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周显王至周赧王时期

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三四三年）　秦孝公十九年，魏惠王二十七年，韩昭侯二十年，赵肃侯七年，齐威王十四年，楚宣王二十七年，燕文公十九年。

［赵肃侯］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赵世家》）［魏惠王］二十八年（当作二十七年）中山君相魏。（《魏世家》，《六国表》系于次年）　　案：《周季编略》云：“按魏灭中山守之，封其后以数邑，服于魏。至安王末年与赵战，则中山必渐强矣。至是为魏相，如靖郭君相齐之例，其国必强矣，然犹臣于魏也。”其说非是。《史记索隐》云：“按魏文侯灭中山，其弟守之，后寻复国，至是始令相魏。”据《说苑·秦使》篇，魏文侯灭中山，使太子击守之，三年后，文侯乃封少子挚于中山，而复太子击。击即魏武侯。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卷五“中山称王与赵灭中山”条，谓“此魏之宗亲自有中山君，故入为相。斯时中山桓公已复国，而魏之中山君挚，遂还相魏”。

又案：挚为魏惠王之叔父，未必此时尚健在，即使健在，必已高龄，未必能出任相职。此时之中山君当为挚之子，其名失传。

秦孝公十九年城武城。从东方牡丘来归。天子致伯。（《六国表》）［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秦本纪》，《周本纪》亦云是年“周致伯于秦孝公”。《田世家》系“周致伯于秦孝公”于次年）　　案：《索隐》云：“伯音霸，又如字。秦孝公十九年天子始封爵为霸，即太史儋云‘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之年，故天子致伯。”又案：“从东方牡丘来归”，字有脱误。马非百《秦集史》谓“疑是宋太丘社来归之误，下文惠文王二年有宋太丘社亡之文，当是来而复去，至惠文王时乃灭亡年”。其说无据。宋太丘社亡，乃谓宋之太丘社沦亡。太丘社为宋国祭社神之所，不能来归秦。

［梁惠成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鳷败梁马陵。（《孙子吴起列传·索隐》王劭引《纪年》，《田世家·索隐》引《纪年》作“［齐］威王十四年田鳷伐梁，战马陵”）　　案：《纪年》魏史，用夏正，马陵之役起于夏正之二十七年十二月，于周正已为明年二月。故《史记》记在明年，梁惠成王二十七年正当齐威王十四年，因而《田世家·索隐》引《纪年》又作齐威王十四年。是役起于梁惠成王二十七年之夏正十二月，而大战则在次年，故《魏世家·索隐》又引《纪年》作梁惠成王二十八年。

［卫成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卫世家》）　　案：卫成侯元，《六国表》误后十年，已说明在周安王十九年案语中。

［粤子］无颛八年薨，是为?卯。（《越世家·索隐》引《纪年》，“八”上疑脱“十”字，考辨见周显王三十六年案语）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三四二年）　秦孝公二十年，魏惠王二十八年，韩昭侯二十一年，赵肃侯八年，齐威王十五年，楚宣王二十八年，燕文公二十年。

［秦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秦本纪》，《六国表》同）［秦］孝公立，威服戎羌，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

（《后汉书·西羌传》）

　　案：马非百《秦集史·国君纪事十四》系此事于秦孝公二十年，大体可信。《秦本纪》误系“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朝天子”于此年，当在前年。此年秦因周显王致伯，诸侯毕贺。是年戎狄九十二国亦来朝，秦因按逢泽之会之例，率以朝见天子。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水经·渠水注》引《纪年》）

　　案：穰疵，《永乐大典》本作“穰紃”，朱谋´本作“穰苴”，戴震校本改作“穰疵”。今本《竹书纪年》作“穰?”。当以戴校为是。

?、疵古通用，穰疵或作襄疵，为魏惠王之臣属，曾为邺令。见《韩非子·内储说下》。又见于《吕氏春秋·无义》。毕沅《吕氏春秋》校本，即引此条《竹书纪年》作为例证。梁即南梁，在今河南临汝西，赫即霍，在南梁西南。马陵之役，由于魏攻韩南梁，即所谓“南梁之难”，韩求救于齐。马陵之战既开始于梁惠成王二十七年夏正十二月，则魏攻韩尚在其前，《纪年》载于梁惠成王二十八年，只就战事结果“郑师败逋”而言。

南梁之难，韩氏请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便？”张硏对曰（张硏，《田世家·索隐》引作“张田”）：“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臣当作?）曰：“不可。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韩而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夫魏有破韩之志，韩见且亡，必东訫于齐。我因阴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专有齐国（鲍本无“专”字。《田世家》作“韩因恃齐”。王念孙云：“专当为恃字之误也。高诱注曰：‘自恃有齐之助，故五与魏战而五不胜。’则策文本作‘恃’明甚。《田完世家》作‘韩因恃齐，五战不胜’，即本策文也。”金正炜云：“《广雅·释言》：专，擅也。此文专字固不误，若改为恃，上即不当有以字”）。五战五不胜，东訫于齐，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齐策一》第七章）［齐宣王］二年（当作“齐威王十六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訫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集解》徐广曰：“婴一作鳷”）。孙子为师（“师”原误“帅”，今改正），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田世家》）　　案：徐广曰：“婴一作鳷”，当以作鳷为是。《孙子列传·索隐》引《纪年》云：“齐田鳷败梁马陵。”《魏世家·索隐》亦云：“梁惠成王二十八年与齐田鳷战于马陵。”《魏策二》第十章记魏惠王将太子申攻齐，客谓公子理之傅曰：“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鳷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齐策一》第一章记楚败齐于徐州，张丑谓楚王曰：“王战胜于徐州也，鳷子不用也。鳷子者有功于国，而百姓为之用。”《楚世家》同。《说苑·尊贤》篇第三十三章记田忌去齐奔楚，对答楚王问论齐将之才能，以鳷子为最强，并云：“鳷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　　又案：以上两则，大体相同，但谈论之人物颇不同。《齐策》田侯，《田世家》作宣王。《齐策》张硏之对答，《田世家》作为田忌之对答。《齐策》田L思之计谋，《田世家》以为孙子即孙膑之计谋，《田世家》又多出邹忌子曰“不如勿救”一句。《史记·索隐》以《齐策》为是，其言曰：“此云邹忌者，王劭云：‘此时邹忌已死四年’，又齐威时未称王，故《战国策》谓之田侯。今此以田侯为宣王，又横称邹忌，皆谬矣。”今按：自当以《齐策》之记载为原始。

马陵之战固当在齐威王时，《史记》误以为宣王时。《齐策》之田臣思，“臣”乃“L”字之误。钱大昕《史记考异》云：“臣当作L，音怡，与期音相近。”黄丕烈云：“L、期、忌同字。”甚是。田L思即是田忌。《史记》欲推崇孙膑，以为计谋出于孙膑，因而将张硏之对答改为田忌之对答，将田L思即田忌之计谋，作为孙子之计谋。

［魏惠王］三十年（当作二十九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

（《魏世家》）

　　案：《魏世家》所述马陵之役起因不确，乃与桂陵之役混为一谈。《田世家》又谓“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所述南梁之难之起因亦不确。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与齐田鳷战于马陵。（《魏世家· 索隐》引《纪年》）　

