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第六卷：周显王八至十五年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四二年）

秦简公十三年，魏文侯四十四年，韩景侯七年，赵烈侯七年，齐康公三年，楚声王六年，燕简公十三年。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是岁盗杀楚声王。（《周本纪》）

周元安王Z。（《汉书·古今人表》注云：“威烈王子”）威烈王崩，子鮃立，是为元安王。（《太平御览》八十五引《帝王世纪》）　　　案：安王有元、安两谥。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骄疑H之误。”余谓“鮃”亦“H”之误。《周本纪·集解》引宋衷曰：“威烈王葬洛阳城中东北隅也。”［楚］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楚世家》）楚悼王类。（《六国表》）　　案：《楚世家》谓悼王名疑，而《六国表》谓名类，“疑”、“类”二字形近，“疑”或“类”之误。《资治通鉴》作“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

【附编】

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吕氏春秋·慎势》）　　案：楚声王围攻宋都，不见其他记载，不知在何年，今附编于此。

周安王元年（公元前四一年）

　秦简公十四年，魏文侯四十五年，韩景侯八年，赵烈侯八年，齐康公四年，楚悼王元年，燕简公十四年。

秦简公十四年伐魏至阳狐。（《六国表》）［魏文侯］二十四年（当作四十五年）秦伐我至阳狐。（《魏世家》，《六国表》同）　　案：《资治通鉴》“阳狐”作“阳孤”。《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阳狐郭在魏州元城县东北三十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此时西河之外皆为魏地，若秦兵至元城，则是越魏都安邑而东矣。《水经注》：河东垣县有阳壶城，《九域志》：绛州有阳壶城。

识之以广异闻，以俟知者。”阳狐地望不详，此时秦亦不能攻至河东。

周安王二年（公元前四年）　秦简公十五年，魏文侯四十六年，韩景侯九年，赵烈侯九年，齐康公五年，楚悼王二年，燕简公十五年。

［魏文侯］二十五年子击生子&。（《魏世家》，《六国表》作“太子&生”）

　　案：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六国表》、《魏世家》并云子7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后惠王立。是年已三十。若如《纪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计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为改元后之年，不一百四岁乎？《纪年》不可信如此。”其说殊非。徐文靖《纪年统笺》据今本《纪年》驳之，谓惠王共九十四岁，亦无当。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论之曰：“《纪年》与《史记》抵牾，阎氏以《史记》说绳《纪年》，宜其不可通也。余考魏灭中山，在文侯四十一年，其时子击尚年少。故文侯见中山使者赵仓唐而曰中山君长短若何也？疑《史记》书二十五年子击生子7者，是年实子击生。史公既博采杂说，误谓伐中山在十七年，而子击之生转在其后，显属舛乖，故乃谓子击又生子7也。其实击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至四十一年灭中山，击年十七，始守中山，后三年仓唐为使，则击年二十左右，其少子当十五六以下，正舐犊爱厚时矣。……据此武侯年二十六始立，立二十六年，五十二岁而卒。至惠王年岁无可考，惟武侯之卒，犹未立嫡。惠王与公子缓争立，在位又五十二年，则其即位在壮岁可知，此不得谓《纪年》之误。”（第一四八页）余考钱氏所疑，亦殊无据。《魏世家》谓文侯十三年“使子击围繁阳，出其民”，其后六年乃使子击守中山。若子击始封中山时，年方十七，岂其十一岁即能将兵攻秦乎？《史记》记魏文侯武侯事，虽误其年，实未误其时。《史记》特误以文侯称侯改元之年为魏文侯元年，此云魏文侯二十五年亦指称侯改元后之年。《六国表》列于周安王二年，实不误。当即文侯在位之四十六年，文侯在位五十年卒，武侯在位二十六年卒，是惠王立时年方三十一。计惠王在位五十一年，是享年八十有二。阎氏以《史记》绳《纪年》固未是，钱氏据《纪年》以疑《史记》，亦无当也。

［郑A公］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郑世家》）［韩景侯］九年郑围我阳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韩世家》、《郑世家》、《六国表》俱谓是年“郑围阳翟”）　　案：列侯《索隐》云：“《世本》作‘武侯’也。”楚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我，至桑丘。（《六国表》）［楚］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楚世家》）　　案：《资治通鉴》作“魏、韩、赵伐楚至桑丘。”《楚世家·正义》云：“《年表》云：三晋公子伐我至乘丘，误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兖州瑕丘县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地理志”当是“括地志”之误。乘丘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并非楚地。

桑丘，《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水经·汝水注》：“遜水自葛陂东南至新蔡县故城东，而东南注于汝。汝水东南径下桑里。”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田世家·索隐》引《纪年》）　　案：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列于晋烈公十六年，即魏文侯四十六年。

［秦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秦本纪》）［秦简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秦始皇本纪》引《秦记》）

案：《秦始皇本纪·索隐》引《纪年》云：“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又《索隐》引王劭说转引《纪年》作“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雷学淇《纪年义证》云：“盖《索隐》自改元后起数，王氏以立之年起数。”又云：“敬公在简惠之间，其或简之弟欤？”考史公据《秦记》以表六国时事，即有脱误，不应《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表》同误。《纪年》多敬公一代，似不足信。

惟《秦始皇本纪》既言简公享国十五年，而《秦本纪》又谓简公十六年，两者又相差一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云：“简公前承灵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简公乃灵公季父、怀公之子。灵公既承怀公之弑自立，不逾年改元，今简公亦篡献公之统，上溯其父怀公之绪，则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秦始皇本纪》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则计之也。《秦记》作十六年，本当不逾年而改元之变例计之也。”余意《秦始皇本纪》后叙秦先君享国之年，皆直录《秦记》。就其享国之年数计之，初即位之年不在数内，而《秦本纪》则就其纪元言之，故每奉不逾年改元之国君，《秦本纪》必较多一年也。

［赵烈侯］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赵世家》，《六国表》列赵武公元年于周安王三年）

　　案：《赵世家》谓烈侯九年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六国表》亦列赵武公元年于周安王三年，以烈侯敬侯之间有武公一世。但《赵世家·索隐》云：“谯周云：《世本》及说《赵语》者并无其事，盖别有所据。”《世本》及说《赵语》者既然并无其事，究何所据耶？此可疑者一也。《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十四年。”则烈侯非九年即卒，此可疑者二也。《赵世家》记历世赵君，称王以前皆称侯，无有称公者，武公前为烈侯，后为敬侯，何以武公独称为公，此可疑者三也。《赵世家》详记历世赵君之名，惟武公不能道其名，此可疑者四也。余谓《赵世家》盖误多武公一世，亦犹《魏世家》之误多哀王一世。《魏世家》谓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但据《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未卒，改元又十六年卒。据《世本》，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其间并无哀王一世。《史记》于哀王亦不能道其名。

盖《史记》误分魏惠王之世以为惠王、襄王之年数，又误分襄王、哀王为两王，因而误多哀王一世。《赵世家》盖亦误；赵烈侯之世以为烈侯、武公之年数而误多武公一世。余疑《赵世家》乃牵合中山武公之记载而误多武公者。当司马迁著《史记》时，赵之记载犹有存者。中山为赵之邻国，并为赵所灭，因而中山之事常附见于赵之记载中。此《赵世家》所以特载有中山武公初立于赵献侯十年。余疑当时赵之记述，又有误记中山武公立于赵烈侯之十年者，因而误以武公为赵君，因而于《赵世家》云：“烈侯九年卒，弟武公立。”又于《六国表》列赵武公元年相当于赵烈侯十年。

