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即位至去世（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三六一年）　秦孝公元年，魏惠王九年，韩昭侯二年，赵成侯十四年，田桓公十四年，楚宣王九年，燕文公元年。

［秦］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王。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秦本纪》）魏公叔座疾（“座”原作“痤”，从毕沅据《太平御览》四百四十四、六百三十二两引改正。《魏策一》第九章亦作“痤”，“疾”作“病”），惠王往问之曰：“公叔之病甚矣（《魏策》“甚矣”作“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对曰：“臣之御庶子鞅（《魏策》作“痤有御庶子公孙鞅”），愿王以国听之也（《魏策》“国”作“国事”），为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今谓寡人以国听鞅（《魏策》作“而谓寡人必以国事听鞅”），悖也夫！”（《魏策》作“不亦悖乎”）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秦果用强，魏果用弱。（《吕氏春秋·长见》，《魏策》第九章同，末节作“公叔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为悖。”）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

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

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商君列传》）　　案：《吕氏春秋》、《韩非子》、《战国策》俱称商君为卫鞅或公孙鞅。《吕氏春秋》高诱注：“卫之公孙也，故曰公孙鞅或曰卫鞅。”公孙氏当是卫宗族中分出之一大支。《宋卫策》第十三章：

卫嗣君病，富术曰：“自今以往者，公孙氏必不血食矣。”高诱注：

“公孙氏谓嗣君也，卫鎝之孙，故云公孙氏。”卫嗣君乃卫平侯之子，平侯即子南劲，取代卫成侯者。子南劲取代卫成侯之后，卫君不称姬姓而称公孙氏。卫鞅亦出于公孙氏之一支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公孙非姓氏”，非是。

　　又案：《吕氏春秋》、《魏策》俱谓鞅为公叔痤之御庶子，而《史记》作中庶子，考战国时君侯卿相之家臣有御庶子、中庶子、少庶子等。《吕氏春秋·长见》高诱注：“御庶子，爵也。”《商君列传·索隐》云：“中庶子，官名也。”《秦策五》第六章“少庶子甘罗”高诱注：“少庶子，官名。甘罗，文信家臣也。”庶子乃随从侍候听使唤之家臣称呼，非官爵之名。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卜皮为县令，使少庶子佯爱御史。《内储说下》记济阳君有少庶子不见知。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责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不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商君列传》）　　案：此卫鞅游说秦孝公之故事，疑出于后人增饰。是时魏惠王尚未称王。其后孟子见魏惠王、齐宣王始畅论“王道”与“霸道”，尚未有“帝道”之说。至秦昭王中年，始有与齐盡王并称东西帝之举。至战国晚期卫鞅学派所著《商君书》，其政治目标为谋求“治”、“富”、“强”、“王”。“王”即指完成统一而创建统一王朝，亦未见有“帝道”之说。是时卫鞅游说秦孝公，说帝道不可能，说创立统一之王业亦不合时宜，惟有“以强国之术说君”耳。

卫鞅携李悝《法经》入秦，所说无非魏国已行之有效之“富国强兵”之术。当秦献公时，已进行改革，元年止从死，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并推行县制，已为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奠定基础。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亦云：“商鞅传授，改法为律。”）［赵成侯］十四年与韩攻秦。（《赵世家》）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水经· 洞过水注》引《纪年》）　［魏惠王］十年（当作九年）伐取赵皮牢，彗星见。（《魏世家》，《六国表》亦记是年“取赵皮牢”）

秦孝公元年彗星见西方。（《六国表》）　　案：是年秦、魏国都俱见彗星，故秦、魏史官分别有记载。

　　又案：《魏策一》第八章载魏将公叔痤败韩、赵于浍北，禽乐祚。《魏世家》、《韩世家》皆载败浍于上年。《赵世家》载上年“魏败我浍，取皮牢”。而《魏世家》、《六国表》又载“取赵皮牢”于是年。盖是役连续有二年。皮牢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北，正当浍水东北。

梁惠成王九年王会郑矨侯于巫沙。（《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案：郑矨侯即韩昭侯，盖有昭、矨两谥。或称韩昭矨侯、昭僖侯。

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魏世家·集解》引《纪年》，《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亦“以为魏惠王九年”。《孟子·梁惠王上·正义》引《纪年》同。《水经·渠水注》引作“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汉书·高帝纪·注》臣瓒引《纪年》作“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　　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商君列传》亦云：“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云：“惠王之徙都，非畏秦也，欲与韩、赵、齐、楚争强也。安邑迫于中条、太行之险，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车骑便利，易与诸侯争衡。《东周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齐王大发师以救之，秦兵罢，齐将求九鼎。顾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沙海之上久矣。鼎入梁，必不出。晖台沙海，皆大梁地，是时为东周惠公。惠公薨于梁惠王十一年，则梁之徙都在前，彰彰明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云：“魏之迁都，不必因秦虏太子东地至河近安邑始迁也。《世家》谓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之地，七年始尽入上郡于秦。是惠王三十一年前，秦地未尝东至河矣。若谓迁都之岁秦实虏我太子，则《年表》有九年战少梁虏太子之说。是《史记》与《纪年》本合，特误将迁都系于三十一年耳。考《竹书》惠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马陵之战，《孙子列传》谓齐使田忌将而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此皆惠王九年迁都之证。”钱穆《魏徙大梁乃惠成王九年非三十一年辨》云：“《秦记》‘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年表》、《商君列传》均载此事，而独不见于《魏世家》。盖安邑魏都，其君在焉，岂得围而便降？而徙都犹在十二年后；殆史公亦自知其不可安而灭去之者。《史记志疑》觉其不可通，而谓‘安邑’乃‘固阳’字误。则亦曲为弥缝，而不悟其破绽之不止于此也。又《秦策》‘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会’。……逢泽近大梁，《秦策》所云退为逢泽之遇者，足证其时魏已都大梁也。否则渡河而南，远至逢泽，何云退？故知《史记》三十一年徙都大梁之说必误，不得据以疑《纪年》也。”（《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四八至一四九页）说皆甚是。《楚策一》江乙恶昭奚恤，谓楚王曰：“邯郸之难，楚进兵，大梁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宝器，以臣居魏知之。”是惠王十六年魏围赵而楚进兵时，魏已徙都大梁，此更魏于惠王九年徙都大梁之明证矣。

　　又案：古籍引《纪年》，魏徙大梁，有梁惠成王六年或九年之不同。以当时形势而言，当以九年之记载为是。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公元前三六一年夏历四月壬子朔，四月甲寅为初

三。魏惠王八年魏与韩、赵交战于浍，得胜，取赵皮牢，魏又攻赵取得列人与肥。魏惠王九年魏与韩、赵修好，魏惠王会韩昭侯于巫沙，又以榆次、阳邑与赵，易取赵之泫氏。盖魏已迁都大梁，企图以友好合作方式，调整魏与赵、韩之间交错之城邑，从而使魏在中原之大片土地连成一块，造成建都大梁之有利形势。赵以突入魏境之旧都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交换魏之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以及浮水一带，亦在此时。《赵世家》载：“成侯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于石阿（“阿”乃“门”字之误）。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赵成侯十一年正当魏惠王六年，是年秦攻魏石门，石门在今山西运城西南，在安邑西南八十里，因而赵派兵往救。

秦在此大败三晋之师，斩首六万。但由于赵之救援，秦即退兵，未敢深入。次年秦又攻魏河西之少梁，赵又救之。此时魏尚建都于安邑，并占有河西地。大梁故城遗址在今河南开封城西北。

