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三十六年至四十七年：《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周显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五三年）　秦孝公九年，魏惠王十七年，韩昭侯十年，赵成侯二十二年，齐威王四年，楚宣王十七年，燕文公九年。

梁惠成王十七年东周与郑高都、利。（《水经· 伊水注》引《纪年》）　

韩昭侯六年（当作十年）伐东周，取陵观、廪丘。（《六国表》，《韩世家》同，惟“廪丘”作“邢丘”）　　案：《资治通鉴》、《周季编略》皆从《六国表》。《周季编略》云：“按韩城邢丘在前元年，此作廪为是。”今按《水经·济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三年郑城邢丘。”当周显王二年。《韩世家》“邢丘”当为“廪丘”之误。

梁惠成王十七年郑矨侯来朝中阳。（《水经·渠水注》引《纪年》）

昭矨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侔之国也，申不害与昭矨侯执皀而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

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皀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矨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韩策三》第五章或人谓郑王语）　　案：《孔丛子》有“韩与魏有隙，子顺谓韩王”一章，上段与此大体相同。盖抄袭此章而伪作。《韩策一》第三章“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因申不害之计事，韩合于魏，不但此年韩昭侯朝魏，次年魏以韩师败齐与宋、卫之师于襄陵。

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水经·淮水注》引《纪年》）

　　案：据《齐策一》第六章与《田世家》，魏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救赵攻魏，先起兵南攻襄陵。及魏拔邯郸。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于桂陵。《田世家》谓十月邯郸拔，而《齐策一》作七月，可知攻襄陵在七月或十月以前。

［齐威王］二十六年（当作四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其后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合，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田世家》）　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纶曰：“弗救则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夫魏氏兼邯郸，其于齐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曰：“军于邯郸之郊。”段干纶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郸，军于其郊，是赵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承魏之弊，是赵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齐策一》第六章）　　案：《田世家》此段记载，即依据《齐策》，惟“段干纶”作“段干朋”，“纶”、“朋”形近而误，未知孰是。“七月邯郸拔”又作“十月”，“七”“十”形近，亦未知孰是。《田世家》谓“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齐策》无“使田忌”三字。《水经·淮水注》引《纪年》，此年“宋景S、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列举会同作战之宋、卫将军姓名，但未记齐将之名。《水经·淮水注》引《纪年》，又谓次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事在田忌大破魏军于桂陵之后，可知围攻襄陵之齐将必非田忌，《田世家》之说不确。

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害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全兵以深割赵（“全”原作“令”，从金正炜改正），赵见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知”，原作“有”，姚注“刘作知”，今据改），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s之间。（《楚策一》第五章）□□□□邯郸□□□□□□□□未将令也（“令”通“命”），工君奚恤曰（“工”通“江”）：“子之来也，其将请师耶？彼将□□□重此□，如北兼邯郸，南必□□□□□□□□城必危，楚国必弱，然则吾将悉兴兵以救邯郸，吾非敢以为邯郸赐也，吾将以救吾□□。”鹿弭皮曰：

“主君若有赐，兴□兵以救敝邑，则使臣亦（“亦”原误作“赤”）敢请其日以复于□君乎？”工君奚恤曰：“大（“大”通“太”）缓救邯郸，邯郸□□□郸。进兵于楚，非国之利也。子择其日归而已矣，师今从子之后。”鹿弭皮归，复令于邯郸君（“令”通“命”），曰：“□□□□□和于魏，楚兵不足恃也。”（“恃”原作“侍”）邯郸君曰：“子使，未将令也，人许子兵甚俞（“俞”通“愉”），何为而不足恃也。”鹿弭皮曰：“臣之不足恃者以其俞也（“不足”两字原缺）。彼其应臣甚辨，大似有理。彼非卒（“卒”通“猝”）然之应也。彼笥齐□□□□□ 守其□□□ 利矣。

□□□兵之日不肯告臣。t然进其左耳而后其右耳，合乎其所后者，必其心与□□□□□俞许我兵，我必列地以和于魏（“列”通“裂”）。

魏必不敝，得地于赵，非楚之利也。故俞许我兵者，所劲吾国，吾国劲而魏氏敝，楚人然后举兵兼承吾国之敝。主君何为亡邯郸以敝魏氏，而兼为楚人禽哉，故蒌和为可矣（“蒌”通“数”）。”邯郸君摇于楚人之许己兵而不肯和。三年，邯郸偻，楚人然后举兵，兼为正乎两国。若由是观之，楚国之口虽□□，其实未也。故□□应。且曾闻其音以知其心。夫u然见于左耳，鹿弭皮已计之矣。（《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七章）　　案：江君奚恤，当即昭奚恤，楚宣王时之令尹，封于江。在今河南正阳，邯郸君即赵成侯。“[”字，不详，鹿弭皮作为赵使，至楚求救，昭奚恤许诺，鹿弭皮以为楚兵不足恃，主张裂地以和于魏。而赵成侯不信，因楚已许救而不肯和，困守邯郸三年，待邯郸拔，然后楚出兵。此与《楚策一》言楚从景舍之计，少出兵，待邯郸拔，楚攻取魏睢、\之间，略有不同。

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水经·济水注》引《纪年》，并云：“亦曰桂陵。”《孙子吴起列传·索隐》王劭案语引《纪年》作“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我桂陵”）［魏惠王］十八年（当作十七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魏世家》，《六国表》云：“邯郸降，齐败我桂陵。”《赵世家》亦云：“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賋，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孙子吴起列传》）　　案：梁玉绳《史记志疑》断言史载魏拔邯郸为妄，其言曰：

“《史记·六国表》显王十六年，魏惠王十八年，邯郸降。案赵表亦云魏拔邯郸。后二年于魏、赵表云：归邯郸。即赵、魏、田完三世家，《穰侯列传》并载无异，似真有其事者。然邯郸为赵之都，其君庇焉，魏安得拔其都乎？若果拔之，则未归邯郸之前，首尾几及二年，此二年中赵侯徙居何地。揆诸情势，深所难信。盖与史言秦孝公降魏安邑，同为妄矣，而其误，实自《齐策》来。”其说殊非，今以《战国策》、《史记》参证之，其事昭昭，确实无疑。《魏策三》第三章，须贾为魏谓穰侯曰：“初时惠王伐赵，战胜于三梁，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穰侯列传》同。《吕氏春秋·不屈》亦谓当魏惠王之时，“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高注：“救邯郸之兵从四方来至也。”昔者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 竟（境）。庞子攻卫，北□□，将军忌［子］……卫……救与……曰：“若不救卫，将何为？”孙子曰：“请南攻平陵，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涂（通作“途”）有市丘，是吾粮涂（途）绝也。吾将示之不智（通作“知”）事。”于是徙舍而走平陵。……

陵，忌子召孙子而问曰：“事将何为？”孙子曰：“都大夫孰为不识事？”曰：“齐城、高唐。”孙子曰：“请取所……二大夫□以□□□臧□□都横卷四达环涂（途）横卷所□陈（通“阵”）也。环涂（途）v甲之所处也。吾末甲劲，本甲不断。环涂（途）击被其后，二大夫可杀也。”于是段（通“断”）齐城、高唐为两，直将蚁傅（通“附”）平陵，挟w环涂（途）夹击其后，齐城、高唐当术而大败。将军忌子召孙子问曰：“吾攻平陵不得而亡齐城、高唐，当术而厥（通“蹶”），事将何为？”孙子曰：“请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视（通“示”）之寡。”于是为之。庞子果弃其辎重，兼取（通“趣”）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禽（通“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四百六。（《孙膑兵法·擒庞涓》）