周安王三年（公元前三九九年）

　秦惠公元年，魏文侯四十七年，韩烈侯元年，赵烈侯十年，齐康公六年，楚悼王三年，燕简公十六年。

楚悼王三年归榆关于郑。（《六国表》）

　　案：榆关在新郑与大梁之间，原为郑地，为出入中原之重要门户，成为此后魏与楚争夺之地。详见周安王十一年案语。

周安王三年王子定奔晋。（《六国表》）魏文侯二十六年（当作四十七年）虢山崩、壅河。（《六国表》，《魏世家》同。）河南即陕城也。…… 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惕矣。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没处。……余以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踬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水经·河水注》）周安王四年（公元前三九八年）

　秦惠公二年，魏文侯四十八年，韩烈侯二年，赵烈侯十一年，齐康公七年，楚悼王四年，燕简公十七年。

楚悼王四年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六国表》）　　案：《楚世家》云是年“楚伐周，郑杀子阳”。“周”乃“郑”之误。

［郑A公］二十五年，郑杀其相驷子阳。（《六国表》，《郑世家》作“郑”君杀其相子阳）

郑子阳之难，?狗溃之；齐高国之难，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吕氏春秋·首时》）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狗而弑子阳。（《吕氏春秋·适威》）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舍。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淮南子·?论训》）子阳以猛劫。（《淮南子·缪称训》，高诱注“尚刑而劫死”）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皆思小利而忘法义，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皆辅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说于主，虽破国杀众，不难为也。……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故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韩非子·说疑》）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勿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其罪也（原作“至已而罪我也”，从《新序·节士》、《庄子·让王》、《列子·说符》改正），有且以人言（“有”下原衍“罪”字，今从《新序》、《庄子》、《列子》删。“有”，《新序》、《庄子》、《列子》皆作“又”，“有”与“又”通）。此吾所以不受也。”（《新序》下有“且受人之养，不死其难，不义也；死其难，是死无道之人，岂义哉”）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吕氏春秋·观世》，《新序·节士》第十八章、《庄子·让王》、《列子·说符》同。《吕氏春秋》“杀子阳”下有“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可能是错简，应在“此吾所以不受也”下）　　案：《韩非子·说疑》王孙申，王先慎《集解》云：“郑无王孙，王当为公之误。公孙申当为子阳之臣，韩非称之为谄谀之臣，思小利而忘法义，掩蔽贤良，挠乱百官，皆辅其君而供其欲，以致君主身死国亡。驷子阳当为郑相，且为别封之君。《吕氏春秋·适威》高注云：“子阳，郑君，一曰郑相。”《首时》高注又云：“子阳郑相，或曰郑君。”其证一。《吕氏春秋·观世》子阳遗子列子粟，其妻曰：“君过而遗先生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其证二。

《韩非子·说疑》云：“周威公身杀，国分为二；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以周威公与郑子阳相提并论，其证三。子阳既为一别封之君，子阳虽见弑，而其党之势固甚强，因而割据以相抗，国分为三。其后三年“子阳之党”终至“共弑8公”（见《郑世家》、《六国表》）而后已。《墨子·鲁问》载鲁阳文君曰：“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苏时学《墨子刊误》云：

“父当为君。”是时郑君被杀者，有哀公8公，至幽公则为韩所杀，非郑人所弑。鲁阳文君言郑人三世杀其君者，并子阳数之也。

子阳于是年见杀，其后三年8公又见弑，其分裂内乱首尾正三年，此鲁阳文君所以谓之“三年不全”欤？

周安王五年（公元前三九七年）

　秦惠公三年，魏文侯四十九年，韩烈侯三年，赵烈侯十二年，齐康公八年，楚悼王五年，燕简公十八年。

［韩］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韩世家》）韩烈侯三年三月盗杀韩相侠累。（《六国表》）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史记·刺客列传·索隐》，《太平御览》四七三所引无“以之”二字）。严遂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至齐，齐人或言轵深井里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太平御览》所引“者”作“肆”）。严遂阴交于聂政，以意厚之。聂政问曰（鲍本“问”下有“之”字）：“子欲安用我乎？”严遂曰：“吾得为役之日浅，事今薄，奚敢有请？”于是严遂乃具酒，觞聂政母前（鲍本“觞”上有“自”字，《史记》“自觞”作“自畅”，《集解》徐广曰：“一作赐”，《索隐》云：“《战国策》作觞，近为得也”）。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索隐》引高诱曰：“严遂字仲子。”今本无）。

聂政惊，愈怪其厚，固谢严仲子（鲍本“固”作“因”，《史记》亦作“固”），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义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语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闻足下义甚高，故直进百金者，特以为夫人粗粝之费（“夫”，鲍本作“丈”，《史记》作“大”，黄丕烈云：

“丈字当是。”金正炜云：“作大人义胜”）。以交足下之,，岂敢以有求耶？”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中者（鲍本“者”上有“屠”字，与《史记》同），徒幸而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久之，聂政母死，既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鲍本无“鲜”字，《史记》有），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鲍本“虽”作“义”，《史记》作“虽”），然是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可嘿然而止乎？（《史记》“可”作“得”，“止”作“已”）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亲不幸（鲍本“幸”下有“而死”二字，《史记》作“今不幸而得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鲍本“者”下无“为谁”二字，有“请得从事焉”五字，《史记》亦有此五字）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傀（《史记》“傀”作“侠累”，下同），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史记》“盛”下有“多”字），兵卫设（《史记》作“居处兵卫甚设”，鲍本同《史记》）。臣使人刺之（《史记》“臣”下有“欲”字），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具车骑壮士以为羽翼。”（《史记》作“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以为足辅翼者”）政曰：“韩与卫中间不远（鲍本“卫”下有“相去”二字，《史记》亦有，并在“不”下有“甚”字），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史记·索隐》云：“无生得，《战国策》作无生情，言所将人多，或生异情，故语泄。此云生得，言将多人往杀侠累后，又被生擒而事泄，亦两俱通也。”黄丕烈云：“是《史记》原作生得，《策》文原作“生情”，今本皆误。”“失”字盖误衍）。语泄则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也（《史记·集解》徐广曰：“一作难”，《索隐》云：徐注云：“一作难，《战国策》、谯周亦同”）。

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辞独行（《史记》“辞”上有“聂政乃”三字），仗剑至韩。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以上两句，《史记》作“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者甚众（鲍本“卫”下有“侍”字，《史记》亦有）。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以上四句，《史记》作“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史记》“所”下有“击”字）。因自皮面抉眼（《史记》“抉”作“决”），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于市（鲍本“尸”下有“暴”字，《史记》亦有），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史记》作“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县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韩策二》第二十一章，《史记·刺客列传》大体相同）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可以报侠累。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此下叙述严仲子请聂政刺侠累之经过，与《韩策二》第二十一章大体相同）聂政乃辞独行，仗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县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史记·刺客列传》）政姊闻之（鲍本“姊”下有“\”字，《史记》作“荣”），曰：“弟至贤（鲍本“弟”上有“吾”字），不可爱妾之躯，灭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气矜之隆，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今死而无名，父母殁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而不扬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也。”亦自杀于尸下。

