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十二至二十三年的战国史料编年详解

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四一四年）

秦简公元年，晋烈公二年，魏文侯三十二年，韩武子十一年，赵献子十年，齐宣公四十二年，楚简王十八年，燕简公元年。

於粤子朱句三十四年灭滕。（《越世家·索隐》引《纪年》）　　案：《越世家·索隐》引《纪年》，谓“晋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粤子句践卒”，“次鹿郢立，六年卒”，“不寿立，十年见杀”，“次朱句立”，“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而《水经·沂水注》引《纪年》云：“晋烈公四年，越子朱句灭郯，以郯子鸪归。”今本《竹书纪年》系越灭滕、灭郯在周威烈王十一年、十二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与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列灭滕、灭郯于晋幽公十四年、十五年，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则列于晋烈公二年、三年，并谓《水经注》引《纪年》云烈公四年越灭郯，“盖古文三、四，皆积画成字，故误三为=也。”今案：当以雷说为是。《纪年》谓句践卒于晋出公十年十一月，《纪年》用夏正，于周正已是次年正月，此后鹿郢在位六年卒，不寿十年见杀，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三十五年灭郯，正当晋烈公二年、三年，即周威烈王之十二年、十三年。陈梦家《六国纪年》以《路史》所引推证，云：“《路史·后纪七》注云：‘威烈八年越灭郯’，《国名纪甲》云：‘《纪年》越王朱句三十年灭滕。’罗氏父子见未改字之《水经注》引《纪年》灭郯在晋烈公二年，而据《六国表》晋烈公二年当周威烈王八年，又据《纪年》推朱句三十年当《六国表》之周威烈王七年，故改原本《纪年》朱句三十四年灭滕为三十年。”此据《路史》所引《纪年》之误脱，以推定《纪年》灭滕之年，不足信也。至战国中期，滕又复国。

（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赵世家》，《六国表》同）中山武公居顾。（《赵世家·索隐》引《世本》）　　案：《赵世家》谓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六国表》同。前人不详其事。《汉书·古今人表·注》及《史记·集解》、《索隐》引徐广说，谓乃西周桓公之子，此以西周武公牵合为一，不足信。

沈钦韩《汉书疏证》论之曰：“《魏世家》文侯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说苑》文侯公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又《魏世家》中山君相魏，此是魏所封，赵灭之，盖姬姓之中山，灭于魏文侯，魏所封之中山，又灭于赵主父。而《赵世家》及《年表》皆倒置中山武公之文于文侯伐中山之前，故迷惑难考。何以明之？若中山武公尚是旧时之君，而彼不数年而亡，史取之何义？若以为中山本未尝亡，则魏克其地而守之者又何处？是中山武公为魏所始封，以其大事，故记之耳。”此说不确。一九七八年河北平山县三汲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方壶，铭文云：“唯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自称皇祖文公、武公，祖桓公，考成公，可知中山王>之父为成公，祖父为桓公，曾祖为文公与武公。《赵世家·索隐》引《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定州下云：“中山武公之后复立，与六国并称王，五叶（世）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赵武灵王袭而灭之。”可知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皆为中山之君。武公当为魏所伐灭之中山君，《赵世家》特为记载。武公于是年初立，至周威烈王二十年中山为魏所灭，武公在位仅九年。中山原建都于顾，在今河北定县。桓公当为此后中山复国之君，建都于灵寿，在今河北平山县三汲。

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四一三年）

秦简公二年，晋烈公三年，魏文侯三十三年，韩武子十二年，赵献子十一年，齐宣公四十三年，楚简王十九年，燕简公二年。

晋烈公四年，越子朱句灭郯，以郯子鸪归。（《水经·沂水注》引《纪年》）［於粤子朱句］三十五年灭郯。（《越世家·索隐》引《纪年》）　　案：《通鉴外纪》亦云：“晋烈公四年越灭郯”，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系于烈公三年云：“盖古文三、四皆积画成字，故三误为=也”。其后郯亦曾复国。《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弋射者云：

“驺、费、郯、邳者罗4也。”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水经·丹水注》引《纪年》，《太平寰宇记》一四一商州上洛县与《舆地广记》一四商州上洛县引《纪年》同。《路史·国名纪己》引《纪年》亦同）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田世家》，《六国表》亦云：“齐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　　案：魏有两黄城，其一在今河南内黄西，另一在今山东冠县南。是年齐伐晋所毁之黄城乃后者。

秦简公二年与晋战，败郑下。（《六国表》）

【附编】

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说苑·尊贤》第二十四章“反”作“及”），踞于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位（《说苑》“位”作“至”，《魏世家·正义》引此亦作“至”），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说苑》“实”作“赏”，《魏世家·正义》引此亦作“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吕氏春秋·下贤》，《说苑·尊贤》第二十四章同）　　案：据魏文侯此言，可知是时翟黄（即翟璜）为魏相。《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黄乘轩车驾出，方问曰：“子奚乘是车也？”翟黄曰：“君谋欲伐中山，臣进翟角而谋得果。且伐之，臣荐乐羊而中山拔。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赐此车。”《魏世家》载翟璜谓李克曰：“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以使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韩诗外传》卷三第六章“屈侯鲋”作“赵苍唐”。《说苑·臣术》第五章在“西河之守，触所任也”（“触”当为翟璜之名）下，又有“计事内史，触所任也”。可知是时所有谋臣、战将、郡守、县令、太子之傅，无不由翟璜推荐或任命，盖正为魏文侯之相也。

今推定翟璜为魏相在此年或稍后。吴起为魏将而为西河之守，在此后四年，魏伐中山在此后五年。

　　又案：《说苑·臣术》第七章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黄乘轩车，问：“将何以至此乎？”翟黄对曰：“昔者西河无守，臣进吴起而西河之外宁，邺无令，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酸枣无令，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魏欲攻中山，臣进乐羊而中山拔。魏无使治之臣，臣进李克而魏国大治。”此一故事，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所记田子方从齐之魏，望见翟黄乘轩车驾出相同，较为敷张而有增饰与错误，所谓北门可为酸枣令，不见其他文献记载，当是配合西门豹之事而虚构者。李克为中山之相，非魏国之相，所谓“魏国大治”，当为错误。

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韩非子· 内储说上》）　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如是者再三，而敌不至，两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数月，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也。一曰：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于是皆争上。其明年与秦人战，秦人来袭之，至几夺其军，此不信之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案：李悝为上地守，当在吴起为西河守之前。林春溥《战国纪年》以李悝为上地守，即在败郑下之役。今从之。

周威烈王十四年（公元前四一二年）　秦简公三年，晋烈公四年，魏文侯三十四年，韩武子十三年，赵献子十二年，齐宣公四十四年，楚简王二十年，燕简公三年。

魏文侯十三年（当作三十四年）公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六国表》，《魏世家》作“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齐宣公四十四年伐鲁、莒及安阳。（《六国表》，《田世家》作“伐鲁、葛及安陵”。）　　案：《田世家·索隐》引《括地志》以为鲁城在许昌县南四十里，长葛在许州长葛县北十三里，即郑之葛邑；鄢陵在许州西北十五里，六国时为安陵。此说不确。齐不能攻伐至许昌、长葛、鄢陵等地，当以《六国表》记载为是。此后安阳成为齐重要之商业城市，铸有安阳刀币，与临淄之齐刀、节墨刀，同为齐国主要流通之货币。安阳当在齐之东边。《项羽本纪》载：秦将章邯大破项梁于定陶，项梁死，章邯进围赵于钜鹿，项羽、吕臣引兵东退至彭城一带，楚怀王至彭城，命宋义为上将军而救赵。宋义率大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并遣其子宋襄相齐，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而归。项羽言欲疾引兵渡河救赵钜鹿，宋义不许，因杀宋义而使人报命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项羽乃持三日粮，引兵渡河，破釜沉舟，烧庐舍，以与秦兵决战。九战，绝秦军甬道而大破之。此安阳当即齐之安阳。《项羽本纪·索隐》云：“此兵犹未渡河，不应即至相州安阳。今检《魏书·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阳城，隋改己氏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阳故城是也。”《正义》又论之曰：“按从滑州白马津赍三日粮不至邢州，明此渡河，相州漳河也。宋义遣其子襄相齐，送之至无盐，即今郓州之东宿城是也。若依颜监说（按指颜师古），在相州安阳，宋义送子不可弃军渡河，南向齐，西南入鲁界，饮酒高会，非入齐之路。义虽知送子曲，由宋州安阳理顺，然向钜鹿甚远，不能数绝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粮至也。均之二理，安阳送子至无盐为长。