案：上述《孙膑兵法》竹简，一九七二年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此篇《擒庞涓》，即从散乱竹简中拣出而编成。原有四百零六字，现存三百二十七字，残缺七十九字。今以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以校对，第二二五三号竹简残存“孙子曰侍（待）三日”六字，第二八五一号竹简残存“救卫是失令田忌”七字，未编入此篇中。

　　又案：余考战国时齐国设有“五都”，除国都临淄以外，四边设“都”，具有边防重镇之性质。五都设有常备兵，称为“技击”，亦称为“持戟之士”。孟子见平陆大夫孔距心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又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见《孟子·公孙丑下》。因而齐之军队主力，有所谓“五都之兵”，亦称“五家之兵”。齐宣王尝令匡章“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见《燕策一》。五都为临淄、高唐、平陵、即墨、莒。五都之长官称大夫。是役田忌所统率者亦为五都之兵，齐城、高唐二大夫在进攻平陵时“当术（道路）而大败”。临淄亦称齐城，见于《水经·淄水注》。

　　又案：“攻魏救赵”，乃孙膑以谋略胜敌之典型战例。孙膑于此一再发挥孙武兵法所谓“示形”之计谋。所谓“示形”，即示以假象，从而诱骗敌人与调动敌人，使敌发生错觉而陷于被动，使敌人骄傲、轻敌而懈于戒备，然后借此有利形势，迅速主动出击，攻其所必救，以智谋战胜敌人。孙膑首先南攻宋、卫之间东阳地区之战略要地平陵，作为攻取目标，从而“示之疑”，使敌人对进攻目标迷惑。同时进攻平陵“示之不知事”，即显示指挥者不懂军事，驱使士卒“蚁附”（如蚂蚁般爬登）而攻城，而后路被夹击，因而当路大败，用以使敌人骄傲而轻敌。然后孙膑突然遣轻车向西快速进军大梁城郊，“以怒其气”。此即孙武兵法所谓“怒而挠之，卑而骄之”（《计篇》），同时分散兵力而前进，用以“示之寡”，造成兵力单薄之错觉，是时孙膑突然遣轻车直奔大梁。大梁为魏之国都所在，即孙武所谓“攻其所必救”（《虚实篇》），魏之主将庞涓奉命从邯郸前线回归大梁急救，庞涓因震怒、骄傲而轻敌，弃其辎重，以轻装急行军兼程赶回，路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孙膑预先设伏，突然袭击正在急行之敌军，取得生擒敌军主将庞涓之战果。即孙膑所谓“攻其所必救，使离其固，以揆其虑，施伏设援，击其移庶”（《孙膑兵法·十问篇》）。此役齐以智谋取得生擒魏主将之大捷，但未能击溃魏之主力，因而齐未向大梁进击，而邯郸仍为魏所攻占，并未因此而解邯郸之围。次年魏尚得以韩师击败齐、宋、卫之联军于襄陵，齐因而请楚将景舍向魏求和。再次年，魏终于迫使赵订城下之盟于漳水之上，以邯郸归赵。

　　又案：《史记》所载桂陵之战，未述及魏之主将为何人，更未述及擒庞涓。《魏世家》、《田世家》、《孟尝君列传》与《六国表》，皆谓此后十二年马陵之战杀庞涓，虏太子申。《孙子列传》又谓马陵之战庞涓自杀，而太子申被虏。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论及此事，云：“魏国于此二役中都遭到惨重失败，而马陵之役所受打击尤为巨大，因此桂陵之役的事件，被后人误认为马陵之役的事件，是有可能的。”（第十七页）但《孙膑兵法·擒庞涓》篇详述桂陵之战经过，仅言擒庞涓而未言擒太子申。若后人以桂陵之战果，误认为马陵之战果，为何所有史料俱言马陵之战杀庞涓而虏太子申，太子申与庞涓同时被擒杀于马陵之役，与《擒庞涓》篇言桂陵之役但擒庞涓，显然不同。《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载孙膑对答田忌，论述设置障碍配合各种兵力之战略战术，云：

“用此者，所以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涓（“涓”字原缺，今补）而擒太子申也。”当指马陵之战。桂陵之战，孙膑诱使庞涓从邯郸以急行军兼程回救大梁，在桂陵加以邀击而擒庞涓，此与马陵之战引太子申与庞涓进入隘塞死地之中而擒杀不同。若后人以桂陵之役战果，误作马陵之役战果，擒太子申较取庞涓更为重要。《擒庞涓》篇不能但言擒庞涓也。然则何以庞涓在桂陵之战被擒，及马陵之战又与太子申同时被擒杀？

桂陵之战，魏之国力损失不大，此后魏又以韩师击败齐、宋、卫之师于襄陵。齐不得已请楚将景舍向魏求和。同时魏又迫使赵在漳水之上结盟，然后将邯郸归还赵国。或者此时齐将庞涓释放，庞涓再度为魏将。犹如春秋时秦将孟明视为晋所俘，旋被释放回秦，仍为秦将。

［鲁］共公二十二年（疑当作三十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鲁世家》）

　　案：《鲁世家》谓鲁共公二十二年卒，《史记》鲁元公、鲁穆公、鲁共公既误后八年，则鲁共公二十二年当周显王八年，即魏惠王九年。然《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成王十四年鲁共侯、宋桓侯、卫成侯、郑矨侯来朝”，则鲁共公至周显王十三年犹在，不得谓鲁共公二十二年即卒矣。钱穆《再论鲁谱歧点》云：“《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成王十四年鲁共侯、宋桓侯、卫成侯、郑矨侯来朝。’是鲁共公至梁惠王十四年尚在也。又《六国表》‘梁惠王十五年鲁、卫、宋、郑来。’《集解》徐广曰：‘《纪年》一曰鲁共侯来朝。’是鲁共公至梁惠王十五年尚在也。又《庄子·Y箧》篇‘鲁酒薄而邯郸围’，《释文》云：‘楚宣王朝诸侯，鲁恭公后至而酒薄。宣王怒，与齐攻鲁。梁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救，楚以鲁为事，故梁得围邯郸。’围邯郸在梁惠王十七年，是又鲁共公至梁惠王十七年尚在也。据此则《年表》鲁共公卒于梁惠王十八年，明年鲁康公元年，未必误。然则《世家》固未必信。徐广所见一本悼公即位年数，固未必可凭耶？然则，今《世家》自平公以下所记注秦、楚诸国大事，合之鲁君之某年某年者，又皆为虚耶？今《世家》既误，又何从而致误，是必有误。余意《鲁世家》记平公以下未必尽属误文。或者今《世家》所载穆公、共公、康公、景公四君之年，其间尚有上下。经后人据刘歆《历谱》改之，故徐广有‘自悼公以下尽与刘歆《历谱》合，而反违《年表》，未详何故’之疑。

今算《年表》亦无甚异，则后人又据《世家》改《年表》也。惟《世家》记‘自平公立六国皆称王，十二年秦惠王卒’以下，记注秦、楚大事，合之鲁某君之某年者犹未变易，故遂致纠纷，而不可理也。……今既无可参证，姑定共公为三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十九年。”（《先秦诸子系年》第四七一至四七二页）钱氏下割鲁景公十年，加增于鲁共公，定共公三十二年，殊乏依据。《六国表》著康公元年于周显王十七年，当魏惠王十八年，或当有据，则鲁共当有三十年耳。

［魏］惠成王十七年有一鹤三翔于郢市。（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引《纪年》）

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三五二年）　秦孝公十年，魏惠王十八年，韩昭侯十一年，赵成侯二十三年，齐威王五年，楚宣王十八年，燕文公十年。

［魏惠王］十九年（当作十八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魏世家》，《六国表》同）

　　案：《正义》引《括地志》云：“?阳县汉旧县也，在银州银城县界。”其说恐不确。《秦本纪》于孝公元年下云：“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不能远至银州固阳为塞。