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云：“大梁城有十二门，今可考只夷门、高门……考今铁塔在夷山上，夷门当在铁塔附近，即大梁城东壁抵现在铁塔。固子门是开封外城西门，今名固子村，在城西三里余。高门又在其西二里。则大梁城西壁在今城西五里余，南壁假定到故汴河北岸，今相国寺南，北壁推算在今城北五里。则大梁城面积比今开封稍大。”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赵南至浮水繁阳。（《水经·河水注》）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赵之南界，极于浮水，匪直专漳也。（《水经·渠水注》）韩昭侯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我朱。（《六国表》，《韩世家》同）　　案：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南。正当韩给予魏之平丘西南，其地亦不与韩之国都新郑相连属，因而为宋所取。朱之地望不详，疑亦在其附近。

［魏惠王］十四年（当作十三年）与赵会?。（《魏世家》，《六国表》同）　

［初无余之］十二年寺区弟忠弑其君莽安，次无颛立。（《越世家·索隐》引《纪年》）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缓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庄子· 让王》，《吕氏春秋·贵生》同）越王搜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后。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

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吕氏春秋·审己》）　　案：《淮南子·原道训》云：“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吕氏春秋》高诱注：“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越世家·索隐》谓王子搜，乐资云‘号曰无颛’。当出乐资《春秋后传》，当有所据。《吕氏春秋》毕沅注亦云：据《竹书纪年》翳为子所杀，越人杀其子，立无余，又见杀，立无颛。是无颛方可云三世杀其君。洪颐煊《读书丛录》以为即王之侯，云：‘搜、授、侯三字声皆相近。’《越世家》谓‘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瞗立’。《索隐》又云：‘盖无颛后乃次无瞗’，则王之侯固为无颛。《越世家》讳言三世杀其君之事，因而不载诸咎、初无余之等见杀之君。”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谓：“是王本名翳，因逃乎丹穴，搜而出之，故以为名。授又搜之别字也，弟豫即孚错枝，其子逐豫围王宫，即太子诸咎杀其君翳之事。”出于推想，未有确据。马叙伦《庄子义证》谓：搜即孚错枝，“侯”“搜”皆由“孚”字而来，孚音亦幽类也。但凭字音推测，亦不可信。

隹（唯）十又四年`（陈）侯午台（以）群者（诸）侯献金作皇妣孝大妃efg（敦），台（以）h（）台（以）尝，保又（有）齐邦，永c（世）毋忘。（《十四年陈侯午敦铭文》）　　案：《史记》记桓公六年卒，《纪年》则齐桓公十八年而后威王始见。据此铭文，亦可证《纪年》是而《史记》有误。

周显王九年（公元前三六年）

　秦孝公二年，魏惠王十年，韩昭侯三年，赵成侯十五年，田桓公十五年，楚宣王十年，燕文公二年。

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水经·渠水注》引《纪年》，《太平御览》七十二引《水经注》作“梁惠成王十五年”）　　案：《水经·渠水注》云：圃田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故《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也。又有一渎，自酸枣受河，导自濮渎，历酸枣径阳武县南出，世谓之十字沟而属于渠，或谓是渎为梁惠之所开，而不能详也”。此为魏徙都大梁之后，在大梁周围兴修水利，先在黄河与圃田泽之间开凿运河，引黄河之水流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大沟以利航运与灌溉。此后，梁惠王三十一年又从大梁北郭开大沟，以引圃田水。此乃鸿沟最早开凿之一段。

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水经·青衣水注》引《纪年》）

　　案：瑕阳为魏地，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水经·青衣水注》谓青衣“县有蒙山，青衣水所发，东径其县，与沫水会于越隽郡之灵关道”。蒙山即岷山，在今四川芦山县北。盖瑕阳之水利专家为蜀所聘，由魏经秦入蜀，为之疏导，此时自秦来归。

［周显王］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周本纪》，《秦本纪》系“天子致胙”于秦孝公二年，《六国表》同）

［赵成侯］十五年助魏攻齐。（《赵世家》）东周惠公杰薨。（《六国表》周显王九年《集解》徐广引《纪年》）　　案：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以杰为东周昭文君之名。云：“昭文君是东周君，则必东周惠公之子，《史记·周本纪·索隐》谓西周武公太子为文公，非也。”今按：东周惠公为周威公之少子，名根。周显王二年周威公死，根得赵韩两国之助，与太子争立，因而另立东周小国。此条《纪年》有误，疑当作“东周惠公薨，子杰立”。

【附编】

梁惠王发逢忌之薮以赐民。（《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转引《汲郡古文》，《左传》哀公十四年《正义》、《太平御览》一百五十八所引相同，惟“发”误作“废”。《舆地广记》卷五东京开封县下（《路史·国名记甲》注引《纪年》同）　　案：《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开封，“逢池在东北，或曰宋之逢泽也。”注引臣瓒曰：“《汲郡古文》梁惠王发逢忌之薮以赐民，今浚仪有蓬陂、忌泽是也。”《秦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开封东北有逢泽。”《正义》引《括地志》云：“逢泽亦名逢池，在汴州浚仪县东南十四里。”历来辑《纪年》者，列此事于魏徙大梁之后，今从之。盖亦魏徙大梁后之开发设施。

周显王十年（公元前三五九年）

　秦孝公三年，魏惠王十一年，韩昭侯四年，赵成侯十六年，田桓公十六年，楚宣王十一年，燕文公三年。

［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

（《秦本纪》）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商君书·更法》作“臣闻之，疑行无成”，《长短经·适变》、《太平御览》四百九十六引《商君书》皆作“无名”，《新序· 善谋》第七章亦作“无名”），疑事无功（《商君书》此句下有“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新序》有“君亟定变法之虑，行之无疑，殆无顾天下之议”），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见非”，《商君书》作“见负”，《新序》作“负非”），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敖”，《商君书》作“骜”，《新序》作“?”）。愚者?于成事（《商君书》、《新序》此句上有“语曰”二字。“?”，《商君书》作“暗”），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商君书》、《新序》此句上有“郭偃之法曰”五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新序》此句下有“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两句）。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新序》“强”作“治”），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商君书》、《新序》“缘”作“据”），吏习而民安之。”（《商君书》此句下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新序》此句下有“今君变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君熟虑之”）。卫鞅曰：“龙之所言（《商君书》、《新序》“龙”作“子”），世俗之言也（《新序》“言”作“所知”），常人安于故俗（《商君书》作“故习”，《新序》作“所习”），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商君书》、《新序》作“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商君书》、《新序》“礼”作“道”），五伯不同法而霸（《商君书》、《新序》“伯”作“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商君书》此句下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新序》同《商君书》，惟“论变”作“论治”）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新序》此句下有“君其图之”四字）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君书》卫鞅所言作“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新序》大体同《商君书》）孝公曰：“善。”（《商君书》“善”下有“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新序》“笑之”作“之笑”，“丧”作“忧”。《太平御览》一百九十五引《商君书》“怪”作“i”。钱熙祚、朱师辙皆以为作“i”是也）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商君书·更法》因袭赵武灵王与肥义、赵文、赵造等人辩论胡服之辞，大加增饰，《新序》第七章更因袭《商君书》。《商君书》结句作“于是遂出垦草令”）　　案：上述卫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前辩论变法之辞，当以《商君列传》较为原始。《商君书》晚出，与《赵策二》第四章、《赵世家》所载赵武灵王与肥义、赵文、赵造等人辩论胡服之辞，颇多因袭而相同。盖《商君书》作者因袭而增饰者，并不足信。《赵策二》与《赵世家》所载，确是就胡服而辩论。赵武灵王驳赵造，谓三王“法令制度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使其便”，亦就胡服而辩论。而《商君书》公孙鞅驳杜挚，谓文武“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此与商鞅变法之主旨不合。《赵策二》、《赵世家》辩论之结果，为“遂胡服招骑射”，与辩论颇为确切。而《商君书》辩论之结果“于是遂出垦草令”，与辩论之主旨亦不合。当以《商君列传》作“卒定变法之令”为是。《资治通鉴》据《商君列传》是也。已辨在周赧王八年案语中。