济河绝甬道，持三日粮，宁有迟留？史家多不委曲说之也。”今案：《索隐》据《魏书》，以此安阳在楚丘西北，即在今山东曹县东。

考证古钱者多从此说，以为安阳刀币即此地所铸。但此说仍不确切。正如《正义》所云，此地“向钜鹿甚远，不能数绝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粮至也”。不仅如此，当时宋义亲送子至无盐，饮酒高会而回归，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若自曹县前往，相距约有三百里，宋义不能远离大军而送子，又不能于当日回归。可知此安阳必离无盐不远，离河亦不远，不应在今曹县东。若安阳在曹阳东，正当宋定陶与宋旧都睢阳之间，当为宋地。意者，此安阳当在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五十里阿城镇）西北小湖阿泽之西北。东阿原称柯，即因阿泽而得名，安阳当因在阿泽之阳而得名，犹赵之阿邑或称安邑。当项梁战死前，尝大破秦军于东阿，继而由东阿南下再破秦军于定陶。当项梁于定陶战死后，项羽等退保彭城。及宋义受命自彭城出兵救赵，因而再北上经东阿而行至安阳，准备由此北上渡河。安阳地处齐东边聊城与甄城之间，当水陆交通要道，因而成为齐东边之重要商业城市，并成为项羽准备引兵渡河之地。

周威烈王十五年（公元前四一一年）

　秦简公四年，晋烈公五年，魏文侯三十五年，韩武子十四年，赵献子十三年，齐宣公四十五年，楚简王二十一年，燕简公四年。赵献侯十三年城平邑。（《六国表》，《赵世家》同）

晋烈公四年赵城平邑。（《水经·河水注》、《初学记》八、《太平寰宇记》五十四魏州南乐县下引《纪年》）　　案：《水经·@水注》记漯水又径平邑县故城南，亦云：“赵献侯十三年城平邑。”赵献侯十三年已是晋烈公五年，是《史记》与《纪年》之记载有一年之差，所以有一年之差，或因献侯杀桓公之子而复立，于立年改元。因而赵献侯十三年按常例实为十二年。

陈梦家《六国纪年》据今本《竹书纪年》记在周威烈王八年，因而推定为晋烈公二年，非是。

［於粤子朱句］三十七年朱句卒。（《越世家·索隐》引《纪年》，《路史·后纪》十三引《纪年》同）　　案：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系此于晋烈公五年，据《越世家·索隐》所引《纪年》推算，是也。

［越］王翁卒，子王翳立。（《越世家》）　　案：王翁即朱句。《路史·后纪》十三引《纪年》，杂采《越世家》名谥，云：“朱句立，是为王翁，三十七年卒，王翳立。”上海博物馆所藏越王大子矛铭有“王弋A”，当即王翳。

［齐宣公四十五年］取鲁之一城，庄子卒。（《田世家》）齐宣公四十五年伐鲁取都。（《六国表》）　　案：《六国表·集解》引徐广曰：“《世家》云取一城。”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田世家·索隐》引《纪年》“四”字原脱，从雷学淇校补）　　案：《田世家》“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隐》云：“案《纪年》：齐宣公十五年田庄子卒，明年立田悼子，乃次立田和。是庄子后有悼子，盖立年无几，所以作《世本》及记史者不得录也。而《庄子》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今据《世本》、《世家》自成子至王建之灭，唯只十代，若如《纪年》，则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乃与《庄子》、《鬼谷》说同，明《纪年》亦非妄。”《庄子·紸箧》云：“田成子弑齐君，十二世有齐国。”鬼谷之说不见今本《鬼谷子》。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以“齐宣公四十五年田庄子卒”，系于晋烈公五年，云：“考《索隐》此段所引《纪》文，宣公下盖落一‘四’字，《纪年》之说，本亦谓宣公四十五年庄子卒，明年悼子立，立六年，至晋烈公十一年即卒，故《索隐》曰立年无几。若庄子于宣公十五年卒，是悼立三十六年矣，岂得云无几乎？”其说是也。《水经·瓠子水注》引《纪年》云：“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悼子立于齐宣公四十五年之明年，即晋烈公六年，卒于十一年，仅在位六年，确是“立年无几”。杨守敬《水经注疏》，亦谓《田世家·索隐》引《纪年》“十五年田庄子卒”上盖脱“四”字。

齐庄子请攻越，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子。”子曰：“已死矣以为生。”（《吕氏春秋·顺民》）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缪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

“古之大夫，束之问不出竟，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礼记·檀弓上》）

案：田庄子卒于齐宣公四十五年，当周威烈王十五年，《六国表》系鲁穆公元年在周威烈王十九年，盖误后八年。穆公元当在威烈王十一年，田庄子死在穆公五年，故田庄子卒，赴于鲁，穆公召县子而问焉。黄式三《周季编略》未能明辨，乃云：“田庄子卒，非鲁穆公时，鲁穆公时悼子卒也。”非是。

　　又案：《吕氏春秋》高诱注：“子，齐相。”子疑即悼子，“悼”“”声近通转。田庄子、田悼子、田和子三人疑乃昆仲辈，故而有大事相互商讨。正因为昆仲辈，悼子立年无几。

周威烈王十六年（公元前四一年）

　秦简公五年，晋烈公六年，魏文侯三十六年，韩武子十五年，赵献子十四年，齐宣公四十六年，楚简王二十二年，燕简公五年。

［齐宣公四十六年］立田悼子。（《越世家·索隐》引《纪年》）秦简公五年日蚀。（《六国表》）

　　案：朱文鑫《历代日食考》卷三《战国及秦日食考》注三云：

“案威烈王十七年有全食经陕西、山西（六月一日八时十五点六分），正过秦都，望之最清。《六国表》载在秦简公五年，即威烈王十六年，误差一年。”日本齐藤国治以为与《六国表》所载秦厉共公三十四年、秦躁公八年日食，同为误后一年。盖秦简公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有日食，能为咸阳所见。

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四九年）

秦简公六年，晋烈公七年，魏文侯三十七年，韩武子十六年，赵献子十五年，齐宣公四十七年，楚简王二十三年，燕简公六年。

［赵献侯］十五年献侯卒，子列侯籍立。（《赵世家》）［韩武子］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韩世家》，“景侯”下当脱“虔”字，下文称“景侯虔元年”，“虔”字疑错脱于此）《纪年》及《世本》皆作景子，名处。（《韩世家· 索隐》，“处”疑“F”字之误。）　　案：各本《史记》皆作“名处”，惟明凌稚隆本、清殿本改作“虔”。《韩世家·索隐》记此以表《纪年》及《世本》作“处”之异，若同为“虔”字，《索隐》不应记此。陈梦家《六国纪年》云：《纪年》晋烈公十一年韩景子与赵、魏伐齐入长城，亦见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之B羌钟，钟铭曰：“厥辟韩宗C”，即景子虔也。其字从鬲从攴，即献字之省，陈侯午敦“献（献）”从鼎从犬，亦省虎头。金文假献为飌，飌者上为甑、下为鬲，而鬲实为主体。古音献、虔音近，故知铜器之韩宗即纪年之景子矣。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又云：“C”为彻之古文，《说文》彳部：“彻，通也，从彳从攴从育。D古文彻。何尊之C命即彻命，即达命之意。彻、虔古韵月、元对转，音近字假借。”总之，景子名C，与虔音近通假。《索隐》所言《纪年》及《世本》名“处”。“处”疑“C”字之误。