［秦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秦本纪》，《商君列传》同，《六国表》作“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案：秦爵二十等，自第十级左庶长，至第十八级大庶长，皆属庶长一等，相当于别国之卿。大良造为第十六级，亦属庶长一等。此时大良造不仅为秦最高爵位，并为最高官职。此时卫鞅由左庶长而升为大良造，相当于别国之相。此一官爵之全称为“大良造庶长”。十六年大良造鞅矛镦，铭文作“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雍，矛”（著录于《双剑]吉金图录》卷下、《衡斋金石识小录》卷下、《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十），即鞅于孝公十六年督造。

其后，秦惠文王四年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封右庶长?宗邑之《瓦书》。十三年商鞅戟，铭文作“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二、《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十，现藏上海博物馆）。

盖大良造乃通称。《东周策》第十五章“右行秦谓大梁造”，“梁”、“良”声同通假。

　　又案：《资治通鉴》作“秦大良造伐魏”，不载“围魏安邑，降之。”胡三省注谓“是时魏都安邑，其兵犹强，庞涓、太子申、公子?未败，安邑不应遽降于秦”。又谓：“《魏世家》于是年不书安邑降秦而《秦记》孝公十年书之，《通鉴》从《魏世家》，于显王二十九年书魏去安邑，徙大梁，而是年不书魏安邑降，盖亦疑而除去之。”顾炎武亦谓“此必安邑字误”。梁玉绳以为“固阳”字误。说皆不确。据《纪年》是时魏已徙都大梁，而安邑已成秦所争夺之地。

［梁惠成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公会齐、宋之围。（《水经·淮水注》引《纪年》）　　案：《永乐大典》本、朱谋´本及全祖望、赵一清校本《水经注》皆有“公会齐、宋之围”句，惟戴震校本据今本《纪年》删去此句。是年魏惠王以韩师击败包围襄陵之齐、宋、卫联军，齐使楚将景舍前来求和，魏惠王会见于襄陵。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皆改“公”为“王”。

　　又案：当魏围攻赵都邯郸时，赵遣使至楚求救，楚王从景舍之计，由景舍率兵攻魏救赵，但按兵不攻，待邯郸拔，乃攻取魏之睢、\之间。此时景舍又为齐向魏求成。

周显王十八年（公元前三五一年）

　秦孝公十一年，魏惠王十九年，韩昭侯十二年，赵成侯二十四年，齐威王六年，楚宣王十九年，燕文公十一年。

梁惠成王十九年晋取玄武、x泽。（《水经·沁水注》引《纪年》，“玄武”当作“泫氏”）

　　案：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皆谓“玄武”乃“泫氏”之误。《太平御览》一百六十三与《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泽州高平县下引《纪年》，“梁惠王九年晋取泫氏”，与此为一事，盖脱去“十”字，其说是也。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释“梁惠成王九年晋取泫氏”条云：“晋即魏也。”盖泫氏在今山西高平县，正当长平东南，原为赵地。^泽在今沁水县东南，亦为赵地，是年为魏所攻取。

［魏惠王］二十年（当作十九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魏世家》，《六国表》亦作“归赵邯郸”）

［赵成侯］二十四年（当作二十三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

秦攻我蔺。（《赵世家》，《六国表》亦作“魏归邯郸，与魏盟漳水上”）唐尚敌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以与伯阳。（《吕氏春秋·士容》）　　案：高诱注：“解邯郸围也。以与伯阳，以伯阳邑资之也。”盖是时唐尚为赵说魏惠王解邯郸之围，而以伯阳与魏。伯阳为赵邑，在今河北邺县西南。《赵世家》谓赵惠文王十九年赵与魏伯阳。可知是时唐尚虽有与以伯阳之说，实未以伯阳与魏。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云：“唐尚既有归邯郸之功，赵因予唐尚以伯阳。”非是。赵不可能以伯阳邑赐予游说者。

惠王伐赵，战胜于三梁，十万之军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

（《魏策三》第三章须贾语，《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穰侯列传》同）　　案：据此可知魏以所拔邯郸归赵，与盟漳水上，赵并未割让土地。

惠子之治魏为本，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吕氏春秋·不屈》）　　案：魏惠王于十六年围赵邯郸，十七年拔邯郸，十九年归邯郸，用兵于邯郸首尾四年之久，确使魏“士民罢潞，国家空虚”，成为魏从此衰败之主因。魏惠王连年战败，先为孙膑败于桂陵，再为孙膑大破于马陵，“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又屡为秦所败，丧失西河、上郡，确是“土地四削，魏从此衰矣”。但主其事者并非惠施，《吕氏春秋》未能分明。钱穆《惠施仕魏考》辨之甚明。其言曰：《魏策》：“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惠子教以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大怒，自将伐齐，大败齐于徐州。”今按马陵之役在惠王二十八年，后九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又后一年楚伐齐徐州，其时惠施已用事。《吕氏春秋·爱类》“匡章谓惠施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何也？……”可证魏齐相王，惠施主其谋，及《吕氏春秋·不屈》……则以魏惠十七年围赵邯郸为惠施相魏后事，细按其说，殆非也。惠子为相，年事当逾三十，下至周赧王元年齐破燕，惠子为魏使赵，凡四十年，惠子之寿方跻八十，未必再为魏效奔走，可疑一也。且据原篇“惠施见白圭，白圭曰：新妇至，宜安矜，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太甚者。”则白圭盖先惠施用事。《年表》“惠王二十七年册封。”余疑丹即白圭，其时尚当路，惠施不应先十年已为相，可疑二也。谓恐天下笑之，而令周太史更著其名，无此情理，可疑三也。惠子墨徒，常主偃兵，马陵之后，劝王折节朝齐，且曰王固先属怨于赵，见伐赵非出惠子，可疑四也。惠子见逐，在惠王后元十三年，其至魏当在惠王二十七八年马陵败后，或在徐州会前一二年，前后约得十五六年，较为近情。若如吕氏书，惠施在魏用事垂三十年，魏既迭经败衄，而惠王与相终始，犹信之不稍衰，有逾后世汉先主、宋神宗远甚，可疑五也。吕氏书成于众手，《不屈》一篇，盛毁惠施，因谓惠王之世五十战而二十败，尽以为惠施之罪，吾窃疑其诬（《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八一至二八二页）。余考惠施为刑法家，《吕氏春秋·淫辞》云：“惠子为魏惠王为法”，可证，名家之学本源于刑法家之循名责实，惠施相魏，《韩非子·内储说上》、《魏策》俱谓其“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则围赵邯郸，与齐战桂陵、襄陵等役，当非惠施主其事。钱说是也。

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卫鞅围固阳，降之。（《六国表》）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楚策一》第三章，《新序·杂事二》第三章同）　　案：《太平御览》九百零九引《春秋后语》与此相同，惟开首云：“楚宣王以昭奚恤为相，诸侯畏之，王问群臣曰。”江乙恶昭奚恤谓楚王曰：“人有以其狗为有执而爱之，其狗尝溺井，其邻人见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恶之，当门而噬之，邻人惮之，遂不得入言。邯郸之难，楚进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宝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恶臣之见王。”（《楚策一》第八章）　　案：“大梁，取矣”，取，姚注：“曾作拔”。此时大梁未拔，“取”或“拔”字有误。

江乙欲恶昭奚恤于楚，谓楚王曰：“下比周而上危，下分争则上安，王亦知之乎？愿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于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扬人之恶者，于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远之。”江乙曰：“然则且有子杀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

寡人愿两闻之。”（《楚策一》第九章）　　案：《渚宫旧事》亦载此事，有省略。章首云：“江乙欲恶昭奚恤于宣王。”《资治通鉴》以此章与上章江乙谓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溺井”云云，为一时事。系于周显王十六年，章首云：

“楚昭奚恤为相。”