魏惠王起境内众，将太子申而攻齐，客谓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则树德，不成则为王矣。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鳷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公子争之于王，王听公子，公子必封，不听公子，太子必败。败，公子必立，立必为王也。”（《魏策二》第十章）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客曰：“固愿效之。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战攻而欲满其意者众（《魏世家》“利”作“劝”，“满其意”作“啜汁”），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上车请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不如遂行。”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宋策》第七章，《魏世家》大体相同）　　案：马陵之役，《史记》系于周显王二十八年、魏惠王三十年（当作二十九年），而《纪年》系于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与二十八年。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以《史记》为误。钱穆以为《史记》误以梁惠王二十八年为周显王二十八年，其言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王劭按《纪年》……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鳷败梁马陵……”又《田敬仲完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威王十四年田鳷伐梁马陵。”考《纪年》惠成王十三年齐桓公卒，威王立，威王之十四年，正当惠成王二十七年，而《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鳷战马陵，则又何也？窃疑齐伐魏，在惠成王二十七年之冬，而魏败则在二十八年。《田敬仲完世家·索隐》及王劭引《纪年》自计齐人伐梁之年。《魏世家·索隐》则举魏败之岁也。今《史记》误在惠王三十年者，盖是年为周显王之二十八年，史公误以梁惠王为周显王耳。”（《先秦诸子系年》第二五六至二五九页）此说尚可商酌。魏攻韩之“南梁之难”，与齐攻魏救韩之马陵之役，盖同起于魏惠王二十七年之仲冬、季冬，此于周正已是二十八年。而相持当有数月之久。南梁之难，韩以全力抵敌，即《齐策》所谓“五战而五不胜”者，当相持数月而韩乃败退。马陵之役，齐救韩攻魏，以田忌、田鳷为将，魏则以太子申、庞涓为将而反击，决战于马陵，而魏惨败。《纪年》既称梁惠成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鳷败梁于马陵，又称二十八年与齐田鳷战于马陵，盖始于二十七年十二月而决战于次年。如《纪年》所载，似若田鳷为齐主帅而战胜于马陵，其实不然。《史记》谓马陵决战，由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师而擒杀魏太子申与庞涓，确为事实。

此可以新出土之《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得到明证。盖田忌、孙膑实为此役齐指挥全军作战之统帅与军师，而田鳷则为前线率军作战之主将，《纪年》为魏史，但记齐前敌主将之姓名耳。《魏世家·索隐》引《纪年》，又谓“梁惠成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鳷伐我东鄙”。《水经·泗水注》引《纪年》又作“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b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田b即田鳷。可知直到魏惠王二十九年，即周显王二十八年五月，战争尚在继续中。《史记》以为此一大战，至周显王二十八年方结束，固未尝误也。

齐宣王二年（当作齐威王十六年）败魏马陵，田忌、田婴、田鳷将，孙子为师。（《六国表》）

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孟尝君列传》）　　案：《田世家》言马陵之役，田忌、田婴为将，徐广曰：“婴一作鳷”，当以田鳷为是。辨已见前。但《六国表》以田忌、田婴、田鳷并列为将，《孟尝君列传》又谓“田忌与孙膑、田婴俱伐魏”。盖田婴亦尝参与是役，但非主将，故《纪年》与《战国策》记是役皆不及之。

　　又案：《孟尝君列传》云：“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索隐》云：“王劭又按《战国策》云：‘齐貌辨谓宣王曰：王方为太子时，辨谓靖郭君不若废太子更立郊师，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婴非宣王弟明也。”余疑《史记》误前威王宣王年世，田婴乃桓公少子、威王庶弟，故得有废立太子之权势也。

【附编】

邺令襄疵阴善赵王左右，赵王谋袭邺，襄疵常辄闻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备之，赵乃辄还。（《韩非子·内储说下》）　　案：《纪年》谓此年穰疵帅师攻韩，此后四年，《吕氏春秋·无义》篇谓公孙鞅以罪归魏，穰?不受。穰?盖即襄疵，盖初为邺令，后为将军也。疑襄疵为邺令在此年稍前。

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三四一年）

　秦孝公二十一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韩昭侯二十二年，赵肃侯九年，齐威王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九年，燕文公二十一年。

［魏惠王］三十年（当作二十九年）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军遂大破。（《魏世家》，《六国表》亦作“齐虏我太子申，杀将军庞涓”）［齐宣王］二年（当作齐威王十六年）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

（《田世家》）［秦孝公］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秦本纪》）［齐］宣王二年（当作齐威王十六年）田忌与孙膑、田婴俱伐魏，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孟尝君列传》）［秦孝公二十一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

（《商君列传》）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策二》第十一章）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齐策一》第九章）［梁惠成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鳷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魏世家·索隐》引《纪年》，《商君列传·索隐》引《纪年》亦云：“魏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

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及宋人伐东鄙，围平阳。（《水经·泗水注》引《纪年》，按“?”与“鳷”同。）齐使田忌将而往，且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

“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孙子吴起列传》）　　案：《资治通鉴》胡注于《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下，云：“此《孙武子兵法》也。”今按《孙子兵法·军争》篇云：“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又案：《孙子吴起列传》所载马陵之战已小说化。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孙膑减灶”条云：“孙膑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兴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者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而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今按孙膑于桂陵之战，以“示形”之法，示以假象，诱使敌将骄傲轻敌，弃其辎重，以急行军兼程赶回大梁，乘机突然邀击而生擒敌将。孙膑于此马陵之战，又以“示形”之法，伪装退却溃散，诱使敌将率轻锐兼程追逐，于狭道设障碍，突然截击，因而大胜，生擒敌将。但《孙子吴起列传》所描写已小说化。

当以《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所述为是。

田忌问孙子曰：“吾卒……不禁，为之奈何？”孙子曰：“明将之问也。此者人之所过而不急也。此□之所以疾……志也。”田忌曰：“可得闻乎？”曰：“可。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当脱“涓”字）而擒太子申也。”田忌曰：“善。事已往而形不见。”孙子曰：“蒺藜者，所以当沟池也。车者，所以当垒［也］。□□［者］，所以当堞也。发者，所以当埤?也。长兵次之，所以救其隋也。?次之者，所以为长兵□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徼其哀也。弩次之者，所以当投机也。中央无人，故盈之以……卒已定，乃具其法。制曰：以弩次蒺藜，然后以其法射之。垒上弩戟分。法曰：见使W来言而动……去守五里置候，令相见也。高则方之，下则圆之。夜则举鼓，昼则举旗。”（《孙膑兵法·陈忌问垒》）　　案：孙膑谓诱使“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从而“所以取庞涓而擒太子申”，当指马陵之战。此与《孙子吴起列传》所谓“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相合。此与桂陵之战，乘庞涓放弃辎重，兼程赶回大梁途中，加以邀击而“擒庞涓”不同。桂陵之战，太子申未参与，而马陵之战，则“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史记》中所有述及马陵之战篇章，皆谓杀庞涓而虏太子申。《魏策二》云：“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惠施因而劝魏王“变服折节而朝齐”，魏王于是因田婴而“与之并朝齐侯再三”。《齐策一》亦云：“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桂陵之战，魏虽大败，而兵力尚未大损。马陵之战，不仅太子申、庞涓被擒杀，又覆其“十万之军”。魏因而屈节求和，到徐州朝见齐侯而推尊为王，因而有所谓“会徐州相王”。孟子曰：“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孟子·尽心下》）所谓“大败”，即指桂陵之战；所谓“将复之”，即将欲再战，即指马陵之战；所谓“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即以太子申为上将军。然则何以庞涓在桂陵之战被擒，而至马陵之战又被擒杀？或者庞涓在桂陵之战被擒后，因齐与魏讲和而释放，至马陵之战再度为将，又被擒杀耳。犹如春秋时秦将孟明视为晋军所俘，旋被释放，再度为将。

秦孝公二十一年马生人。（《六国表》，《汉书·五行志》、《洪范五行传》引《史记》）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三四年）　秦孝公二十二年，魏惠王三十年，韩昭侯二十三年，赵肃侯十年，齐威王十七年，楚宣王三十年，燕文公二十二年。

齐宣王三年（当作齐威王十七年）与赵会博望，伐魏。（《田世家·集解》徐广引《六国表》，今本《六国表》脱“博望”二字）［魏惠王］三十一年（当作三十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而袭夺其军，破之。……以公子赫为太子。（《魏世家》，《六国表》“公子赫为太子”系于次年，《赵世家》云：“［肃侯］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赵伐魏。”亦误后一年）　　案：秦、赵、齐共伐魏，《纪年》在上年，而《史记》在此年，殆此事始于上年而终于此年乎？

公孙鞅之于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责，非攻无以，于是为秦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将而当之。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使人谓公子?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