　　又案：《商君列传》谓经此辩论，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商君书·更法》谓“于是遂出垦草令”。而《秦本纪》则云：嗣后“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是《秦本纪》以孝公三年已用鞅法，至孝公六年乃拜鞅为左庶长。与《商君列传》以鞅为左庶长而下变法令者异。余考《秦策一》云：“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韩非子·和氏》云：“商君教秦孝公……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王先慎《集解》云：“疑‘八’上夺‘十’字”，是也。孝公二十四年卒，上推十八年，适为孝公六年，然则鞅于孝公六年为左庶长，下令变法亦端在六年。殆孝公三年鞅虽议变法，以甘龙、杜挚之非难，实未尝行欤？

［赵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赵世家》）　　案：三家分晋，惟上党之屯留长子等邑尚为晋所有。《纪年》载梁惠王元年韩、赵迁晋君于屯留，取其长子，故《赵世家》载赵成侯五年韩与赵长子。此年韩、赵又迁晋君于端氏，故《纪年》载梁惠王十二年韩取屯留、长子、涅。《赵世家》谓此年赵与韩、魏分晋，魏实不与焉。

魏惠王十二年（当作十一年）星昼坠，有声。（《六国表》，《魏世家》同）

【附编】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长（今本《商君书》有“长”误作“张”者），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以上二句《新序·善谋》作“今吾欲更法以教民”），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商君书·更法》“公孙鞅曰”以下，与《商君列传》大体相同，而据《赵策二》赵武灵王与肥义等人辩论胡服之辞，大加增饰。已见前引《商君列传》及附注中。

此开首一段，亦因袭《赵策二》而增饰者）周显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五八年）　秦孝公四年，魏惠王十二年，韩昭侯五年，赵成侯十七年，田桓公十七年，楚宣王十二年，燕文公四年。

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涅。（《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太平御览》一百六十三引作“郑取屯留、尚子，即长子之地也”。《太平寰宇记》四十五潞州长子县下引作“郑取屯留、长子”。

《路史·国名记丁》引作“郑取屯留、尚子”）　　案：尚子即长子，《太平御览》“即长子之地也”，当为解释之辞。涅在今山西武乡西北，在屯留之北。亦当为晋君所有之邑。

是年原属晋君之屯留、长子、涅三邑，均为韩所取。

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秦通崤塞而魏筑城也。（《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魏徙都于大梁，闻秦通治崤关，知欲来东兼之，故筑城设守备也。”）　　案：《水经·阴沟水注》云：“右渎东南经阳武城北，东南绝长城；经安亭北，又东北会左渎，左渎又东绝长城。”《水经·渠水注》又云：“圃田泽，在中牟县西，西限长城。”《续汉书·郡国志》河南郡下：“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策士所造苏秦游说魏襄王之辞，谓魏“西有长城之界”，《苏秦列传·集解》徐广曰：“荥阳卷县有长城，经阳武到密。”魏此时所筑西边长城，起自黄河边之卷，在今河南原阳西，东向到阳武，在今原阳东南，折而往西南行，到密；在今河南密县东北。《淮南子》所谓“秦通崤塞而魏筑城”，所筑即此长城。

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水经·河水注》引《纪年》）

　　案：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云：“《永乐大典》本作出，朱谋´本出作山，《笺》曰：谢兆申云：宋本作楚师决河。全祖望校本改为决水，赵一清、戴震校本仍作出，此条疑有脱讹。”今按《水经·河水注》云：“河水旧于白马县南?通濮、济、黄沟，故苏代说燕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者也。金盽既建，故渠水断，尚谓之白马渎。’古黄河白马口在今河南浚县东南，楚师不能攻到此地。长垣即首垣，在今河南长垣东北，其地介于濮水、济水之间。盖是时，黄河有水灾，河水由白马口南?通濮、济，楚师引之以灌韩长垣之外。”［韩］昭侯元年（当作四年）秦败我西山。（《韩世家》，《六国表》同）　［赵成侯］十七年成侯与魏惠王遇葛孽。（《赵世家》）周显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五七年）　秦孝公五年，魏惠王十三年，韩昭侯六年，赵成侯十八年，田桓公十八年，楚宣王十三年，燕文公五年。

梁惠成王十三年郑矨侯使许息来致地：平丘、户牖、首垣诸邑。

及郑驰地（“驰”读作“弛”，弛地谓易地），我取枳道与郑鹿。（《水经·河水注》引《纪年》）

　　案：《永乐大典》本、朱谋´本作“十三年”，赵一清、戴震校本作“十一年”，朱右曾、王国维辑本从戴校本作“十一年”，而雷学淇引作“十三年”。当以十三年为是。盖此与十二年“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有关联。《永乐大典》本作“驰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驰道”，非是。盖不理解“驰地”之本义而误改。考郑鹿即白马口所在，在今河南浚县东南，首垣即长垣，在今河南长垣县东北，平丘在今河南封丘县东，户牖在今河南兰考县北。由郑鹿至首垣、平丘、户牖，此一狭长地带，原为韩地而突入于魏国境内。上年楚攻韩之首垣，引白马口向南“?通濮、济、黄沟”之河水，以灌首垣之外，使韩难以防守，因而韩于是年遣使来魏，致送平丘、户牖、首垣诸邑与魏，以便与魏交换适当之城邑。

《水经·河水注》于黎阳城下云：“余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郑矨侯使许息来致地：平邑、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与郑鹿。’郑鹿即是城也。今城内有故台，尚谓之鸣鹿台，又谓之鸣鹿城，王玄谟自滑台走鹿鸣者也。济取名焉，故亦曰鹿鸣津，又曰白马济。津之东南有白马城，卫文公东徙，渡河都之，故济取名焉。”郑鹿即白马口之所在。是年韩先遣使来致首垣等三邑，及与韩相互交换城邑时，魏又取得枳道与郑鹿。盖枳道为通太行山之要道，白马口为黄河重要之渡口，并关系魏国之安危。《韩非子·初见秦》云：“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苏代约燕昭王亦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见《苏秦列传》与《燕策二》第一章）。魏迁都大梁之后，先后与赵、韩交换城邑，使魏在中原之土地连结成一块，造成十分有利之形势。

王念孙《读书杂志》与王引之《经义述闻》皆谓“驰”当读作“弛”，驰地即弛地，《尔雅·释诂》云：“弛，易也。”甚是。弛地即谓交换土地。《纪年》为魏史，仅言魏在交换土地时取得之城邑，未言韩取得之城邑。黄式三《周季编略》编此于周显王十一年，云：“韩侯使许息致平丘、户牖、首垣诸邑及驰道于魏。魏取驰道诸邑，与韩以鹿。”此记大误。既误从“驰道”之改字，又误读“与郑鹿”为句，误以为“与韩以鹿”。其实，郑鹿为一地名，即白马口所在，《水经注》论证甚明，不容曲解。

韩昭侯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我朱。（《六国表》，《韩世家》同，惟无“我”字）

　　案：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南，正当韩给予魏之平丘西南。其地亦不与韩之国都新郑相连属，中隔魏地，因而为宋所取。朱之地望不详，疑亦在其附近。

［梁］惠成王十三年王及郑矨侯盟于巫沙，以释宅阳之围，归矨于郑。（《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案：宅阳又名北宅，在魏西边魏长城以外，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矨又在宅阳西南。