【附编】

江尹欲恶昭奚恤于楚王而力不能，故为梁山阳君请封于楚。楚王曰：“诺。”昭奚恤曰：“山阳君无功于楚国，不当封。”江尹因得山阳君与之共恶昭奚恤。（《楚策一》第六章）　　案：鲍彪注“江尹，江乙也”。于鬯注云：“尹一双声，并得通用。”昭奚恤与彭城君议于王前，王召江乙而问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后（姚注：一本下更有“言其后”三字），此谓虑贤也。”（《楚策一》第四章）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姚注：“《新序》作缠”，《说苑·权谋篇》三十九章作安陵缠，《新序》无此章）：“君无咫尺之地（鲍本“地”作“功”）、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已（姚注：“已一作色。”鲍本“而已”作“以色”，吴师道云：“恐当作而以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鲍本“女”作“色”），宠臣不避轩（姚注：“避”是敝字无疑。《真诰》曰：女宠不弊席，男爱不尽轮，或出于此。轩轮相近。李慈铭曰：“不敝轩，谓所乐之轩未敝，而恩已夺也”）。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鲍本无“深”字），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姚注：曾“何”下有“江乙曰”三字）“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曰：“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鲍本“日”作“天”，《北堂书钞》一百二十引作“旌旗蔽日”，孔广陶注云：“元泰定刻本《楚策》作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譑，兕虎之嗥若雷霆（原作“兕虎嗥之声若雷霆”，今从《说苑》改正，《艺文类聚》三十三引此作“兕虎之y若雷霆”，《太平御览》八百九十引此作“兕虎之声若雷霆”，盖原有二本，一作“嗥”，一作“声”，今本因合并二本而误）。有狂兕z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之，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

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鲍本“行”下有“下”字）：“臣入则侍纶席（“侍纶席”原作“编席”，今从诸祖耿据《太平御览》三百九十一所引改正），出则陪乘（《太平御览》所引“乘”上有“万”字），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姚注：“刘试一作式，曾云：又作式”。《文选·求立太宰碑表》注正引作“式”，《艺文类聚》三十三引作“抵”），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楚策一》第十章）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共”当作“宣”）。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岂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

“臣年少愚陋，愿委智于先生。”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

“敬闻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日所谕子者，通之于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子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譑，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共”当作“宣”）。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说苑·权谋》第三十九章）　　案：《说苑·权谋》与《楚策一》内容大体相同，而文词颇有不同。《说苑》称安陵君为安陵缠。《汉书·古今人表》中下等有安陵隚，与楚宣王、昭奚恤同时，颜注：“隚即缠字。”黄式三曰：“隚缠声近。”金正炜曰：“《周礼·廛人》注：‘故书廛作坛，杜子春读坛为廛，是坛、廛字古得通用。《说苑》又变廛为缠耳。’《说苑》谓安陵缠得幸于楚共王，‘共王’为‘宣王’之误。此事主谋为江乙，江乙为宣王时大夫。考《楚策四》第四章记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顾观光云：“《楚策》有安陵君及鄢陵君，盖以封邑得名，古音安与鄢近，疑一地名也。”李慈铭亦云：

“《楚策一》江乙所说之安陵君，即《楚策四》庄辛所言之鄢陵君也。焉安古通用，故鄢亦作安。鄢陵楚地，即召陵，在今河南许州郾城县东四十五里。”（《越缦堂读书记》卷三）此说殊非。《说苑》明谓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并非封于安陵或鄢陵。安陵君乃其封号，谓将陪葬于王陵而使王得安也。楚宣王时之安陵君，与楚顷襄王时之鄢陵君，相隔年代甚远，且安陵君、鄢陵君皆以色得幸，决非一人。楚顷襄王时所谓辇从之鄢陵君与寿陵君，皆当为称号。寿陵君亦以将陪葬于寿陵而得名，非别有封邑称寿陵也。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当恭王之时（“恭”为“宣”之误，《渚宫旧事》作“宣”），乙为郢大夫，有入王宫中盗者，令尹以罪乙（《渚宫旧事》作“令尹昭奚恤”），谓于王而绌之。处家无几何，其母亡布八寻，乃往言于王曰：“妾夜亡布八寻，令尹盗之。”王方在小曲之台，令尹侍焉。王谓母曰：“令尹信盗之，寡人不为其富贵而不行法焉。若不盗而诬之，楚国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盗之也，乃使人盗之。”王曰：“其使人盗奈何？”对曰：“昔孙叔敖之为令尹也，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盗贼公行，是故使盗得盗妾之布，是与使人盗，何以异也。”王曰：“令尹在上，盗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过也。昔日妾之子为郢大夫，有盗王宫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绌，妾子亦岂知之哉，然终坐之，令尹独何人而不以是为过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上不明则下不治，相不贤则国不宁，所谓国无人者，非无人也，无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讥令尹，又讥寡人。”命吏偿母之布，因赐金十镒。母让金布，曰：“妾岂贪货而干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复召江乙而用之。（《列女传》卷六，《渚宫旧事》亦有相同之记载）　　案：江乙为楚宣王时之郢大夫，或为事实。至于江乙因有入王宫中盗者而绌职，后又因其母游说而复职，疑出后人伪托。

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三五年）

　秦孝公十二年，魏惠王二十年，韩昭侯十三年，赵成侯二十五年，齐威王七年，楚宣王二十年，燕文公十二年。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取”读作“聚”）。令。为田开阡陌。（《六国表》）

［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秦本纪》）居三年（指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取魏安邑之后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都”字疑衍），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商君列传》）　　案：《索隐》云：“冀，记也，出列教令，当记于此门阙。”不确。

“冀”当读为“巍”。

［秦］孝公……其十三年始都咸阳。（《秦始皇本纪》末引《秦记》）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秦策三》第十八章，蔡泽谓范雎。《蔡泽列传》作“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罚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战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H积，习战阵之事”）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汉书·地理志》）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通阡陌，以五尺为步（“五”当作“六”），二百四十步为亩。（《太平御览》七百五十引唐《行算法》）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杜佑《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新唐书·突厥传》引杜佑之说同）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同“亩”），五十{为畦。（慧琳《一切经音义》七十七引《风俗通义》，原本《玉篇》广部引《风俗通义》作“秦孝公以二百|步为亩，半为廛也”。“二”字原缺，“廛”当为“畦”之误）　　案：据新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晋之六卿已改用新亩制，范氏、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智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氏、魏氏以二百步为亩，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赵氏“公无税焉”，其余五卿则“伍税之”，即五分抽一之税制。因而孙武断言：

实行最小亩制之范氏、中行氏先亡，智氏次之，韩氏、魏氏再次之，惟赵氏得成功而晋国归焉。此后历史之发展，果如孙武所言，惟韩氏、魏氏未亡而成三家分晋之局。卫鞅在秦变法，所谓“开阡陌”或“决裂阡陌”，推行二百四十步之亩制，即推广赵之亩制。所谓“开阡陌”，阡陌指田间之小道。据四川青川出土之秦武王二年更修田律木牍，“陌”指亩与亩间之小道，“阡”指“百亩”与“百亩”之间之小道。“封疆”则指大块田地周围所建筑之“封”（封土堆）与“埒”（矮墙），用作田地所有权之标志。“开阡陌”具有“坏井田”与“制辕田”之作用。《汉书·地理志》颜注引孟康之说，谓“辕田”即“爰自在其田”，取消轮流耕休之制，长期占有而连年耕种。颜注引张晏之说，亦谓“辕田”取消“三年一易”之制，即“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有常。”一九七五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其《田律》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可知受田者不论垦耕与否，一律按受田之数，每一百亩（即一顷）必须缴纳饲料三石、禾秆二石。另外当有一定数量之禾稼。《仓律》有规定：“入禾稼、刍稿，辄为_籍，上内史。”即登记入仓库之簿籍，上报到内史。内史相当于汉初之治粟内史。