［韩］武子都宜阳，生景侯，徙阳翟。（《吕氏春秋· 任数》高诱注）　

　　案：《竹书纪年》谓武子居平阳，《韩世家·索隐》引《世本》又谓“景子居平阳”。然韩自先世贞子已居平阳，康子亦已居平阳，何待辞费？朱右曾《竹书纪年存真》云：“韩之去平阳徙阳翟，又徙新郑，志在包汝颍以抑楚魏。”考平阳在绛水附近，地处河东，韩谋取郑，其由平阳徙宜阳，再徙阳翟，说或可信。

秦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六国志》，《秦本纪》同，无“初”字。）其（秦简公）七年百姓初带剑。（《秦始皇本纪》引《秦记》）　　案：“百姓”二字，此用古义，即谓“百官”，与“吏”同义。

［秦简公］六年G洛，城重泉。（《秦本纪》）　　案：《六国表》系“堑洛，城重泉”在次年。

魏文侯十六年（当作三十七年）伐秦，筑临晋、元里。（《六国表》，《魏世家》同）

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郑，还筑汾阴（“汾”当作“洛”）、阳。（《水经·河水注》）　　案：郝懿行《竹书纪年校正》、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均谓《水经注》此条采自古本《竹书纪年》。《魏世家》系此事于魏文侯十七年，较此迟一年。

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四八年）

秦简公七年，晋烈公八年，魏文侯三十八年，韩景侯元年，赵烈侯元年，齐宣公四十八年，楚简王二十四年，燕简公七年。

秦简公七年堑洛，城重泉。（《六国表》）［魏文侯］十七年（当作三十八年）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魏世家》，《六国表》作“伐秦至郑，还筑洛阴、合阳”。《集解》徐广曰：“一云置合阳”）　　案：魏于上年与此年连续伐秦，先后攻取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洛阴（今大荔县西南）、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等地，并筑城，并曾长驱直入至郑（今陕西华县）。于是秦之河西地区全为魏所占有，秦乃退守洛水（在今陕西北部），沿洛水修建防御工事，即谓“堑洛”，并在重泉筑城防守。重泉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东靠洛水。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吴起列传》）　　案：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谓“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即此时”。钱穆《吴起为魏将拔秦五城考》证之曰：“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吴起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起自吮其脓。《说苑·复恩》云：‘吴起攻中山，为卒吮脓。其母泣曰：吴子吮此父之创，泾水之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知何战而死？’《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韩非子》亦云泾水。《史记志疑》：‘洛阴、阳皆在同州’，推其地理亦与泾水相当。《说苑》所谓泾水之战，《吴起列传》所谓拔秦五城者，殆即其事。”（《先秦诸子系年》第一六四至一六五页）魏文侯时“击秦拔五城”，即在上年与此年，确由吴起为将攻取，从此秦之河西全为魏所占有，此后吴起即为西河之守。惟所谓“泾水之战”，不能作证，河西距泾水甚远，“泾”字疑有讹误。

［楚简王］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楚世家》）［郑］A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郑世家》，《六国表》同，《韩世家》作“景侯虔元年，伐郑取雍丘”）［齐］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絣。（《田世家》，《六国表》同）秦简公七年初租禾。（《六国表》）　　案：“初租禾”与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之性质相同，即开始按亩征取禾稼作为租税。秦之“初租禾”较鲁之“初税亩”迟一百八十六年。此时秦在战败失地之威胁下，开始进行改革，谋求富强。

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秦策二》第六章甘茂答秦武王语）　　案：《魏世家》等记魏文侯卜相，翟璜谓李克曰：“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乐羊为魏伐取中山之主将。《乐毅列传》亦云：

“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翟璜对李克，先言“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再言“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魏文侯谋伐中山，当在攻取秦之西河之后。既以乐羊为主将而攻中山，又命吴起率战胜于河西之师，会合进攻中山，更命太子击监督而主其事。

［魏文侯］十七年（当作三十八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魏世家》）　

［赵］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赵世家》，《六国表》误作“击宋中山”，“宋”乃“守”字之误）赵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六国表》）　　案：魏太子击即此后之魏武侯，尝主持军事，《魏世家》记文侯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是时魏越赵而进攻中山，虽遣乐羊为主将，更命太子击参与而主持其事。所谓“使太子击守之”，当在攻克之后。《魏世家》、《赵世家》误系于伐中山之年，当以《六国表》“魏使太子伐中山”为是。

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之母立而泣，人问曰：“将军于若子如是，尚何为而泣？”对曰：“吴起吮其父之创而父死，今是子又将死也，今吾是以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艺文类聚》五十九引作“吴子吮其父之伤而杀之泾水之上，今安知不杀是子乎”）

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列传》）　吴起为魏将，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子自吮其脓，其母泣之。

旁人曰：“将军于而子如是，尚何为泣？”对曰：“吴子吮此子父之创，而杀之于注水之战，战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战而死，是以哭之矣。”（《说苑·复恩》第二十六章）　　案：秦、魏之间无注水，泾水距河西亦远，不能成为秦、魏交战之地，“注”或“泾”疑皆“洛”字之讹。

魏文侯借道于赵而攻中山，赵侯将不许（《韩非子·说林上》“赵侯”误作“赵肃侯”）。赵刻曰（《韩非子》“刻”作“利”）：“过矣！（《韩非子》“过”上有“君”字）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则魏必罢，罢则赵重（《韩非子》作“罢则魏轻，魏轻则赵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赵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赵也。君不如许之，许之大劝（《韩非子》“劝”误作“欢”）。彼将知君利之也，必辍（《韩非子》作“必将辍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赵策一》第五章，《韩非子·说林上》同。）　　案：据此可知，魏文侯伐灭中山，乃借道于赵，赵不得已而借之。

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复立也。”（《中山策》第一章）　　案：鲍彪改赵襄子为赵桓子。金正炜云：“常庄谈谓赵襄子，《太平寰宇记》引作张孟谈谓赵襄子。《史记·六国年表》，赵烈侯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则此策襄子当为烈侯之误，鲍改桓子亦非。”常庄谈请赵君“请公子倾以为正妻，因封之中山。”高注：“公子倾魏女。”春秋战国之世，“公子”为男女通称，《左传》桓公三年，“凡公子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此在魏文侯欲伐中山之前，常庄谈请赵烈侯，请求魏文侯以其女公子倾嫁于中山国君以为正妻，并因而以中山作为魏分封之国。此策未用。

魏文侯筑馆洛阴。（《水经·河水注》）　　案：《水经·河水注》云：“洛水自猎山枝分东流，东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筑馆洛阴，指谓是水也。”魏文侯筑馆，疑与是年筑洛阴城同时。

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七年）

　秦简公八年，晋烈公九年，魏文侯三十九年，韩景侯二年，赵烈侯二年，齐宣公四十九年，楚声王元年，燕简公八年。

［齐宣公四十九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丘（《田世家》，《六国表》同。惟“?丘”作“毋”）［郑A公］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于负黍。（《郑世家》，《韩世家》：

景侯二年“郑败我负黍”。《六国表》同）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

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堵师赞曰：“乐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乐羊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韩非子·说林上》，《魏策一》第三章同，“堵师赞”作“睹师赞”。《淮南子·人间训》、《说苑·贵德》第二十八章、《中山策》第九章略同）　　案：《淮南子·人间训》云：“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说苑·贵德》第二十八章亦云：“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其战，果下之。遂为文侯开地。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谓中山因此“不可忍”而“降之”，《说苑》谓中山因此“不忍与其战，果下之”，恐皆出后人增饰。

