。公孙衍与张仪，一纵一横，其声势皆足以倾动天下，此楚之纵横家景春所以谓：“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赵岐注：“景春，孟子时人，为从衡之术者”）。此其明证三也。后世策士，误以公孙衍之事附诸苏秦，即司马迁所谓“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苏秦”（《苏秦列传》太史公之言）。于是遂谓苏秦与张仪同时，一纵一横，苏秦曾佩六国相印为纵长，并臆造许多苏秦、张仪游说之辞，作为纵横家之榜样，不知其全非情实也。

　　又案：《楚世家》谓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秦本纪》则云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六国表》作魏、韩、赵、楚、燕共击秦，《燕策一》与《燕世家》又云：“与楚、三晋攻秦。”而《赵世家》于次年云：“与韩、魏共击秦。”《韩策一》则云：“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楚策三》又谓“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将入之秦而使行和。”盖此役由五国相约共攻秦，五国本三晋与燕、楚，《六国表》与《燕策》之说是也。五国推楚王为从长，《楚世家》与《韩策》之说亦是也。陈轸合三晋而东约齐王，齐王许诺，是齐亦允以兵合三晋抗秦而阴持两端，此所以《楚世家》言山东六国共攻秦，《秦本纪》亦称齐参与共攻秦，而《楚世家》又言“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其实三晋先出战，不胜，楚虽为从长，未尝作为主力作战，故杜赫谓昭阳曰：“魏为子战，折兵之半。”因而“魏欲和”。《楚世家》谓山东六国共攻秦至函谷关，秦即出兵还击，五国随即退兵。《楚世家》谓“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魏、赵、燕《世家》及《六国表》皆云“不胜而还”。而秦即跟踪追击，出函谷关而长驱直入，于次年大败三晋联军于修鱼。

［赵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赵世家》）　　案：是年赵武灵王取消“五国相王”时所称王号，并非是年有“五国相王”之事。

［宋］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宋世家》，《六国表》于齐盡王六年（当作齐宣王二年）记“宋自立为王”］

　　案：《索隐》云：“《战国策》、《吕氏春秋》皆以偃谥曰康王也。”《墨子·所染》、《吕氏春秋·当染》和《顺说》、《战国策·宋策》皆称为宋康王。《荀子·王霸》又称为宋献，杨絫注：“国灭之后，其臣子各私为谥故不同。”《宋世家》谓王偃立四十七年为齐盡王所杀，而《六国表》云偃立四十三年，《吕氏春秋·禁寒》高诱注亦云在位四十七年，而《吕氏春秋·顺说》高诱注又作四十五年。

　　又案：《宋世家》云：“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改袭剔成。剔成奔齐，偃自立为君。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六国表》列辟公元年在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剔成元年在周烈王七年（公元前三六九年），君偃元年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宋自立为王在周慎靓王三年。考《史记》所谓辟公当为桓侯之误，据《纪年》剔成肝废其君璧（即桓侯）而自立。

桓公立于周显王六年，剔成肝即司城子罕，杀桓侯而自立当在周显王十四年或稍后，已辨在周显王六年与十四年案语中。若君偃元年在周显王四十一年，则剔成肝在位不过二十七年，非四十一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疑四十一年乃桓侯在位之年”，“而剔成则在位三年不寿早死，故其弟偃嗣位尚年少”。因而定偃元年在周显王三十一年，宋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而非周慎靓王三年。其说全出推论，并无确据。《宋策》第五章载：“谓大尹曰：君日长矣，自知政，则公无事。公不如令楚贺君之孝，则君不夺太后之事矣，则公常用宋矣。”《韩非子·说林下》有相同之记述，而作“白圭谓宋大尹”。钱穆据之谓：“白圭时宋君乃偃，初立年少，故太后、大尹主政用事，而偃已务名，长而好行仁政，有以也。”并谓“大尹殆宋君之庶兄”。甚至谓：与孟子问答交际之戴不胜“岂即《宋策》之大尹乎？”（《先秦诸子系年》第二七五页）考《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杜注：“大尹，近官有宠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当亦奄寺之流。”其说可信。盖即《月令》之奄尹也。观乎白圭谓大尹之言，大尹依仗太后用事，知大尹固为奄寺之长无疑，犹赵之宦者令。

戴不胜恐非其俦，更未必为宋君之庶兄。

　　又案：《宋世家》谓君偃“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考之史策，君偃并无败齐、楚、魏等国之事。射天，淫于酒、妇人等，无非诬蔑之辞。《宋策》第八章、《新序·杂事四》亦谓宋康王“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古书中所述宋王偃之荒唐行为，几乎与商纣之传说全同，全出于后人之误为牵合。详顾颉刚《宋王偃的绍述先德》（见《语丝》第六期及《古史辨》第二册）。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我后？’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之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月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

　案：崔述《孟子事实录》谓孟子去齐以后居宋，万章、盈之之问当在此时。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又曰：“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可知当时宋君偃已自称为王。万章问曰：

“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以汤、武“救民于水火之中”答之，以为“苟行王政……齐、楚虽大何畏焉。”据此可知，宋君偃自称为王，乃以“将行王政”相号召，与以前魏、齐、秦等大国自称为王，欲小诸侯朝见，借此扩张声势与图谋号令诸侯者不同。《孟子列传》称：“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正周游列国，游说齐、梁等国君主，实行所谓“王政”，亦即“仁政”，主张减轻赋税，“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去关市之征”等等。戴盈之谓孟子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即针对孟子所欲推行之“王政”而言。可知宋君偃称“王”而以“将行王政”相号召，正与孟子之意愿相合。孟子尝言“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宋正以小国而“将行王政”相号召，孟子却未见宋王而即离去，盖王所少“善士”，即如孟子所言“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乐池相秦。（《秦本纪》）　　案：《正义》云：“乐音岳。池，徒何反。裴氏音池也。”《史记会注考证》云：“古钞、南本‘池’作‘陀’，与《正义》合。”王七年（指秦惠文王称王改元七年）上郡守疾之造，□襎（《贞松堂集古遗文》著录）　　案：“七”字，或释为“十”。“疾”字或释为“中”，因刻铭拓本不清，未能确定。姑记于七年。

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燕策一》第九章，《燕世家》同）　　案：《六国表》“燕王哙五年君让其臣子之国，愿为臣”。当周慎靓王五年。《赵世家》谓武灵王十年“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亦当周慎靓王五年。《赵世家》以燕相子之为君与齐破燕，在同年，不足信。《秦本纪》系燕“君让其臣子之”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当周赧王元年，更误后二年。《燕策一》称燕哙三年让国于子之，子之三年为齐所破，又二年而燕昭王立。而《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一年赵召燕公子职而送立。赵武灵王十一年正当《六国表》王哙六年，亦即子之三年，正当《纪年》齐宣王五年。知《燕策一》之纪年，当本旧史，可信也。

燕君子哙，邵公之后也，地方数千里（当作数百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鄓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故何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韩非子·说疑》）　　案：据此，燕君子哙“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足见其实行禅让，确是欲学“圣王明君”之“勤身而忧世”，具有政治改革之目的。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韩非子·内储说上》）。(www.xing528.com)

子之相燕，贵而主断，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齐王亦何如主也？”对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对曰：“昔桓公之霸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今齐王不信其大臣。”于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闻之，使人遗苏代金百镒，而听其所使。一曰：苏代为秦使燕，见无益子之，则必不得事而还，贡赐又不出，于是见燕王，乃誉齐王。燕王曰：“齐王何若是之贤也，则将必王乎？”苏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爱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齐桓公爱管仲，置以为仲父，内事理焉，外事断焉，举国而归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今齐任所爱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燕策一》第九章首段与此同。《燕世家》同于《燕策一》）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燕世家》作“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燕世家》“厚任”作“尊”），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燕策一》第九章首段，《燕世家》同。《苏秦列传》亦谓：“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

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寿阚者（乾道本作“阚”，赵用贤本作“隐”）。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于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燕策一》第九章取首末两说，而改末说潘寿之语为或人之语。《燕世家》从之。潘寿《燕策》、《燕世家》作鹿毛寿，《集解》徐广曰：“一作厝毛”）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燕世家》“子之”上有“相”字），人谓之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燕世家》“举国属”作“属国于”），子之大重。或曰：