（《韩策二》第二十一章）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于邑曰：“是其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史记·刺客列传》）　　案：《韩策二》谓聂政刺韩傀，兼中哀侯，不确。《刺客列传》无此情节，当是也。《韩策三》第五章述及东孟之会云：“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犹其尊哀侯也。”《韩非子·内储说下》亦云：“韩蝅相韩哀侯，严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乃令人刺韩蝅于朝，韩蝅走君而抱之，遂刺韩蝅而兼哀侯。”此皆误以聂政刺韩傀与韩严刺哀侯混为一谈，不足信也。《论衡·书虚》篇论之曰：“传书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此虚也。夫聂政之时，韩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三年列侯卒，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大事记·解题》又论之曰：“考之《世家》哀侯既杀，其子懿侯即位，许异将谁相哉？侠累既死，列侯犹在位十年，谓之终身相之可也。然则东孟之会，聂政刺相兼中其君，乃列侯三年之事。但《战国策》误以为哀侯耳。”说皆甚是。梁玉绳《史记志疑》云：“许异蹙列侯而殪之，使之佯死也。《论衡·书虚》篇谓政刺杀列侯不可信，盖误认列侯直死耳。”又案：严遂《刺客列传》作严仲子，《索隐》引高诱曰：“严遂字仲子。”韩傀《刺客列传》作侠累，《索隐》云：“《战国策》侠累名傀也。”《战国策》吴师道注：“《史》作韩相侠累，《索隐》引高诱曰：韩傀，侠累也。今注本无。”《韩非子·内储说下》又作韩蝅。《艺文类聚》三十三、《太平御览》四百七十三引作韩I。累、傀、蝅、I，俱一声之转。侠累或称傀或蝅，古人有简称一名之例。犹重耳之或称重也。或称韩傀、韩蝅，韩本其氏，《韩策》谓“傀又韩君之季父也”，可证。

又案：《刺客列传·索隐》引战国策高诱注：“东孟，地名也。”今本无。不详何处。《水经·济水注》于酸枣下云：“城北韩之市地也。聂政为濮阳严仲子刺韩相侠累，遂皮面而死，其姊哭之于此。”酸枣又有韩王听讼观台。《元和郡县图志》滑州酸枣县下又云：“酸枣故城在县西南一十五里，六国时韩王所理处，旧址犹存。”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又云：“案《元和郡县图志》云：《韩世家》哀侯即位灭郑，遂都酸枣，旧宫余址犹存。”程氏因而断言，东孟即酸枣，今为延津县。今考酸枣为魏邑，在今延津西南，正当大梁之西北，韩不能建都于此。

又案：《韩非子·说林上》云：“严遂不善周君，患之，冯沮曰：

“严遂相而韩傀贵于君，不如行贼于韩傀，则君必以为严氏也。”此以严遂为相，而行刺韩傀者乃为周君，由于冯沮之谋，当不可信。据《韩策》，是时韩傀为相，非严遂为相。

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姚注：“竖”作“坚”）。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韩使人让周，周君患之。客谓周君曰：

“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竖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东周策》第二十八章）　　案：《韩策三》第五章云：“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鲍注：“坚，政之副，犹秦武阳。”但《韩策二》载聂政之刺韩傀，固独行仗剑入韩，未见有副。阳坚或尝为严氏策划行刺者。

秦惠公三年日蚀。（《六国表》）

案：是年公元前三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九时四十九点三分日有环食。见朱文鑫《历代日食考》卷三《战国及秦日食表》。合当时历法，为五月初一。

【附编】

师经鼓琴，魏文侯起舞，赋曰：“使我言而无见违。”师经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溃之。文侯顾左右曰（“顾”字原脱，从赵万里《说苑評补》补）：“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当烹。”提师经下堂一等。师经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得”字原脱，从赵万里补）文侯曰：“可。”师经曰：“昔尧、舜之为君也，惟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文侯曰：

“释之，是寡人之过也。悬琴于城门，以为寡人符，不补旒，以为寡人戒。”（《说苑·君道》第三十八章）

　　案：《水经·浍水注》于安邑县下云：“春秋时魏绛自魏徙此，昔文侯悬师经之琴于其门，以为言戒也。”此事不知在何时，现附于魏文侯末年。

魏文侯觞诸大夫于曲阳，饮酒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乎？”蹇重举酒而进之，曰：“请浮君。”君曰：“何也？”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觞而饮髃不献，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淮南子·道应训》，《说苑·尊贤》第三十四章同。“受觞而饮髃不献，作“受浮而饮之，髃而不让”）周安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六年）　秦惠公四年，魏文侯五十年，韩烈侯四年，赵烈侯十三年，齐康公九年，楚悼王六年，燕简公十九年。

［魏文侯］五十年卒。（《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魏世家》）　　案：《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云：“魏文侯五十年卒，魏武侯二十六年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俱据《史记》武侯卒年，就《纪年》以上推文侯武侯之年。因定文侯元年在周定王二十三年，武侯元年在周安王六年，以为《史记》既误以文侯称侯之元为始立之元，误后二十二年；又下割武侯十年为文侯之年，故《史记》以文侯三十八年、武侯十六年。其说似矣，然犹未审。吾人苟据雷氏、钱氏之推移，以《史记》与《纪年》比勘其史事，犹不能密合无间。雷氏、钱氏于此，虽有辩说，亦未能尽当。《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元年当赵烈侯之十四年。”赵烈侯元在周威烈王十八年，其十四年当周安王七年，而钱穆以《史记》武侯之年移前十年，当周安王六年，则犹差一年也。《魏世家》云：“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索隐》引《纪年》云：“武侯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如钱说，《史记》武侯之年误后十年，则《魏世家》武侯二年即武侯十二年，而《纪年》乃作十一年，亦犹相差一年也。《韩世家》云：“哀侯二年灭郑，因徙都郑。”《索隐》引《纪年》云：“魏武侯二十一年韩灭郑，哀侯入于郑。”《史记》韩哀侯二年，当魏武侯十二年，若《史记》武侯误后十年，则当为二十二年，而《纪年》乃作二十一年，亦犹差一年也。钱氏云：“《索隐》称武侯元当赵烈侯十四年者，《纪年》魏史，以魏纪年，故他国仅书即位，不计年数。

《索隐》此说，乃自烈侯初立之岁数之。今以即位翌年改元，故为十三年也。”其说固辨，然何解于《史记》与《纪年》之史事俱差一年乎？据上三事，可证《纪年》武侯元年必在周安王七年，非六

年。武侯二十六年卒而惠王立，则惠王元年当在周威烈王七年。

《史记》误以惠王元年在周烈王六年，早《纪年》一年，故吾人比勘惠王时史事，《史记》与《纪年》之事迹，又皆相差一年也。杜预《左传后序》云：“《纪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王卒。”惠王既于三十六年即改元从一年始，则惠王未改元前固仅三十五年。史公既误分惠王之世以为二王之年，误以惠王改元后之世为襄王之年。又误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为三十六年卒，于是将惠王之年移前一年，于武侯文侯之年又以次移前。此所以《纪年》与《史记》之史事皆参差不合。《史记》虽误，固亦有其所以误之故焉。

魏县，魏武侯别都。（《汉书·地理志》魏县注引应劭说）　　案：《水经·淇水注》云：“魏县故城，应劭曰：魏武侯之别都也。城内有武侯台。”魏县在今河北大名县西南。

元城，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汉书·地理志》魏郡元城县注引应劭说）

　　案：《水经·河水注》于元城县引《史记》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故县氏焉。”《史记》当是应劭《地理风俗记》之误。是时魏仍建都安邑，另设别都于魏县。其公子元又食邑于元城。元城在今河北大名县东，正与别都魏密迩。盖其政治中心正谋向中原迁移。