魏惠王十四年（当作十三年）与赵会?。（《魏世家》，《六国表》同）　

　　案：胡克家刻本《资治通鉴》误作“魏、韩会于?”。宋刊十一行本与孔天胤本同误，惟宋十二行本“韩”作“赵”，是也。?在今河北高邑县东，为赵之城邑。不可能为魏、韩王相会之地。

赵成侯十八年赵孟如齐。（《六国表》）楚宣王十三年君尹黑迎女秦。（《六国表》）　　案：《会注考证》云：“君尹疑右尹。”马非百《秦集史》亦云：

“楚无君尹之官，当是右尹之误。”

梁惠王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田世家·索隐》引《纪年》说）　　案：《魏世家·索隐》云：“《纪年》齐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雷学淇《义证》云：“幽公即桓公之讹”，是也。而《田世家》云：“［桓公］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云：“六乃十八二字并合之误，如《晋世家·索隐》引《纪年》‘敬公十八年魏文侯初立’，十八二字乃六字分离之误也。”（第一九八页）其说亦是。田桓公制作有十年与十四年陈侯午敦，则桓公固不止六年，而在十四年以上，亦可证《纪年》之说为是。

　　又案：《田世家·索隐》据《纪年》云：“梁惠王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立十九年而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云：“《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谓惠王二十八年与齐战于马陵，而《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谓威王十四年与梁战于马陵，是威王之元年，当惠王十五年明矣。威之元年在惠王十五年，则齐桓公之卒在惠王十四年明矣。故《索隐》曰桓公十九年而卒。桓既卒于明年，而此云威王立者，或立为太子，否则桓公退老使威王摄政，至明年桓公卒，而威王始即继体之位，又明年始改元。犹春秋时齐灵庄之故事矣。”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难之曰：“《索隐》既云齐桓公十八年威王始见，则桓公即以十八年卒也，而又云立十九年而卒者。人君于即位之翌年称元，故一称十八，一称十九年也。……雷说可解于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之说，而无以解桓公立十九年卒之说也。……谓威王立乃立太子，否则桓公退老摄政，此皆无证臆测，实不可从。盖雷氏定威王元在梁惠王十五年，则桓公卒自当在十四年，而又与《索隐》引《纪年》桓公十八年威王立及惠王十三年威王始见两条不符，故不得不强为之说如是。”（第一九八至一九九页）又云：

“《孙子吴起列传·索隐》云：‘王劭按《纪年》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鳷败梁马陵……’又《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威王十四年田鳷伐梁马陵’。考《纪年》惠成王十三年齐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正当惠成王二十七年，而《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鳷战于马陵，则又何也？窃疑齐伐魏在惠成王二十七年之冬，而魏败则在二十八年。”（第二五六至二五七页）余考《史记》魏武侯之世误前一年，而惠王未改前误多一年，齐桓公弑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二年，即周烈王二年，当未逾年改元。其十八年当梁惠王十三年，即周显王十二年，是年威王立。威王十四年，当梁惠王二十七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是年适有马陵之役。雷氏固强说，而钱氏定威王立于周显王十一年，亦未为得。

　　又案：《田世家》以齐威名因齐，《赵策三》作田婴齐，《鲁仲连列传》亦作因齐。《陈侯因TU铭文》作因T，丁山《由陈侯因TU铭黄帝论五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本四分册）谓“T”古或作“V”，后乃省作“齐，而日人高田忠周《学古发凡》谓因齐之名乃取得齐之义，本字当作“因脐”，“T”乃“脐”之异文。高田氏之说是也。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威王之名，《年表》、《世家》、《鲁仲连传》作因齐，《赵策》作婴齐，并传写误。

时田婴用事，决无君臣同名之理，而齐王自不当以齐为名，其一曰因，不但《穰苴传》可证，《庄子释文》固云威王名因，古不避嫌名，故：有婴子也。其一曰牟，惟见《庄子》。”余考《司马穰苴列传》云：“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此本误文，且“因”为虚辞，何得据以定威王名因耶？《庄子·则阳》云：“魏莹与田侯牟约，田侯牟背之，魏莹怒，将使人刺之，犀首问而耻之，曰：‘……

衍请受甲二十万为君攻之…… 忌也出走，然后扶其背，折其脊。’……惠子闻之而见戴晋人。”释文云：“与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马云田侯齐威王也，名牟，桓公子。”俞樾《诸子平议》云：

“桓公名午，与牟字相似，牟或午之讹，然齐桓公午与梁惠王不相值也。”考《纪年》梁惠王十三年齐桓公卒，桓公固与惠王相值，然与公孙衍、田忌、惠施仍不同时。马叙伦《庄子义证》云：“《世家》又曰‘威王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夫人’……然则牟岂田侯夫人之名而庄子误以为田侯名邪？或当从陆本无牟字，一本有牟字，盖因下句而加也。牟或借为倍……

读者以背释矣。传写误为牟背，复加牟字于上句田侯之下。”疑马氏或说近是。《庄子》寓言十九，岂足据为典要？

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三五六年）

　秦孝公六年，魏惠王十四年，韩昭侯七年，赵成侯十九年，齐威王元年，楚宣王十四年，燕文公六年。

［魏惠王］十五年（当作十四年）鲁、卫、宋、郑君来朝。（《魏世家》，《六国表》同，无“朝”字）

［魏惠王十四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矨侯来朝。（《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云：“皆在十四年。”《六国表·集解》徐广引《纪年》作“鲁共侯来朝”）［卫成侯］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卫世家》）　　案：余考卫成侯元误后十年，其十六年适当周显王十三年，是年以朝魏而贬号曰侯。不然如《六国表》之纪年，贬号为侯在其后十年，何《纪年》已称之为卫成侯乎？

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姚注：“一本无令字。”王念孙以一本无令字为是。《文选·七启、七命》注及《太平御览》一百四十八引皆(www.xing528.com)

无令字可证），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蛕，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南之威（姚注：“一本无之字。”《文选·与杨德祖书、七启》注、《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初学记》十九引皆无“之”字），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欤？”梁王称善相属。（《魏策二》第十七章）　　案：鲍彪注：“婴，史作7，音相近。此（魏惠）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云：“是时魏惠王方强，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隐》按《纪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矨侯，桓侯即公剔成，矨侯即昭侯。”今本《竹书纪年》系“魏觞诸侯于范台”于周烈王二年，即魏武侯二十二年。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驳之曰：“武侯不名婴，亦未称王。”当以鲍说为是。鲁侯当即《纪年》之鲁恭侯，一作鲁共侯，亦即《鲁世家》、《六国表》之鲁共公。

［赵成侯］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赵世家》，《六国表》同）

［魏惠王十四年］鲁共侯来朝。邯郸成侯会燕成侯于安邑。（《六国表·集解》徐广引《纪年》，“于”字或误作“乎”）　　案：阿，或作安，又作葛，皆声转通用。在今河北徐水县东南，保定市东。是年据《史记》为燕文公六年，而《纪年》作燕成侯，疑“成”字涉前邯郸成侯而误。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有此疑。今无以考定。陈梦家《六国纪年》以为当作燕成侯，并无确据。