周威烈王二十年（公元前四六年）

秦简公九年，晋烈公十年，魏文侯四十年，韩景侯三年，赵烈侯三年，齐宣公五十年，楚声王二年，燕简公九年。

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甘茂列传》作“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秦策二》第六章甘茂谓秦武王，《甘茂列传》、《新序·杂事三》第三章同）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说苑·复恩》第八章无“知之”二字，“文侯”连下读），命主书曰：

“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说苑》无“者”“之”二字）。”主书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

“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吕氏春秋·乐成》，《说苑·复恩》第八章同）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其后子孙因家焉。（《乐毅列传》）　　案：《魏世家》云：“［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盖误。《魏世家》载翟璜谓李克曰：“中山已拔，无以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韩诗外传》卷三第六章屈侯鲋作“赵苍唐”。太子击盖封于中山，赵仓唐或屈侯鲋之为太子傅，当在子击封于中山之时。

【附编】

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淮南子·道应训》作“魏武侯问于李克”，《新序·杂事五》第十五章、《韩诗外传》卷十第二十三章皆作“魏文侯问于李克”）：“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淮南子》、《新序》、《韩诗外传》“骤”皆作“数”，下同）武侯曰：

“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淮南子》、《新序》、《韩诗外传》皆无“家”字），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新序》、《韩诗外传》“罢”作“疲”，“罢”通“疲”），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淮南子》“少”作“鲜”）。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所以自殁于干隧也。”（殁，《淮南子》作“刭”，《韩诗外传》作“丧”）（《吕氏春秋·适威》，《淮南子·道应训》同，《新序·杂事五》第十五章、《韩诗外传》卷十第二十三章略同）　《李克》七篇，班固自注：“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列儒家。（《汉书·艺文志》）　　案：《吕氏春秋》高诱注：“武侯，文侯之子也。乐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盖武侯时为太子而分封于中山，《魏世家》所谓“使子击守之”也。《魏世家》载翟璜谓李克曰：“中山已拔，无以守之，臣进先生。”盖李克为太子击分封之中山之相。钱穆《魏文侯礼贤考》云：“李克为中山守，见《魏世家》。《水经注》引李克书，魏文侯时，克为中山相。中山为魏别封，克为之相，相即守也。”其说是。《淮南子·道应训》高注：“李克，武侯之相。”钱氏以为“克殆继相两君耶？”其说非是。《淮南子·道应训》所载魏武侯与李克问答之辞，本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明载其为居中山时之问答，《淮南子》高注所谓武侯之相，乃武侯封于中山时之相，此时魏文侯既令太子击居于中山，为别封之君，又命李克为相而治之，《汉书·艺文志》谓李克为魏文侯相，文侯当为武侯之误。《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谓翟黄谓田子方曰：“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韩非子·难二》又记“李克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上计乃对县令年终考核之制度，常由国君或相国考核。可见李克确曾为中山之相。

李克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曰：“语言辨，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子姑免矣。”（《韩非子·难二》，“李克”旧作“李兑”，从日本蒲阪圆据《魏都赋》刘逵注引《李克书》校正）　　案：《文选·魏都赋》刘逵注引《李克书》亦云：“言语辩聪之说而不度于义，谓之胶言。”《太平御览》一六一引《史记》，亦以此为李克事。《韩非子》此章，盖即据《李克书》，即《汉书·艺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

［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

（《吴起列传》）

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日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

“明日有人能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晏矣，莫有能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邑中人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吕氏春秋·慎小》）　　案：《韩非子·内储说上》云：“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

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此与《吕氏春秋·慎小》乃一事两传。

　　又案：《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一章：“魏文侯问于解狐曰：‘寡人将立西河之守，谁可用者？’解狐对曰：‘荆伯柳者贤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仇也？’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于是将以荆伯柳为西河守。荆伯柳问左右：‘谁言我于吾君？’左右皆曰：

‘解狐。’荆伯柳往见解狐而谢之曰：‘子乃宽臣之过也，言于君，谨再拜谢。’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张弓射之，走十步而没，可谓勇矣。”此一故事不可信。此时魏之西河守，必须善用兵如吴起者。(www.xing528.com)

西门豹为邺令，而辞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吴师道云：一本作“子往，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门豹曰：“敢问就功成名亦有术乎？”文侯曰：“有之。夫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夫”，鲍本作“矣”，属上句），子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姚注：“曾、刘无者字”）。夫物多相类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骊牛之黄也似虎（鲍本“骊”作“黧”，云：“黑黄色也”），白骨疑象，武夫类玉（吴师道云：“武夫即武。”吴曾祺曰：“武夫即，石之似玉者”），此皆似之而非者也。”（《魏策一》第四章）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义。”豹曰：

“敢问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豪贤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说苑·政理》第二十四章）　　案：以上两则，大体相同。《魏世家》与《韩诗外传》卷三第六章记翟璜曰：“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据此西门豹为邺令，误与吴起为西河守相先后。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悫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其所以治邺，今臣得矣。愿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之罪。”文侯不忍而复与之，豹固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西门豹为邺令佯亡其车辖，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间。（《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河渠书》）　　案：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云：“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惟《吕氏春秋·乐成》又记：“史起对魏襄王曰：‘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是其愚也。’襄王因使史起为邺令，决漳水灌邺。”《汉书·沟渠志》同。《论衡·率性》又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水经·浊漳水注》则云：“昔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水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左思《魏都赋》亦云：“西门豹溉其前，史起灌其后，?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此一灌溉工程，自西门豹开凿后，曾长期修建使用。《后汉书·安帝纪》载初元二年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水经注》又载：魏武王又?漳水，作十二?，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故左思《魏都赋》谓?流十二，同源异口者也。

西门豹治邺，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也，臣故H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

“与民约信，非一日之积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淮南子·人间训》）

案：此一掌故，不能全信。魏不与燕接境，燕不可能侵魏。

“燕”或“赵”之误。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

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娉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鄃衣，闲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余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

“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滑稽列传》褚少孙补）　　案：《水经·浊漳水注》记：“漳水又北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并有相同较略之叙述：“巫觋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田子方从齐之魏，望翟黄乘轩骑驾出，方以为文侯也，移车异路而避之，则徒翟黄也。方问曰：“子奚乘是车也？”曰：“君谋欲伐中山，臣荐翟角而谋得果；且伐之，臣荐乐羊而中山拔；得中山，忧欲治之，臣荐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赐此车。”方曰：“宠之称功尚薄。”（《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仁，或言君义（两句原脱。从《太平御览》六二二引校增），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于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座殆尚在于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于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吕氏春秋·自知》）

　案：《韩非子·内储说下》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于韩，乃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为魏王构之以自重也。”考此时韩尚贫弱，魏为三晋之魁首，韩何敢攻魏？翟璜亦非纵横家者流，何得有令他国攻自国而以自重也？此说盖后世策士臆造。

［秦］简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秦本纪·索隐》引《纪年》）

［秦］简公后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秦始皇本纪·索隐》引《纪年》）　　案：此与《秦本纪》谓“简公十六年卒，子惠公立”不同。《六国表》记简公在位十五年。《秦始皇本纪》引《秦记》亦云：“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史记》记秦事依据《秦记》，《索隐》引《纪年》后云：“辞即难凭，时参异说。”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四五年）　秦简公十年，晋烈公十一年，魏文侯四十一年，韩景侯四年，赵烈侯四年，齐宣公五十一年，楚声王三年，燕简公十年。