吴起为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

“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择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

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之言不若吾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吕氏春秋·执一》）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吴起列传》）　　案：以上两则，为同一事。一作田文，一作商文，未知孰是。

高诱注：“商文，盖魏臣也。”据《吴起列传》，田文为相。田文自谓“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商文亦自谓：“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其为相当在魏武侯初即位之时，是时文侯功臣先后谢世，吴起仍为西河守，功高而不得居相位，因而与新任相国有论功之举。

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错侍坐（“错”原作“钟”，从姚注引一本改。“坐”原作“王”，从鲍本改）。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对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鲍本“是”下有“重”字）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说乎？”吴起对曰：“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

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眞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闻圣人之言也，西河之政，专委之子矣。”（《魏策一》第七章，《史记·吴起列传》与《说苑·贵德》所载较此为略）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说苑·贵德》第五章“泰”作“太”），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说苑》“杀”作“伐”）。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吴起列传》，《说苑·贵德》第五章同）　　案：《魏策一》“王错侍坐”，王错原作王钟，姚注：“钟一作错。”作“错”为是，今改正。《吕氏春秋·长见》云：“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于魏武侯。”《吕氏春秋·执一》又云：“吴起胜于西河而困于王错。”王错乃武侯宠幸之大臣而掌有权势者。《魏世家》载武侯卒，子7与公中（仲）缓争立，公孙颀谓韩懿侯曰：

“今魏7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魏7争立得胜即位，即魏惠王，可知王错为当时重臣，挟有上党半国之权势。《魏世家·集解》引徐广曰：“《汲冢纪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错出奔韩也。”不

知何故出奔。

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

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吕氏春秋·骄恣》）

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而当，群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4。”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荀子·尧问》，《新序·杂事一》第七章大体相同）　　案：以上两则，乃一事之两传。盖魏武侯初即位时，大臣未附，群臣相疑，自以为群臣莫能逮而有骄色。故而老臣进谏，或则传为李悝进谏，或则传为吴起进谏。

［郑A公］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A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郑世家》，《六国表》作“郑相子阳之徒杀其君A公”）　　案：《郑世家·集解》云：“徐广云：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阳为君，是为康公。《六国年表》云：立幽公子骀，又以郑君阳为郑康公乙，班固云：郑康公乙为韩所灭。”《六国表》记郑康公元年于次年。康公盖灭国后，灭之者与之谥，犹齐康公、宋康王也。

周安王七年（公元前三九五年）

　秦惠公五年，魏武侯元年，韩烈侯五年，赵烈侯十四年，齐康公十年，楚悼王七年，燕简公二十年。

秦惠公五年伐诸繇。（《六国表》）　　案：诸繇当是*诸之误。《六国表》载秦厉共公六年，“义渠来赂，繇诸乞援”。“繇诸”乃“*诸”之误。《六国表》又载厉共公二十年“公将师与*诸战”。此年又伐*诸。*诸乃西戎之一支，在今甘肃天水县，汉置*诸道，属天水郡，此后即不见有*诸之记载。当为秦灭亡于此时。

［魏］武侯元年封公子缓。（《魏世家·索隐》引《纪年》）　　案：公子缓即公仲缓，武侯之子，惠王之弟，即武侯死后与惠王争立者。应劭谓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元城。“元”“缓”音近，疑即一人。

周安王八年（公元前三九四年）

　秦惠公六年，魏武侯二年，韩烈侯六年，赵烈侯十五年，齐康公十一年，楚悼王八年，燕简公二十一年。

齐康公十一年伐鲁取最。（《六国表》，《田世家·集解》引徐广说同）　韩烈侯六年救鲁，郑负黍反。（《六国表》）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郑世家》）晋烈公二十二年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九引《史记》）　　案：《韩世家·集解》徐广曰：“六年救鲁也。”盖齐伐鲁而韩救之。

【附编】

鲁穆公使众公子或宦于晋，或宦于荆。犁D（一作黎且）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虽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今晋与荆虽强，而齐近，鲁患其不救乎？”（《韩非子·说林上》）周安王九年（公元前三九三年）　秦惠公七年，魏武侯三年，韩烈侯七年，赵烈侯十六年，齐康公十二年，楚悼王九年，燕简公二十二年。

［魏文侯］三十二年（当作魏武侯三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魏世家》，“注”当为“汪”之误）

　　案：《集解》引司马彪曰：“河南梁县有注城也。”《正义》引《括地志》云：“注城在汝州梁县西十五里。”注城非秦地，“注”当是“汪”字之误。《左传》文公二年晋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晋世家》云：“秦果使孟明伐晋，报?之败，取晋汪以归。”《索隐》云：

“又其年冬，晋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还，则汪是秦邑，止可晋伐秦取之，岂得秦伐晋而取汪也。”又云：“彭衙在阳北，汪不知所在。”《读史方舆纪要》谓同州白水县有汪城，一曰汪在澄城

县境。

楚悼王九年伐韩取负黍。（《六国表》，《楚世家》同）［晋烈公二十三年］太子喜出奔。（《太平御览》八百七十九引《史记》）　周安王十年（公元前三九二年）　秦惠公八年，魏武侯四年，韩烈侯八年，赵烈侯十七年，齐康公十三年，楚悼王十年，燕简公二十三年。

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以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饮食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墨子·非乐上》）［齐康公］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田世家》）　　案：万为舞名，“万人”谓万舞之人。孙诒让《墨子间诂》云：

“康公衰弱，属于田氏，卒为所迁废，恐未必能兴乐如此之盛。”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九一年）

　秦惠公九年，魏武侯五年，韩烈侯九年，赵烈侯十八年，齐康公十四年，楚悼王十一年，燕简公二十四年。

秦惠公九年伐韩宜阳，取六邑。（《六国表》，《韩世家》同）　　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此邑即《周礼》四并为邑之邑。”六邑乃宜阳附近之六个较大村落。商鞅在秦变法时，曾合乡、邑、聚为县。聚为小村落，邑乃较大村落。

［楚悼王］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www.xing528.com)

　　案：《史记会注考证》引《正义》佚文云：“《年表》云：悼王三年归榆关于郑。按榆关当郑之南，大梁之西也。榆关在大梁之境。

此时属楚，故云败我大梁榆关也。”（见南化、枫、梅、贽异本）此说甚是。吕祖谦《大事记》云：“大梁魏地，不知楚追三晋之师至于是欤？或者楚伐魏而韩、赵救之，《世家》误以为三晋伐楚欤？”此说不确。榆关在大梁之西南，介于今新郑与开封之间，原为郑地，为楚所攻占。楚悼王三年楚曾一度以榆关归还于郑，但不久仍为楚占有。榆关为出入中原之重要门户，因而成为三晋与楚争夺之地。此年三晋合兵败楚于大梁、榆关，从此大梁为魏所占有，但榆关仍为楚所有。魏惠王欲迁都大梁，榆关势在必得，《魏策四》第二章载有人谓魏王曰：“郑恃魏以轻韩，伐榆关而韩氏亡郑。”《韩非子·饰邪》云：“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郑。”当魏全力攻取楚之榆关时，韩即乘机灭郑。魏取得榆关之后，于是迁都大梁。