“禹授益（《燕世家》“授”作“荐”）而以启为吏（鲍本“启”下有“人”字，《燕世家》、《韩非子》皆有“人”字。《燕世家》“而”上有“已”字，《韩非子》亦有“已”字）。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燕世家》“启”下衍“人”字），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支”《鲍本》作“友”，《韩非子》亦作“友”，《燕世家》作“交”，《资治通鉴》亦作“交”），是禹名传天下（《燕世家》“是”作“天下谓”），其实令启自取之（《燕世家》“其”作“已而”）。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燕世家》“而”下有“实”字）。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燕世家》“吏”下有“已上”二字）。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燕策一》第九章，《燕世家》同）　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眀。（《韩非子·难三》）　　案：禅让之说，墨子始鼓吹之。墨子尚贤而鼓吹禅让，谓“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墨子·尚贤中》）。战国时代君王首先欲实行者，传为魏惠王，惠王欲传国于惠施，不为惠施所接受（《吕氏春秋·不屈》）。盖惠王欲学尧“而传之贤者”，而惠施欲学许由为“辞而贤者”。是时燕王哙效法尧，以子之为贤而以国让子之，子之效法舜而南面行王事，燕王哙反为臣。当时孟子虽亦赞成尧、舜之禅让，但声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有天下乃天与之，“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当燕王哙禅让子之后，齐大臣沈同问孟子“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公孙丑下》）其后，荀子则明确反对禅让，荀子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荀子·正论》）韩非称“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孙卿即荀子。

钱穆《荀子年十五之齐考》云：“燕王让国子之，为慎靓王五年（按当作三年），去威王之卒四年（当作二年），其时荀子至少亦当二十四五岁。”（《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三三至三三五页）或者是时荀子在齐稷下已有反对尧、舜禅让之说，因而燕王哙非之也。

　　又案：韩非称：“子之相燕，贵重，主断。”又称子之坐而佯言“走出门者何白马也”，“有一人追之，报曰有，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此与韩昭侯用“术”监督考察臣下之事相同。韩非多处论及燕王哙尚贤而禅让子之之事。如《二柄》云：“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难四》又云：“燕哙虽举所贤，而同于用所爱。”《韩非子·说疑》又以燕子之与齐田恒、宋子罕、卫子南劲、郑太宰欣、周单荼等八人并称，谓“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田恒等人皆是主张改革而夺取君权者。燕王哙以君权禅让于子之，太子平、将军市被因聚众围王宫，攻子之，不克。继而百姓反攻，杀太子平与将军市被。

可知子之深得百姓拥戴者。

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燕策一》第九章）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持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伯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策一》第十章）　　案：《燕策一》第九章云：“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苏秦之在燕也，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苏代为齐使于燕……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燕世家》同。而《燕策一》第十章又云：“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持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苏秦列传》同。以上两策，或谓苏秦与燕相子之为婚，或谓苏代与燕相子之为婚，未知孰是。据此可知，当子之相燕时，苏秦、苏代已奔走游说于齐、燕之间。《说苑·君道》谓燕昭王师事郭隗三年之后，“苏子闻之，从周归燕”。《说苑·尊贤》第五章亦谓：“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皆不足信。此乃纵横家为游士张目而臆造者。

　　又案：《燕策一》谓苏秦死于燕王哙既立之后，《苏秦列传》谓苏秦与燕易王之母私通，惧罪而走齐为客卿。燕王哙既立之后，苏秦以为燕反间之罪而被杀于齐。其说皆不可信。苏秦因为燕反间之罪而被杀，当在乐毅破齐之时；已是燕昭王二十八年、齐盡王末年。《张仪列传》谓苏秦死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大败楚于丹阳与蓝田之后，亦不可信。司马迁谓“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司马迁所作苏秦、张仪列传，以苏秦与张仪同时，苏秦主合纵，张仪主连横，所载苏、张游说辞，皆本《国策》，其实正是以异时事附之苏秦者，皆与史实不合，盖后世纵横家所伪托，前人已多揭发。钱穆《苏秦考》虽已指出《苏秦列传》所载游说辞皆出后人饰托，非实况，但仍信从苏秦死于燕王哙既立之后之说。因而以为《国策》所载苏秦得见齐盡王、孟尝君、奉阳君，“此皆所谓异时事附之也”，是以“赵奉阳君主合从而造为苏秦合从之说”（《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八五至二九四页）。

其实苏秦正与奉阳君同时主谋合纵攻秦者。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可以作证。《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之苏秦资料，又有后人杜撰之苏秦长篇游说辞。吾人抛弃杜撰之游说辞，依据原始之苏秦资料，亦足证明苏秦主谋合纵攻秦当在齐盡王、秦昭王并称东西帝之后，五国合纵攻破齐国之前。

东周之客??胙于栽郢（包山楚墓出土竹简）。

　　案：包山楚墓出土竹简，有“东周之客jk胙于栽郢之岁”，指楚怀王十二年。按楚官方习俗，以上一年大事纪年，此事当在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一八年），栽郢是楚五都之一，当时都城设有宗庙，“胙”是祭祀之肉，此时东周之君遣使到楚都，送宗庙祭肉，用以表示对楚王的尊重。

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三一七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魏襄王二年，韩宣惠王十六年，赵武灵王九年，齐宣王三年，楚怀王十二年，燕王哙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秦本纪》，原系于“七年”下，《樗里子列传·索隐》引《秦本纪》“惠文王后元八年，五国共围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斩首八万”。《秦本纪·正义》云：“修鱼，韩邑也。《年表》云：秦败我修鱼，得韩将军申差。”不言《秦本纪》与《六国表》年代有差异，可知今本《秦本纪》确有脱误。原本当作“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八年五国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中间脱“八年五国共攻秦”七字，下文“八年张仪复相秦”又误衍“八年”二字。《六国表》作“与韩、赵战，斩首八万”）　［赵武灵王］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赵世家》，《六国表》作“与韩、魏击秦，齐败我观泽”）［韩宣惠王］十六年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申差。（《韩世家》，《六国表》作“秦败我修鱼，得韩将军申差”。《六国表》原脱“韩”字，据《秦本纪·正义》引《年表》补）　　案：是年秦使庶长疾统率大军出函谷关，追击从函谷关后退之三晋联军。庶长疾即是樗里疾，时疾正为庶长。《秦本纪》载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樗里子列传》作“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误衍“豹”字）。可知《秦本纪》所言庶长疾即是樗里疾。樗里疾为秦惠王之异母弟，号为“智囊”。是年统帅大军追击三晋之退兵，直至修鱼。修鱼为韩邑，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东靠魏所筑、用以保卫大梁之西边长城，此地已在函谷关以东五百里以外。已深入三晋之腹地，逼得三晋在此与秦决战，结果秦取得斩首八万之战果，并生擒韩将l与申差，于是声势浩大之五国合纵攻秦之举，以惨败告终。

　　又案：《韩世家》原作“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l、申差于浊泽”，以下接连有：“韩氏急，公仲谓韩王……韩王不听，遂绝和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于韩，大战，楚救不至韩。十九年大破我岸门。”此文又见于《韩策一》第十七章，开首为“秦、韩战于浊泽，韩氏急，公仲明（当作“朋”）谓韩王”，下文与《韩世家》相同，所记为别一战役。盖秦、韩战于浊泽，韩王误信楚虚言起兵救韩，绝和于秦，楚救不至，因而为秦大败于岸门。浊泽之战与韩宣惠王十九年大败于岸门相关，而与是年五国合纵攻秦之举无关。是年秦将樗里疾大败三晋于修鱼，虏得韩将申差等人，《秦本纪》与《六国表》相同，与浊泽之战无关。修鱼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浊泽在今河南长葛县西北，相距有一百六十里以上，不可能在修鱼大败三晋之军，而在浊泽虏得韩将申差等人。《韩世家》“于浊泽”上当脱“秦、韩战”三字，《韩策一》可以比证，系记别一战役，说明岸门之战大败之原因。今本《韩世家》因脱“秦、韩战”三字，将“于浊泽”三字误连于“虏得韩将l、申差”。《资治通鉴》作者未能分辨，记此事作“虏其将l、申差于浊泽”，仍沿《韩世家》之讹误，马非百《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五亦沿此误。