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亦请言之主而皆罢军。”于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诺。”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吕氏春秋·无义》）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书曰：“吾始与公子,，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商君列传》）　　案：以上两则，内容相同，当以《吕氏春秋》所述为原始。《魏世家》商君诈取公子?以后，插叙：“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误以魏迁大梁在鞅诈取魏公子?之后。此卫鞅说孝公语，疑亦出后人增饰。魏惠王沿袭春秋时代贵族亲自指挥作战之遗风，本人既“数被于军旅”，又常使太子、公子为将，殊不知此时战争方式已发生重大之变革，指挥作战必须讲究战略与战术，精通兵法而有作战经验。当马陵战前，太子申将兵攻齐时，客有谓公子理之傅曰：“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鳷宿将也，而孙子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魏策二》第十章）。果如其言。是时魏太子申为齐所虏，公子?又为秦所虏。此后即不见魏太子与公子为主将者，即以为教训。

秦孝公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商鞅。（《六国表》）［秦孝公］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秦本纪》）［楚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楚世家》）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於商，号曰商君。（《秦策一》第一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君列传》）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路史·国名纪己》引《纪年》同。《后汉书·光武纪》注误引作“卫鞅封于?”。《商君列传·索隐》云：“《纪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

　　案：《纪年》谓秦封商鞅在魏惠王三十年，而《史记》谓在秦孝公二十二年，即楚宣王三十年，当《六国表》魏惠王三十一年，盖《史记》魏惠王纪元误上一年。《商君列传·索隐》与《正义》皆以为卫鞅所封之於商为两邑，商在商州商洛县，於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其说不确。於在今河南西峡县东，距商洛县二百五十里以上，卫鞅不能有如此大之封地。且此时西峡县东之於，尚是楚境。《纪年》谓秦封卫鞅于邬，改名曰商。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云：“於读为乌，当即邬也。旧址名邬，今改名曰商，故谓之於商。”其说甚确。《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商县，云：“秦相卫鞅邑也。”即今商县东南八十五里之商洛镇。所谓十五邑，仅十五个小乡邑而已。《水经·浊漳水注》以为即衡水所经之邬县，距秦极远，失之远矣。

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济阳。（《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案：《周季编略》云：“备齐也。”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孙子曰：“将军无解兵而入齐，使彼罢弊，老弱守于主（“弊”下原衍“于”字，从吴师道删。“老”原作“先”，从姚注所引曾本改正）。主者，循轶之途也。?击摩车而相过，使彼罢弊，老弱守于主，必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然后背泰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

不然，则将军不得入齐矣。”田忌不听，果不入齐。（《齐策一》第九章）成侯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说。公孙谓邹忌曰（《田世家·索隐》引作“公孙闳”）：“公何不为王谋伐魏？胜则是君之谋也，君可以有功。战不胜，田忌不进，战而不死，曲挠而诛。”邹忌以为然，乃说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战三胜，邹忌以告公孙。公孙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之（“之”字原脱，从诸祖耿据《太平御览》三百二十二所引补）。为人卜者亦验其辞于王前（姚注“一无亦字”）。田忌遂走。（《齐策一》第八章）田忌亡齐而之楚，邹忌代之相齐，恐田忌欲以楚权复于齐。杜赫曰：“臣请为君留之楚。”谓楚王曰：“邹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权复于齐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齐也，邹忌以齐厚事楚（鲍本“以”上有“必”字）。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复于齐，必以齐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于江南。（《齐策一》第十章）　　案：《田世家》载齐威王二十六年（当作四年）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又载齐威王三十五年（当作十三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

“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前。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去。又载宣王二年（当作威王十六年）“宣王召田忌复故位……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孟尝君列传》亦云：“成侯与田忌争宠，成侯卖田忌，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会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吴师道《战国策补注》云：“忌之出奔，在战马陵后宣王之世明矣，《史》载其奔在前，故谓召复位。忌既袭齐，岂得再复？成侯又在，岂宜并列？而马陵后忌无可书之事，知其必有误也。”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吴注有以矛刺盾之妙。并论之曰：“田忌出奔在宣王二年战马陵之后，不在威王三十五年。无论威王贤明，成侯谗构所不能行，而忌之战功可见者，桂陵、马陵二役，若威王时已出奔，则安得马陵之胜乎？此与《孟尝君列传》同误，然其误亦由《国策》也。

《策》于威王时载邹忌、田忌不相说一章，有‘田忌遂走’之语，史公谬以为据，因撰出袭攻临淄事，《索隐》谓齐都临淄当依《孟尝君列传》作袭齐边邑，而不知忌未尝袭齐耳。《国策》战马陵后有田忌为齐将一章，言孙膑劝忌无解兵入齐，可正齐君而走成侯，忌不听。以是观之，忌亦贤矣，奈何反以袭齐诬之邪？”余考吴、梁二氏据《国策》纠《史记》，以田忌出奔在马陵战后，甚是。梁氏以史公杜撰田忌袭齐事，亦是。惟梁氏谓田忌之奔在宣王时不在威王时，《史记》之误为威王时又由《国策》之误，则殊非。据《纪年》马陵之役在齐威王之十四五六年间，田忌出奔在马陵战后，正当齐威王时，其时齐亦正邹忌为相而田忌为将。史公既误前威王之年，误系马陵之役于宣王二年，又见长短书载田忌之走由于齐相邹忌谗构，遂以意移忌奔于桂陵战后。又见马陵之役田忌为主将，遂又谓忌复位在马陵战前耳。钱穆《田忌邹忌孙膑考》云：“田忌出奔即在马陵胜后，为威王之十五年，史公既误前威王之年，疑其过早不合，乃移后二十年为威王三十五年也。其后宣王伐燕，据《齐策》亦田忌之谋，盖田忌自以威王时出奔，至宣王时复召，吴、梁二氏之疑，皆考之未详也。”（《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六至二六二页）钱氏因田忌参与宣王伐燕之计谋，肯定田忌至宣王时复召之说，未必确实。田忌或作田L思，史载田L思先后三次参与齐救韩出战之计谋，皆得成功。最著者即是马陵之战。《齐策一》第七章称魏攻韩，韩求救于齐，田L思参与计谋，主张“因阴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因而大破魏军于马陵。

前此二十九年《田世家》载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田L思参与计谋，谓“是天以燕予齐也”，齐起兵袭燕而取桑丘。

马陵之战以后二十七年，《齐策二》第一章载秦、魏伐韩，齐宣王将救韩，田L思参与计谋，谓“是天以燕赐我也”，齐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举燕国。前后约六十年间，韩三次受侵向齐求救，田L思三次参与齐之计谋。吴师道以为马陵之战以前二十余年，忌岂得已为大臣？马陵之战以后二十七年不应复见。并云：“使忌果在齐，则王安得弃之而将章子？策或误载其名也。且桓公时，秦、魏攻韩，楚、赵救之，齐不救，因而袭燕；宣王时，秦、魏伐韩，楚、赵救之，齐不救，因而举燕，何其事之吻合如此？是必可疑。”由此可见，田忌因参与马陵之战之计谋而著名，至于马陵之战以前二十九年桑丘之役田忌参与计谋，马陵之战以后二十七年齐宣王伐燕之役田忌又参与计谋，皆出于后人附会，不可信据。