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三九年）

　秦惠公十年，魏武侯六年，韩烈侯十年，赵烈侯十九年，齐康公十五年，楚悼王十二年，燕简公二十五年。

秦惠公十年与晋战武城。县陕。（《六国表》）　　案：《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平城，在华州郑县东十三里。”在今陕西华县东。陕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正当函谷关之东北，秦此时在陕设县，图谋向中原扩展。

［魏文侯］三十五年（当作魏武侯六年）齐伐取我襄陵。（《魏世家》，《六国表》同）

齐康公十五年鲁败我平陆。（《六国表》，《田世家》作“鲁败齐平陆”）　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休，望西河（《吕氏春秋·长见》无“休”字），泣数行而下。

其仆谓之曰：“窃观公之志（《长见》“志”作“意”），视舍天下若舍屣（《长见》作“视释天下若释6”），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长见》“雪”作“抿”）：“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长见》无“秦必可亡而”五字，疑有脱误）。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长见》“秦”下有“取”字），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毕入秦（《长见》“而”作“有间”），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以先见而泣也。（《吕氏春秋·观表》，《长见》大体相同。《韩非子·难言》亦云：“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列传》）

案：《吕氏春秋》谓吴起去魏，有间而西河毕入秦，并非事实，仅魏在河西受秦侵，或为秦所败而已，西河地仍未失也。魏失西河上郡已是魏惠王后期。周安王十三年秦侵魏阴晋，此为魏在河西受秦侵之始。十五年秦败魏于武城下，此又魏在河西首次被败，盖吴起已于周安王十二年左右去魏矣。《魏世家》谓武侯九年（当作二十年）“使吴起伐齐至灵丘”，据《六国表》，此年已是周安王二十四年，当楚肃王三年，吴起已于前三年死于楚矣。可知此年魏伐齐至灵丘，并非吴起为将，吕祖谦《大事记》、梁玉绳《史记志疑》皆以为《魏世家》有误，是也。钱穆依据《古本竹书纪年》，考定魏武侯在位年世，《史记》误后十年，魏武侯元年乃周安王六年而非十六年。其《吴起去魏相楚考》以及《先秦诸子系年·通表》将“伐齐至灵丘吴起将”移前十年，定在周安王十四年，而定吴起奔楚在十八年（《先秦诸子系年》第五四一页）。其实，《史记》虽误后魏武侯在位年世十年，但所有史事之系年实不误，不能移前十年也。

又案：《吕氏春秋》谓吴起去魏入楚，由于“王错谮于魏武侯”，而《吴起列传》又谓出于“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

此乃传闻异辞。公叔不知何名，《魏策一》有公叔痤为将，于魏惠王时与韩、赵战浍北，擒乐祚，得赏田百万，归功于吴起之余教，因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公叔痤当非害吴起者。王错为武侯之侍臣而掌有权势者，吴起尝对之曰：“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吴起与王错有隙已非一日。林春溥《战国纪年》云：“吴起去魏，《吕氏春秋》以为王错谮之魏文侯，非痤也。百家传记往往有以证史之误者，此类是也。”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之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说苑·指武》第四章）　　案：苑即宛，声同通假。楚之宛郡，相当于此后秦之南阳郡。

南阳郡治宛，在今河南南阳市，为重要之冶铁手工业城市。是时各国于边地设郡，以利攻守。宛为楚北边主要之郡。吴起原在魏为西河郡守，战绩与政绩卓著，因而去魏入楚，楚任以为宛守。

“行县”谓巡行属县，访问视察。息为大县，在今河南息县西南，可见宛郡辖境甚大。屈宜臼，《淮南子·道应训》作屈宜若，当以屈宜若为是。《韩世家》载韩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门。”《集解》引许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此事距吴起为宛守已有五十年，屈宜臼不能与吴起同时。

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

　秦惠公十一年，魏武侯七年，韩烈侯十一年，赵烈侯二十年，齐康公十六年，楚悼王十三年，燕简公二十六年。

［魏文侯］三十六年（当作魏武侯七年）秦侵我阴晋。（《魏世家》，《六国表》作“秦侵阴晋”）

　　案：黄式三云：“《年表》云：秦侵晋，《通鉴》同。”盖《六国表》有脱“阴”字而误作“秦侵晋”之版本，《通鉴》因而同误。阴晋后来为秦取得后改名华阴，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南，是时吴起当已去魏入楚矣。

秦惠公十一年太子生。（《六国表》）齐康公十六年与晋、卫会浊泽。（《六国表》）［齐康公十六年］太公与魏文侯（当作魏武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

（《田世家》）

周安王十三年齐田和会魏文侯（当作魏武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资治通鉴》）　　案：浊泽之会，《资治通鉴》谓有楚人参与，不见《史记》，当别有所据。

［晋烈公］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颀立。（《晋世家》）　　案：《索隐》云：“《世本》云孝公倾，《纪年》以孝公为桓公，故《韩子》有晋桓侯。”考《晋世家·索隐》云：“《纪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又云：“《纪年》云桓公二十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桓公于屯留。”《水经·漳水注》引《纪年》又作梁惠成王元年，则晋烈公之卒，必在是年，而晋桓公之元在次年。

吴起为楚令尹，适魏（“魏”当为“息”字之误），问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之为人也。”屈子曰：“将奈何？”吴起曰：“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闻之，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将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损其有余而绥其不足，是变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若不利。宜若闻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闻之，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惑吾王之数逆天道，戾人理，至今无祸，差须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

“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指武》第四章大体相同）

　案：《说苑·指武》谓吴起先为苑守，居一年，王以为令尹。

先后二次适息，问屈宜臼（当作屈宜若）。《淮南子》“适魏”当为“适息”之误。

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

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之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此下原衍“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十三字，从朱骏声校删）屈公曰：

“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爱而笃行之。”（此下原衍“楚国无贵于举贤”七字。《说苑·指武》第四章）

　　案：《说苑》“将均楚国之爵”，《淮南子》“均”作“衰”。“均”当为“衰”字之误。吴起所谓“衰楚国之爵，而平其制禄”，即《韩非子·和氏》称吴起主张“三世而收爵禄，才减百吏之禄秩”。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吴起列传》）　　　案：战国时楚沿旧制仍以令尹为最高官职。令尹相当于别国之相。《淮南子》、《说苑》谓吴起为令尹，是也。

又案：《资治通鉴》据《六国表》系“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于周安王十五年，因而列吴起去魏入楚而为相之事在同年，并无确据。

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蔡泽列传》记应侯语，《秦策三》第十八章作“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蔡泽列传》记蔡泽语，《秦策三》第十八章作：“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收杨越（“收”原作“攻”，从王念孙据《南越传·索隐》所引改正），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顾广圻云：当作才减，才裁同字）百吏之禄秩，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吴起谓荆王曰：“荆所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吕氏春秋·贵卒》）郢人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吕氏春秋·义赏》）　　案：《韩非子·和氏》云：“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吴起入楚约在悼王十二年左右，其政绩、战绩颇有成功，蔡泽因谓吴起“功已成矣，而卒枝解”，不似治一年即被杀者。

周安王十四年（公元前三八八年）

　秦惠公十二年，魏武侯八年，韩烈侯十二年，赵烈侯二十一年，齐康公十七年，楚悼王十四年，燕简公二十七年。

［秦］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秦本纪》，《六国表》作“太子生”，系于十一年，早一年）

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三八七年）　秦惠公十三年，魏武侯九年，韩烈侯十三年，赵烈侯二十二年，齐康公十八年，楚悼王十五年，燕简公二十八年。

［秦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郑，惠公卒，出子立。（《秦本纪》）秦惠公十三年蜀取我南郑。（《六国表》）