　　又案：《秦本纪》云：“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以后文韩太子仓推之，知奂已死矣。”非是也。前此八年，《赵世家》载武灵王元年，韩宣王率太子仓朝赵，后此三年太子仓质秦，其间不应复有太子名奂。殆公子奂之误，不则太子仓之误也。

［魏哀王］（当作襄王）二年齐败我观津。（《魏世家》，《六国表》作“齐败我观泽”，《魏世家》“观津”当为“观泽”之误）［楚怀王］十二年齐盡王（当作齐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败韩，与齐争长。（《楚世家》）［齐盡王］七年（当作齐宣王二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田世家》）　　　案：是年齐乘赵、魏为秦大败之时，伐败赵、魏于观泽。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张仪复相秦。（《秦本纪》，《六国表》同。）　　案：《张仪列传》云：“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当作惠王）卒，哀王（当作襄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其实，张仪于魏惠王未卒前已由魏归秦，秦败韩申差军乃秦出兵还击“五国共攻秦”，并非由于张仪“阴令秦伐魏”与“秦复欲攻魏”。

犀首见梁君曰：“臣尽力竭知，欲以为王广土取尊名，田需从中败臣，王又听之，是臣终无成功也。需亡，臣将侍，需侍，臣请亡。”王曰：

“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为子之不便也，杀之亡之，外子毋谓天下何？

内之无若群臣何也？今吾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为子杀之亡之，胡如？”犀首许诺，于是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魏策二》第二章）　　案：吴师道云：“田文为魏相，盖犀首约结于婴，召其子而相之也，下章与此同。事宜在襄王时，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又云：“身相韩，衍欲相韩也。下言田需以稽二人，则衍仍留魏矣。”其说不尽然。衍当不久即相韩。

苏代为田需说魏王曰：“臣请问文之为魏，孰与其为齐也？”王曰：

“不如其为齐也。”“衍之为魏，孰与其为韩也？”王曰：“不如其为韩也。”而苏代曰：“衍将右韩而左魏，文将右齐而左魏，二人者将用王之国，举事于世，中道而不可，王且无所闻之矣。王之国虽渗乐而从之可也（渗乐，黄丕烈云：“当作操药。”金正炜云：“当是消烁。”后说为是）。王不如舍需于侧，以稽二人者所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举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为之，利于魏与不利于魏，王厝需于侧以稽之（“厝”读作“措”，与上文“舍”义同）。臣以为身利而便于事。”王曰：“善。”果厝需于侧。

（《魏策二》第三章）田需、周宵相善（“田需”上原衍“魏文子”三字，今从金正炜、于鬯删去），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

“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魏策二》第八章）

案：《魏世家》载襄王九年魏相田需死，昭鱼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张仪、犀首于田需相魏前，皆尝相魏。证以上列

三说，知田文先亦尝相魏，故昭鱼以之与张仪、犀首相提并论。

田文相魏为时甚暂，疑在五国攻秦不胜、齐反攻赵、魏之后。故犀首谓魏王曰：“今之所患者齐也”，而召田文以相魏。

大司马?蝒（一作“卓滑”）以将楚邦之师徒以救?（包山楚墓出土竹简）。

　　案：包山楚墓出土竹简，既有“大司马m蝒以将楚邦之师徒以救?之岁”，又有“大司马卓滑救?之岁”，m蝒即是卓滑，亦即昭滑，指楚怀王十三年，楚官方以上一年大事纪年，当在楚怀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一七年），昭滑为楚怀王亲信大臣，曾奉命前往越国五年，从而灭越。?当即莒，在今山东莒县一带。古“吕”“甫”二字通用，吕国在今河南南阳西，亦或称甫。吕在战国时已灭亡，莒在战国时尚存在，是所谓“泗上十二诸侯”之一。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三一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魏襄王三年，韩宣惠王十七年，赵武灵王十年，齐宣王四年，楚怀王十三年，燕王哙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秦本纪》，《六国表》作“击蜀，灭之”）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张仪列传》，《新序·善谋篇》第八章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辕、缑氏之口（《张仪列传》，《新序·善谋》“?辕、缑氏”作“什谷”），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张仪列传》“长”作“伦”，《新序·善谋》误作“偷”；作“伦”于义为长）。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张仪列传》，《新序》“危”下皆有“矣”，语意较为完善），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韩”下原衍“周”字，从《张仪列传》及《新序》删）。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

“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秦策一》第七章，《张仪列传》、《新序·善谋》第八章同。惟“蜀主更号为侯”作“贬蜀王更号为侯”。“陈庄”《新序》误作“陈叔”）　　案：梁玉绳《史记志疑》云：“考《纪》、《表》及《华阳国志》皆云王死蜀灭，无贬号之事，当是因封公子通为蜀侯而误。”其说非是。秦攻杀蜀王后，仍以蜀为属国，即《秦策一》所谓“蜀既属”，《张仪列传》所谓“蜀既属秦”，改封蜀王子弟为侯，称为“蜀国”，封为“蜀侯”。按战国时代封君制度，封君之相常由国王派遣，因而使陈庄相蜀。《秦本纪》载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公子通当为原蜀王子弟，非秦之公子。《华阳国志》言“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通国即公子通，《华阳国志》误为秦惠王之子。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

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艺文类聚》九十四引《蜀王本纪》）张仪伐蜀，蜀王开战不胜，为仪所灭也。（《秦本纪·索隐》引《蜀王本纪》）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

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鱂以东向楚，楚地可得。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逢”当作“逄”），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因取苴与巴焉。（《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案：《张仪列传·集解》徐广引谯周曰：“益州‘天苴’读为包黎之包，音与‘巴相近’，以为今之巴郡。《索隐》亦云：‘苴音巴’。”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则谓：“按本书言封于汉中，号苴侯，则因汉中本褒国，用褒之音。褒、苞同音，此谯周之意，常氏所取也。周之褒国，原封域固当是沔水平原（当汉水上游大河原，今云汉中平原）。……若蜀王所建苴侯之国，按《华阳国志》此文，则包括沔水平原与西汉水上游，故封于汉中而居于葭萌。

其命名为苴，实用褒之旧名。周人作褒，蜀人作苴也。”今按：蜀王所别封之苴侯，居于葭萌，在今四川广元县南宝轮院附近。西周之褒，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相距甚远。任氏谓苴即褒，与地理位置不合。春秋早期有n国，传世有春秋早期铜器no鼎、簋、壶、盘等。“n”字作“p”，当即《说文》之“q”字。《说文》邑部云：“q，蜀地也，从邑謖声。”“苴”即“q”之音转。蜀王别封弟葭萌之所在邑，疑即n之旧地。

　　又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石牛道，谓自汉入蜀之西道。其路线自汉中入阳平关，循水道至葭萌，自葭萌溯清水河谷，逾马鸣阁（今马角坝）至江油（今彰明），历涪、雒，至成都。

与今宝成铁路线同。”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侯”字原脱，从廖寅校补）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华阳国志》卷一《巴志》，旧各本作“为一县”或“为二县”，《路史·大昊纪》罗注所引作“分为三十二县”。任乃强据《汉书·高帝纪》刘邦为汉王，王巴、蜀，与汉中三郡共四十一县，谓是秦置此三郡时共有四十一县，当以四十一县为正）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太史公自序》）　　案：《秦本纪》但言“司马错伐蜀，灭之”，扬雄《蜀王本纪》始言张仪伐蜀而灭之。《华阳国志》等书因而言张仪、司马错共伐灭蜀。是时张仪主伐韩，司马错主伐蜀，争论于秦惠王前，王听信错言而使错将伐蜀。《太史公自序》所言甚是。错因灭蜀而守之。秦惠王末年蜀相陈庄反，杀秦王所封蜀侯通国，王遣甘茂、张仪会司马错伐蜀诛陈庄。疑《蜀王本纪》将伐蜀、诛陈庄之役与伐灭蜀之事混为一谈，遂误以为张仪与司马错共伐灭蜀。

　　又案：“因而守之”，《集解》引苏林曰：“守，郡守也。”此说恐不确。秦灭蜀后，仍封蜀王后裔以为属国，并以陈庄为相，并未立即在蜀设郡。所谓“因而守之”，谓驻军而守。“守”亦为武职之称。《华阳国志》称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蜀侯同时，“以陈庄为相”，“以张若为蜀守”。司马错为蜀守，盖为时不久。