　　又案：商鞅初步变法有效后，徙都咸阳而作进一步之改革，盖欲摆脱旧贵族传统之束缚，进一步扩大改革之成果，并谋求向东开拓。所谓“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即仿效东方各国都城之结构规模，并有所改革。其最特殊之设施，即咸阳作为全国之政治、经济之中心，设有官署与市，而仍将宗庙以及祭祀鬼神之神祠保留在旧都雍而未迁至咸阳。咸阳故城遗址已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滩毛村、窑店一带发现，宫殿遗址已有所发掘。但因咸阳故城南靠渭水，渭水历年来不断北移，城墙遗址受到冲决，因而其城郭之结构布局无法查明。大体上沿用中原地区各大国西面宫城连结东面大郭之格局。秦惠王灭蜀之后，新建之成都城，仿效咸阳之制，有“小咸阳”之称。《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谓成都设有“少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左思《蜀都赋》谓成都“金城石郭”，“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由此可见，成都有较小之“少城”连接于大郭西边，自战国起建，沿用至汉代西晋，格局未变。《读史方舆纪要》依据李膺《益州记》所载，谓成都府城，旧有大城，有少城，并云：

“少城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四墉。”成都古城略呈方形，中间隔有南北向之城墙，将方城隔成西面狭长方形之小城，东面较宽长方形之大郭，秦都咸阳当同样格局，惟规模较大。模仿咸阳都城而设计之秦始皇陵园亦正同样格局。惟规模较小。西面建筑陵寝和陵墓之双重小城，正为狭长方形，东面包括兵马俑坑在内之大郭，正为较宽之长方形，兵马俑坑正当在大郭东门以内。

由此可以推定秦都咸阳之布局。（参见拙作《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中上编第九章《秦都咸阳西城东郭连结的布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又案：普遍推行统一之县制，乃商鞅变法中重要之政治改革。不但全国可由此统一，统治可由此加强，法令可贯彻，吏治可清明，农业生产亦可发展。《商君书·垦令》云：“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原脱“饰代者不”四字，从孙诒让校补），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

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北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齐策五》第一章苏代说齐闵王）魏惠王二十一年（当作二十年）与秦会彤。（《魏世家》，《六国表》同）　　　案：前年秦卫鞅将兵围魏安邑而降之，次年卫鞅又围固阳而降之。此乃乘魏正与齐、赵相战之时机。及魏与齐、赵先后结盟讲和，魏即向秦反攻。据《齐策五》苏代所述，魏在“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之前，曾西围秦之定阳，定阳在今陕西延安东南，盖魏由上郡西攻，安邑当已为魏所收复。是年魏与秦相会于彤，已迫使秦与会修好。

梁惠成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水经·汶水注》引《纪年》，《苏秦列传·正义》引《纪年》，“齐”下误衍“闵王”二字）　　案：齐长城原由西边之堤防扩建而成，因而称为“长城巨防”。齐长城西端起于防门，防门原为堤防之门，春秋时已建成。

长城西部在战国初期已建成，三晋尝多次攻齐入长城。是年“筑防以为长城”，盖进一步向东扩建。

［赵成侯］二十五年（当作二十四年）成侯卒，公子?与太子肃侯争立，?败，亡奔韩。（《赵世家》）［赵］肃侯名语。（《赵世家·索隐》引《世本》，《苏秦列传·索隐》引《世本》作“肃侯名言”）(www.xing528.com)

【附编】

梁车为邺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后至，闭门，因逾郭而入。车遂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之令。（《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　

案：此事不知在何年，今系于赵成侯之末年。

周显王二十年（公元前三四九年）

　秦孝公十三年，魏惠王二十一年，韩昭侯十四年，赵肃侯元年，齐威王八年，楚宣王二十一年，燕文公十三年。

秦孝公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六国表》）　　案：秦于上年普遍设县之后，县令之下又设置定额俸禄之小吏。

［秦孝公］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戟铭，《贞松堂集古遗文》卷

十二、《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十、《秦金文录》著录，现器藏上海博物馆）　　案：“十三”两字原为锈所掩，因而诸书著录失载。

［赵］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赵世家》）［韩昭侯］十年（当作十四年）韩姬弑其君悼公。（《韩世家·索隐》云：“《纪年》姬亦作}，并音羊之反。姬是韩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各本《史记》之《索隐》皆无“纪年”二字，惟汲古阁单刻本《索隐》有之，金陵局刻本《史记》及《史记会注考证》皆据补）　　案：《晋世家》云：“晋烈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颀立。”“十七年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立”。“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索隐》云：“《世本》云孝公倾。《纪年》以孝公为桓公，故《韩子》有晋桓侯。”《六国表》系晋灭于周安王二十六年，《田世家》、《赵世家》、《韩世家》系于齐威王三年、赵敬侯十一年、韩哀侯元年，与《六国表》同。

然而据《史记·索隐》与《水经注》所引《纪年》，可知晋桓公（即孝公）有二十年以上，其十五年尝邑哀侯于郑（即韩），二十年为赵、韩迁于屯留。时当魏惠王元年，即公元前三六九年。据《赵世家》，赵成侯十六年即公元前三五九年，赵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水经·漳水注》引《纪年》又谓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即韩）取屯留、尚子（即长子）、涅。盖晋君所有屯留等三邑为韩所取，晋君迁于端氏。是年赵夺晋君端氏，徙回屯留，屯留久为韩占有，韩不能容，因而杀之，于是晋灭。《太平御览》一百六十三引《纪年》云：“梁惠成王九年，晋取泫氏。”《水经·沁水注》引《纪年》云：“梁惠成王十九年晋取玄武、^泽。”陈逢衡、雷学淇以为所记乃一事，《太平御览》所引《纪年》脱“十”字，《水经注》所引《纪年》“玄武”乃“泫氏”之误。是也。朱右曾以为“晋即魏也”，亦是。此时晋已为韩、赵所迁，无力取赵地。陈梦家《六国纪年》列以为晋将亡时事，非是。

　　又案：《吕氏春秋·审应》云：“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后也。……’昭侯患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见魏王曰：‘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后，弊邑不敢当也……昔出公之后声氏为晋公，拘于铜，大国弗怜也……。’”高诱注“出公声氏，韩之先君也，会为晋公所执于铜。”考韩之先君无出公，孙诒让读“昔出公之后声氏为晋公”为句，谓“声氏盖即静公也（声、静古音相近字通）”，并举《古文苑》刘歆《遂初赋》“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于铜”（静、靖字通）为证。余谓出公声氏自当为晋公，铜为赵地，盖为赵所拘。魏惠王谓韩不能封郑之后以存亡继绝，故韩公子食我亦以魏不能保晋之后为对。惟孙氏以声氏为静公，不确。当魏惠王时，为赵所拘之晋公为桓公或悼公，非静公。《纪年》所谓桓公，即《史记》与《世本》所谓孝公，《晋世家》谓孝公名颀，《索隐》引《世本》作倾欣。“倾欣”与“声”音相近，则声氏倘即桓公或孝公乎？

周显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三四八年）

　秦孝公十四年，魏惠王二十二年，韩昭侯十五年，赵肃侯二年，齐威王九年，楚宣王二十二年，燕文公十四年。

［秦孝公］十四年初为赋。（《秦本纪》，《六国表》同）　　案：《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制贡赋之法也。”《索隐》引谯周曰：“初为军赋也。”《资治通鉴》作“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胡三省注：“井田既废，则周什一之法不复用，盖计亩而为赋税之法。”所说皆不符事实。董说《七国考》卷二以“初为赋”即“口赋”，甚是。《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所谓“口赋”，即云梦出土《秦律》所谓“户赋”，为汉代“算赋”之起源。商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所谓“倍其赋”，即增加一倍之“口赋”。《秦律》规定男子成年必须分家，另立户口，缴纳“口赋”，亦称“户赋”。《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汉文帝书云：