【附编】

子发将西伐蔡，克蔡，获蔡侯，归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归之楚，舍属二三子而治其地。”子发辞曰：“发诫布令而敌退，是主威也；徙举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合战用力而敌退，是众威也。臣舍不宜以众威受赏。”讥之曰：子发之致命也恭，其辞赏也固。（《荀子·强国》，杨絫注：“子发，楚令尹，未知其姓。”“舍，子发名。”）子发攻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子发辞不受，曰：治国立政，诸侯入宾，此君之德也；发号施令，师未合而敌遁，此将军之威也；兵阵战而胜敌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故辞而不受。（《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子发，楚宣王之将。”）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圣”鲍本改作“灵”，“以”与“已”通。黄丕烈云：“《咏怀诗》注引作‘蔡圣侯因是已’”）。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之”字原脱，从《水经·澧水注》及《文选·咏怀诗》注、《郡内登望一首》注所引补），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楚策四》第四章，庄辛对答楚襄王）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游乎高陂，北经乎巫山，逐麋鮪鹿，貶溪子随，时鸟嬉游乎高蔡之囿，溢满无涯，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子发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缨以朱丝，臣而奏之乎宣王也。（《新序·杂事二》第十四章，庄辛对答楚襄王）澧水又东，茹水注之，水出龙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庄辛说楚襄王所谓饮茹溪之流者也。（《水经·澧水注》）　　案：鲍彪改《楚策》之蔡圣侯为蔡灵侯，楚宣王为灵王，并谓高蔡即上蔡，非是。黄丕烈已驳之，此非春秋时蔡灵侯、楚灵王事。金正炜以为“圣当作声，一声之转也，《史记》蔡灭于声侯后十年，疑声侯先虏于楚，后乃尽灭其国耳。”亦臆说无据，不可信从。黄式三《周季编略》以为此即《楚世家》所载惠王四十二年所灭之蔡，以为策文“宣”字系“惠”字之讹，亦不可信。据《蔡世家》楚惠王所灭之蔡为蔡侯齐，蔡声侯乃蔡侯齐之前两代。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云：“盖蔡虽一灭于灵王，再灭于惠王，复并于悼王，其后仍国于楚之西境。所谓高蔡者（《新序》以高蔡为囿名，亦似有见，然必与国都相近。相其地望，当在今湖北之巴东、建始一带，故曰北陵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鱼，而荀子亦云西伐蔡也。”程氏并引《水经·澧水注》等作证。顾观光《七国地理考》亦谓蔡屡绝屡续，云：“妄意楚之灭蔡，当在宣王末年。策言巫山、湘波，则蔡地当与洞庭相近，距初封之上蔡千有余里，故荀子言西伐蔡，不言北伐蔡。”苏时学又曰：“子发者，楚宣王之大司马景舍也，《淮南子》言子发以宣王时灭蔡，以威王时获罪出奔，其时世尤为可信。”（见《越缦堂日记》同治己丑四月二十四日记）于鬯《战国策注》引潘和鼎云：“高蔡乃蛮越之国，亦单称蔡，适与蔡国同名。其国在今湖南长沙府澧州之地，北则阑入湖北之西境，至四川巫山县与楚接界。”高蔡当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之小国，灭于楚宣王末年。

　　又案：《列女传》卷一与《渚宫旧事》卷二记：“子发攻秦绝粮，使人请于王，因归问其母，母问使者曰：‘士卒得无恙乎？’对曰：

‘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问：‘将军得无恙乎？’对曰：‘将军朝夕刍豢黍粱。’子发破秦而归，其母闭门而不内，使人数之。……

子发于是谢其母，然后内之。”若此说可信，“攻秦”“破秦”之“秦”字，皆当“蔡”字之误。

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三三九年）　秦孝公二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韩昭侯二十四年，赵肃侯十一年，齐威王十八年，楚威王元年，燕文公二十三年。

秦孝公二十三年与晋战岸门。（《六国表》）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水经·渠水注》引《纪年》，《舆地广记》五东京祥符县下引《纪年》作“惠王为大沟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　　案：《孟子·告子下》载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韩非子·喻老》云：“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白圭无水难。”白圭以治水著，时白圭正为魏大臣，疑此行圃田之水，即白圭主其事。

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徐州。（《水经·泗水注》引《纪年》，《鲁世家·索隐》引《纪年》作“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故名曰徐州。《孟尝君列传·正义》引作“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　　案：《史记会注考证》本《史记·鲁世家》“徐”作“c”，云：“鲁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c州”，《索隐》引《纪年》亦作“c”。《鲁世家》又称哀公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c州”。《左传》哀公十四年作“舒州”。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以为舒州在今河北大城县界，此齐之极北与燕界者也。战国时，齐有南、北两徐州，北徐州即田常杀简公之徐州，亦称平舒。南徐州即薛。薛在今山东滕县南四十里。邳在薛之西，原为小国。邹忌尝封于下邳，号曰成侯，见《田世家》。是时邳迁于薛。顾观光云：“下邳虽迁于薛，而依齐以自存，若附庸然，下成其为闻也。”邳为小国长期留存。《楚世家》顷襄王十九年弋射者说楚王曰：“驺、贾、郯、邳者罗4也。”薛此后尝为靖郭君田婴、孟尝君田文之封邑，田婴、田文皆有薛公之称。至战国末年，此地仍称徐州，当齐盡王末年五国合纵破齐时，鲁取得徐州，鲁顷公十九年又为楚所伐取。

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三三八年）

　秦孝公二十四年，魏惠王三十二年，韩昭侯二十五年，赵肃侯十二年，齐威王十九年，楚威王二年，燕文公二十四年。

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大荔围合阳。（《六国表》）　　案：《周季编略》作“秦与大荔围魏阳”，其他史料中未见秦与大荔之戎合兵攻魏之事。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删“秦”字，马非百《秦集史》亦删“秦”字。合阳在今陕西合阳县东南黄河西岸，原为秦地，秦简公七年为魏所攻占。是年大荔之戎乘魏为秦、齐大败之后，进围合阳。此后即不见大荔之记载，当不久即为秦所灭亡。

［秦孝公］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当作“岸门”），虏其将魏错。

（《秦本纪·索隐》引《纪年》云：“与魏战岸门。”）　　案：《索隐》引《纪年》云：“与魏战岸门”，不言《纪年》与《史记》之年代有差异。据《六国表》秦孝公二十四年，当魏惠王三十三年，《史记》于惠王年世误多一年，实为魏惠王三十二年。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皆系于此年。惟《六国表》系此事于上年，殆战争始于上年。秦得胜而虏魏将魏错在此年也。

又案：《索隐》云：“《纪年》云与魏战岸门，此云雁门，恐声误也。又下云败韩岸门，盖一地也。寻秦与韩、魏战，不当至雁门也。”岸门在今山西省河津西。

秦孝公二十四年孝公薨，商鞅反，死彤地。（《六国表》）

［秦孝公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治，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

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秦本纪》）　［秦］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秦始皇本纪》附《秦记》）白渠又东径秦孝公陵北。（《水经·渭水注》）　　案：《水经·渭水注》谓白渠“又东径栎阳城北”，“又东径秦孝公陵北，又东南径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陂，又东南注于渭。”据此可知，秦孝公陵在白渠之南，介于栎阳城与居陵城之间。

［秦］惠王，秦孝公之子驷也。（《吕氏春秋·首时》、《去宥》高诱注，《后汉书· 西羌传》注、《秦本纪· 索隐》皆云：惠王名驷，殆据《世本》）　秦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韩非子·和氏》，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以为“八”上脱“十”字）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十”字原脱，从《商君列传·索隐》引《战国策》补，姚注：“一本之上有十字”）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秦策一》第一章）　　案：《商君列传》“商君相秦十年”下，《索隐》云：“《战国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与此文不同者，案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战国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盖连其未作相之年耳。”《秦策》姚注：“一本‘之’下有‘十’字。”王念孙以为当从一本有“十”字为是，与《索隐》所引相合。黄式三亦据《索隐》，云：“策脱十字，《韩非子·和氏》亦作八年，盖相沿而误。”梁玉绳云：“疑当作二十年，自左庶长数之也。”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云：“据《商君列传》，商君作相在孝公十四年，若以左庶长为行法之始，当云二十年，若以为相为行法之始，当云十年。”梁、诸之说非是。

是时秦未设相位，以大良造为最高官爵。《商君列传》称“商君为相十年”，盖以大良造相当于别国之相。《秦本纪》称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居三年拜鞅为左庶长，是孝公六年鞅为左庶长。《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至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正是十八年。

鞅欲归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车裂之。

（《吕氏春秋·无义》高诱注引《战国策》）　　案：《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曰：“商鞅惧诛，欲之魏，商人禁之，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穷而还。一曰：魏以其谲公子?而没其军，魏人怨而不纳。故惠王车裂之也。”盖一事而两传。

［魏惠王］三十三年（当作三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魏世家》，《六国表》作“卫鞅亡归我，我恐，弗内”）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也，吾无道知君。”（《吕氏春秋·无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者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

“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

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在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蔽，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https://www.xing528.com)

“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

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商君列传》）

　　案：《商君列传》“杀之于郑黾池”，《集解》引徐广曰：“黾或作彭”。《索隐》引《盐铁论》云：“商君困于彭池”。《六国表》又作“死彤地”。当以作彤为是。“彭”乃“彤”之形讹。郑在今陕西华县北，彤为郑附近之小邑，在今华县西南。当为西周彤伯之封邑。