　　又案：《华阳国志》谓秦“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其实，三郡之建置非一时事。秦灭巴后，即设郡，灭蜀后，初设封国。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改设为郡，秦建汉中郡，在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即周赧王三年攻取楚汉中地以后。见《秦本纪》。　及秦惠王兼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蜼布八丈二尺，鸡羽二十?。（《后汉书·南蛮传》）　　案：秦自商鞅“初为赋”，按户征收人口税，此为宽待巴人之特殊征赋之法。

及七国称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张仪等救苴侯于巴，仪贪巴、苴之富，因执其王以归，而置巴郡焉，治江州。（《水经·江水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伐取赵中都西阳。（《秦本纪》）［赵武灵王］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阳。（《赵世家》）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取赵中都、西阳、安邑。（《六国表》）　　案：梁玉绳以为当依《赵世家》作西都、中阳，《汉书·地理志》两地属河西郡。若中都属太原，西阳属山阳，梁说是也。《秦本纪·正义》曾列举三者之异，盖《秦本纪》、《六国表》久已有误。

是时秦不能攻至中都、西阳。今本《史记·赵世家》有误作“中都、西阳”者。

【附编】

一九八七年湖北荆门市包山二号楚墓中出土竹简，书写年代为公元前三二二年至三一六年，记有二十多名楚国封君，如邸阳君、邺君、阴君、喜君、噩（鄂）君、à阳君、?陵君、鄱君、á君、阳君、荇君、?君、?陵君、?君、新聎（野）君、?君、坪（平）夜（舆）君、?君、抨陵君等。（《包山楚墓》附录《包山楚墓封君释地》）

周慎靓王六年（公元前三一五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魏襄王四年，韩宣惠王十八年，赵武灵王十一年，齐宣王五年，楚怀王十四年，燕王哙六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韩太子仓来质。伐取韩石章。伐败赵将泥。（《秦本纪》，《集解》徐广曰：“将一作庄。”）赵武灵王十一年秦败我将军英。（《六国表》）　　案：《韩世家》载宣惠王十九年“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事在次年，《秦本纪》载太子仓来质在此年，盖误上一年。

《秦本纪》谓是年伐败赵将泥，徐广曰“一作庄”，《六国表》又作将军英，疑“泥”与“英”皆“庄”字之误。是时赵庄正为赵将。《赵策四》第九章有“赵使赵庄合从欲伐齐”之事。《秦本纪》、《赵世家》、《六国表》又谓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虏赵将赵庄。

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燕世家》“怨”作“恐”），将军市被、太子平谋（《燕世家》“被”下有“与”字），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燕世家》误作“诸将谓齐盡王曰”）：“因而仆之（《燕世家》“仆”作“赴”，“仆”通“赴”），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燕世家》“正”作“明”），寡人之国小，不足先后（《燕世家》“不足”下有“以为”二字），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人。”太子因数党聚众（《燕世家》“数”作“要”），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此句下原衍“将军市被及”五字，今删）。

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已殉（《燕世家》“已”作“以”，“已”通“以”）。国构难数月（《燕世家》“国”作“因”），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燕世家》无“燕”字，“众”字属下读），百姓离意。孟轲谓齐宣王曰：

“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按此与《孟子》所载不合，盖传闻之误）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燕策一》第九章，《燕世家》大体相同，误改“储子谓齐宣王”为“诸将谓齐盡王”）

案：《战国策》、《史记》“太子因数党聚众”以下一节，文有误衍，将军市被与太子平共攻子之，市被无反攻太子平之理。金正炜以为文衍“将军市被”四字，“及百姓”三字又淆次于下，当作“太子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及百姓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已殉国”，“谓子之之徒反攻太子，死者数万，即从太子以攻子之之百姓也”。此说以“反攻太子平”为一句，缺主词，仍难通。钱穆《燕昭王乃公子职非太子平辨》以为衍“将军市被”四字，又“及”字乃上文误移而下者。当作“太子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因构难数月”。谓：“盖太子平及将军市被始终共事，并及于难。今《史》、《策》此节文均误，遂谓市被反攻太子平，而市被又反见杀，于事势情理均难通。”（《先秦诸子系年》第三六七至三六九页）今按金正炜谓“及百姓”三字移上，不确。“将军市被及”五字当为衍文，当读“百姓乃反攻”一句，“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一句。盖太子平与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之后，拥戴子之之百姓起而反攻得胜，杀死太子平与将军市被。《战国策》下文云：“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为燕昭王”，鲍本“公”作“太”，《燕世家》亦作“太”。盖“公子平”原为“公子职”之误。读者不知其误，反而以为上文有误，妄加“将军市被及”五字，读“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为句，又读“将军市被死以殉”为句，误以为将军市被反叛太子平而攻之，市被因而被杀。其实，太子平与将军市被皆为拥戴子之之百姓所攻杀，故《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云：“子之杀公子平”，“公子平”乃“太子平”之误。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爵禄，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

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

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孟子·公孙丑下》）

　　案：赵岐注：“沈同，齐大臣。”孟子应之曰：“可，彼然而可伐也。”沈同当为齐掌权之大臣，此以私人身份问孟子。《燕策一》称储子谓齐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宣王因而令匡章将而伐燕，盖储子时为齐相。

储子曰：“王使人?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于平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屋庐子喜曰：“连得间矣。”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曰：“非也。《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为其不成享也。”屋庐子悦。或问之。屋庐子曰：

“季子不得之邹，储子得之平陆。”（《孟子·告子下》）　　案：储子为齐相，仅见于齐宣王伐燕与破燕之时，疑孟子处于平陆，储子以币交，储子见孟子而云：“王使人r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皆在此时。

子之杀公子平。（《燕世家·索隐》引《纪年》）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六国表》，今本系于次年，《燕世家·集解》与《索隐》所引《年表》同）　　案：《燕世家·索隐》引《纪年》“子之杀公子平”，“公子平”当是“太子平”之误。《六国表》言“君哙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亦谓太子平已被杀死，可知今本《燕策一》、《燕世家》谓“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必有讹误。梁玉绳《史记志疑》云：

“《世家》以为太子平即昭王，余深疑之。《世家》称太子平，《年表》、《纪年》称公子平，冢庶不明，疑一。先是太子与子之争权，举兵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则不为国人所戴可知。贤如昭王，不应有此，疑二。齐并燕二年，燕人共立平。夫既攻之而又立之，于理颇乖，且何以迟至二年复立乎？二年之中，太子安在？

疑三。昭王语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齐之入燕，实藉太子为内应。今观昭王之言，殊不合事情。疑四。考《赵世家》武灵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诸处俱不书（《集解》、《索隐》引《纪年》同，今世所传《纪年》无之）。《集解》疑赵闻燕乱，遥立职为燕王，虽使乐池送之，竟不能就。斯乃虚揣之辞，未见确证，而《索隐》遽誉裴s得其旨，岂不惑哉？窃意职为王时，在哙死之后，昭王未立之先。职立二年卒，始立昭王，而昭王并非太子，太子已同君哙及相子之死于齐难矣。徐孚远亦云：太子平与昭王，当是二人，或昭王名平，太子不名平。徐说甚?。

《世家》误仍《国策》来耳。孙侍御疑昭王即公子职。”今按梁氏所疑甚是。太子平与将军市被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而杀太子平及市被。太子平已死，昭王当即公子职，无疑。

韩、齐为与国，张仪以秦、魏伐韩。齐王曰：“韩，吾与国也，秦伐之，吾将救之。”田臣思（臣当作?）曰：“王之谋过矣，不如听之。子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秦伐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赐我也。”王曰：“善。”乃许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交于齐，遂与秦战，楚、赵果遽起兵而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齐策二》第一章）　　案：吴师道谓《田世家》所记桓公五年齐起兵袭燕而取桑丘。