　　案：《资治通鉴》作“秦伐蜀，取南郑。”黄式三《周季编略》作“蜀取秦南郑，秦伐蜀复取南郑。”《史记会注考证》云：“《纪》、《表》前此书秦城南郑及南郑反矣，则南郑非蜀土也。程一枝曰：

《史·表》蜀取我南郑，当从《史·表》为是。”南郑在今陕西汉中市。《六国表》厉共公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秦本纪》、《六国表》躁公二年南郑反。是时南郑既非蜀土，亦非秦地。盖蜀取南郑，秦又伐蜀而取南郑耳。

［秦］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秦始皇本纪》引《秦记》）　

［赵烈侯］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赵世家》，《魏世家·索隐》引《世本》亦云：“敬侯名章。”）　　案：赵烈侯、敬侯间，《史记》误多武公一代，说见前。

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鄓弋，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当作十数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群臣、百官之乱（“群”原作“君”，从松皋圆改正），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韩非子·说疑》）　［韩列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韩世家》）　　案：《索隐》云：“《纪年》无文侯，《世本》无列侯。”考列侯前为景侯，《六国表》及《索隐》引《世本》、《纪年》皆言景侯名虔，《韩世家》又言列侯名取，而《索隐》云：“《世本》又作武侯。”钱穆《三晋始侯考》论之曰：“其时韩君实止两人，一名虔，即景子，一名取，则《史记》之所谓列侯与文侯，亦即《世本》之所谓武侯也。……

实即《纪年》之列侯一人也。今《史·表》分作两人者，盖亦由其称侯改元而误。然则今表列侯元年，乃其君即位称元之年，文侯元年乃其君称侯改元之年，是年正齐田和始立为侯之岁。前一年，田和会诸侯于浊泽，盖韩人亦于此会后与田齐同时称侯也。”（《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四四页）今案《索隐》引《世本》明云“无列侯”，而“作武侯”，不云《世本》与《纪年》同无文侯，则《世本》列侯作武侯，未必无文侯。钱氏以《史记》文侯之元，乃其君称侯改元之年，无的证也。

［魏文侯］三十八年（当作魏武侯九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魏世家》）　　案：黄式三《周季编略》云：“既获秦将，又言败我，疑有讹脱。”“得其将识”句，当有脱误。

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三八六年）

　秦出子元年，魏武侯十年，韩文侯元年，赵敬侯元年，齐康公十九年，田和元年，楚悼王十六年，燕简公二十九年。

［齐］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世家》）齐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列为诸侯，迁康公海上，食一城。

（《六国表》，《齐世家》作“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赵敬侯元年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赵世家》“公子”上原衍“武”字，今删。《六国表》作“武公子朝作乱，奔魏”，亦衍“武”字）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

（《魏世家》，《六国表》作“袭邯郸，败焉”）　　案：《赵世家》于敬侯前误多“武公”一世，公子朝又误作“武公子朝”。《魏世家》作“公子朔”，“朔”当为“朝”字之误。

又案：《资治通鉴》只记公子朝作乱与魏袭邯郸，而不载是年赵始都邯郸。盖不信此一记载。《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胡三省注辨之曰：“赵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郸，是年显王之十六年也，二十四年魏归邯郸。若敬侯已都邯郸，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至显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是年肃侯之三年也。意此时赵方都邯郸，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从之。其实不然。公子朝之袭邯郸，与公子范之袭邯郸，皆以邯郸为赵都之故。魏惠王围赵邯郸三年而拔之，但赵不屈，时齐、楚相继救赵，齐大败魏于桂陵，而秦又克魏之旧都安邑。于是魏归邯郸于赵，而盟于漳水之上。《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五章，当秦攻魏都大梁时，须贾说穰侯曰：“初时者，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燕，拔故国，杀子之，燕人不割而故国复反（返）。燕、赵之所以国大兵强而地兼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魏策三》第三章同。

须贾当秦围攻大梁时，以赵邯郸之被拔而复归，与燕“故国”之被拔而复返，相提并论，即因邯郸与大梁同为国都。所谓燕之“故国”，亦指国都而言。赵、燕确如须贾所言，由于忍难不屈，国都得以失而复归。梁玉绳信敬侯始都邯郸之记载，但又不信魏惠王围赵邯郸拔而复归之记载，以为赵守邯郸三年，不降不拔。其实，不仅赵、魏、田等《世家》于此事有明确记载，所有当时之议论亦极明显，无可疑者。

又案：赵都邯郸故城遗址今尚保存，宫城由三小城组成“品”字形，位于大郭之西南。大郭之建筑较宫城为早。大郭内东北部有一宫殿遗址，称为丛台，因若干高台基组成而得名，在今邯郸市中华路西侧人民公园内。高达二十六米，当为赵早期宫殿之所在。参看拙作《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编第七章第五节。

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三八五年）　秦出子二年，魏武侯十一年，韩文侯二年，赵敬侯二年，齐康公二十年，田和二年，楚悼王十七年，燕简公三十年。

［秦］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秦本纪》）秦出公二年庶长改迎灵公太子，立为献公，诛出公。（《六国表》）［秦］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秦始皇本纪》引《秦记》）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

“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与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吕氏春秋·当赏》）　　案：《秦本纪》明言：“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而《正义》曰：“西者，秦州西县，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故迎立之。”王念孙因云：“如《正义》西上本无河字，盖涉下文而衍。”此一校勘不确。《通鉴》胡三省注云：“此言河西，非西县也。

灵公之卒，献公不得立，出居河西。河西者黄河之西，盖汉凉州之地。”今以《吕氏春秋》比勘，当作河西为是。河西原为秦地，是时为魏所夺而占有，故《吕氏春秋》云：“公子连亡在魏。”若为陇西郡之西县，原为秦之西陲，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在秦之西境，则不得谓“亡在魏”也。在此以前，秦长期内乱，由若干庶长掌权，常改易国君，因而秦公子常出亡至魏。新立国君常为自魏归来秦公子。如躁公死后，弟怀公从晋来；灵公死后，简公亦从晋来。此时公子连由魏来，亦其俦也。公子连先欲从郑所之塞入，当即设于郑附近之塞，在今陕西华县东，此乃由河西进入秦之主要通道。秦因而建有关塞，驻有守兵。公子连原欲由此入秦，为守塞之右主然所拒，因而奔向西北戎、翟之区，改由焉氏塞入秦。

焉氏即乌氏之音转，为乌氏戎所在之地，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距郑有六百里之遥，为菌改所迎入。《吕氏春秋》之菌改，即《史记》之庶长改。《吕氏春秋》谓“夫人闻之大骇，令吏与卒”，夫人即秦出子之母。“卒与吏”奉命至边境“击寇”，中道反叛，改为“迎君主”，于是公子连率倒戈之“卒与吏”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吕氏春秋》称“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盖出子之母用宦官专权，为群贤与百姓所反对。公子连即献公，据《六国表》，为秦灵公元年（公元前四二四年）所生。此时年已四十，灵公十一年卒，献公不得立而出居河西，亦已有三十年，尝目睹魏变法图强之经历。此时献公入秦即位，盖得力于群贤与百姓之辅佐。此后秦献公、孝公相继变法图强，即建基于此。出子亦称出公，见于《秦始皇本纪》所引《秦记》，又称少主，见于《索隐》所引《世本》。《吕氏春秋》又称为小主。出子生于惠公十一年或十二年，时仅二三岁，故由其母执政，《吕氏春秋》所谓“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秦记》称“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小主年幼不知自杀，《秦本纪》称“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是也。《秦记》盖讳言被杀。监突，《汉书·古今人表》作大监突，列于中中等，监与大监为宦官名。献公既入，怨右主然而将重罚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因监突进谏，免除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为官大夫。《秦本纪》、《六国表》称庶长改。左庶长为第十级爵，官大夫为第六级爵，盖降其爵秩。故《吕氏春秋》下文云：“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吕氏春秋》为秦之著作，所言秦事当可信。从此秦庶长擅权废立之事绝迹，变法图强由此开始。