齐威王二十三年（当作元年）与赵会平陆。（《六国表》，《田世家》同，惟“赵”下误多“王”字）

［秦孝公六年］乃拜鞅为左庶长。（《秦本纪》，《纪》谓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居三年“乃拜鞅为左庶长”）［秦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各本误作“收”，从王引之据《索隐》本改正）。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眀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商君列传》）　　案：商鞅在秦变法，与李悝在魏变法，同为奖励耕战，谋求富国强兵，但具体措施大不相同。魏处中原，地多开垦，因而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奖励精耕细作，增加产量，防止灾害与损失，充分利用空闲土地。秦处边陲，地广人稀，荒地甚多，因而商鞅着重开辟与分配耕地，奖励垦荒。此即孟子所反对之“辟草莱，任土地”（《孟子·离娄上》），朱熹注云：“辟，开垦也，任土地谓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责，如李悝尽地方、商鞅开阡陌之类也。”《商君书·更法》谓商鞅变法之令，首要即为“垦草令”。但《商君书》之《垦令》，并非奖励垦荒之命令，而是说明二十种督促奖励垦荒之办法。此当出于商鞅之后学所追述，但其内容尚能反映当时所推行之重农抑商政策。例如主张“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可以使“壮民疾农不变”。所谓“訾粟而税”，即收取一定数量粟米之地税制度。又如主张“按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赋”原误作“贱”，今从孙诒让校正），因为“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即用以限止官僚地主养有众多食客者。再如“重关市之赋”，“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重者必当名”，盖令商之役人多者必当名应役。更主张推行统一的县制，“百县之治一形”，“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无宿治”（即百官不得稽延公事），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并主张“重刑而连其罪（即用重刑而实施连坐法），则褊急之民不图，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贾资之民不作”，“声服无通于百县（即声色服玩不使行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附编】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

（《韩非子·定法》）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韩非子·内储说上》）　　案：李斯上秦二世书云：“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见《李斯列传》。又《商君列传·集解》引《新序》曰：“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W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定法》）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进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其爵名：

一，公士。二，上造。三，簪酼。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

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

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汉书·百官表》）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生”字原脱，从俞樾据崇文本补）。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商君书·境内》）　军爵，自一级以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士（“士”原作“出”，从俞樾改正）、公爵，自二级以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战也，五人束薄为伍（“束”原误作“来”，从孙诒让改正，“薄”通“簿”），一人死而刭四人（“死”原误作“羽”，“刭”原误作“轻”，从孙诒让改正）。能人得一首则复。（《商君书·境内》）能得甲首一者，当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入”原误作“人”，今从朱师辙《商君书解诂》改正）。

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高爵能，无给有爵人隶仆。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商君书·境内》）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酼。

［故爵簪酼］，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故爵五大夫］，就为大庶长，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皆有赐邑三百家，税邑三百家。（《商君书·境内》，［　］内字，均为依文例增补。末两句原在“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之前，今移后）　　案：《商君书·境内》所述，当为商鞅变法以后所推行之爵制。据《汉旧仪》公士、上造、簪酼、不更属于“士”一级，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属于“大夫”一级，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属于“卿”一级。关内侯、彻侯属于“侯”一级。庶长原为庶民之长，征调庶民而统率作战，原为军职，经商鞅变法而成为爵名，并以斩首作为授爵之依据。“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新出土《秦律·军爵律》中确有“隶臣斩首为公士”之规定。新出土之《夺首·爰书》，记述参与邢丘战役之两名士兵，因争夺斩首之功而引起之诉讼。

商鞅变法并为爵级规定有等级占有田宅、臣妾、衣服之制度。如《商君书·境内》中所规定者。此在新出土之《秦律》中尚不能证实，但确有“从军当以劳论及赐”之原则规定。《境内》谓“爵五大

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新出土之《黥妾·爰书》中，五大夫有家吏，与《境内》亦相合。《境内》谓“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新出土之《军爵律》亦有类似之规定，爵二级可以抵父母中一人为隶臣或隶妾之罪，爵一级可以抵妻子之隶妾罪。

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三五五年）

　秦孝公七年，魏惠王十五年，韩昭侯八年，赵成侯二十年，齐威王二年，楚宣王十五年，燕文公七年。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j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j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繠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田齐世家》）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当作齐威王），宣王善之。邹忌曰：

“夫琴所以象政也。”遂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悦，与语三日，遂拜以为相。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以谓设之辞，邹忌不能对，乃相与俱往见邹忌。淳于髡之徒礼倨，邹忌之礼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何如？”邹忌曰：“敬诸请不敢杂贤以不肖。”淳于髡等曰：“方内而员k，如何？”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髡等辞屈而去。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新序·杂事二》第六章）　　案：以上两则为一事两传。《新序》“齐宣王”当为“齐威王”之误。《六国表》系“邹忌以鼓琴见威王”在齐威王二十一年，即周显王十一年；系“封邹忌为成侯”在齐威王二十二年，即周显王十二年。考《史记》于齐威王立年误前二十二年，周显王十二年实齐威即位为侯之年，《史记》误以为邹忌为侯之年耳。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邹子首先进言：“不如勿救。”魏进围邯郸，事在周显王十五年，邹忌固已为首要之大臣，其为相当即在此年或稍前。钱穆《孟子至宋过薛过邹考》云：

“《田世家》威王封驺忌以下邳号曰成侯”，而《鲁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此下邳迁薛者，实乃驺忌之迁邑，非薛之迁国也。《田世家·索隐》引《纪年》有徐州子期，殆即邹忌，而《索隐》误以为田忌耳。……驺子史称成侯，成，春秋国，作絣，《公羊》作盛，《史记》作成，故城在兖北宁阳。又鲁有成邑，本孟孙氏邑，齐宣公四十八年田和取之，故城亦在宁阳。驺子称成侯，是必食封其地。史公谓驺忌封下邳，号曰成侯，疑下邳乃初封，成侯乃晚号。钱氏以邹忌尝封成而号成侯，其说或然，以徐州子期即邹忌，则无的据。王国维谓徐州子期是田忌。田忌于《战国策》或作田期思，于《纪年》或作田期，未见有称邹忌为邹期者。

　　又案：邹忌由于淳于髡以“微言”进说，决定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对于万民，“请自附于万民”；对于选拔官吏，“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对于国政，“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此乃邹忌在齐国进行之政治改革，其与商鞅在秦变法、申不害在韩讲究用“术”统治，几乎同时。

［齐威王］二十四年（当作二年）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韩诗外传》卷十无“东取”二字，元本《韩诗外传》“东取”作“北乡”）。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鳷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田世家》，《韩诗外传》卷十第六章大体相同，惟齐威王误作齐宣王）齐威王游于瑶台，成侯卿来奏事，从车罗骑甚众。王望之，谓左右曰：“来者何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与人者有以责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试问其说。”成侯卿至，上谒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不应。又曰：“忌也。”王曰：“国至贫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说。”王曰：“诺。”对曰：“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足究，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举此数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国之贫哉！”（《说苑·臣术》第八章）　　案：齐威王谓“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而邹忌曰：“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黔夫当即黔涿子。“黔”“黥”古同音通用。《韩非子·奸劫弑臣》豫让乃自黔劓，“黔”亦“黥”之通假。《酉阳杂俎》云：“《尚书刑德考》曰：涿鹿者，凿人颡也，黥人者马羁笮人面也。郑云：

涿鹿黥，世谓之刀墨之民。”齐威王谓吾臣有种首者，而邹忌云：

“忌举田种首子”，则种首即田种首子。齐威王谓“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而邹忌云：“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檀子当即田解子。据此可知，齐威王视作“宝”之大臣，皆邹忌所举。