威王二十六年（当作四年）齐起兵击魏，败之桂陵；宣王二年（当作威王十六年）齐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以及是年齐破燕，事前皆谓出于田L思（即田忌）之献策。其实，桓公五年与是年田L思献策之说，皆出于传误。吴氏谓“是史亦误以宣公伐燕章附之桓公也”。其说甚是。钱穆论之曰：“盖桓、宣字相近，史公既以伐燕为盡王事，乃以意移此于桓公耳。当时史公所据本文当有宣王五年之说，而史公乃移以为桓公之五年也。考《秦本纪》惠文王后元十年伐韩石章，十一年败韩岸门，惠文王后元十年，当齐宣王五年，其十一年当宣王六年，是秦之伐韩在宣王五年，韩恃救以抗秦，至明年而大败，齐以此际袭燕，岁月情事皆恰符。……然则齐伐燕起宣王五年而取燕则在六年。”（《先秦诸子系年》第三六七页）齐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燕世家·集解》引《汲冢纪年》）惟十四年中山王è诈（作）鼎，于铭曰：於（呜）芼（呼）语不悖哉！

寡人闻之，é（与）其?（溺）于人施（也），宁?（溺）于渊。昔者郾（燕）君子ê（哙），轈?夫?（悟），ì（长）为人宗，（见）于天下之勿（物）矣，犹í（迷）惑于子之而?（亡）其邦，为天下?（眀），而皇（况）才于少君芼（乎）？昔者，D（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未甬（通）智，惟傅姆氏（是）从，天降休命于朕邦，又（有）厥忠臣，克顺克卑（俾），亡不率仁，敬顺天德，以左右寡人，使智（知）社稷之赁（任），臣宗之宜（义），夙夜不解（懈），以ò（诱）道（导）寡人。今余方壮，智（知）天若否，仑（论）其德，眚（省）其行，亡不顺道。考宅（度）惟型。

於（呜）芼（呼）欣哉！社稷其庶芼（乎）！厥业才（载）祗。寡人闻之，事少女（如）ì（长），事愚女（如）智，此易言而难行施（也）。非恁（信）与忠，其谁能之？其谁能之？惟D（吾）老是克行之。於（呜）芼（呼）攸哉！天其又（有）刑，于在厥邦。氏（是）以寡人ó（絫）赁（任）之邦，而去之游，亡辯惕之虑。昔者，D（吾）先祖?（桓）王、邵（昭）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今D（吾）老亲率参（三）军之众，以征不宜（义）之邦，奋桴（粃）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寡人庸其德，嘉其力，氏（是）以赐之厥命。虽又（有）死鱙及参（三）?（世）亡不若（赦），以明其德，庸其工（功）。D（吾）老奔走不?（听）命，寡人惧其忽然不可得，惮惮××，恐陨社稷之光，氏（是）以寡许之?（谋）虑ù（皆）从，克又（有）工（功），智施（也）。诒死鱙之又（有）若（赦），智（知）为人臣之宜（义）施（也）。於（呜）芼（呼），念之哉！后人其庸庸之。母（毋）忘尔邦。昔者吴人并ú（越），ú（越）人?（修）ü（教）备恁（信），五年覆吴，克并之至于今。

尔母（毋）大而Y（肆），母（毋）富而乔（骄），母（毋）众而嚣，T（邻）邦难亲。?（仇）人在彷（旁）。於（呜）芼（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母（毋）?（替）厥邦。（中山王è鼎铭文）惟十四年中山王è命相邦à（择）郾（燕）吉金，á（铸）为彝壶，节于a（?）?（齐），可法可尚，以乡（飨）上帝，以祀先王。穆穆济济，严敬不敢怠荒。因载所美，邵（昭）蔡皇工（功），诋郾（燕）之讹，以鉠嗣王。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又（有）纯德，遗训以?（施）及子孙，用惟朕所放（仿），慈孝?（宣）惠，举贤使能，天不?（à）其又（有）?，使得贤在（才）良佐，以辅相厥身。余智（知）其忠信施（也），而緁赁（任）之邦，氏（是）以游夕饮|，宁又（有）辯惕？渴（竭）志尽忠，以左右厥辟，不贰其心，受赁（任）佐邦，夙夜篚（匪）解（懈），进贤措能，亡又（有）?息，以明辟光。敌曹郾君子ê（哙），不辨大宜（义），不?（忌）者（诸）侯，而臣宗è立（位），以内绝邵（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勤（觐）于天子之é（庙），而退与者（诸）侯齿ì（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施（也），寡人非之。曰：为人臣而反臣其宗，不祥莫大焉。将与D（吾）君?立于世，齿ì（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施（也）。?（愿）从在大夫，以请（靖）郾疆。氏（是）以身蒙ê（皋）?，以诛不顺。郾（燕）ì（故）君子ê（哙）、新君子之，不用礼宜（义），不辨逆顺，ì（故）邦亡身死，曾亡í（一）夫之救，述（遂）定君臣之?（位），上下之体，休又（有）成工（功），?（e）辟封疆。天子不忘其又（有）勋，使其策赏中（仲）父，者（诸）侯ù（皆）贺。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即得民。ì（故）辞礼敬则贤人至，博爱深则贤人亲，作?中则庶民附。於（呜）芼（呼）！

允哉若言，明蔡之于壶而时观焉。祗祗翼，邵（昭）告后嗣，惟逆生祸，惟顺生福，载之简策，以戒嗣王。惟德附民，惟宜（义）可ò（长），子之子，孙之孙，其永保用亡疆。（中山王è方壶铭文）胤嗣ó?敢明扬告：昔者先王慈爱百（迫）每（媚），竹（笃）?亡疆，日夜不忘大去型（刑）罚，以忧厥民之佳（罹）不?（辜）。或（又）得贤佐司马衘（），而冢（重）?（任）之邦。逢郾（燕）亡（无）道烫（易）上，子之大臂（辟）不宜（义），÷（反）臣其宗。惟司马Y（）?（谔）战（ù）ú（怒），不能宁处，率师征郾（燕），大启邦宇，枋（方）数百里，惟邦之干。惟朕先王，茅??（田）猎于皮（彼）新土，其会女（如）林。

ü（驭）右和同，四y（牡）禤禤，以取鲜t，乡（飨）祀先王，德行盛皇，隐?先王。於（呜）芼（呼）！先王之德弗可复得，霖霖流涕，不敢宁处，敬命新坠（地），雨（馤）祠先王，世世母（毋）!。以追庸先王之工（功）"（烈），子子孙孙，母（毋）又（有）不敬，#（寅）祗丞（蒸）祀。（ó?壶铭文）十三年左$车、啬夫孙固、工%。冢（重）一石三百卅九刀之冢（重）（ó?壶圈足铭文）　　案：以上三器，一九七八年出土于河北平山县三汲之中山王墓中。tM当为中山王>之太子。据以上三器铭文，可知中山王>十四年，即齐宣王五年或六年，中山相邦司马统率三军参与攻杀子之之役，声称“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乃夸大之辞。盖乘齐破燕之时机夺取燕地也。铭中相邦，又称司马，盖以司马为氏，官为相邦，又称为“老”，其时必年老，又尊为“仲父”，并赐以杖，当为执政之老臣。《中山策》有“司马u三相中山”。《韩非子·内储说下》又谓：“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于赵。”《吕氏春秋·应言》又称“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曰：

‘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据此司马喜可能即是司马，“喜”“”音近通转。马承源主编《殷周青铜器铭文选》云：

“之与喜，自以为正文，喜为假借。端组幽部，喜是晓组之部，音未谐。按从喜声之字如v、?，字皆在透组，故、喜可为声纽之旁转，之部与幽部亦为韵之旁转，故喜读透声纽，可与为音近假借。”