“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可知秦进行统一战争中，虽战死者之遗族，亦未能免除一算。一算即指一人之算赋。此即商鞅“初为赋”之“赋”。

　　又案：商鞅不用鲁季孙氏“用田赋”（按田亩征收军赋）之法，而用此按户、按口征赋之法，具有奖励垦荒之作用。马端临谓此乃“任民所耕，不计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税人”（《文献通考·田赋考·历代田赋之制》）。《商君书·垦令》云：“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可知商鞅按“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具有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数目之目的。《商君书·垦令》又云：“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原误作“重”，今改正）者必当召，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可知更具有限制商人多用奴隶之作用。商鞅对家中有成年二男子加倍征赋之法令，又具有确立以一夫一妇为单位之小农，作为经济基础之目的。

　　又案：商鞅在徙都咸阳之后，“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目的在于革除残留之戎狄风俗，而代之以中原之文明教养。

商鞅对此特别重视，云：“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

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此与商鞅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性质不同。

［韩昭侯］十一年（当作十五年）昭侯如秦。（《韩世家》，《六国表》同）　

［赵肃侯］二年与魏惠王遇于阴晋。（《赵世家》）周显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三四七年）　秦孝公十五年，魏惠王二十三年，韩昭侯十六年，赵肃侯三年，齐威王十年，楚宣王二十三年，燕文公十五年。

［赵肃侯］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赵世家》，《六国表》同）　

［秦］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秦始皇本纪》引《秦记》）周显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三四六年）　秦孝公十六年，魏惠王二十四年，韩昭侯十七年，赵肃侯四年，齐威王十一年，楚宣王二十四年，燕文公十六年。

［赵肃侯］四年朝天子。（《赵世家》）［齐威王］三十三年（当作十一年）杀其大夫牟辛。（《田世家》，《六国表》同）　　案：大夫，《集解》徐广曰：“一作夫人。”《索隐》云：“徐广与《年表》并作夫人。王劭按《纪年》云：齐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然则夫人之字，或如《纪年》之说。”考是年于《纪年》当为齐威公十一年，《索隐》“齐桓公”或“齐威公”之误欤？不然，王劭何得引以证是年《史记》大夫之当作夫人也。

［秦孝公］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雍，矛。（镦铭，《双剑~吉金图录》卷下、《衡斋金石识小录》卷下、《三代吉金文存》卷二十著录）　　　案：秦爵自第十级左庶长至十八级大庶长，皆属庶长一等，相当于别国之卿。大良造为第十六级，亦属庶长一等，故全称为“大良造庶长”，简称为大良造。是时秦尚未设相位，盖以大良造庶长执政。雍为地名，原为秦之故都，盖此矛为雍所造。镦乃矛籭下端之铸件。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策一》第一章）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

“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商君列传》）　

　　案：《秦策一》称孝公以卫鞅为相，《商君列传》谓“商君相秦十年”。然《秦本纪》、《六国表》记鞅之升爵甚备，无为相事。鞅于孝公十年官至大良造，《商鞅量铭文》于十八年仍称大良造鞅，《六国表》于二十二年云“封大良造商鞅”，是鞅封列侯，仍官大良造，盖于时秦官大良造即同他国之相。《秦策》等以他国官制比附之，非鞅尝官至相位也。

　　又案：《商君列传》云：“太子犯法，卫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其后民莫敢议令，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秦自雍徙都之……为田开阡陌而赋税平……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以为卫鞅尝先后两刑公子虔。钱穆《商鞅考》辨之曰：“本传又云：‘筑冀阙宫庭于咸阳，自雍徙都之后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今按赵良说商鞅‘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赵良说后五月而孝公卒，今姑定赵良之说在孝公卒前一年，其前八年为孝公十六年，适秦迁都行新法后四年，则公子虔之劓，断在是年。然本传云：‘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于是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鞅为左庶长，在孝公六年，不过二十七岁。太子尚幼，不能犯法，鞅亦何不称太子幼弱而云君嗣不可刑，则太子非幼弱矣。然则刑公子虔自在十六年，而史公误为在前，遂称公子虔复犯约耳。”（《先秦诸子系年》第二二九页）钱辨甚是。

周显王二十四年（公元前三四五年）　秦孝公十七年，魏惠王二十五年，韩昭侯十八年，赵肃侯五年，齐威王十二年，楚宣王二十五年，燕文公十七年。

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绛中地�，西绝于汾。（《水经·汾水注》引《纪年》）

　　案：《永乐大典》本、戴震校本《水经注》皆误作“梁武王”。赵一清校本改作梁惠成王，朱谋´亦云当作梁惠成王。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显王二十三年，盖辑者所见《水经注》亦作梁惠成王。

【附编】

［齐］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鞠?，侍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滑稽列传》）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齐王闻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者为寡人用之。”于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大笑不应，三问，三笑不应。王艴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对曰：“臣非敢以大王语为戏也，臣笑邻之祠田也，以一奁饭、一壶酒，二鲋鱼，祝曰：‘蟹?者宜禾，?邪者百车，传之后世，洋洋有余’，臣笑其赐鬼薄而请之厚也。”于是王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此非淳于髡之力乎？（《说苑·尊贤篇》第三十二章）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谋欲伐齐，顾先生与寡人共忧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复大笑而不应。三问而不应，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语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语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一奁饭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邪，得谷百车，蟹?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

（《说苑·复恩》第二十二章）　　案：以上三则，皆为夸赞淳于髡“滑稽多辩”之传说，皆谓淳于髡因笑“祠田”者而得重用，因而使“伐齐”者退兵或不敢来攻。

所谓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十三年诸侯举兵以伐齐，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皆非事实。钱穆《淳于髡考》以为即是《越世家·索隐》所谓“《纪年》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之事（《先秦诸子系年》第三六一页），并无确据。《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谓“无颛八年薨”，当为“十八年薨”之误。所谓“无颛薨后十年楚伐徐州”，当指楚威王七年大败齐于徐州之事。并非楚宣王时另有楚伐徐州之事，已辨明于周显王三十六年案语中。

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三四四年）

　秦孝公十八年，魏惠王二十六年，韩昭侯十九年，赵肃侯六年，齐威王十三年，楚宣王二十六年，燕文公十八年。

［周显王］二十五年秦会诸侯于周。（《周本纪》，《六国表》作“诸侯会”）

［秦孝公］二十年（当作十八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秦本纪》）秦孝公二十年（当作十八年）会诸侯于泽，朝天子。（《六国表·集解》引徐广曰：“《纪年》作逢泽”）徐广《史记音义》云：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陂。陂，《汲郡墓竹书纪年》作逢泽。（《水经·渠水注》）　　案：《永乐大典》本，朱谋´校本《水经注》如此，戴震校本改作“徐广《史记音义》曰：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汲郡墓竹书纪年》作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并于“《史记音义》曰”下注云：“近刻讹作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陂陂”，又于“《汲郡墓竹书纪年》作”下注云：“案近刻脱秦孝公会诸侯于七字。”戴震校本据《秦本纪》与今本《竹书纪年》妄改《水经注》，殊不可信。

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为”通“于”），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齐太公”当作“陈侯”），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天下乃释梁。（《秦

策四》第十一章或为六国说秦王曰）　　案：鲍本“朝”上补“一”字。吴师道云：“朝音潮，即驱十二诸侯朝天子者，为字疑衍也。”黄丕烈云：“今本‘朝’上有‘一’字，乃误涉鲍也。”王念孙论之曰：“为与于同，谓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从也。《秦策》又曰梁君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齐策》曰：魏王从十二诸侯朝天子，皆其证也。鲍读朝为朝夕之朝，而于朝上增一字，谓魏王一朝为天子，而天下皆从，其失甚矣。