　　又案：邹忌云：“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田居子即田公子居思。《水经·河水注》引《纪年》云：“晋烈公四年赵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赵鄙，围平邑，十年田鳷、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云：“田居思即《战国策》之田期思，《史记·田敬仲世家》之田臣思（巨思之讹），《水经·济水注》引《纪年》作田期，《史记·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谓之徐州子期，而据《济水注》齐田期伐我东鄙，在惠成王十七年，距此凡五十三年……疑《河水注》所引晋烈公五年，或有误字也。”余谓田臣思当从钱大昕改正为田L思，田L思与田期、田忌确为一人，田公子居思即田居子，乃别为一人。但《河水注》引《纪年》确有误字。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云：“《索隐》云《纪年》败韩举当韩威王（即韩宣惠王）八年，计相距七十八岁，不应有两田鳷、两韩举……《水经注》误惠成王后元十年为晋烈公十年。”其说甚是。《河水注》引《纪年》，“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赵鄙”上，盖脱“梁惠成王后元”六字。梁惠王后元十年正当韩宣惠王八年，如此乃与《索隐》所引《纪年》相合。田居子为西河守，平邑在今河北南乐东北，正与西河相近。《说苑·尊贤》第三十三章，载田忌去齐奔楚，楚王问齐常欲相并为之奈何？田忌列举齐将申孺、田居、田鳷三人，以田鳷为最强，其次为田居，而申孺最差，并云：“齐使田居将，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可知田居亦为齐之大将，非即田忌。

又案：《田世家》载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桓公召大臣而谋，参与谋者有田L思。《齐策一》第六章，南梁之难，韩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参与谋者又有田L思。《田世家》所载，盖出于误传。《田世家·索隐》云：“《战国策》作田期思，《纪年》谓之徐州子期，盖即田忌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曰：

“臣当作L，音怡，与期音相近。”田忌或作田期，忌、期音近通用，田忌或称田期思、田L思，“思”盖语尾。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思盖语辞，犹《春秋》定六年之乐祁之为乐祁犁也。”与田忌同时，另有田居亦为齐之大将，田居或称田居子，或称田公子居思，“思”亦为语尾。但田居思与田期思非一人。

［孙］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孙子列传》）《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汉书·艺文志》兵家著录）　　案：此书久佚。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有《孙膑兵法》竹简，共十六篇，一万一千多字，有残缺。与《孙子兵法》、《尉缭子》等竹简同时出土。其中有《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等篇，陈忌即田忌。

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籦丽（“身体”，鲍本作“形貌”），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

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齐策一》第十二章）　　案：《周季编略》系此事于周显王十二年，并云：“今按《史记·六国表》，是年赵侯如齐，明年与宋公、赵侯会平陆，又明年魏侯朝齐，皆与策合，足见能受谏者之效，策语不虚也。”余谓周显王十二年乃齐威王即位之年。《六国表》言是年“赵孟如齐”，次年齐与赵、宋之君会平陆，平陆乃齐邑。再次年齐威王与魏惠王会田于郊。此乃齐威王初立三年中，争取邻国之睦邻策略，见有成效，一时成为赵、魏、宋等国朝会之中心。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

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滑稽列传》）　　案：此亦齐威王初年奋发图强之掌故。余考齐威王在位共三十七年。自即位至此，首尾三年，采睦邻策略，图谋富强。此所谓“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即指封即墨大夫以万户，烹阿大夫。所谓“奋兵而出”，即指次年魏围邯郸，齐即救赵攻魏之事，连此年正首尾三十六年也。

齐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辞曰：“臣不肖，不足以当此大任也。

王不若择国之长者而使之。”齐王曰：“子无辞也。寡人岂责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为寡人令太子如尧乎？其如舜乎？”（《吕氏春秋·壅塞》）　　案：此疑亦齐威王时事。

［齐］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 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田世家》）

案：《田世家》系此事于齐威王九年下。原文“民贫苦”下有“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皆并烹之”下有“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此盖史公既将齐威年世误前二十二年，因即取其时史事参入为说，其谓齐与浊泽之役既误，且参入此节，上下文反磗格不相通。必史公所见原有传说无此，而由史公以意夹叙所致。总括所有齐威王奋发图强之改革，注重于修订法律，分明赏罚，整顿吏治，选拔人才，奖励进谏，改进过失。邹忌言“忌举田种首子为即墨而于齐足究”，则齐威王所赏之即墨大夫，其政绩为“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当即田种首子。《淮南子·?论训》云：“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曰：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芜，仓廪虚，囹圄实，子以奸事我者也。乃烹之。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此烹无盐令之事，与《田世家》烹阿大夫之事，乃一事两传。

　　又案：《列女传》卷六称：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大臣，诸侯并侵之。其佞臣周破胡专权擅势，嫉贤妒能。即墨大夫贤而日毁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誉之。虞姬（威王之姬）谓王曰：“破胡谗谀之臣也，不可不退。齐有北郭先生者贤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乃恶虞姬，谓姬尝与北郭先生通。王乃闭虞姬于九层之台，使有司验问。破胡赂执事者，执事者诬其辞而上之。王视其辞不合于意，乃召虞姬而自问。经虞姬申辩，王大寤，于是封即墨以万户，烹阿大夫与周破胡。此当为后人虚构之故事，所谓佞臣周破胡与虞姬，皆出于杜撰。

州侯相荆，贵而主断。楚王疑之，因问左右，左右对曰：“无有。”如出一口也。（《韩非子·内储说下》）江乙为魏使于楚，谓楚王曰：“臣入竟（“竟”同“境”），闻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恶，诚有之乎？”王曰：“诚有之。”江乙曰：“然则白公之乱得无遂乎？诚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贵甚矣而主断，左右俱曰：‘无有。’如出一口矣。”（《楚策一》第十一章）　　案：《韩非子·内储说下》“江乙为魏王使荆”一节，与此相同，惟无江乙曰州侯相楚云云。鲍彪注：“乙，魏人，时居魏，后乃仕楚，故其谮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周显王十五年魏围赵邯郸，时江乙尚居魏，则江乙为魏使楚，必在此年或稍前。《渚宫旧事》亦有相同之文，作“江乙谓宣王”，可知此处之州侯乃楚宣王之相。楚前后有两州侯，一为宣王时之封君，曾为楚相而主断者，另一则为楚顷襄王宠幸之臣，即庄辛所谓“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者（《楚策四》第四章）。宣王时为相而主断之州侯，于鬯以为即昭奚恤。《楚策一》第五章谓邯郸之难，昭奚恤主勿救而两弊之，而景舍主救。《楚策一》第八章载江乙恶昭奚恤谓楚王曰：“邯郸之难，楚进兵，大梁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宝器，臣以居魏知之。”是魏围邯郸时，昭奚恤已为楚相而主断。《资治通鉴》定“楚昭奚恤为相”在周显王十六年，而《大事记》则定在十四年。当以十四年为是。盖昭奚恤于时为楚之令尹，又封于州而称州侯，其后又加封江而称江君。

宋剔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也。（《宋世家·索隐》王劭引《纪年》）戴,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韩非子·内储说下》）司城子罕取宋。（《韩非子·说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韩非子·二柄》）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韩非子·人主》）　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其政。（《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恶，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韩诗外传》卷七“专制”作“刑专”），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韩诗外传》无“至”字），子罕遂却宋君而夺其政。（《淮南子·道应训》，《韩诗外传》卷七第十章同，“却”作“劫”，《说苑·君道》第四十六章大体相同）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李斯列传》载上书二世言赵高之短）