［赵武灵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

（《赵世家》）　　案：《集解》于“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下，引徐广曰：

“《纪年》亦云尔”，于“使乐池送之”下，又云：“按《燕世家》，子之死后，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无赵送公子职为燕王之事，当是赵闻燕乱，遥立职为燕王，虽使乐池送之，竟不能就。”《索隐》又云：“《燕世家》无其事，盖其疏也。今此云使乐池送之，必是凭旧史为说。且《纪年》之书，其说又同，则裴s之解得其旨矣。”《集解》与《索隐》俱谓《纪年》与《赵世家》相同，并断言《赵世家》“必是凭旧史为说”，可知确实无疑。《集解》谓“当是赵闻燕乱，遥立职为燕王”，事在赵武灵王十一年，即燕王哙六年，是年太子平与将军市被攻子之不克，百姓反攻太子平与将军市被而杀之。武灵王遥立公子职为燕王而谋送入燕，盖欲维持燕王之正统，从而平定燕之内乱。及齐宣王乘燕内乱而攻燕，以讨伐子之为名而占有燕国，使武灵王送入公子职为燕王之计划受阻，因而图谋合纵伐齐以存燕。《六国表》于赵武灵王十二年有《集解》引徐广曰：“《纪年》云立燕公子职”，则又迟《赵世家》一年，盖武灵王召公子职立以为燕王在是年，使乐池护送公子职入燕在次年，必欲与合纵伐齐存燕之行动相配合也。《集解》误信今本《燕世家》燕昭王是太子平之说，遂谓“遥立职为燕王，虽使乐池送之，竟不能就”。其实，公子职即是燕昭王，即为乐池所护送入燕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谓“昭王乃公子职，《年表》及《赵世家》旧说与《纪年》本合”，“《燕策》立太子平句，本是立公子职之误”。其说是也。

秦、韩战于浊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四章“浊泽”作“蜀潢”，《韩世家》误作“韩宣惠王十六年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申差于浊泽”，其实“于浊泽”误脱“秦、韩战”三字，秦败韩于修鱼为韩宣惠王十六年事，而“秦、韩战于浊泽”乃十八年事，已辨明在周慎靓王四年案语中），韩氏急（帛书“氏”作“是”），公仲朋谓韩王曰（《韩世家》作“公仲”，帛书作“公中?”）：“与国不可恃（《韩世家》“不”作“非”，帛书“与”误作“冶”，“恃”作“持”），今秦之心欲伐楚（《韩世家》作“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帛书“如”作“若”，“仪”作“义”，“为”作“而”），赂之以一名都（帛书“都”作“县”，《韩世家》此下有“具甲”二字），与之伐楚（《韩世家》、帛书“之”下皆有“南”字），此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韩世家》“儆”作“警”，帛书作“乃警公中?”），将西讲于秦（帛书“将”下有“使”字，《韩世家》“讲”作“购”）。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而告之。陈轸曰：“秦之欲伐我久矣（帛书“我”作“王”，《韩世家》作“楚”），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帛书“又”作“或”，“都”作“县”），秦、韩并兵南乡（帛书“乡”下有“楚”字，《韩世家》“南乡”作“而伐楚”），此秦所以庙祠而求也（《韩世家》“庙”作“祷”）。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儆四境之内（帛书、《韩世家》“儆”作“警”，帛书“境”作“竟”），选师言救韩（《韩世家》“选”作“起”，帛书“选”作“兴”，无“言”字），令战车满道路（《韩世家》“令”作“命”，帛书“令”作“名”，“满”作“盈”，“道路”作“夏路”），发信臣，多其车（帛书脱“臣多”二字），重其币（帛书“币”作“敝”），使信王之救己也（帛书“使”作“史”），纵韩为不能听我（帛书无“纵”字，《韩世家》无“为”字），韩必德王也（帛书“必”作“之”），必不为雁行以来（帛书“雁行”作“逆”），是秦、韩不和，兵虽至，楚国不大病矣。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得楚救（《韩世家》作“韩之南交楚”），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帛书无“秦”字），是我困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大说（《韩世家》“大说”作“曰善”，帛书作“若”，通“诺”），乃儆四境之内，选师言救韩（帛书《韩世家》“选”作“兴”，《韩世家》下有“命战车满道路”一句），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帛书下有“使之韩”一句），谓韩王曰：“弊邑虽小（“弊邑”，帛书作“不”，《韩世家》作“不国”），已悉起之矣（《韩世家》“起”作“发”），愿大国遂肆意于秦（帛书无“遂”字，《韩世家》“意”作“志”），弊邑将以楚殉韩。”（帛书《韩世家》“弊邑”作“不”，帛书“殉”作“隼”，音同通用）韩王大说，乃止公仲（帛书、《韩世家》“公仲”下有“之行”二字，帛书无“乃”字）。公仲曰：“不可。夫以实告我者秦也（姚注：“告一作困”。

金正炜曰：“告字疑当作苦。”帛书正作“苦”。《韩世家》又作“伐”），以虚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虚名（《韩世家》“恃”上有“王”字），轻绝强秦之敌，必为天下笑矣（《韩世家》“笑矣”作“大笑”，帛书作“天下必笑王”）。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帛书无“约而”二字）。秦欲伐楚（《韩世家》作“已有伐形”，帛书作“已伐刑”，“刑”与“形”通），楚因以起师言救韩（帛书作“因兴师言救韩”，《韩世家》作“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以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帛书无以上三句），夫轻强秦之祸（帛书作“夫轻绝强秦”，《韩世家》作“夫轻欺强秦”），王必悔之矣。”韩王弗听，遂绝和于秦（《韩世家》无“和”字）。秦果大怒（帛书、《韩世家》“果”作“因”），兴师与韩氏战于岸门（帛书“兴”作“益”，《韩世家》作“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韩氏大败。（《韩策一》第十七章，《韩世家》作“楚救不至韩，十九年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于秦以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四章《韩世家》与此大体相同）　　案：浊泽，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四章作“蜀潢”，“潢”通“w”，《说文》云：“w，小津也。”《集解》引徐广曰：“长社有浊泽”，《续汉书·郡国志》颍川郡长社有蜀津，地在今河南长葛县西北，处韩之南边，故楚兴师言救韩，令战车“盈夏路”。夏路为楚由方城通向北方之大道。浊泽之战之结果，是秦大败韩于岸门。秦大败韩于岸门，在秦惠王更元十一年，即韩宣惠王十九年，浊泽之战当在上一年。《秦本纪》载惠王更元十年“伐取韩石章”，当是一时事。石章地望不详，或者即是“蜀潢”之音转通假。

《齐策一》第一章言张仪以秦、魏伐韩，遣使求救于齐，齐王许而遣之，“韩自以为得交于齐，遂与秦战，楚、赵果遽起兵救韩，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所指当为一时事。是时楚正大兴师言救韩，战车满夏路，齐即乘此时期燕之内乱，而攻破燕国。

　　又案：《韩非子·十过》篇所载秦攻拔宜阳之经过，与此有相同之记述，乃出于不同之传闻，又有不同之评论，盖出于纵横家与法家之观点相异。《十过》篇载：秦攻宜阳，韩氏急，公仲朋欲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以名都而南与伐楚。陈轸为楚谋，进言楚王以虚言救韩，韩使人之楚，楚王因发车骑陈之下路，谓韩使者曰：

“报韩君，言弊邑之兵将入境矣。”公仲劝韩君勿听楚之虚言而轻强秦之实祸，韩君弗听，公仲怒而归，十日不朝。宜阳益急，韩令使者趣卒于楚，冠盖相望而卒无至者，宜阳果拔，为诸侯笑。所谓“发车骑陈之下路”，下路当即夏路。纵横家重视计谋，故《韩策一》之结论曰：“过听于陈轸，失计于韩朋。”帛书之结论亦云：

“过听于陈轸，失计韩?，故曰：计听知顺逆，虽王可。”此即陈轸谓楚王曰：“计听知覆逆者，唯（虽）王可也。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故曰：计有一二者难悖

也，听无失本末者难惑。”（《秦策二》第二章）法家以为战争之胜负决定于本身力量，不能依靠外力，因而韩非之结论为“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国削之患也”。

魏襄王四年改阳曰河雍，向曰高平。（《赵世家·集解》徐广引《纪年》）

魏哀王（当作襄王）二十四年（当作四年）改阳曰河雍，改向曰高平。（《秦本纪·集解》徐广引《纪年》，“阳”原误作“晋阳”。王国维《辑校》云：“《纪年》终于今王二十年，不得有二十四年，二十字衍。”日本高山寺旧藏《天养钞本》正作“四年”，见《史记会注考证校补》）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及向，二月城阳、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水经·济水注》引《纪年》，《路史·国名纪甲》引《纪年》同）魏襄王四年郑侯使辰归晋阳、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