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翟角、赵孔屑、韩师救廪丘，及田布战于龙泽，田布败逋。（《水经·瓠子水注》引《纪年》）《纪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十二月宣公薨，于周正为明年二月。（《田世家》“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下《索隐》云。“十二月”上当脱“五十年”三字，考辨见案语）齐宣公五十一年田会以廪丘反。（《六国表》）［齐］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齐世家》）

［齐］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贷立。

（《田世家》）　　案：田会即公孙会，田其姓，公孙其氏。钱穆《田和始立在齐宣公五十一年非四十五年辨》云：“《索隐》此条，实因《史记》本文而误衍一‘一’字，盖《纪年》魏史用夏正，宣公卒在十二月，以魏史言，尚在宣公之五十年，而以周正计之，则已为五十一年，《索隐》故特著‘于周正为明年二月’之语，以见《纪年》之五十与《史记》五十一年虽异而实同。”（《先秦诸子系年》第一七页）惟《水经注》引《纪年》云：“晋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公孙会以廪丘叛于赵。”晋烈公十一年已是齐宣公五十一年。

《齐世家》与《田世家》皆谓田会反廪丘在齐宣公卒后，《田世家·索隐》因《纪年》记齐宣公薨于晋烈公十年十二月，与两《世家》所称齐宣公卒于宣公五十一年不合，故云：“五十年十二月宣公薨，于周正为明年二月。”今本“十二月”上脱“五十年”三字。

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

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此之谓内攻之。”孔青曰：“敌齐不尸则如何？”（“敌”读作“适”，适犹若也。）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吕氏春秋·不广》）　　　案：《孔丛子·论势》篇大体相同，惟以归尸云云，作为子顺语。苏时学云：“《孔丛子》本之《吕氏春秋》。今以《纪年》考之，此事在魏文侯时。宁越为周威公师，正其时人也。若子顺乃安矨王世，相去百余年矣。”盖《孔丛子》作伪者，依据《吕氏春秋》，以宁越之言妄改作子顺之语。《孔丛子》云：“齐攻赵，围廪丘，赵使孔青帅师五万击之，克齐军，获尸三万。”所谓“孔青帅师五万”，不知何据，并不足信。孔青当即《纪年》之孔屑，“青”“屑”形近，未知孰是。此一战役，赵将孔屑会同魏将翟角以及韩师，以步兵大败齐之车兵，“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从此步骑兵之野战、包围战代替车阵作战，已成大势所趋。

［田］悼子卒，乃次立田和。（《田世家·索隐》引《纪年》）　　案：《田世家》载齐宣公四十五年“庄子卒，子太公和立”。中间脱去悼子一代。据古本《纪年》，田悼子卒于晋烈公十一年，即齐宣公五十一年。田和之“和”，金文作“禾”，田和即子禾子釜铭文中之子禾子。史籍又称为和子。

缯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魏策四》第二章有人谓魏王语）

　　案：缯或作?，姒姓，在今山东枣庄市东，苍山县西稍北。

《春秋》载鲁襄公六年（公元前五六七年）“莒人灭?”。当是莒衰落时，依恃齐而复国。所谓“和子乱”，即指田悼子死后，和子初立时，田氏发生之内乱，因田布杀其大夫公孙孙而引起，越乃乘机灭亡缯国。

［周］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以异于禽兽麋鹿也，臣君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莳田邑而礼之，得史I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吕氏春秋·先识》，《说苑·权谋》第六章同，惟“屠黍”作“屠馀”，“义莳”作“J畴”，“史I”作“史理”，“赵骈”作“赵巽”。）　　案：《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中山武公本周之同姓，其后桓公不恤国政，晋太史馀见周王，王问之：诸侯孰先亡，对曰：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臣观之，中山其先亡乎？其后魏乐羊为文侯将，拔中山，封之灵寿。”《水经·誆水注》亦云：“唐亦中山城也，为武公之国，周同姓。……其后桓公，不恤国政，周王问太史馀曰：今之诸侯孰先亡乎？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所以异禽兽也。今中山昏淫康乐，逞欲无度，其先亡矣。后二年果灭。魏文侯以封太子击也。”此说有误。中山武公为魏文侯所灭，中山桓公乃复国之君。《吕氏春秋·当染》曰：“中山尚染于魏义、螼长。”《墨子·所染》“螼”作“偃”，孙诒让《墨子间诂》据《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所引《十三州志》，谓中山桓公为魏所灭，云：“尚或即桓公。”以尚为魏所灭之中山之君，更属错误。尚为赵武灵王所灭中山之君。《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一引《史记》云：

“赵武灵王以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君尚肤施。”当有所据。

《李子》三十二篇，班固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汉书·艺文志》列于法家之首）

案：李悝为魏文侯之相，当在翟璜为相之后。上年魏攻克中山，谋臣翟角、主将乐羊以及中山之相李克皆由翟璜推荐，可知主其事者为翟璜。李悝为相当在攻克中山之后。吕祖谦《大事记》系李悝为地力之教于周威王二十年，正当魏攻克中山之年。

《六国表》系“卜相，李克翟璜争”，在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正当攻克中山之后，进一步谋求“富国强兵”之时。李悝为相当在此时。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汉书·食货志》）　　案：“亩益三升”，颜师古注：“臣瓒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亩加三斗也。计数而言，字当为斗，瓒说是也。”“治田勤谨”，王先谦补注：“唐写本作‘劝谨’，下作‘不劝’”。

魏文侯使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理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谓促遽之甚，恐为风雨损也）。还（环）庐树桑，荣茹有畦，瓜瓠果?，殖于疆埸。（《通典·食货二》水利田，《太平御览》八二一引《史记》同）　　案：《通典》此节上段乃据《汉书·食货志》“种谷必杂五种”以下，当别有所据。《太平御览》八二一引《史记》当出同一史料来源。此乃“尽地力之教”之具体措施。

　　又案：《孟子荀卿列传》亦云：“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而《货殖列传》又云：“李克务尽地力。”《平准书》又云：“魏用李克尽地力。”以前注释者均谓《货殖列传》、《平准书》有误。李悝与李克并非一人。《汉书·艺文志》列《李克》七篇在儒家，列《李子》（悝）三十二篇在法家，《汉书·古今人表》列李悝三等，李克四等。惟崔适《史记探源》则谓“悝、克一声之转，古书通用，非误也。”钱穆《魏文侯礼贤考》从其说，并证之云：“如颜雠由之为颜浊邹，申枨之为申党，古多其例。《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而别出《李克》七篇者，如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而兵家复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之类。分部别出，一篇中亦屡见其例，未足为二人之证。或至班固始误分为二人也。《古今人表》李悝在三等，李克在四等，此如公季成、魏成子亦为二人，司马迁已不能辨老E、太史儋、老莱子，宜班固不能知李悝、李克矣。且魏文时贤臣，已尽见于《卜相》一文，苟别有李悝，何独不见称引？”其辨非是。《汉书·艺文志》分列李悝著作于法家、李克著作于儒家，与其列《商君》于法家、又列《公孙鞅》于兵家不同。法家固然可以兼兵家，不仅商鞅如此，吴起亦如此，但未见有法家而兼儒家者。

李悝著有《法经》，确为法家之首创者，李悝亦曾统兵作战。李悝初为上地守，李克则为中山相，《韩非子》中区别明显。李克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李克曰：“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韩非驳斥李克之说为“无术之言”，谓“人事”“天功”二者皆能使“入多”。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正主张以“人事”谋求“入多”者。若李克即是李悝，韩非不能如此评论。法家李悝与儒家李克，本为两人，非班固始误分为两人也。