又案：《商君列传》云：“商君相秦十年”，《资治通鉴》沿用其说。胡注云：“按显王十七年秦以商鞅为大良造，十九年徙秦都咸阳，废井田，开阡陌，平权量，二十一年更赋税法，为相当在是年，至今年（指周显王三十一年）十年矣。”此说不确。商鞅于周显王十七年为大良造，二十五年（秦孝公十八年）造商鞅方升，铭文仍称大良造，二十九年封商君时仍为大良造。是时秦之大良造即相当于别国之相。《资治通鉴》于“为相十年”上，增加“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当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四句。此乃依据《商君列传·集解》所引刘向《新序》所作之评论中。《新序》云：“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W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身死车裂，灭族无姓，其去霸王之佐亦远矣。”其中所言“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未见先秦古籍，疑为诬蔑之辞。

［韩昭侯］二十二年（当作二十五年）申不害死。（《韩世家》，《六国表》同）

　　案：《老庄申韩列传》云：“申不害……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韩世家》谓申不害于昭侯八年相韩，二十二年死，首尾正十五年。然《韩非子·定法》篇云：“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顾广圻曰：“七十有误，或当作十七。”余考《韩世家》、《六国表》年世及申不害之相韩，俱误后三年。则申不害相韩首尾有十八年，实足当有十七年，顾说是矣。

【附编】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留侯世家》）

张谴相韩，病将死，公乘无正怀三十金而问其疾。居一日，君问张谴曰：“若子死，将谁使代之？”答曰：“无正重法而畏上，虽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张谴死，因相公乘无正。（《韩非子·说林上》）　　案：张开地继相昭侯、宣惠王、襄哀王，当即继申不害而为韩相者。《韩非子·说林上》记张谴相韩，病将死，君以谁代为问。

答曰：公乘无正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考公子食我为韩昭侯之大臣，魏惠王欲韩封郑后；公子食我自请昭侯往对之。见于《吕氏春秋·审应》，因疑张谴即是张开地。

白圭相魏，暴谴相韩，白圭谓暴谴曰：“子以韩补我于魏，我以魏待子于韩，臣长用魏，子长用韩。”（《韩非子·内储说下》）　　案：韩昭侯二十五年申不害死，此后五年昭侯亦死，是时由张开地继申不害为相。考白圭相魏当在“齐魏徐州相王”以前，则暴谴相韩亦当在是时，因疑“暴谴”乃“张谴”之误。

《尸子》二十篇。（《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班固自注：“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

楚有尸子。（《孟子荀卿列传·集解》云：“刘向《别录》曰：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　　案：《尸子》久佚，清代学者有三种辑本：一为惠栋辑、任兆麟补《尸子》三卷附录一卷，二为孙星衍校《尸子》二卷，三为汪继培辑《尸子》二卷，《存疑》一卷。据《尸子》辑本，其内容非法家之学。

《商君》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法家著录）《公孙鞅》二十七篇。（《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著录）　　案：《公孙鞅》二十七篇久佚。《商君书》今存二十四篇。《商君书》非出商君自著，非一人或一时之作，乃商鞅学派著作之汇编性质。汇编成书已在长平之战以后，《商君书·徕民》已述及“长平之胜”。战国末年此书颇流行。《韩非子·五蠹》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但其中如《垦令》篇，虽非商君奖励垦荒之命令，尚能反映当时所推行之重农抑商政策。其中《境内》篇所述，当为商鞅变法以后所推行之爵制，用以奖励军功者。《商君书》主张加强法治而奖励耕战。司马迁于《商君列传》之后评论，亦云：“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行事相类。”《商君书》之主旨在于谋求国家之治，国富兵强，而完成统一之“王”业。此乃战国晚期秦国商鞅学派之主张。商君当政时尚不足以语此。

周显王三十二年（公元前三三七年）

　秦惠文王元年，魏惠王三十三年，韩昭侯二十六年，赵肃侯十三年，齐威王二十年，楚威王三年，燕文公二十五年。

秦惠文王元年楚、韩、赵、蜀来朝。（《秦本纪》，《六国表》作“楚、韩、赵、蜀人来”）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案：《太平御览》三十七、又四百七十八、又八百十一、又八百七十二，又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云：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以礼物答，而尽化为土，秦王怒。群臣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此即《华阳国志》所本。《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周显王二十二年（当作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窪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廖注：“川当作穿，属下读”），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六年）　秦惠文王二年，魏惠王三十四年，韩昭侯二十七年，赵肃侯十四年，齐威王二十一年，楚威王四年，燕文公二十六年。

周显王三十三年贺秦惠王。（《周本纪》）［秦惠文王］二年天子贺。（《秦本纪》，《六国表》同）［秦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钱。（《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六国表》作“秦惠文王二年行钱”）

案：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以为“初行钱”指秦国开始由王室专权铸造货币。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以为“初行钱”指行使环钱（或作圆钱），有“重一两十二铢”，“重二两十三铢”，“重一两十四铢”，“重十二铢”及“半圜”等。当以后说为是。

秦惠文王二年宋太丘社亡。（《六国表》）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史记·封禅书》）　　案：《资治通鉴》胡注：“班《志》沛郡有太丘县。又《志》曰：宋太丘社亡，周鼎沦没于泗水中。《尔雅》：右陵太丘，释云：谓丘之西有大阜者为太丘。宋太丘社亡，盖依丘作社，于时亡去，咎证也。”其说不确。宋设太丘社于国都彭城之泗水旁，故太丘社沦亡，鼎没于泗水彭城下，此与沛郡之太丘县无涉。《六国表》谓秦惠文王二年宋太丘社亡，而《封禅书》谓“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两者年代相合。《汉书·郊祀志》则谓“或曰周显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城下”。《水经·泗水注》同，此与《六国表》不合，迟于《六国表》九年。《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考《六国表》此一记载当本《秦记》，盖以此为秦将称王而得并天下之预兆，与新生婴儿曰“秦且王”之传说，皆用以见“秦且王”之出于天意。

［秦惠文王立二年］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秦始皇本纪》引《秦记》）

周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三三五年）　秦惠文王三年，魏惠王三十五年，韩昭侯二十八年，赵肃侯十五年，齐威王二十二年，楚威王五年，燕文公二十七年。

秦惠文王三年，拔韩宜阳。（《六国表》，《韩世家》韩昭侯二十四年（当作二十七年）“秦来拔我宜阳”）

［秦惠文王三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汉书·西羌传》）　　案：《西羌传》云：“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使庶长操将兵定之。”按《六国表》，操定义渠在惠王七年，由此上推四年，当为惠王三年。

［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赵世家》）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茧氏。（《吕氏春秋·首时》）　　案：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云：“寿陵之名见于书传者，盖自此始。”《吕氏春秋·首时》篇云：“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而卫取茧氏，以鲁、卫之细而皆得志于大国，遇其时也。”高诱注：“寿陵，魏邑，赵兼有之，万民不附，是以卫人取其茧氏之邑也。”范耕研《吕氏春秋补注》云：“寿陵未详何地，或说赵肃侯十五年曾起寿陵，是寿陵乃陵寝之名，疑赵以起陵寝扰民，故民不附也。”当以后说为是。赵肃侯起寿陵，劳民伤财，因而万民不附，受困于万民，卫乘此时机攻取赵之茧氏之邑。

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为惠王相。（《吕氏春秋· 不屈》高诱注）　

　　案：《吕氏春秋·开春》高诱注亦曰：“惠公，惠王相魏施也。”《庄子·至乐》亦云：“惠子相梁。”《吕氏春秋·应言》云：“以惠子之言蹹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惠王尝仿齐桓公尊管仲故事尊惠施为仲父矣。据《魏策二》，惠王于马陵之战惨败之后，召惠施而告之，惠王听从惠施变服折节而朝齐，于是齐、魏会徐州相王。可知会徐州相王时，惠施已为惠王之主谋者，其为相当在是时。