又案：《吕氏春秋》称献公名连，高诱注云：“公子连一名元。”《史记·索隐》云“名师隰”，毕沅以为“殆据《世本》”。梁玉绳云：

“秦献公亦谥元，故《史记·索隐》作元献公，《越绝书》称元王，非别名元也。”今案：连或即师隰之合音。

［魏武侯］十一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洛阳”当为“洛阴”之误）［魏武侯］二年（当作十一年）城安邑、王垣。（《魏世家》，《六国表》同）　　案：朱右曾《存真》云：“洛阳当作洛阴，《史记》文侯攻秦，还筑洛阴是也。”此说甚确。魏无地名洛阳者，洛阴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魏文侯攻取秦河西地，至郑而还，筑洛阴、合阳。《水经·浍水注》云：“武侯二年又城安邑，盖增广之。”是年武侯于洛阴、安邑、王垣三处加筑城垣，为加强河西、河东以及河北之防守。王垣即首垣，在今山西长垣县东北。

［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宋世家·索隐》云：“按《纪年》为十八年。”）

案：《六国表》定宋悼公元年当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宋休公元年当周安王七年，《索隐》谓《纪年》悼公为十八年，是《史记》宋悼公短少十年，悼公当卒于周安王十七年。是年悼公为韩所执而卒，休公当未逾年而改元。

韩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六国表》，《韩世家》同）

　　案：是年韩伐宋到彭城，所执宋君当即宋悼公，悼公即卒于是年。此悼公之所以谥为悼欤？当时谥为悼之君主，非短寿即不得善终者。秦武王，《秦记》作秦悼武王，在位仅四年，举鼎折髌而死。秦悼太子在秦昭王四十年，因质于魏而死。韩悼襄王因为秦大败，“不得意而死”（《韩非子·饰邪》）。楚悼王虽非惨死，但死后，因群臣射刺吴起而兼中王尸。《周季编略》作“韩伐宋至彭城，执宋君，既而释之”，出于臆造。

又案：是年韩伐宋到彭城执宋君，盖宋已由睢阳迁都彭城。

钱穆有《战国时宋都彭城证》，列举证据十五条，此中最主要之直接证据，即此年韩伐宋到彭城执宋君，与相传周显王三十三年或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见于《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宋列诸泗上十二诸侯之列。《楚策》张仪为秦连衡，说楚王曰：“破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齐策》亦云：“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则邹、鲁、陈、蔡。”又曰：“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宋列泗上，与邹、鲁、滕、薛、莒、费、郯同称，则其都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又《秦策》或人之说秦王曰：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J、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则所谓故宋者，北及济宁，南至萧、宿，中包沛、砀，襟带徐、彭为之藩翼，而独不及睢阳。

睢阳豁在西陲，纵列版图，未可宁居，此宋都东迁不在睢阳之证。”（《先秦诸子系年》第三二二至三二六页）考《吕氏春秋·慎势》云：“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其时魏、楚正争夺今河南东部郑、宋之间地。宋之迁都彭城，列于泗水十二诸侯，疑即在此时，欲以避魏、楚争夺之锋也。

（郑君乙）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郑世家》）齐康公二十年伐鲁破之。（《六国表》）［赵敬侯］二年败齐于灵丘。（《赵世家》）秦献公元年，止从死。（《秦本纪》）　　案：据《六国表》，秦献公元年在次年。考《秦始皇本纪》引《秦记》作“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而《秦本纪》云：“二十四年献公卒。”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云：“盖献公实弑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献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此说可信。秦武公二十年卒，初以人从死，是年出子被杀，秦献公止从死，故《秦本纪》云然。《秦始皇本纪》引《秦记》云：

“出公自杀，葬雍。”盖讳言被杀。

齐康公二十年田和卒，二十一年田和子桓公午立。（《六国表》）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田世家》）［齐康公］二十二年（当作二十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田世家·索隐》引《纪年》）　　案：《史记》于田和、桓公之间，脱失侯剡一世。田和卒于齐康公二十年，侯剡继立当即在是年。《纪年》称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二十二年当是二十年之误。钱穆论之曰：“田和以齐康公二十年卒，田剡即以是年立。《年表》书之隔岁，依人君即位翌年称元之例也。《索隐》引《纪年》作齐康公二十二年田剡立，误衍一‘二’字。知者，《魏世家·索隐》谓桓公立十九年，当梁惠王之十三年，则桓公弑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一年。自此逆溯而上十年，正为齐康公之二十年。知《史记》于此误其世系而未误其年也。”（《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八九页）其说甚是。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依据“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以为“后十年”实侯剡改元之九年，即魏武侯二十二年，因而断言“齐桓实以此年弑其君，且即以此年为己之元年”。其说不确。

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三八四年）

　秦献公元年，魏武侯十二年，韩文侯三年，赵敬侯三年，齐康公二十一年，田侯剡元年，楚悼王十八年，燕简公三十一年。

［赵敬侯］三年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赵世家》）　　案：徐文靖《纪年统笺》云：“即败齐田布事，救廪丘者乃烈侯，《世家》云敬侯误。”钱穆亦云：“余考晋烈公十一年适当赵烈侯之三年，然则史公所云敬侯三年败齐廪丘者，实系烈侯三年之误也。”此说不确。廪丘原为齐地，田悼子卒，田氏内乱，田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三晋大败齐师于龙泽，于是廪丘为魏占有。是年齐攻魏于廪丘，赵救魏，又大败齐人。明为先后两事，不得混为一谈。

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三八三年）　秦献公二年，魏武侯十三年，韩文侯四年，赵敬侯四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二年，楚悼王十九年，燕简公三十二年。

秦献公二年城栎阳。（《六国表》，《秦本纪》同）秦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秦本纪》秦孝公下令国中云）　　案：《秦本纪》“城栎阳”，《集解》引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是也。”《水经·渭水注》亦云：“《史记》秦献公二年城栎阳，自雍徙居之。”《太平御览》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云：“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风雍是也。至献公即位，徙治栎阳，今冯翊万年是也。

孝公自栎阳徙咸阳。”考秦惠文王四年相邦賬籠戈，为“栎阳工”所造。秦孝公、惠公、昭王时之相邦戈，铸造地不外雍、栎阳、咸阳、西四地，皆为秦曾建都之地。

［鲁］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鲁世家》）公仪休相鲁，鲁君死，左右请闭门。公仪休曰：“止！池渊吾不税，蒙山吾不赋，苛令吾不布，吾闭于门哉？”（《说苑·政理》第二十一章）　　　案：公仪休为鲁穆公之相，直至穆公去世，自称不征山泽之赋税，不布苛令，与商鞅“收山泽之税”不同。