［李悝］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

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而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故虽欲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之有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囚”原误作“网”，今改正）。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晋书·刑法志》）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名例一》）　　案：李悝《法经》具有承前启后之重大作用。春秋晚期郑、晋等国公布成文法典。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子产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其后二十三年晋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郑、晋二国先后铸《刑书》于鼎上，字数当不多。其后又十二年郑驷蟍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此以《刑书》著于竹简，内容又当加详。至战国初期，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魏文侯以为师，盖以此为变法改革之基础。其后商鞅又受之入秦为相，更以为在秦变法之基础，此后秦律即由此而扩展加详。李悝《法经》首先着重囚捕盗贼，亦沿用诸国之成法。所谓“盗”指窃劫财货；所谓“贼”指杀人伤人。即《荀子·修身》所云：“害良曰赋”，“窃货曰盗”。《荀子·儒效》所谓“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囚捕盗贼目的，即在除暴安良而维护“王者之政”。《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叔向曰：“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杜预注：《逸书》，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盖判杀人犯处死刑，由来已久。一九七六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秦律》竹简，其中《法律答问》乃刑律之解说，包括对民间以及官府各种刑事案件之处理，处罚最重者，即非法取得财物之“盗”与杀伤别人之“贼”。所谓“盗”，不仅指窃取钱币、珠玉、家畜、衣服、祭品之人，亦指偷采别人桑叶、价值不及一钱者，徙移封畔而私占田地者。其次所处罚者，乃逃亡之人与诬告别人之人。此与李悝《法经》首重惩罚“盗”“贼”而加以“捕”“囚”，性质相同。此即《商君书·画策》所谓“国皆有禁奸邪、盗贼之法”。据《魏律·序》，秦、汉旧律，《盗律》有劫略、恐蕑和卖买人。《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制、矫制以及贼树木等。魏将《具律》改称《刑名》，并列为首篇，以为“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具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李悝《法经》为秦、汉以后法典之所本，因而李悝成为法家之始祖。

　又案：谢冠生《历代刑法书存亡考》云：“李悝书自《隋书·经籍志》以下，诸家目录皆不著，惟《汉书·艺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列法家之首，原注以为即李悝，但无《法经》名字。《晋书》述魏陈群等撰《新律十八篇序》，引秦《法经》六篇而不言李悝。

今考书之篇数既非《汉书》之旧，文体亦不类战国时人作，其出于依托，盖无疑也。”此说不确。李悝《法经》，当即包容于《李子》之中。今以秦、汉法典源流，可以推定确有李悝《法经》如《晋书·刑法志》所言者。

《李子》曰：“非狗则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于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日用而不藏于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吕氏春秋·勿躬》）　　案：范耕研《吕氏春秋补注》（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出版），谓《李子》即出于《汉书·艺文志·法家》三十二篇，乃李悝所著。此说可从。《勿躬》即法家言，主旨谓人君勿躬亲为人官（即人臣）之事，若为人官之事，则必自蔽。自蔽则衰、暗、倦，非为君之道。此乃法家所讲究统治之“术”，盖李悝已开其端。

【附编】

桓谭《新书》：“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所著六篇而已。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K。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一作法禁），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市（今案“市”疑“L”字之误），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武侯以下，守为法矣。［董说《七国考》卷十二“魏刑法”，“法经”条。此下有十三条解说：（一）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详见《法经》。（二）囚捕：自囚捕至及母氏，并详《法经》。（三）诛，左右伏诛：余按：左右伏诛者，刑不上丞相，故诛左右。蔡邕所谓秦、汉以前有耻辱之刑是也。又受金罪薄，故仅用辱刑耳。（四）膑：应劭曰：“膑，截足也。”（五）刖：应劭曰：“刖斩趾也。”

（六）K：古无K刑，疑即腐刑也。又按断耳曰M，耳月相近，或传写之误。世俗寄者，事露，即割其耳，岂亦魏法之遗乎？（七）宫：《尚书刑德考》曰：“宫者，女子执置宫中，不得出也。……”（八）戍，应劭曰：

“屯戍，古之迁刑也。”（九）笞，特笞：特笞不可解，疑重笞也。（十）罚金：秦亦有罚甲、罚赋之法，即籍家。（十一）族：灭宗也。又《国策》云：“魏王与龙阳君共舟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于是魏王命令于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十二）夷乡：夷乡之法，他国无有，果行，魏酷于秦矣。（十三）及妻氏、及母氏：妻氏、母氏犹妻族母族也。

以上载《法经》］

　案：捷克鲍格洛于一九五九年发表《李悝法经之双重伪造问题》一文（《东方文献》第二十七期），认为《晋书·刑法志》所述李悝《法经》内容既出于伪托，董说《七国考》所载桓谭《新论》所引《法经》条文，更出于依据《晋书·刑法志》而伪造。桓谭《新论》明清之际早已失传。鲍格洛在此文发表前，曾将文稿寄来，征求意见。余尝复信，认为《晋书·刑法志》所述《法经》，应有所据，非出伪托。董说所引桓谭《新论》，南宋已散佚，而所引《法经》条文，不见于宋代类书引用，亦不见于严可均《新论》辑本，无从查考，实不足信。一九六五年日本守屋美都雄发表《关于李悝法经之一问题》一文（收入《中国古代研究》第二辑），反驳鲍格洛。以为桓谭《新论》至明末尚存，董说可能引用。全祖望云：“常熟钱尚书（按指钱谦益）谓《新论》明季尚有完书，惜无从得一见之。”（《鲒亭集外编》卷四十《扬子云生卒考》）清代孙从添《上善堂宋元板精钞旧钞书目》载有桓子《新论》十七卷，赵清常校宋本。

赵清常明末常熟人，与钱谦益同时，又为同乡，又均为藏书家。

董说之父董斯张及董说本人亦为藏书家，因而董说可能见到《新论》而引用。但上引上善堂书目所载赵清常校宋本《新论》，不见他书著录，此一推断尚无确证。

又案：今就《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内容考核，可知其必为董说所伪造。《七国考》伪托引用桓谭《新论》（误作“《新书》”），首段袭自《晋书·刑法志》，后段引用所谓《法经》之《正律》、《杂律》与《减律》条文，前后矛盾不合，与《晋书·刑法志》、《唐律疏义》所言《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不同。

《秦策一》第一章称“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此谓“道不拾遗”乃商君厉行法治之结果。《商君列传》亦云：“商鞅下变法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而《七国考》所引《正律》则云：“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似若商鞅所用秦律依据李悝《法经》。“道不拾遗”乃因秦律有“拾遗者刖”之结果，殊不可信。《七国考》所引所谓《杂律》，分为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亦与《晋书·刑法志》所谓“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为《杂律》一篇”有出入。《七国考》称：“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如此严禁“群相居”，试问魏、秦之官吏将如何执行？《七国考》又称“金禁”乃“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并为之解说：“刑不上丞相，故诛左右。”所谓“刑不上丞相”乃沿用旧贵族“刑不上大夫”之法制，此与法家“罚不讳强大”不合。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叔向所引《夏书》，“贪以败官为墨”，墨处死刑。