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取新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入于门，门中有?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于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吕氏春秋·不屈》）　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蹹焉美。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无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吕氏春秋·应言》）　　案：惠施继白圭为魏惠王之相。以上二事，当在惠施为相之前，初来魏国游说之时。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淮南子·道应训》“法”作“国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淮南子》作“已成而示诸先生”），民人皆善之（《淮南子》“民人”作“先生”），献之惠王（《淮南子》“献”作“奉”），惠王善之（《淮南子》“善”作“甚说”），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乎？”翟翦曰：“不可。”惠子曰：“善而不可，何故？”翟翦曰：“今举大木者，前乎舆?（《淮南子》“与?”作“邪许”），后亦应之。此其于举木者善矣（《淮南子》作“此举动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之音哉？（《淮南子》“郑、卫”下有“激楚”二字）然不若此其宜也”（《淮南子》“然”下有“而不用者”四字）。夫国亦木之大者也（《淮南子》作“治国有礼，不在文辩”）。（《吕氏春秋·淫辞》，《淮南子·道应训》大体相同）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矣。”（《吕氏春秋·不屈》）匡章谓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相应，虽然，请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于?螟乎？”（《吕氏春秋·不屈》）　　案：以上三事，当在惠施为魏相之后。

［齐］宣王七年（当作齐威王二十一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当作齐威王）东阿南，盟而去。

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孟尝君列传》）齐宣王七年，与魏会平阿南，八年与魏会于甄。（《六国表》，《田世家》同）［魏惠王］三十五年（当作三十四年）与齐宣王（当作齐威王）会平阿南。三十六年（当作三十五年）复与齐王会甄。（《魏世家》）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吕氏春秋·不屈》）　　案：《史记》、《六国表》、《田世家》、《魏世家》以及《孟尝君列传》俱谓马陵之役以后，齐、魏会徐州相王之前，先有齐、魏平阿之会，又有齐、魏鄄之会。《孟尝君列传》以为出于田婴之策划。

《齐策一》第七章谓齐大破魏于马陵之后，“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此与《孟尝君列传》谓“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威王东阿南”相合。《魏策二》第十一章亦云：马陵之役齐大胜魏，魏惠王从惠施变服折节而朝齐之谋，愿臣畜而朝，田婴许诺，“遂内魏王而与之并朝齐侯再三。”黄式三《周季编略》谓：“显王三十四年会甄，会徐州，三十三年会平阿，皆用朝礼也”。《吕氏春秋·不屈》云：“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足证甄之会，魏惠王确已用朝礼，不仅徐州之会用朝礼也。

　　又案：《孟尝君列传·索隐》云：“《纪年》当惠王之后元十一年，彼文作平阿，又云十三年会齐威王于鄄，与此明年齐宣王与梁惠王会鄄文同，但齐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以《纪年》为是，以为《史记》将阿、鄄二会误移于前，并云：“阿、鄄二会由于齐、魏相王，合纵摈秦，与马陵之败无与，甄之会距马陵之败且二十一年矣。今策文俱连属为辞，殊不信。

《吕览》拘甄之说，《秦策》作身布冠而拘于秦，盖拘秦是也。”钱穆《齐魏韩会平阿及齐魏会甄考》辨之曰：“惠王虽败于马陵，霸国余威未熄，岂遽有拘秦之事？谓阿、甄之会由于齐、魏相王，亦非。齐魏相王会徐州不会阿、甄，阿、甄乃五国相王时矣。谓合纵摈秦，尤误。时秦尚不足摈也。”（《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三五至三三六页）此说不确。据《纪年》，此后五国相王之前有齐、魏会阿、甄之记载，但不能因此抹杀《史记》、《国策》、《吕览》所述齐、魏会徐州相王之前，有会阿、甄而用朝礼之事实。《纪年》魏史，只记小诸侯来朝，而讳言魏王朝见齐王之会。

［秦惠文王］三年王冠。（《秦本纪》，《六国表》同）　　案：据《秦始皇本纪》所引《秦记》，惠文王与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据《秦本纪》惠文王与昭襄王皆三年“王冠”。秦王政年十三而立，九年四月“王冠带剑”（《秦始皇本纪》）。可见秦之礼制，年二十二而举行冠礼，与《礼记》谓年二十行冠礼不同。

《秦本纪》谓昭襄王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秦王政亦于王冠以后亲理政务。盖秦制，秦君必须于二十二岁行冠礼后，方得亲政。

［卫］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卫世家》）　　案：余考卫成侯于十六年因与鲁、宋、韩之君朝见魏惠王而贬号曰侯，二十九年子南劲取代卫成侯，即平侯。事在周显王二十五年。是年平侯八年卒，而子嗣君立。

乐资据《纪年》，以嗣君即孝襄侯也。（《卫世家·索隐》）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三三四年）

　秦惠文王四年，魏惠王后元元年，韩昭侯二十九年，赵肃侯十六年，齐威王二十三年，楚威王六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齐］宣王九年（当作齐威王二十三年）田婴相齐，齐宣王（当作“齐威王”）与魏襄王（当作魏惠王）会徐州相王也。（《孟尝君列传》）［秦惠文王］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齐、魏相王。（《秦本纪·索隐》：“齐威王、魏惠王。”）［齐宣王］九年（当作齐威王二十三年）与魏襄王（当作魏惠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田世家》，《六国表》作“与魏会徐州，诸侯相王”）　［魏］襄王元年（当作魏惠王后元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

（《魏世家》，《六国表》作“与诸侯会徐州以相王”）齐因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魏破韩弱，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齐策一》第七章，《田齐世家》作“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齐太公（当作齐威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秦策四》第十一章）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齐策五》第一章）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秦”当作“徐”，《秦策五》第一章）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齐，寡人之仇也，怨之至死不忘，国虽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对曰：“不可。臣闻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计。今王所以告臣者，疏于度而远于计，固先属怨于赵而后与齐战，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魏王曰：

“善。”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田婴许诺。张丑曰：“不可。战不胜魏而得朝礼，与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胜也。今战胜魏，覆十万之军而禽太子申，臣万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为人也，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田婴不听，遂内魏王，而与之并朝齐侯再三。（《魏策二》第十一章）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也？”惠子曰：

“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与？”“施取代之，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匡章曰：“齐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击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吕氏春秋·爱类》）　　案：《魏策三》谓魏王朝齐乃出惠施之谋，而《吕览》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也？”知所谓齐魏相王徐州者，乃魏王朝齐而尊齐侯为王，而齐亦追认魏侯为王耳。而《田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当作四年）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此言齐威于桂陵胜后即自称为王，殊不可信。桂陵之战，齐用计谋，乘魏将庞涓轻装急进回救大梁之途中，加以邀击而得胜，并未大破魏军主力，魏仍继续占据赵都邯郸，并以韩师击败齐、宋、卫之师于襄陵。齐乃使楚将景舍求成于魏。时魏惠王正为诸侯中最强之霸主，因而有逢泽之会而称王。若谓齐威于桂陵胜后已先称王，与当时情势不合。钱穆云：“盖梁惠会诸侯于逢泽朝天子，先自称王，乃齐、魏有马陵之战，齐胜于马陵。魏则自贬，而齐则继魏而称王，魏用惠施谋，与会徐州而相王焉，乃楚、齐有徐州之战。”此说甚是。惟钱氏云：“《魏世家》，梁惠王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今按是年齐败梁马陵，非威王卒年，疑乃威王始称王之年也。”并谓“齐、魏会徐州前，均已称王，徐州之会特国际之相承许。”（《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六五页）此谓齐威于马陵胜后即称王，亦无确证。

齐威称王，乃出于魏惠王，变服折节朝见，并于徐州之会推尊为王。《魏策二》称齐、魏相王时，魏朝齐侯再三，《齐策一》称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秦策四》称梁王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明齐、魏相王，魏王朝齐侯时，齐固尚为侯，其前未尝称王也。设使齐于齐、魏相王徐州前，已先称王，则齐、魏相王时魏尊齐侯为王，特国际间之追相承许，何致楚怒而明年有伐徐州之举？是年《田世家》、《魏世家》、《六国表》皆谓诸侯会于徐州，《齐策一》又谓韩、魏之君同朝齐，是则徐州之会，不仅齐、魏相会，诸弱小之国皆与焉。齐之以徐州之会而称王，犹魏之于逢泽之会而称王也。