吴读为朝聘之朝是也，而云为字疑衍，则未知‘于’‘为’之通用也。”王说甚是。

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秦策五》第一章，或谓秦王语。“拘于秦”当作“拘于徐”）　　案：高诱注：“后东伐齐，败于马陵，太子见杀，故布冠而拘执于秦也。”金正炜《战国策补释》曰：“按《吕览·不屈篇》：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齐策》：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此策文、注‘秦’字并当为‘齐’之误。”余谓“秦”当为“徐”字，形近而误。魏惠王于马陵之役大败后，到齐之徐州朝见齐威王，并尊齐威王为王，而齐威王亦承认魏惠王为王，即所谓“会徐州相王”。

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北拔邯郸（“北”原作“西”，从金正炜改正），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从十二诸侯而朝天子（“有”读为“又”，“从”字原脱，从王念孙据“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补正），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瞂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之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籠（“旌”原作“柱”，从王念孙改正。王念孙以为当作“建旌九籠”，金正炜以为当作“建九籠之旌”），从七星之?，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

（《齐策五》第一章苏秦说齐闵王）　　案：逢泽之会，据《秦本纪》、《六国表》，由秦主之。据《秦策四》，则由魏主之。而《吕氏春秋·报更》云：“张仪……至于秦，留有间，惠王说而相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则又以逢泽之会，秦惠王主之，出张仪之力。《秦本纪》、《六国表》以逢泽之会在秦孝公二十年，即周显王二十七年。而《周本纪》又以秦会诸侯于周，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六国表》于周显王二十五年亦云诸侯会，今本《竹书纪年》又系“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在周显王二十三年。雷学淇《纪年义证》云：“按《战国策》之《秦策》…… 《齐策》…… 《韩策》……据此诸说，是惠王于胜韩、赵之后，即率十二诸侯朝天子孟津。因郑君弗听，秦又说之，使行王服，于是齐与秦起而败之。核以《纪年》之文，《年表》之显王二十五年会诸侯，实即惠王之事。……《策》以败于齐秦紧接朝天子之文，此尤可征信。”又云：

“《秦本纪》……‘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徐广曰：‘开封东北有逢泽。’盖此因魏败于秦，献洛西之地，故显王致伯于秦，诸侯毕贺，秦乃使少师会诸侯于魏郊，朝王于逢忌之薮也。《史记》误将马陵及公子?之事移后二年，谓惠王此时尚未败于齐、秦，甚误。《年表》曰：‘显王二十五年诸侯会’，《周本纪》亦谓秦会之，尤误。”雷氏以逢泽之会有二，魏会在周显王二十五年，秦会在周显王二十七年，盖弥缝两说而调停之也。钱穆《逢泽之会乃梁惠王非秦孝公、在梁惠王廿七年非周显王廿七年辨》曰：“会逢泽者，乃梁惠成王，与秦孝公无涉，其事在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今《史记》误系之周显王之二十七年，而又误属之于秦孝公耳。何以言之？据《齐策》：‘魏王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卫鞅劝以先行王服，而齐人伐魏，败于马陵。’齐伐魏在二十七年之十二月，魏败在二十八年，故知逢泽之遇，实为梁惠王之二十七年也。秦自孝公以前，中国诸侯夷翟遇之，摈不得与朝盟，孝公用商鞅，变法图治，稍侵魏疆，犹不得为中国诸侯所重，何来有会诸侯而朝天子之事？魏既败于马陵，其后二年商鞅虏魏公子?，以功得封邑。

若其前已能会诸侯，朝天子，鞅之功烈大矣。不待至此始封。且马陵一役以前，魏尚为中国霸主，秦何得远涉其地，而会诸侯于其邦畿之内？《国策》之言魏会诸侯而不及秦，知此会乃魏惠王，非秦孝公矣。余读《秦记》：‘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朝天子’，然后知秦特应魏之征而赴会者，故使一公子往。若秦自会诸侯而朝天子，此何等事，孝公、商君皆不莅会，而使一公子主之耶？史公仅见《秦记》，未能详考，遂谓秦自会诸侯而朝天子焉。……《年表》‘秦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集解》徐广曰：‘《纪年》作逢泽。’此仅引《纪年》所会在逢泽，不言会诸侯者为孝公也。《水经·渠水注》‘徐广《史记音义》曰：秦孝公会诸侯于逢泽陂。陂，《汲郡墓竹书纪年》作逢泽，斯其处也。’此亦仅据徐广引《纪年》作逢泽，亦不谓《纪年》有秦孝公会诸侯之事也。”（《先秦诸子系年》第二五二至二五六页）今按钱氏辨会逢泽者乃梁惠王非秦孝公甚是，定梁惠会逢泽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则犹未得。《秦策四》云：“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齐太公闻之，举兵伐魏，壤地两分，国家大危，梁王身抱质执璧，请为陈侯臣”。

“齐太公”当为“齐威王”之误。此足证逢泽之会固在魏败马陵与齐魏相王之前也。《秦策五》云：“梁君……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子死，身布冠而拘于秦。”“秦”当为“徐”之误。此又足证梁率诸侯朝天子固在马陵之役太子申死之前也。《齐策五》云：“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籠，从七星之`。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此更足证魏之称王居天子位，在马陵之役与齐魏相王之前也。马陵之役起于梁惠二十七年十二月，当周显王二十六年。其前一年，周显王二十五年，《周本纪》、《六国表》皆谓诸侯会于周。知逢泽之会断在此年。盖史公见《秦记》是年有“使公子少官会诸侯于逢泽朝天子”之语，遂于《周本纪》周显王二十五年著录“秦会诸侯于周”。及著《秦本纪》，又误以与孝公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为一事，因而连缀言之，不悟逢泽之会魏惠王主之，秦乃应召而使公子少官往，事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即梁惠王二十六年，而周显王二十七年，即秦孝公二十年，则以上年因事而周天子致伯于秦，故诸侯遣使往贺之耳。史公既误以逢泽之会主之者为秦，又于《秦本纪》与诸侯贺秦误合为一年事，遂滋后世之疑而迷惑难考。《吕氏春秋·报更》则更误“梁惠”之事于“秦惠”，其疏谬更甚矣。

魏惠王为臼里之盟，将复立天子，彭喜谓郑君曰：“君勿听。大国恶有天子，小国利之，若君与大不听，魏焉能与小立之？”（《韩非子·说林上》，《韩策三》第二十章同，惟“臼里”作“九里”，“彭喜”作“房喜”）　　　案：“九里”或作“臼里”，“房喜”或作“彭喜”。九、臼乃声之转，房、彭亦声之转。《逸周书·作雒篇》“俘殷献民，迁于九里”。

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水经·洛水注》谓白桐涧水出嵩麓桐溪，北流经九山东，山际有九山庙。《巩县志》卷四称：“据府志，九山今名白云山，在巩县南七十里，有旧山庙坡，盖九、旧音转也。”九里当在九山下，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嵩山西北，正当成周东南。

　　又案：逢泽之会，《秦本纪》、《六国表》只云“朝天子”，而《秦策四》则谓魏惠王“乘夏车，称夏王，朝为（于）天子”，盖既自称为王，又朝天子。但据《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乃魏惠王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卫鞅进说魏王，谓从十二诸侯“不足以王天下”，“不如先行王服”。因而魏王“身广公宫，制丹衣，旌建九籠，从七星之`，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是从十二诸侯朝天子在先，王服而自称为王在后。劳《战国时代的战争》谓“逢泽之会魏君率诸侯朝周，当时只想做盟主，不会同时僭王礼的”。并云：