　案：梁履绳《左传通释》谓：韩非言皇喜杀宋君而夺其政，又言司城子罕杀宋君而夺其政，司城子罕当即皇喜。盖名喜者多以罕为字。见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孙诒让《墨子传略》从其说，以为子罕所杀之宋君即战国初期之宋昭公，不确。宋昭公有出亡而复国之说，未见有被杀而夺国之事。苏时学《爻山笔话》云：“韩非于此事固屡言之，而必与齐之田氏并言，则田氏与戴氏皆篡臣也。而《吕氏春秋》于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之所以绝也，不言子氏而独言戴氏。则战国之宋为戴氏之宋，而非前日子氏之宋固甚明。然韩非既言戴氏，又曰皇喜，曰子罕者何也？则戴其氏，而喜其名，子罕乃其字也。凡名喜者，多字子罕，若郑之公孙喜，字子罕是也。而宋之名喜者，亦有两子罕焉。春秋时有司城乐喜字子罕，宋之贤臣也；战国时有司城皇喜，亦字子罕，宋之篡臣也。之二人者，其名同，其字同，其官亦同，而乐、皇二族并出于戴，则其自出又未尝不同，而一为贤臣，一为篡臣，其行事又何不同之甚耶？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则其篡宋当以何时欤？按《竹书纪年》云：宋易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公，而易城肝即司城子罕欤！”苏说甚是。韩非以司城子罕取宋与田恒取齐相提并论，又以田氏夺吕氏于齐与戴氏夺子氏于宋相提并论（见《韩非子·忠孝》）。司城子罕之为戴氏无疑。《竹书纪年》之剔城肝当即司城子罕，“司”“剔”一声之转，司城之音转为剔城或剔成，犹如司徒或作信都、申徒也。司城原为宋之官名，即司空。春秋时避宋武公讳，而改司空为司城。春秋战国之际，宋以司城掌大权，犹如别国之相，故《说苑·君道》言“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专其政”。《韩诗外传》卷七亦云：“司城子罕相宋……劫宋君而专其政。”《竹书纪年》谓宋桓公名璧或璧兵，《宋世家·索隐》引《庄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避），蒙人止之，以为狂也。”司马彪注：“呼辟使人辟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驱呼辟，故为狂也。”《太平御览》七三九引《庄子》略同（今本《庄子》佚）。足证桓侯确名辟，而《宋世家》既误桓侯辟为辟公辟兵，又云：“辟兵三年卒，子剔成立。”竟将废君自立之事误作父子自传矣。桓侯亦非三年卒，至少在位七年以上。考《韩非子·爱臣》谓“燕、宋之所以弑其君”，《忠孝》又云：“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也。”盖司城子罕，戴氏也。《吕氏春秋·壅塞》论宋之为齐所灭曰：“此戴氏之所以绝也”，明宋君偃已为戴氏而非子氏。《壅塞》高注：“戴氏，子罕，戴公子孙也，别为乐氏，传曰：宋之乐其与宋升降乎？宋国衰，子罕后子孙亦衰，赏罚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绝也。”犹是曲解。宋之名喜而字子罕者，前后有二人。前者为乐氏，尚在春秋时，后者为皇氏，已在战国时。而乐、皇二氏并出于戴氏，不得混为一谈。此时司城子罕逐桓侯而自立，故《韩非子》及《韩诗外传》七、《史记·李斯列传》上二世书、《淮南子·道应训》、《说苑·君道》皆谓司城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据《竹书纪年》，梁惠王十四年宋桓侯与鲁、卫、韩之君来朝，则司城子罕杀宋桓侯而自立，当在此年以后，其确切年代尚不能考定。

梁惠王十五年遣将龙贾筑阳池以备秦。（《元和郡县图志》八郑州原武县下、《太平寰宇记》十郑州原武县下引《纪年》）　　案：《元和郡县图志》云：原武县“古阳池城”，引《纪年》为证。

韩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盖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书，兵挫军破，国并于秦。（《论衡·效力》）申，申不害也，韩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尚刻削。（《淮南子·?真训》“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下高诱注）申子之《三符》。（《淮南子·泰族训》，许慎注：“申不害治韩，有三符验之术。”）　　案：董说《七国考》卷十二“韩刑法”，有“刑符”条。引刘臻《孟子注》云：“韩昭侯《刑符》曰：‘一罪谓之犯，二罪谓之干，三罪大逆曰凶人。’并云：‘昭侯《刑符》者，即申不害《三符》之一也。’此说不可信。《三符》当为《申子》中一篇名。《淮南子·泰族训》云：‘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传闻而世传者也。”商鞅之《启塞》，即指《商君书·开塞》，《韩非》之《孤愤》即指《韩非子·孤愤》，可知申子之《三符》，必为《申子》之《三符》。许慎注谓即“三符验之术”。当即《韩非子·定法》所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申不害言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附编】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鱳曰：“子皆国之辨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说之。（《韩策一》第三章）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君疑已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韩非子·内储说上》）　　案：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补》云：“赵绍即赵卓，韩X即韩晁，沓，疑X形近之讹字。”“鱳”即“晁”字。

大成午从赵谓申不害于韩曰：“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我有两赵。”（《韩非子·内储说下》，《韩策一》第二章同。

“午”《韩非子》误作“牛”）

　　案：申不害以贱臣进，令人微视王之所悦以言于王，讲究如何侍奉君上之“术”。而其所以教上者，讲究如何防止臣下微视王之所悦以言于王，如何驾驭臣下之“术”。

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新故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申子者，韩昭矨之佐。韩、晋别国也，地轒民险，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

（《淮南子·要略》）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主”当作“王”）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惑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随女。而有知见也，人且匿女；而无知见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无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韩非子·定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李斯列传》载李斯上秦二世书）　　案：李斯引申子之言而解释云：“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韩昭矨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矨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矨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

“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l，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吕氏春秋·任数》）堂溪公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贵而无当，漏不可以盛水，则人孰与注浆哉？今为人之主而漏其群臣之语，是犹无当之玉卮也。虽有圣智，莫尽其术，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闻堂溪公之言，自此之后，欲发天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一日，堂溪公见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有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堂溪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堂溪公曰：“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也。”堂溪公每见而出，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案：堂溪公之说，即申不害所谓独断之术。堂溪本楚地，此时属韩，《韩策一》、《苏秦列传》云：“韩卒之剑戟，皆出冥山棠溪……”可证。堂溪公疑时韩别封之君，是与申子同时，韩臣之言术者尚有堂溪公也。

韩昭侯使骑于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昭侯曰：“虽然，何见？”曰：“南门之外有黄犊食苗道左者。”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昭侯曰：“未尽也。”复往审之，乃得南门之外黄犊，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韩非子·内储说上》）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韩非子·内储说上》）韩昭侯之时，黍种常贵鲜有，昭侯令人覆廪，廪吏果窃黍种而粜之甚多。（《韩非子·内储说下》）昭僖侯之时，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诮之，曰：“若何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顿首服死罪曰：“窃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汤中有砾。”僖侯曰：“尚浴免，则有当代者乎？”左右对曰：“有。”僖侯曰：“召而来。”谯之曰：“何为置砾汤中？”对曰：

“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韩非子·内储说下》）韩昭侯曰：“吹竽者众，吾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曰：“一一而听之。”（《韩非子·内储说上》）韩昭矨侯出弋，覢偏缓，昭矨侯居车上，谓其仆“覢不偏缓乎？”其仆曰：“然。”至舍，昭矨侯射鸟，其右摄其一覢适之，昭矨侯已射，驾而归，上车选间曰：“乡者覢偏缓，今适何也？”其右从后对曰：“今者臣适之。”昭矨侯至，诘车与右，各避舍。（《吕氏春秋·处方》）　　案：上述六传说，无非欲以见昭侯驭下之术。

韩昭侯使人藏弊m，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m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一闥一笑，闥有为闥，而笑有为笑，今夫m岂特闥笑哉，m之与闥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韩非子·内储说上》）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策一》第四章“申子请仕其从兄官”，与此略同）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谓学于子者也（姚注：“刘无谓字”，《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亦无谓字）。

听子之谒而废子之道乎？（《韩非子》“废”作“败”）亡其行之术而废子之谒乎？（“亡”上原衍“又”字，从王引之据《韩非子》删。“亡其”，转语词。《韩非子》作“亡其用子之谒”）子尝教寡人，循功劳，视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韩策一》第四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与此略同）　　案：上二传说，所以见昭侯之慎赏罚与任官吏也。