由来已久，何以“罚不讳强大”之法家，所用《法经》反而放纵丞相“贪以败官”乎？且所谓丞相、犀首，魏文侯时尚无此官制。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始有丞相之官名，后乃为相邦之通称。魏文侯虽已设相位，并无丞相之官名，《七国考》魏职官中有“丞相”条，引《魏世家》苏代谓张仪等三人“欲得丞相玺”为证，此已是魏襄王时之事，所谓丞相已是相邦之通称。《七国考》魏职官中又有“犀首”条，引《春秋后语》、刘向《别录》以为公孙衍在魏尝为是官，其实非是。《孟子·滕文公下》赵岐注、《吕氏春秋·开春》高诱注，以及《秦策二》高诱注皆谓“公孙衍号为犀首”。战国文献中，常以犀首为公孙衍之专称，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及《张仪列传》所附《犀首传》。《战国策》中，除《宋卫策》第三章“犀首伐黄”云云，此一犀首为春秋末年人外，所有述及犀首者，皆为公孙衍之专称。《汉书·古今人表》列犀首在第五等，亦作为公孙衍之专称。《秦本纪》载惠文君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犀首亦为公孙衍专称。公孙衍先为秦之大良造，大良造为当时秦之最高官职与爵位。若犀首为魏官名，《秦本纪》岂能如此记载？《赵策三》记公子魏牟谓赵王曰：“且王之先帝（指魏惠文王），驾犀首而骖马服，以与强秦角逐。”即指赵惠文王用赵奢为将，大胜秦于阏与，因而封号为马服君。此以“驾犀首”作为“骖马服”陪衬之形容词，可知犀首必与马服同为武将之称号而非官名。公孙衍与魏惠王同时，魏文侯时未见有将军称犀首者。丞相与犀首，原非魏之官名，董说《七国考》误以为魏之官名，而所引《法经》条文中有此官名，即此一端，可知《七国考》所引《法经》条文，伪称引自桓谭《新论》者，当即出于董说之伪造。董说伪造《法经》条文，伪托引自桓谭之说，并作注解而故弄玄虚，不少人受其蒙蔽。钱穆论《法经》，谓《晋书·刑法志》，“其说本于桓谭，桓谭当西汉晚世，博学与扬子云、刘子骏并称，必有所见”（《先秦诸子系年》第一三三页）。尚不免为董说所蒙蔽。余在初版《战国史》一书中，亦尝引用《七国考》以论《法经》。当时余已怀疑《七国考》所引，但因有些历史教科书上在引用，为郑重起见，写信给郭沫若提出疑问，后接得顾颉刚奉郭沫若命而所作之答复，断言《七国考》可信。因而在《战国史》中引用，并加上注解，称“我们看内容可信”。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捷克鲍格洛寄来辨伪文稿征求意见，我才修订《战国史》，并在一九九八年新版《战国史·后记》中作较详之论证。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四四年）　秦简公十一年，晋烈公十二年，魏文侯四十二年，韩景侯五年，赵烈侯五年，齐康公元年，田和子元年，楚声王四年，燕简公十一年。

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水经·汶水注》引《纪年》）

魏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吕氏春秋·下贤》“上闻”原作“上卿”，此从毕沅据《史记》、《汉书》之《樊哙传》如淳注所引校正）　　案：毕沅引梁伯子云：“《国策》、《史记》皆不见文侯胜荆、齐之事。上闻，旧本作上卿，讹。案《史》、《汉》之《樊哙传》上闻爵，如淳注引此语作上闻，张晏曰：得径上闻也。晋灼曰：名通于天子也。今《史记》多讹为上间，惟《索隐》本是上闻及引此作上间，云间音中间，恐讹也。”所谓上闻者，不仅“名通于天子”，并接受王命也。故《纪年》称是年王命伐齐。

唯廿又再祀，N羌乍（作）O（戎），P（厥）辟韩宗F，#（率）征秦Q（迮）齐，入R（长）城，先会于平S（阴），武侄寺力，T（U）V（夺）楚京，赏于韩宗，令（命）于晋公，邵（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剌（烈），永W（世）母（毋）忘。（N羌钟铭文）　　案：编钟共十四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太仓墓中。除第五、第十四两钟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外，其他均藏日本泉屋博物馆。先后考释铭文者有六家，即刘节、唐兰、徐中舒、吴其昌、郭沫若与温廷敬。其中以温廷敬著《F羌钟铭释》（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专刊》一卷一期），断为周威烈王二十二事，最为正确。温氏谓此即《水经注》所引《纪年》伐齐入长城之事。并云：“征秦必是年以前之事，此并言之。

《六国年表》威烈王十三年、秦简公二年与晋战郑下，十六年、十七年魏两伐秦，《魏世家》于十七年亦云攻秦至郑而还。度F羌亦必从韩与其役，否则韩自有伐秦之事而史不记也。伐齐之事，仅见于《纪年》甚略，赖有入长城三字，知为是役。”其说甚是。

《纪年》列此役于晋烈公十二年，正当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即钟铭所谓“廿又再祀”。魏史《纪年》称此役出于“王命”，《吕氏春秋》则称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钟铭又言韩将F羌“迮齐，入长城……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皆相符合。是时三晋合作，同谋合力，魏文侯俨然为盟主。前于此，魏伐秦取西河，韩、赵亦尝发兵助战，韩将F羌尝参与，故钟铭以“征秦迮齐”连言。《秦本纪》载孝公元年下令国中，曰：“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足为明证。后于此，三晋又合兵伐楚，周安王二年三晋伐楚至乘丘，周安王十一年三晋败楚于大梁榆关，《吕氏春秋》又称魏文侯南胜荆于连堤是也。

三国伐齐，围平陆（“平陆”当为“平阴”之误）。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知？”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淮南子·人间训》）　　案：高诱注云：“三国，韩、魏、赵也。”“括子、牛子齐臣。”“无害子亦齐臣。”苏时学《爻山笔话》云：“据《淮南子》所言，正虏齐侯之事实也。注言三国为韩、魏、赵，则与《纪年》同。其言求名于我，亦与未为侯时合。盖三家所以命为侯者，以胜齐之功也，即此书所谓赏以上闻者也。上闻者，言始列为侯而名上闻于天子也。然此时之齐，已在宣、康之世，方制于田氏而不能自存，王乃命三家以攻讨者欤？”其说至确。是时齐侯正受制于田氏。田悼子卒，田氏内乱，田会自廪丘叛于赵，田布围廪丘，三晋合兵大败田布，继而三晋攻至平阴而入齐长城。平阴为齐长城西端之门户，古城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公元前五五五年晋联合各国伐齐，即会战于平阴（《左传》襄公十八年）。F羌钟铭称是役“入长城，先会于平阴”。盖攻入长城，必先攻克平阴。《淮南子》称是役“围平陆”，“陆”当为“阴”字之误。盖“阴”古作“G”，与“陆”形近而讹。括子、牛子、无害子皆为掌权之田氏大夫，牛子称三晋逾邻国而会攻齐国，其目的不在夺取城邑，而是“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盖欲迫使齐侯会同三晋而往朝见天子，由天子命三晋为诸侯。此即《吕氏春秋》所谓“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纪年》又称是役为“王命”。无害子疑即和子，“和”与“无害”音近通假。田悼子卒后，田氏争权而发生内乱，和子在内乱中得胜而即位。此后，至齐康公十八年，田和子会见魏文侯，请魏文侯言于天子而立为诸侯。盖沿用三晋请齐侯言于天子而立为诸侯之例。《淮南子》称“无害子日以进”，或即指此而言。

［宋］昭公卒，子悼公购由立。（《宋世家》）　　案：《左传》宋景公卒于鲁哀公二十六年，凡四十八年卒，而《宋世家》作六十四年，梁玉绳《史记志疑》将此后宋君之年元均以次移前十八年，定宋昭公元在周定王元年，悼公元在周威烈王五年，休公元在周威烈王十三年。而孙诒让《墨子年表》据《左传》定昭公元在周定王元年，而昭公卒年仍从《六国表》书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将昭公增多十八年，未将此后诸君年元递前。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因《史记》宋昭公为四十七年，《纪年》宋悼公为十八年，多《史记》十年，又定昭公卒于周威烈王四年，宋悼公卒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当以孙说为是。《世家》谓昭公四十七年，今本《六国表》同，而《集解》云：“《年表》云四十九年。”《世家》谓景公六十四年，《六国表》作六十六年。余疑宋景公本在位四十九年，以逾年改元计则四十八年，《六国表》误以景公年数为昭公年数，昭公年数为景公年数耳。《韩世家》云：“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六国表》列悼公元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景子六年，韩文侯二年即宋悼公十九年，盖悼公被执以去，休公未逾年改元，故《纪年》称悼公为十八年也。悼公之所以谥，即以被执去之故欤？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