“魏惠王的改元，系因称王而改元”，“所以魏惠王的称王，似以在徐州相王时为是”（《劳学术论文集》甲编第一一四八至一一四九页）。此说非是。徐州相王，是魏惠王于马陵之战惨败后，到徐州卑躬屈节朝见齐威王，并推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亦认可魏惠王原有王号。若魏惠王未先称王，在马陵惨败之后，齐威王不可能推尊魏惠王为王。

魏惠王二十七年（当作二十六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也。（《六国表》）

　　案：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丹封名会，四字难晓，注家皆阙。

疑‘名会’乃‘于浍’之讹，浍为魏地，丹封于浍，犹齐封田婴于薛耳。”钱穆《白圭考》云：“考《吕览·不屈》篇：惠施游梁，见白圭，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新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太甚者。’据此似惠施初游梁，白圭已先达。《史记·六国表》：‘梁惠王二十七年丹封名会，丹，魏大臣也。’……余谓丹殆即白圭名。是年即与齐战马陵而败，后惠施游梁，渐见信重，故《吕览·应言》篇有白圭短惠子于梁王之事。至孟子之来，白圭虽不用事，犹以故相大臣见尊崇。观其与孟子语，‘吾欲二十而税一何如’之问，知其在梁之地位矣。又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盖亦自夸其往昔之政绩也。”（《先秦诸子系年》第二五至二五二页）考钱氏以《六国表》之丹即白圭，至是。梁氏以“名会”为“于浍”之误，未得其解也。名会者，逢泽之会也，逢泽之会本战国时最著之大会，《吕氏春秋·报更》篇所谓“逢泽之会……名号至今不忘”者也。时白圭正为魏主其事，白圭殆即于时受封，故云封名会耳。此亦逢泽之会在周显二十五年由魏主盟之一证也。

　　又案：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卷四云：“七国时前后有两白圭，《史记·货殖列传》白圭当魏文侯时，《韩非子·内储说下》白圭相魏。《史记·邹阳列传》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此周人白圭也，圭其名。《吕览》中《听言》、《先识》、《不屈》、《应言》、《举难》、《知分》等篇称白圭与惠施孟尝君问答，《韩非子·喻老》白圭之行堤，塞其穴，无水难。《魏策》载白皀二事在魏昭王时，盖尔时犹存，此魏人白圭也。丹名，圭字，表列孟子、魏惠王之间，则为魏白圭无疑。阎氏《四书释地续》曾辨之，惟赵岐误注周人，《国策》鲍注指其误，而高诱注《吕览》亦曰周人，凡三见，并错合为一人。《法言》曰子之治产不如丹圭，已先错矣”。钱穆《白圭考》辨之曰：“白圭非有两人也，高诱、赵岐皆以为周人，何以知其非？鲍以其人在《魏策》中，而即以为魏人，亦未见可据。魏文灭中山，为将者乃乐羊、吴起，无白圭。乐羊有谤书三箧，不闻恶白圭于魏文者。白圭至中山，据《吕览·先识》，乃当后中山亡于赵事。邹阳《狱中上书》误以乐羊为白圭，其说不足据。至《韩非子》：‘白圭相魏，暴谴相韩，白圭谓暴谴曰：子以韩辅我于魏，我以魏待子于韩，臣长用魏，子长用韩。’此未可定为在魏文侯时，文侯一朝贤者，约略见《世家》卜相一节，未见有白圭为相。其与暴谴相结，亦战国中晚风气。当文侯世不宜有此，惟《货殖列传》以与李克连称，自是史公文法疏处，亦不足据谓白圭乃文侯时人也。”其说甚是。邹阳《狱中上书》“白圭”疑本“乐羊”之误，“白”乃“乐”之缺文，而“圭”“羊”形近而讹。

白圭，周人也。……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岁凶，取帛絮，与之食。大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货殖列传》）［秦孝公］十八年齐#（同“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读作“寸”）五分尊（读作“寸”）壹为升。重泉。

（大良造鞅方升铭，龚心铭《浦口汤泉小志》及《秦金石刻辞》、《秦金文录》等书著录）

　　案：原称“商鞅量”，原藏合肥龚心铭（字景张），龚氏后迁居浦口汤泉，著录于所著《浦口汤泉小志》。其后裔迁居上海，五十年代余曾往上海龚寓研究此器，并洽商为上海博物馆购藏，未能商定。七十年代为上海博物馆购藏。器长方形，有柄。柄左面刻有上述铭文，柄之对面刻有“重泉”二字。底面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与其他始皇权量相同。柄右面刻有“临”字，当与始皇诏书同时后刻。盖原为分发至重泉所用，重泉故城在今陕西蒲城县。至始皇二十六年又分发至临所用。临地不详。郭沫若据此云：“此足证商鞅之法至始皇时犹多沿用未改也。”　　又案：“齐”下“a”字，右侧刻文不清，细察残存笔画，旧释为“率”不误。郭沫若释之为“遣”，与残存笔画不合。盖是年齐侯率卿大夫多人来聘秦国。陈梦家《六国纪年》论之曰：“《周本纪》曰：秦会诸侯于周，《年表》云：诸侯会。大良造鞅量铭曰：十八年齐率大夫众来聘……十八年者孝公十八年也。诸侯来会，实为殊荣，故商鞅铭之于量。”考是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与《周本纪》所谓“秦会诸侯于周”，非一事。盖是年魏召集逢泽之会，并率诸侯朝天子，而齐正谋与魏对抗，齐侯因有率卿大夫多人聘问秦国之举。

又案：“尊”读作“寸”，十六寸五分寸之一，即“新莽嘉量”之升铭“积万六千二百分”。据实测，全长一八点七厘米，宽六点九七厘米，深二点三厘米，容积二二点一五立方厘米。据铭文，容积乃当时尺度之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以此推算，每立方寸容积为一二点四七八立方厘米。详见唐兰《商鞅量与商鞅量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五卷四期）与马承源《商鞅方升与战国量器》（《文物》一九七二年第六期）。是年十二月壬申朔，乙酉为十四日。

［赵肃侯］六年攻齐，拔高唐。（《赵世家》）［鲁］康公九年卒，子立，是为景公。（《鲁世家》）　　案：《汉书·律历志》作偃。“”“偃”古通。

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后也。

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见魏王曰：“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后，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后声氏为晋公，拘于铜，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吕氏春秋·审应》）

案：此疑此年前后事。

《汲冢古文》谓：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固、子南劲。

《纪年》：劲朝于魏，后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汉书·武帝纪》注引臣瓒说。《水经·汝水注》同，惟无“子南固”三字。《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瓒说亦同，亦无“子南固”三字。今本《史记·集解》皆脱“纪年劲”三字。惟日本高山寺藏写本《史记》不脱。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四）［卫成侯］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

（《卫世家》）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聚敛者亡。（《荀子·王制》）　　案：《韩非子·说疑》篇云：“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也。”据此可知子南劲亦如齐田恒、宋子罕、郑太宰欣等，“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者。子南劲尝朝魏，而后由魏惠王至卫，命之为侯。童书业《春秋左传札记》第五十二条，据此谓“取卫者为子南劲”，如同“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并云：“此后卫盖不称姬姓而称公孙氏。如《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其祖本姬姓也（是犹言戴氏夺子氏于宋，戴氏亦子姓也）。《战国策·卫策》：卫嗣君病……自今以往，公孙氏必不血食矣。此卫在战国中期以后改姓公孙之明证。《荀子·王制》：

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聚敛者亡。则所谓成侯乃旧卫最后之君，所谓成侯子平侯者，实子南劲也。”（《春秋左传研究》第三三七页）卫成侯因与鲁恭侯、宋桓侯、韩昭侯朝见魏惠王而贬称为侯，子南劲又因朝见魏惠王而后受命为侯，从而取代卫成侯。子南劲即是平侯。子南劲并非成侯之子而继立者，《卫世家》谓平侯乃成侯子，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