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韩非子·二柄》）　　案：此即申不害“治不逾官”之术也。申不害之所谓“术”，即君主任用、监督、考核臣下之方法与手段。而且手段具有机密性质。即韩非所谓“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申不害主张君主“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去听，去视，去智，使臣下无从猜测君上意图，无以备之，惑之，匿之，伺之，饵之，遂不得不各尽其能，各行其实，然后君上可以“独断”之术，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操生杀之柄。

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务刑名（原误作“无刑”，据下文改正，“刑”读作“形”），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商鞅为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术之书。（《老庄申韩列传》引《新序》，不见今本《新序》）　　案：《老庄申韩列传》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索隐》引刘氏云：

“黄老之法，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韩非之论，诋驳浮淫，法制无私，而名实相称故曰归于黄老。”黄老之学起于战国中期，假托黄帝名义，发挥老子“虚静”学说，运用于君主统治，成为当时流行于东方之重要学派。其著作久已失传，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其中《老子乙卷》卷首有《经法》、《十大经》等四书，乃黄老学派之代表作。但其著作年代已是战国后期。《经法》主张以“虚静”原则，公正无私，审核“形名”，使君主如同车轴之“毂”（中心圆木），群臣如同“辐”凑合集中于“毂”而运转，从而使“君臣不失其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无过其长”。黄老学派此种“虚静”而审核“形名”，从而督责臣下之术，影响深远，尝为《申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所吸取与发挥。《申子》已佚，古书所引，皆为断章零句。惟有《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载《申子·大体》，虽有节略，尚能见其主旨。《申子》同样主张“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不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必须“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要求“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不准臣下越权行事与谈论，用以防止臣下篡夺大权。更要求君主“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不暴露个人之爱好欲望，用以防止臣下投其所好而败坏风纪，从而篡夺大权。由此可知申子之学，确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不害因而开创法家之用“术”一派，与商鞅所代表之任“法”一派法家，有所不同。

戴,宋太宰夜使人曰：“吾闻数夜有乘n车至李史门者，谨为我伺之。”使人报曰：“不见n车，见有奉笥而与李史语者，有间，李史受笥。”（《韩非子·内储说上》）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女，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韩非子·内储说上》）宋太宰贵而主断，季子将见宋君，梁子闻之曰：“语必可与太宰三坐乎？不然将不免。”季子因说以贵生而轻国。（《韩非子·说林下》，“生”原误作“主”，今改正）　　案：顾广圻于《内储说上》商太宰论之曰：“上文云戴K宋太宰，《六微》篇同，《说林下》宋太宰贵而主断，与此皆一人。”说贵生之季子，当即杨朱之友季梁。季梁于魏惠王攻邯郸之役，尝谏梁王。公孙衍为魏将，与相田需不善，季子又尝为衍说梁王。是季梁正与宋桓侯相值，亦足证戴K为宋桓侯臣也。《韩非子·内储说上》又云：“成K谓齐王曰：‘王太仁于薛公而太不忍于诸田……政乱于内，此亡国之本也。”《荀子·解蔽》杨注引“成K”作“戴K”，今本当误，殆即以司城子罕夺宋国而出走于齐者乎？

其说齐王之言，殆亦有鉴于宋而发乎？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烧仓op（纝）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果烧也。（《韩非子·内储说下》）郢人有狱三年而不决者，故令请其宅以卜其罪。客因为之谓昭奚恤曰（“谓”，姚注引刘本作“请”，鲍本改作“请”，据下文，作“请”为是）：“郢人某氏之宅，臣愿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当服罪，故其宅不可得。”客辞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谓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为以故与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请而不得，有说色，非故如何也。”（《楚策一》第十二章）　　案：余知古《渚宫旧事》亦载此事。以上两则，乃昭奚恤为相而主断之掌故。

魏氏恶昭奚恤于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听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间，臣大惧。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为人也近苦矣（金正炜《战国策补释》谓“苦”当为“君”字之讹）。夫苟不难为之外，岂忘为之内矣，臣之得罪，无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楚策一》第七章）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三五四年）　秦孝公八年，魏惠王十六年，韩昭侯九年，赵成侯二十一年，齐威王三年，楚宣王十六年，燕文公八年。

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六年齐师及燕战于?水，齐师遁。（《水经·鲍丘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孙壮帅师伐郑，围焦城，不克。（《水经·渠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孙壮帅师城上枳、安陵、山氏（《水经·渠水注》引《纪年》）秦孝公八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六国表》，《秦本纪》无“斩首七千，取少梁”，作“有功”）　　案：《魏世家》、《六国表》俱言秦战胜元里后，取魏少梁。但《秦本纪》不载“取少梁”事，盖秦一度取得少梁，不久仍为魏有，直至二十五年后，秦大败魏将龙贾后，魏入少梁及河西于秦。

［魏惠王］十七年（当作十六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魏世家》，《六国表》同。《赵世家》亦云“（成侯）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赵氏亦尝强矣。举左案齐（“案”读作“按”），举右案魏，厌案万乘之国，二国，千乘之宋也。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

当是时，卫危于累卵，天下之士相从谋曰：“吾将还其委质而朝于邯郸之君乎？”于是天下有称伐邯郸者，莫令朝行（“莫”读作“暮”）。魏伐邯郸。（《秦策四》第十一章，或为六国说秦王）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焦”读作“q”，“申”读作“伸”），头尘不浴（“浴”原作“去”，从王念孙据《文选·咏怀诗》李注所引改正），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大”读作“太”），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我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魏策四》第十八章）　　案：《庄子·Y箧》：“鲁酒薄而邯郸围。”释文云：“楚宣王朝诸侯，鲁恭公后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长于诸侯，行天子礼乐，勋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礼，方责其薄，无乃太甚，遂不辞而还。宣王怒，乃发兵与齐攻鲁。梁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救，以鲁为事，故梁得围邯郸。许慎注《淮南子》云：“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也。”今考许注见《淮南子·缪称训》。陆说与许说，于史俱无征。据《秦策四》，魏之围邯郸，由于与赵争霸，赵于时正合宋谋卫。《纪年》谓是年赵伐卫取漆、富丘，可证。

《秦策四》谓“当是时，卫危于累卵，天下之士相从谋曰：吾将还其委质而朝于邯郸之君乎？”盖前二年鲁、卫、宋、郑本委质而朝魏，至此有朝赵之势，意者是年鲁献魏之酒较前为薄，魏以此疑诸侯将朝赵，成为魏伐邯郸原因之一。

［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四r，室坏多死。（《开元占经》一百零一引）　

　　案：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云：“《开元占经》卷一一引作周显王十四年。”与恒德堂刻本《开元占经》不同。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补遗》亦引作周显王十四年，但《存真》引作“惠成王十六年”。全文作“邯郸四Z，室多坏，民多死”。洪颐煊《校正竹书纪年》、郝懿行《竹书纪年校正》、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林春溥《竹书纪年补证》同。

【附编】

梁王伐邯郸，而征师于宋。宋君使使者请于赵王曰：“夫梁兵劲而权重，今征师于弊邑。弊邑不从，则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赵，以害赵国，则寡人不忍也。愿王之有以命弊邑。”赵王曰：“然。夫宋之不足如梁也（鲍本无“足”字），寡人知之矣。弱赵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则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请受边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赵王曰：“善。”宋人因遂举兵入赵境而围一城焉。梁王甚说，曰：“宋人助我攻矣。”赵王亦说，曰：“宋人止于此矣。”（鲍本无“说”字）故兵退难解，德施于梁，而无怨于赵，故名有所加而实有所归。（《宋策》第四章）　　案：《大事记》以此编于周显王十五年，云：“宋伐赵，围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