　　又案：《齐策一》第七章谓齐大败魏于马陵后，“韩、魏之君因田婴北面而朝田侯”，而《田世家》改作“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博望为齐威王十七年与赵相会共谋伐魏之地。见于《六国表》，并非三晋之君朝会齐王之地。

［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古书《纪年》。《田世家·索隐》于“魏惠王卒”下引《纪年》云：“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孟尝君列传·索隐》于“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下，云：“《纪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为后元也。”《魏世家·索隐》亦云：“按《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通鉴外纪》卷二亦云：“《汲冢纪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惟《魏世家·集解》引荀?曰：“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魏世家·索隐》又云：“《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　　案：《魏世家》与《六国表》，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而《纪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卒。以《孟子》等书考核，皆足证《纪年》是而《史记》误。

梁惠王告孟子曰：“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所谓“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即指马陵之战。至于“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当指予秦河西上郡之地。若如《史记》，予秦河西已是襄王五年事，予秦上郡更是襄王七年事。所谓“南辱于楚”，当指楚败魏于襄陵，已是襄王十二年事。惠王何得以身后事告孟子也？盖《史记》误分惠王改元后之年世以为襄王之年，又误分襄王、哀王为二人耳。《魏世家·索隐》与《集解》引《世本》“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其间并无哀王一代。《吕氏春秋·审应》高诱注亦云：“昭王，襄王之子。”孟子尝先后见梁惠王、襄王，未尝有哀王，此皆足证《纪年》之记载得实。此自和峤、荀?以下，治《竹书纪年》者皆已辨明之。考《赵世家》载“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相，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魏世家·索隐》引《世本》云：“襄王名嗣。”是则赵武灵王元年嗣尚为太子，明其时魏君乃惠王而非襄王。今《史记》既误以赵武灵王元年已是魏襄王十年，而于《赵世家》云梁襄王与太子嗣朝信宫，其矛盾终不可掩。以《史记》证《史记》，亦可知《史记》魏襄王之年世，实为魏惠王后元之年世。

《纪年》之记载是实。

　　又案：《六国表》、《魏世家》皆谓魏襄王元年齐、魏会徐州相王。《秦本纪》谓惠文君四年“齐、魏为王”。《索隐》云：“齐威王、魏惠王。”亦年代相同。《田世家》与《孟尝君列传》所记此事年代亦相当。《史记》魏襄王元年既是惠王改元之误，则惠王改元当以此年齐、魏会徐州相王之故。据此可知，魏惠王因徐州相王而当年改元，未尝逾年改元。此与秦惠王因称王而逾年改元之例不同。若谓魏惠王亦因徐州相王而逾年改元，则惠王改元当在次年（即《史记》所谓襄王二年），但与事实不符。盖魏惠王已于逢泽之会称王，未尝改元，至此年因徐州相王而改元。《田世家》云：“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其称侯与改元在同年，未曾逾年改元，正同此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称：“《纪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所有古籍称引《纪年》，皆谓“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有例外。则未改元前固仅三十五年，而《史记》误以为惠王三十六年卒，次年为襄王元年，又十六年卒，则惠王未改元前为三十六年。因而魏惠王未改元以前之年世，误多一年。自和峤、荀?以来，治战国史事者，多据《纪年》以纠正《史记》，然未能以史事相互比勘，故其说尚疏。今以魏惠王未改元以前《纪年》与《史记》所载史事相比勘，相差一年者有五事，相差二年者有两事，而年代相合者无一事。前人或以《史记》依据《秦记》用周正，《纪年》为魏史用夏正解释，以为此等事发生于夏正之仲冬、季冬，于周正已是次年之一月、二月，因而互差一年。然则何以《纪年》所载魏惠王未改元以前之史事，皆发生于夏正之仲冬、季冬？何以《纪年》所载魏惠王未改元以前之史事，皆早于《史记》所载一年或二年？前人或以此等事连续二年解释，战争可能连续至次年，但如秦封卫鞅于商之年，鲁、卫、宋、郑君来朝之年，皆不可能持续至次年。《开元占经》卷一百零一引《纪年》曰：“惠成王元年昼晦。”昼晦即日蚀，而《六国表》记“秦献公十六年日蚀”，相当于魏惠王二年。查此年是公元前三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时九分确是日有环食。可知梁惠王元年确在公元前三六九年。此乃《史记》梁惠王纪元误上一年之铁证。由于《史记》梁惠王纪元误上一年，梁惠王未改元以前误多一年，今本《竹书纪年》将“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王与诸侯会于徐州”系于周显王三十四年，较《史记·六国表》移上一年。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又以夏正、周正之异解释，谓“会在是年仲冬后也”。钱穆因此云：“若会徐州如雷说，在惠成王三十六年仲冬之后，其时周正已为显王三十五年。惠王归国称元，其亦必为三十七年之新岁决矣。”并谓“改元后年数则实自三十七年为元年起算。”（《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八页）实则今本《纪年》并不可信。

辑今本《纪年》者不知《史记》魏惠王未改元以前年数误多一年，见《六国表》魏惠王三十六年当周显王三十四年，因而将“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系于周显王三十四年，连带将“王与诸侯会于徐州”系于同年耳。钱穆协调《史记》与《纪年》之矛盾，谓徐州相王在三十六年仲冬之后，惠王归国改元已在三十七年，因而惠王改元后之年数实自三十七年为元年起算，犹是弥缝之说。至于《魏世家·集解》与《索隐》引《纪年》，谓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钱穆辨之曰：“《史记》虽误，亦有其所以误，彼特误以惠成王后元之年为襄王之年耳。若惠成王前三十五年，改元后十七年，《史记》何以夺改元第一年归之惠成，而别以其后十六年分为襄王，此实难解，”（《先秦诸子系年》第二七九页）。今以《纪年》所载梁惠王后元与《史记》所载襄王时之史事相对勘，年数皆相符合，仅有十六年，可知《魏世家·集解》与《索隐》“改元后十七年卒”，“十七年”必为“十六年”之误，亦足以证明杜预《后序》“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正确无误。

　　又案：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余以上述见解写成《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发表于上海《东南日报》副刊《文史周刊》第六期引起讨论。钱穆《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一文，发表于《文史周刊》第十期（九月五日），对拙说表示异议。仍坚持主张梁惠王未改元前有三十六年，改元后又有十六年，前后共五十二年。并对《纪年》与《史记》某些事相差一年加以解释，或者断为《史记》之误，或者以为古人引用《纪年》不确实，并谓“此等相错，古书多有，实难深论”。余因再发表《再论梁惠王的年世》一文于《文史周刊》第十四期（十月三日），对此作进一步探讨与阐释。一九四八年与一九四九年，陈梦家发表《六国纪年表考证》于《燕京学报》第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期（合订本称为《六国纪年》，一九五五年由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专以《古本竹书纪年》考订六国年代，对于梁惠王年世，亦断言《史记》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之改元误上一年，并确定梁惠王元年当周烈王七年，即公元前三六九年。但仍认定梁惠王未改元前有三十六年，改元后又有十六年，前后共五十二年，于是将梁惠王后元定于周显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三三三年。梁惠王卒年定于周慎靓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一八年。并定魏襄王元年在周慎靓王四年，即公元前三一七年。于是梁惠王后元与魏襄王元年俱比《史记》魏襄王、魏哀王之元年移后一年。余谓陈梦家如此连带将梁惠王后元与魏襄王元年移后一年，与史实不合。《魏世家》载哀王八年“伐卫”（《六国表》作“围卫”），《索隐》引《纪年》云：“八年翟章伐卫。”《魏世家》载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六国表》同），《索隐》引《纪年》作“晋阳、封谷”，足以证明《史记》与《纪年》魏襄王（即魏哀王）之纪元一致。楚先后两次围韩雍氏。一次在周赧王三年，即魏襄王七年，据《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纪年》与《秦本纪》、《田世家》相同。另一次在周赧王十五年，即魏襄王十九年，据《韩世家·集解》引徐广说，《纪年》与《韩世家》相合。至于陈梦家所提《纪年》与《史记》所载梁惠王后元、魏襄王改元相差一年之证据，均不能成立。《纪年》载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孟尝君列传·索隐》引），陈梦家以《六国表》齐盡王三年（相当于梁惠王后元十四年）“封田婴于薛”比勘。