［卫］慎公四十二年（当作三十二年）卒，子声公训立。（《卫世家》）　

圣公驰。（《索隐》引《世本》，“驰”当作“驯”）　　案：《六国表》系卫声公元在周烈王四年，系卫成公元在周显王八年。考《卫世家》云：“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时正周显王八年。可知《六国表》成侯元实误后十年。《卫世家》又云：“成侯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周显王八年既是卫成侯十一年，则成侯十六年，即周显王十三年，亦即魏惠王十四年，《魏世家·索隐》引《纪年》，谓是年“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矨侯来朝”，殆卫以是年朝魏而贬号为侯欤？此亦卫成侯元在周烈王五年，不在周显王八年之证也。今《六国表》卫成侯元既误后十年，当在周烈王五年，则卫慎公必于周安王十九年卒，声公元在周安王二十年也。

　　案《索隐》云：“训亦作驯，休运反，《世本》作圣公驰。”钱大昕曰：“《广韵》引《风俗通》云：‘圣者声也’，《周礼·地官》土训，郑司农读为驯，《五帝纪》五品不训，《后汉书·邓禹、周举传》俱作不驯，皆古通用之字。‘驰’盖‘驯’之讹。”李笠曰：“声圣音近字通。左氏文十七年《传》声姜《公羊传》作圣姜。”［赵敬侯］四年魏败我兔台。筑刚平以侵卫。（《赵世家》）周安王二十年（公元前三八二年）　秦献公三年，魏武侯十四年，韩文侯五年，赵敬侯五年，齐康公二十三年，田侯剡三年，楚悼王二十年，燕简公三十三年。

秦献公三年日蚀昼晦。（《六国表》）

　　案：此年西历七月三日九时十二分日有全食。见朱文鑫《历代日食考》卷三《战国及秦日食表》。合当时历法为八月初一。

［赵敬侯］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赵世家》）赵氏袭卫，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刚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于魏，魏王身被甲砥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骛，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余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之地。（《齐策五》第一章，苏代说齐闵王）　　案：“车不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刚平”，“车”下“不”字原脱，“傅”原误作“传”，“刚”原误作“割”，今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改正。“傅”乃使士卒缘登城墙而进攻，亦称为蚁傅或蛾傅。“傅卫国”，谓赵攻卫都濮阳，采用缘登城墙而围攻之战术。故下文云：

“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城刚平”，谓赵在刚平筑城作为进攻之基地。《秦策四》第十一章或人为六国说秦王曰：“（赵）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刚平正当濮阳之北，《赵世家》谓赵敬侯四年，“筑刚平以侵卫”，即此所谓“傅卫国，城刚平”。由于卫得魏之助，魏“挑赵索战”，卫得以收余甲而北向反攻，取得“残刚平，堕中牟之郭”之胜利。

《赵世家》云：赵敬侯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与此相合。可知助卫者不仅是魏，而且有齐。因而卫得大胜，不仅“残刚平”，而且得“堕中牟之郭”。中牟为赵之旧都，在今河南鹤壁市西。

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三八一年）

　秦献公四年，魏武侯十五年，韩文侯六年，赵敬侯六年，齐康公二十四年，田侯剡四年，楚悼王二十一年，燕简公三十四年。

［赵敬侯］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赵世家》）卫非强于赵也……藉力于魏而有河东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蒲，坠黄城。（《齐策五》第一章苏代说齐闵王）　　案：是年楚救赵伐魏，深入魏地。州在魏之河内，在今河南武陟西南，黄河以北。梁门当为大梁西北之关塞，林中在梁门之北（参见周赧王三十二年案语之考释）。是时楚军前锋已越黄河而与魏军战于州西，随后大军已出梁门，驻屯于林中，而战马饮水于黄河边。由此切断魏之河内与河东国都安邑之联系，造成魏十分危急之局势，于是赵借助于楚之攻势，进伐魏之河北，火攻棘蒲，取得大胜，并南下攻克魏之黄城。棘蒲在今河北魏县南，黄城在今河南内黄西。《赵世家》所谓“借兵于楚伐魏”，非借用楚之兵力伐魏，盖借助于楚伐魏之攻势也。此一战役，接连有三年之久。即《赵世家》所言敬侯六年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八年当为七年之误。楚之出师攻魏以救赵，必在楚悼王未卒以前。若在悼王卒后，内乱爆发，政局未定，岂能大举攻魏而如此深入魏地？楚之大举攻魏，既在楚悼王未卒以前，时吴起正为令尹，则主其军而指挥作战者，必为吴起无疑。《吴起列传》称：吴起相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考陈、蔡早为楚所灭。灭陈在楚惠王十一年，灭蔡在楚惠王四十二年，所谓“北并陈、蔡”，当是巩固统治陈、蔡旧地。所谓“却三晋”，即指此攻魏救赵之大战。赵敬侯四年赵筑刚平，围攻卫国，卫借助于齐、魏之攻赵，于次年攻克赵之刚平，并“堕中牟之郭”。再次年，赵又借助于楚之攻魏，火攻魏棘蒲得胜，至赵敬侯七年拔魏黄城。此乃战国初期中原地区，魏、齐、卫与赵、楚之间连续四年之混战，赵、魏两国皆受巨大之创伤。苏代说齐闵王曰：“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蒲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后汉书· 南蛮传》）　　　案：《吴起列传》谓吴起“南平百越”。蔡泽谓吴起“南收杨越”，见《秦策三》与《蔡泽列传》。《后汉书》又谓吴起“南并蛮越”。可知吴起为楚令尹时，曾向南方百越地区开拓。《吕氏春秋·恃君》云：“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K兜之国，多无君。”吴起所开拓，主要为洞庭至苍梧一带。苍梧在今湖南、广西间。蒋伯超《南誑眓语》卷五《吴起非商鞅比》条云：“按今南赣诸郡及楚、粤毗连等处，皆吴起相楚悼王时所开。”其说甚是。

［楚悼王］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楚世家》）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之智，可谓捷矣。（《吕氏春秋·贵卒》）　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列传》）吴起枝解于楚。（《韩非子·和氏》，《韩非子·难言》亦云：“吴起……卒枝解于楚。”《韩非子·问田》亦云：“吴起支解。”《墨子·亲士》又云：“吴起之裂其事也。”《秦策三》亦云：“吴起……功已成矣，卒支解。”《淮南子·缪称训》又云：“吴起刻削而车裂。”《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吴起……车裂支解。”《韩诗外传》一及《吕氏春秋·执一》高诱注亦云然。《史记》失载吴起车裂事）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前（“于前”原误作“前于”，今改正）。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弟子死者百八十。二人致令于田襄子（“二人”原误作“三人”，今据上文改正）。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遂”上当脱“不听”二字，《吕氏春秋·上德》）　　案：孙诒让《墨学传授考》云：“吴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时墨子当尚存，则孟胜、田襄子，或亲受业于墨子，亦未可知。

其为钜子，岂即墨子所命，为南方墨者之大师者邪？孟胜之死也，必属钜子于田襄子，明以传学为重，亦若儒者之有师承宗派，佛氏之有传授衣钵矣。”又云：“案：田襄子言行无考，《说苑·尊贤》有卫君问田让。疑即田襄子，附识以备考。”考《庄子·天下》云：“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钜子即巨子，当为墨者之领袖人物，所从墨者有服从行动之纪律，钜子之职位采取传授之制度。此种制度为墨子所创，其时墨子当已去世。

［秦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秦本纪》，《六国表》作“孝公生”）　　　案：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公元前三八一年含冬至之正月，实朔为壬午。鲁历与殷历同。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亦同。正月壬午朔，则庚寅为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