（《通鉴地理通释》卷九少曲注引《括地志》转引《纪年》。《范雎列传·正义》引《括地志》转引《纪年》云：“郑侯使辰归晋阳、向，更名高平。”《赵世家· 正义》引《括地志》转引《纪年》云：“魏哀王改向曰高平也。”）　　案：晋阳亦作阳晋，与封陵同为魏之西边黄河南端之重要渡口。向在河阳西北，河阳正当孟津对岸，乃黄河中游之重要渡口。是年韩侯使韩辰以晋阳与向两地归于魏国，魏即在河阳与向筑城防守。程恩泽、顾观光皆谓《纪年》是年“改阳曰河雍”。

阳即河阳，河阳又简称为阳，其说甚是。《秦本纪·集解》引《纪年》“阳”误作“宜阳”。有人认为下文之阳，即指上文之晋阳，亦出于误解。《秦本纪》载昭王十八年司马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盖是时河阳、孟津之间已架设浮桥，当司马错进攻河雍时，冲决河桥而取得，故云：“决桥得之。”此地魏、晋以后称为富平津，设有河阳关，晋泰始中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此后成为戍守要地，筑有河阳三城。河桥故址在河南孟津西南、孟津东北之黄河上，唐代通称河阳桥，北宋时尚存。魏襄王四年在此地兴建阳、向两城，此后又架设浮桥，盖即后来河阳桥之起源。《秦本纪》载昭王五十年“初作河桥”，《正义》云：“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此乃后来蒲津桥之起源。论者以此为黄河上建桥之始，其实河雍之桥更早此三十余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本纪》，《六国表》作“侵义渠得二十五城”）

秦伐义渠，取徒经二十五城。（《后汉书·西羌传》，记在“义渠败秦师于李伯”之明年）　　案：徒经即徒泾，西汉属河西郡，地望不详。《史记·匈奴列传》亦云：“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从此兼并义渠大片地区。秦于此时正大力开拓西北原属义渠之地。

今王（魏襄王）四年碧阳君之诸御产二龙。（《开元占经》一百十三引《纪年》）

［周］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周本纪》）　　案：《索隐》云：“皇甫谧云：‘名诞。赧非谥，谥法无赧，正以微弱，窃W逃债，赧然惭愧，故号曰赧耳。又按《尚书中候》以赧为然，郑玄云：然读曰赧。王劭按：古音人扇反，今音奴板反。《尔雅》曰：面惭曰赧。”今本《纪年》又作隐王，沈约注：“盖赧隐声相近。”疑“赧”亦即“延”之通假，“赧”古音人扇反，与延声相近。

皇甫谧云名诞，“诞”与“延”亦同音。史文常称周赧王为王赧，不仅《周本纪》如此，《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亦云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可知，赧为周王之名，非谥也。

　　又案：周显王二年西周威公死，公子根在东部争立，赵、魏助之，于是西周小国分裂为西周与东周两小国。东周惠公居于洛阳以奉王室，周显王于是与东周君同居于洛阳。从此周王虽名为天子，实依附于东周之君。及周赧王又从洛阳徙至王城，依附于西周之君，即《周本纪》所谓王赧迁都西周。据《帝王世纪》（《孟子·告子下·正义》所引），秦武王至洛阳举鼎绝膑而死，事在周赧王八年。《东周策》第三章称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

或谓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周本纪》系于周赧王八年之后，可知周赧王徙居王城，当在八年以后。

【附编】

司马喜难墨者师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

“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吕氏春秋·应言》）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其在卫者，相中山。（《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广曰“名喜也”）昔者司马喜髌脚于宋，卒相中山。（《邹阳列传》载《狱中上书》）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

（《韩非子·内储说下》）

司马4使赵，为己求相中山。公孙弘阴知之。中山君出，司马4御，公孙弘参乘。弘曰：“为人臣，招大国之威，以为己求相，于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马4顿首于轼，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顷之，赵使来为司马4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孙弘，公孙弘走出。（《中山策》第四章）　司马4三相中山，阴简难之。田简谓司马4曰：“赵使者来，属耳，独不可语阴简之美乎？赵必请之，君与之，即公无内难矣。君弗与赵，公因劝君立之以为正妻，阴简之德公无所穷矣。”果令赵请，君弗与。司马4曰：“君弗与赵，赵王必大怒，大怒则君必危矣。然则立以为妻，固无请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简自谓取使，可以为司马4，可以为阴简，可以令赵勿请也。（《中山策》第五章）阴姬与江姬争为后，司马4谓阴姬公曰：“事成则有土子民，不成则恐无身，欲成之何不见臣乎？”阴姬公稽首曰：“诚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马4即奏书中山王曰：“臣闻弱赵强中山。”中山王悦而见之，曰：“愿闻弱赵强中山之说。”司马4曰：“臣愿之赵，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君臣贤不肖，商敌为资，未可豫陈也。”中山王遣之，见赵王曰：“臣闻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今者臣来，至境，入都邑，观人民谣俗，容貌颜色，殊无佳丽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无所不通，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也，不知者特以为神力，言不能及也（王引之云：“力当是也字之误，言不能及也乃高注误入正文者耳”）。其容貌颜色，固已绝人矣，若乃其眉目、准&、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也。”赵王意移，大悦曰：“吾愿请之，何如？”司马4曰：“臣窃见其佳丽，口不能无道尔，即欲请之，是非臣所敢议，愿王无泄也。”司马4辞去，归报中山王曰：“赵王非贤王也，不好道德而好声色，不好仁义而好勇力，臣闻其乃欲请所谓阴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悦。司马4曰：“赵强国也，其请之必矣，王如不与，即社稷危矣；与之即为诸侯笑。”中山王曰：“为将奈何？”司马4曰：“王立为后，以绝赵王之意。世无请后者，虽欲得请之，邻国不与也。”中山王遂立以为后，赵王亦无请言也。（《中山策》第六章）季辛与爰骞相怨，司马喜新与季辛恶，因微令人杀爰骞。中山之君以为季辛也，因诛之。（《韩非子·内储说下》）　　案：阴简当即阴姬之误。《中山策》阴简因司马u立为妻事，与阴姬因司马u计立为后事，当为一事之两传。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魏襄王五年，韩宣惠王十九年，赵武灵王十二年，齐宣王六年，楚怀王十五年，燕王哙七年。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赵使赵庄合从欲伐齐，齐请效地。赵因贱赵庄。齐明谓赵王曰：

“齐畏从人之合也，故效地。今闻赵庄贱，张鉞贵，齐必不效地矣。”赵王曰：“善。”乃召赵庄而贵之。（《赵策四》第九章）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孟子·梁惠王下》）楚许魏六城，与之伐齐而存燕。张仪欲败之，谓魏王曰：“齐畏三国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赵必听之，而不与魏六城，是王失谋于楚、赵，而树怨于齐、秦也。齐遂伐赵，取乘丘，收侵地，虚、顿丘危，楚破南阳、九夷，内沛、许、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观也，而道涂宋、卫为制，事败为赵驱，事成功县宋卫。”魏王弗听也，张仪告公仲，令以饥故，赏韩王以近河外。魏王惧，问张子，张子曰：“秦欲救齐，韩欲攻南阳，秦、韩合而欲攻南阳，无异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韩之卜也决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韩，广魏，救赵，尺楚人，遽于萆下（鲍本“尺”作“斥”，“萆”作“革”），伐齐之事遂败。（《魏策一》第二十二章）齐破燕，赵欲存之。乐毅谓赵王曰：“今无约而攻齐，齐必仇赵，不如请以河东易燕地于齐。赵有河北，齐有河东，燕、赵必不争矣。