但《孟尝君列传》谓盡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除了即位之年，从其改元起算，正当齐盡王之二年，即与《纪年》相合。《纪年》载梁襄王九年五月“张仪卒”（《张仪列传·索隐》引）。陈梦家以《六国表》魏哀王十年“张仪死”比勘，但《六国表》又载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秦武王元年正当魏襄王九年，又与《纪年》相合。《纪年》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爰率师伐我，围皮氏”（《水经·汾水注》引）。陈梦家以《六国表》魏哀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比勘，但《魏世家》将此事记于魏哀王十二年，字句相同，又正与《纪年》相合。该是此一战役经历两年，因而记载有出入。陈梦家如此片面选取部分《史记》之史料，以与《纪年》比勘，因而其结论不可信据。

田婴初封彭城。（《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　　案：田婴初封彭城，不知在何年，当在为相以后，封于薛以前。

靖郭君谓齐王曰：“五官之计，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也”原在“听”下，今从吴师道改在句末，与《资治通鉴》相同）王曰：“日听五官吾厌之。”（原作“说五而厌之”，姚注云：一本作“日说五官吾厌之”。

孙诒让《札?》云：“姚校别本说即听之误”）令与靖郭君（“令”原作“今”，姚注云：“一作令”，今据改）。（《齐策一》第四章）　　案：《资治通鉴》系此于周显王四十八年，“王曰”以下，作“王从之，已而厌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专齐之权”。

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闻之，即遽请于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柙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田婴复谓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揄刀削其柙券升石之计，王自听之，乱乃始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靖郭君相齐，与故人久语，则故人富；怀左右刷，则左右重。（《韩非子·内储说下》）靖郭君之相齐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献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齐，齐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贵于王，薛公欲知所欲立，而请置一人以为夫人。王听之，则是说行于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听，是说不行而轻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劝王置之，于是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献之。王以赋十孺子。明日坐，视美珥之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齐策三》第二章作“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以为夫人”）　　案：以上为田婴为齐相时专权之故事。《新序·杂事五》第二十一章云：“先是靖郭君残贼其百姓，害伤其群臣，国人将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装赍食。及乱作，靖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饥，其御出所装食进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赍食？’对曰：

‘君之暴虐，其臣下谋之久矣。’”卢文?《群书拾补》云：“案《贾子·先醒》篇所载虢君事，与此略同。郭与虢通用。若靖郭君乃齐孟尝君之父田婴也，不闻有死亡事，疑靖字乃后人妄加之。”此说甚是。

［赵肃侯］十六年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大成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谢。（《赵世家》）［韩昭侯］二十五年（当作二十八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说苑·权谋》第十五章“臼”作“咎”，“臼”“咎”声近通用）：“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说苑》“何也”上有“曰”字，“不时”上有“曰”字）。

吾所谓时者（《说苑》“时”作“不时”），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说苑》无“时”字），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说苑》作“明年大旱民饥”），昭侯不以此时癅民之急（《说苑》“癅”作“恤”），而顾益奢（《说苑》“顾”下有“反”字），此谓时绌举赢。”（《说苑》作“此所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韩世家》，此下接云：“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说苑》无纪年，“果”作“竟”）　　案：《集解》引许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资治通鉴》胡注引作“时在韩”。董说《七国考》卷四高门条，引刘向《别录》云：“韩宫室之美，有桑林、高门，金玉布列，五色错举。”考《韩策一》策士所造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张仪列传》同。与桑林之苑并称之鸿台之宫，疑即高门。

周显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周本纪》）［秦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秦本纪》）秦惠文王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来。（《六国表》）［楚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楚世家》）［秦惠文君］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酢”读作“胙”），冬十壹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酆丘到于贑水（“才”读作“在”），以为右庶长?宗邑。”乃为瓦书，卑司御不更$封之（“卑”读作“俾”），曰：“子子孙孙以为宗邑。”$以四年冬十壹月癸酉封之：自桑?之封以东（“?”读作“墩”），北到于桑之封（“”读作“堰”），一里廿辑（以上见瓦书正面）。大田佐敖童曰未、史曰初、卜蛰、史羁于、司御心，志是霾封（“志”读作“识”，“霾”读作“埋”，以上见瓦书背面）。（《秦封右庶长?宗邑瓦书》刻辞）　　案：此一瓦书，先刻字于干坯，再经高温窑烧成，字画涂朱，瓦面光滑。一九四八年陕西县出土，原藏西安段绍嘉，今藏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先有陈直作简要之考释，称为《秦右庶长?封邑陶券》，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继由郭子直作《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刊于《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陈、郭二氏以为瓦书“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胙”，与《史记》秦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相合，甚是。此为秦当时策封宗邑之文件，指派官吏送至宗邑所在，经过相应之仪式而埋藏于地下，有似后世之土地凭证。瓦书记是年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至十一月癸酉封之。是年十一月甲辰朔，辛酉为十八日，癸酉为三十日。陈氏以右庶长?即秦昭王十五年为相之客卿寿烛，“?”“烛”同音通假，但两者相距四十九年之久，未必是一人。所谓宗邑，当为设有宗庙之封邑。故曰“子子孙孙以为宗邑”。所谓“取杜在酆丘到于贑水”，当在杜县西部地区。杜县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杜城村，酆丘即西周丰京之故墟，在今西安市西南马王村一带。

贑水为关中八川之一，流经长安县南。左右庶长为秦之高级爵位，相当于别国之卿，大良造庶长是庶长中之最高级，相当于别国之相邦。司御不更d乃大良造庶长游所属传达与执行命令之官，司御是其职名，不更是其爵称。大田佐、史、卜、司御等，皆为当地参与划定封疆与写成凭证之官吏，从此可见秦策封卿大夫宗邑之制度。

［秦惠文君］四年相邦賬籠之造，栎阳工上造闻。吾。（“吾”读作“衙”，戈铭。《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二、《双剑~吉金图录》卷下、《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著录）　　案：此戈有两器，铭文全同，惟一器有置用地名“吾”。“吾”当读作“衙”，即彭衙，在今陕西澄城县东北，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以此戈之相邦賬籠即瓦书之大良造庶长游，同为秦惠文王四年所作，瓦书用爵称而戈铭用官名。考商鞅以大良造执政，戈镦刻辞称为大良造庶长鞅，《秦策一》称秦孝公以为相，《商君列传》亦称“商君相秦”，盖大良造相当于相国，但在文献中未见正式称鞅为相邦者。《秦本纪》称秦惠文君五年阴晋人犀首（即公孙衍）为大良造，仍以大良造为执政之官。此戈形制为长方“内”，铭文从“内”端起读至“内”穿，与其后秦戈自“内”穿起读至“内”端者不同，惟与十三年相邦义（张仪）戈铭相同。“造”之前有“之”字，亦与其后秦戈铭文不同，惟与商鞅之器及张仪戈相接近。此戈称“栎阳工上造闻”，与张仪戈由咸阳工师督造，同为国都制作。咸阳为新都，栎阳亦旧都。据此可知，賬籠此戈之年代正与商鞅、张仪之器相先后。賬籠既以大良造执政，又开始称“相邦”。

【附编】

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矨侯，昭矨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矨侯曰：

“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臧不得也？”昭矨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吕氏春秋·审为》）　　案：此事又见《庄子·让王》。《让王·释文》引司马曰：“子华子，魏人。”钱穆《子华子考》以为《吕氏春秋·去宥》“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沈尹华疑即子华子；又以为《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疑亦一人（《先秦诸子系年》第二七一页），皆无确证。子华子所著书，未见《汉书·艺文志》著录，今本《子华子》出于宋代熙宁、绍圣年间人所伪托。《子华子》仅见《吕氏春秋》征引，当为杨朱一派之学者。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吕氏春秋·贵生》）

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吕氏春秋·先己》）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吕氏春秋·诬徒》）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吕氏春秋·知度》）子华子曰：“夫乱世之民，长短颉?，百疾，民多疾疠，道多褓襁，盲秃伛?，万怪皆生。故乱世之主，乌闻至乐。不闻至乐，其乐不乐。”（《吕氏春秋·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