秦简公十二年，晋烈公十三年，魏文侯四十三年，韩景侯六年，赵烈侯六年，齐康公二年，楚声王五年，燕简公十二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赵、魏为诸侯。（《周本纪》，《六国表》同）［魏文侯］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魏世家》）［韩景侯］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韩世家》）［赵烈侯］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赵世家》）［燕］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命邑为诸侯。（《燕世家· 索隐》引《纪年》）　　　案：《齐世家》称“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六国表》云：“楚声王五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郑世家》言：“8公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皆与《周本纪》及三晋世家相合。惟《晋世家》称：“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则误后六年。据《燕世家·索隐》所引《纪年》推算，燕简公十二年当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年》谓“燕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命邑为诸侯”，亦与《史记》相合。

又案：此年王命三晋列为诸侯，实为上年三晋伐齐入长城，迫使齐侯会同三晋之君前往朝见周威烈王而所得之结果。《水经·汶水注》引《纪年》云：“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所记韩、赵尚称为“子”而不称“侯”，盖魏已自称为“侯”。《淮南子·人间训》称“三国伐齐”，田括子谓是“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所谓“往”即往见天子，所谓“求名”即求王命为诸侯。《吕氏春秋·下贤》称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所谓“虏齐侯献诸天子”，亦即迫使齐侯会同朝见天子。所谓（赏以）“上闻”亦指“王命”为诸侯。《赵世家》称“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盖三晋先相互自立为诸侯，继由“王命”列为诸侯也。

［赵］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

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

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今”“仲”二字疑衍），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

“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荄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赵世家》列于赵烈侯六年，《六国表》作“赵烈侯七年，烈侯好音，欲赐歌者田，徐越侍以仁义，乃止”）　　案：此为赵之重要改革。在讲究“仁义”与“王道”同时，推行“任官使能”、“节财俭用”政策。“师”为掌教化之官，牛畜侍以仁义，约以王道，因而官以为师。“尉”是掌选拔人才之官，《礼记·月令》谓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因而官以为中尉。“内史”主管全国田租之收入与开支，乃掌管财政之官。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因而官以为内史。《六国表》作“徐越侍以仁义”，“徐越”乃“牛畜”之误。

又案：《大事记》据番吾君谓公仲相赵四年之语，以为此事在赵烈侯四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梁玉绳从之。此说不确。公仲连为赵相未必始于赵烈侯元年。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进称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问子，不可谓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国乎？”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得可使者。”仓唐曰：“臣愿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凫，好北犬。”于是乃遣仓唐绁北犬、奉晨凫献于文侯。仓唐至，上谒曰：“孽子击之使者，不敢当大夫之朝，请以燕间，奉晨凫，敬献庖厨，绁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

“击爱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仓唐而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为之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大孰与是？”仓唐曰：“礼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毋偶，无所拟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X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于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教仓唐以鸡鸣时至，太子迎拜受赐，发箧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具驾，君侯召击也。”仓唐曰：“臣来时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赐击衣，不以为寒也。欲召击，无谁与谋，故敕子以鸡鸣时至。《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谒文侯，文侯大喜（“文侯”两字原不重，从《群书拾补》补），乃置酒而称曰：“夫远贤而近所爱，非社稷之长策也。”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说苑·奉使》第六章）魏文侯有子曰击，次曰诉（许多版本“诉”作“Y”。赵怀玉云：“疑是Y。”但《文选·四子讲德论》亦引作“诉”）。诉少而立之以为嗣。

封击于中山，三年莫往来，其傅赵苍唐曰（赵本“苍”作“仓”，“唐”下有“谏”字，《文选注》及《太平御览》七百七十九引俱作“仓”。《古今人表》作“赵仓堂”）：“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击曰：“愿之，而未有所使也。”苍唐曰：“臣请使。”击曰：“诺。”于是乃问君之所好与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雁。”（《文选注》所引同，《太平御览》“雁”作“凫”，与《说苑》同）遂求北犬、晨雁赍行。苍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苍唐再拜献之。”文侯曰：“击知吾好北犬（“击”上，《文选注》引有“嘻”字，与《说苑》同），嗜晨雁也。”则见使者。文侯曰：“击无恙乎？”苍唐唯唯而不对。三问而三不对。文侯曰：“不对何也？”苍唐曰：“臣闻诸侯不名君，既已赐弊邑，使得小诸侯，君问以名，不敢对也。”文侯曰：“中山之君无恙乎？”苍唐曰：“今者臣之来，拜送于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长短若何矣？”苍唐曰：“问诸侯，比诸侯。

诸侯之朝，则侧者皆人臣（周廷肕云：“侧当为侍”。赵怀玉云：“则下当有在字”），无所比之。然则所赐衣裘几能胜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有好乎？”对曰：“好《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文侯曰：

“《晨风》谓何？”对曰：“X彼晨风（赵本“X”作“鹬”，《文选注》引亦作“鹬”）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末句今本皆脱，元本作“此忘我者”，《文选注》与《太平御

览》所引作“此自以忘我者也”，今据补）于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子视其母，欲知其君视其所使。中山君不贤，恶能得贤？”（《太平御览》引作“中山君若不贤，恶能使其使贤”。《文选注》引句末有“傅”字），遂废太子诉，召中山君以为嗣。（《韩诗外传》卷八第九章）　　案：以上两则大体相同，而字句颇有出入。《说苑》“少子挚”，《韩诗外传》作“少子诉”，“挚”、“诉”声近通转。《说苑》称赵仓唐，为舍人，而《韩诗外传》称“其傅”。《魏世家》亦称魏文侯“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韩诗外传》卷三第六章记翟黄谓李克曰：“中山既拔，无守之者，吾进先生。君欲置太子傅，臣进赵苍唐。”是作“傅”为是。《说苑》谓经赵仓唐为太子击出使见魏文侯之后，“乃出少子挚，封中山，而复太子击。”而《韩诗外传》则谓文侯已立少子诉为嗣，而封击于中山，经赵仓唐见文侯之后，“遂废太子诉，召中山君以为嗣。”总之，魏文侯别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后召回太子击为嗣而改封少子于中山，当为事实。

【附编】

韩、赵相与为难，韩索兵于魏曰（“韩”下原衍“子”字，从王先慎据《赵策一》删）：“愿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可以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为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构于己（《魏策一》“构”作“讲”），乃皆朝魏。（《韩非子·说林下》，《魏策一》第二章同）　　案：据此可知，是时魏为三晋之盟主。《资治通鉴》列此事之后，加结语云：“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新序·杂事五》第十五章）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淮南子·人间训》）　　案：以上二则，可知魏文侯已推行“上计”制度，以考核臣下对农民之收入是否适当。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谓夺淫民也。”（《说苑·政理》第三十五章）魏文侯问李克曰：“刑罚之源安生？”李克曰：“生于奸邪淫?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贫民侈则”四字原脱，从刘师培《说苑評补》补），而富足者为淫?，则驱民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是为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替”《群书治要》引作“督”），伤国之道乎！”文侯曰：“善。”以为法服也。（《说苑·反质》第八章）魏文侯问李克曰：“人有恶乎！”李克曰：“有。夫贵者则贱者恶之，富者则贫者恶之，智者则愚者恶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恶，亦可乎？”李克曰：“可。臣闻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富而分贫，则穷士弗恶也。智而教愚，则童蒙者弗恶也。”文侯曰：“善者言乎！尧、舜其犹病诸。寡人虽不敏，请守斯语矣。《诗》曰：不遑启处。”（《韩诗外传》卷八第三十四章）　　案：以上三则，当采自《李克》七篇。《汉书·艺文志》虽列李克于儒家，但观其“为国之道”，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已是法家所推行之政策。李克又重视“刑罚之源”，主张禁止“淫?”“技巧”，防止“国贫民侈”，“驱民为邪”，以免刑法“为民设陷”。此则与法家着重以“法令”治理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