是二国亲也。以河东之地强齐，以燕以赵辅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齐，是因天下以破齐也。”王曰：“善。”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赵策三》第三章）　　案：据《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答齐宣王之言，可知齐攻取燕之后，暴虐其民，掠夺其财富，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因而激起人民之反抗。诸侯谋合纵伐齐而存燕。据《魏策一》第二十二章，楚许魏六城与之伐齐而存燕，为张仪所败。据《赵策四》第九章，赵使赵将赵庄谋划合纵伐齐，“齐请效地，赵因贱赵庄”，未能成功。据《赵策三》第三章，乐毅以为不能“无约而攻齐”，必须争取与国，订立合纵之约而攻齐。主张以赵之河东易燕地于齐，从而激起楚、魏等国对齐之憎恨，“必皆事王以伐齐”。武灵王“乃以河东易齐，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赵，请伐齐而存燕”。淖滑为楚怀王之外交大臣，惠施为魏襄王之外交大臣，入赵请伐齐而存燕，必然按乐毅之计谋，在赵订立三国“伐齐而存燕”之合约。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孟子·公孙丑下》）齐人攻燕，杀子之，破故国，燕不割而燕国复归。（《魏策三》第三章须贾谓穰侯，《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穰侯列传》同）［魏襄王五年，赵武灵王］立燕公子职［为燕王］。（《六国表》赵武灵王十二年《集解》引徐广曰：“《纪年》云立燕公子职。”据此推定古本《纪年》此事记在今王五年，即魏襄王五年，是年赵立燕公子职为燕王）　　案：《赵世家》载“武灵王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集解》徐广曰：“《纪年》亦云尔。”乐池原为中山之相，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一度入秦为相，见于《秦本纪》。此时又为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入燕，而立以为燕王，即燕昭王。盖即推行乐毅联合楚、魏“伐齐而存燕”之策略（《赵策三》第三章）。

当时齐宣王既畏诸侯合纵“伐齐而存燕”，又因燕国人民群起反抗，即《孟子》所谓“燕人畔”。宣王曰：“吾甚惭于孟子。”因而不得不从燕退兵，即须贾所称“燕不割而燕国复归”。于是乐池送立燕昭王得以不战而成功。近年燕下都与山东益都、临朐等地出土有郾王职款之兵器。“职”或作“x”，足以证明乐池送立之公子职，确是立为燕昭王。山东益都等地出土之郾王职款兵器，当是燕昭王破齐时所遗留。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秦本纪》）

魏哀王（当作魏襄王）五年秦拔我曲沃，归其人。走犀首岸门。

（《六国表》，《魏世家》作“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韩宣惠王］十九年［秦］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于秦以和。（《韩世家》）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路史·国名纪戊》注引《纪年》）　　案：秦惠文王八九年间尝攻取焦与曲沃，十一年因张仪推行连横策略，又欲于下年召开秦惠称王，并与韩、魏相王之会，归焦、曲沃于魏。及是年再度使樗里疾攻取之。焦与曲沃相邻，《秦本纪》言是年攻魏焦而降之。《魏世家》言是年秦拔我曲沃，而《纪年》又谓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较《秦本纪》迟一年，盖一时事。

　　又案：《韩策一》、《韩世家》及《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章，谓浊泽（或作蜀潢）之战，韩王听信楚虚言兴师救韩，绝和于秦。秦因而大怒兴师，大败韩军于岸门。浊泽在今河南长葛西北，岸门在今长葛南、许昌市北，两地相邻。是时犀首正为韩相，即《魏策二》第二章载犀首“东见田婴与之约结，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于韩”。是年将韩兵抗秦于岸门，为秦大败而走。《秦本纪》谓“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魏世家》亦云：“走犀首岸门。”此为三晋又一次大败于秦。亦是犀首合从抗秦策略之又一次大失败。

［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秦本纪》）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六国表》，《索隐》云：“繇音由，秦之公子。”）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庄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案：《秦本纪》公子通，《六国表》作公子繇通，而《华阳国志》又作通国，《秦本纪》载此后三年“蜀相庄杀蜀侯来降”。《史记会注考证》云：按《张仪列传》及《秦策》云，司马错定蜀，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据此则是《纪》所云“蜀相庄即陈庄，其所杀蜀侯，非蜀王则蜀王子，非秦所封公子通也”。此说非是。《华阳国志》云：“（周郝王）六年陈庄反，杀蜀侯通国。”陈庄所杀者确是秦所封公子通，亦即通国。其实，公子通本是蜀王子弟而非秦之公子。《秦策》与《张仪列传》所谓“蜀主更号为侯”，或谓“贬蜀王更号为侯”，即在杀死原有蜀王之后，更封原蜀王子弟为蜀侯耳。

据此，秦伐取蜀在前二年，封原蜀王子弟为蜀侯在是年，殆先使陈庄为蜀相治理，至是年始选定原蜀王子弟公子通为蜀侯。盖“戎伯尚强”，对少数族采用羁縻政策，仍以蜀为属国，改封蜀王子弟为侯，并设守、相以监护之。同时对于巴族，亦仍保留“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后汉书·巴郡南蛮传》）。此后蜀仍连续发生蜀侯反叛之事，秦先后杀死三蜀侯，方巩固其统治。

【附编】

齐宣王为大室（“大”原作“太”，从《新序·刺奢篇》第五章改正），大益百亩（《新序》“益”作“盖”），堂上三百户。以齐之大（《新序》“齐”下有“国”字），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者（“者”原作“王”，从《新序》改正）。春居问于宣王曰（《新序》“春居”作“香居”）：“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轻（《新序》“轻”作“淫乐”），敢问荆国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贤臣”疑是“朝臣”之误，《新序》无此句），敢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大”原作“太”，据《新序》改正），其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新序》无以上三句以及下文“具之”二字），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谏（《新序》“谏”下有“者”字），敢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

“为无臣。”春居曰（《新序》“春”作“香”）：“臣请辟矣。”（《新序》“辟”作“避”，“辟”“避”通）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新序》以上二句作“香子留”）何谏寡人之晚也，寡人请今止之。”（《新序》无此句）遽召掌书曰（《新序》“掌书”作“尚书”，“尚”与“掌”通）：“书之，寡人不肖，而好为大室（《新序》无“好”字），春子止寡人。”（《吕氏春秋·骄恣》，《新序·刺奢》第五章同，“春子”作“香子”）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孟子·梁惠王下》）　　案：顾颉刚《明堂》（《史林杂识》第二十六）谓《吕氏春秋》所谓“齐宣王为大室”，即宣王问孟子是否应毁之明堂，盖“明堂之名，一曰大室”。其说可信。所谓明堂或称辟雍，起源于氏族聚落公共活动之大屋，建筑为厅堂式样，四周无壁而多设门户，外户不闭。齐宣王所建“大室”，大逾百亩，“堂上三百户”，正是明堂格局。明堂兼具礼堂、会议厅、学校与俱乐部之性质，贵族用以集会、行礼、作乐、习射、聚餐。因而孟子以为王者之堂，在此可以推行“王政”。参看拙作《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一文，收入拙著《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十月版）。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孟子·公孙丑下》）　　案：平陆在今山东汶上县北，为齐之五都之一。齐未设郡，而有五都之制。除中央有国都临淄以外，四边设有四都。平陆为其西南之都。高唐在今山东高唐与禹城之间，为其西北之都。

即墨在今山东平度东南，为其东方之都。莒在今山东莒县，为其南边之都。五都设有常备兵防守，称为“技击”或称为“持戟之士”，合称为“五都之兵”或“五家之兵”，为齐国军队之主力。齐宣王伐燕，“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伐燕”。所谓“五都之兵”即五都之常备兵，所谓“北地之众”，即在北地所征发之壮丁。五都设有大夫统率军队防守，并统治人民。孔距心即此时平陆之大夫。《孙膑兵法·擒庞涓》记述桂陵之战，齐城高唐二都大夫当路大败。齐城即是临淄。孟子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即谓是时齐设有五都，五都均置有大夫，为行政与军事长官。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公孙丑下》）　　案：孟子去齐，当在齐宣王破齐、“燕人畔”之后。前人所作关于孟子行事之考证，多主此说。是时孟子声望甚高，自负亦极高，自称“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及为齐卿，官位甚高，俸禄甚厚，但不能有所作为。至“燕人畔”以后，孟子致为臣而归，王欲挽留，“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为孟子所拒绝。谓“如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孟子去齐，宿于昼（在临淄西北三十里），三宿而后出昼。自称“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见于《孟子·公孙丑下》。

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　　案：张宗泰《孟子战国年表说》云：“当孟子时，齐、秦所共争者惟魏，若楚虽近秦，时方强盛，秦尚未敢与争。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与五国共击秦不胜之事。而独与秦战，则在怀王十七年。孟子是年因燕人畔去齐，疑孟子或有事于宋，而自宋之薛，因与宋y遇于石丘。”此说近是。综观当时形势，“秦、楚构兵”起于楚怀王十五年末或十六年初，即在十六年“齐助楚攻秦，取曲沃”之前，“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之时。是时孟子去齐，有事至宋，因而与宋y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