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本与彭氏家族关系疏证和彭汝砺的早年求学经历

余于承议仍世有好，去年过襄阳，得拜堂上，夫人见之喜笑，劳问纤悉，已而曰：“勉旃公朝，勿忘吾儿也。”余窃怪之。后数月，夫人果不起。承议以书走京师，使为铭文，余惟夫人庆善，固知之详矣，而思前日之语，重以潸然，此其不敢以鄙陋辞也。

《宋故彭夫人墓志铭》撰者署名为“朝请郎试尚书吏部侍郎护军江陵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熊本述”，熊本和彭汝砺同为鄱阳人，两家关系密切，渊源深厚。熊本一女嫁与彭汝砺子彭修，而熊本的墓志铭，正是由彭汝砺撰写。熊本(1026—1091)，字伯通，庆历六年(1046)进士。熊本为一代名臣，在神宗熙丰时期镇抚川、滇、两广蛮夷，边绩懋著。事迹具《宋史》卷三三四本传。上世纪七十年代，熊本及其夫人施氏墓志先后出土，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了解其生平仕宦经历。

墓志所言“去年过襄阳，得拜堂上”，指元丰七年(1084)八、九月间，熊本由知桂州任上擢升为吏部侍郎，回京途中路过襄阳，其时彭汝砺正任京西南路提点刑狱，所以熊本能够拜见彭汝砺之母张夫人。因为熊本和彭汝砺为儿女亲家，关系非同一般，故张夫人也对熊本殷殷嘱托。熊本出任吏部侍郎，《长编》和其墓志都有详细记载。《熊本墓志》云：“召拜吏部侍郎，治左选。岭人曰：‘公今去我，将奈何？’皆恸哭失声，鞍马首不放行，昏夜仅能出门。公既朝，因言：‘臣顷以罪去，分填沟壑，不意复与指数，得入面陛下，臣死无余憾矣。然臣有犬马疾，恐不任事，愿得江淮一州以老。’上恻然，存恤之厚，为改治右选。”《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六月)壬申，朝散郎、龙图阁待制熊本试吏部侍郎。六月四日，已书本试吏侍；七月二十八日，又诏本措置交趾边防；八月九日，又书本试吏侍，盖六月四日既除吏侍，寻以边事留桂州，八月九日又申命耳。八月二十一日戊子、十月二十二日戊子可考。五年七月八日，本以龙制知桂州；今年五月庚戌，赐奖谕。”《长编》卷三四八：“(元丰七年八月丙子)诏：‘知桂州熊本已除吏部侍郎，候辨正地界事毕，听朝旨赴阙。’”可知熊本元丰七年八九月间离开桂州赴京。

张夫人元丰八年五月去世后，“十二月辛酉，归祔于鄱阳县牛首山朝奉公茔之右”，之前，彭汝砺使人赴京请熊本为其母撰写墓志，而熊本自己也于该年十二月辞去吏部侍郎，以龙图阁待制知洪州，回到家乡任职。《长编》卷三六二：“(元丰八年十二月甲戌)吏部侍郎熊本为龙图阁待制、知洪州。”

夫人勤劳夙夜，左朝奉公以毕大事。因卜居郡城，更治生计。有子稍长，即使之从学，鬻簪珥以资其费。既而诸子之业大□，四方贤豪日至门下，夫人又率诸妇躬庖厨以厚客。治平初，次子承议以文学擢进士弟一，推官接迹又登集英甲科，于是彭氏之望著于天下，夫人之力多焉。

熊本与彭氏家族的深厚渊源应该和他们青少年时期共同的求学经历密切相关。而对于此一问题的深入考察，也可以加深对两宋时期饶州地方文化及家族网络的理解。

《彭夫人墓志》着重记载了她对于诸子教育的高度重视，一是移家至郡城，使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二是尽力筹措资金，即使变卖“簪珥”亦在所不惜，供几个孩子进学，广泛交游，扩大视野。这都显示出夫人“识虑过人”。随着彭汝砺高中状元，彭汝霖接连及第，鄱阳彭氏成为当地望族。曾肇《彭汝砺墓志铭》也云：“父以公贵，累赠朝请大夫，尝曰：‘天下事可人意者，其为教子起家乎？’故四子悉使就学，果大其门。”

鄱阳彭氏的起家，始自于教育，而此点和范仲淹有直接关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刑部侍郎韩宗道为户部侍郎，礼部侍郎彭汝砺为刑部侍郎。刘挚自叙，宗道尝为挚言：汝砺之父为饶之州吏，昔范希文守饶也，汝砺父引其长子，愿系名，时年十五六，汝砺兄也。视其眉目秀，因曰：‘何不令学吏？’曰：‘贫甚。本白屋，修学非分也。’希文强之，置于庠，仍给钱米资之，年岁间颇有进。时汝砺方童卝，日持饭以饷其兄，每留之，教以书，遂就学，至于成。汝砺既登科，过许，时希文之子纯礼签州事，汝砺辄诣致敬，叙恩地。纯礼莫喻其故，而汝砺自道如此，以为家本不学，由先公之教，遂易其业，不惟知学，今乃成就门户，与士大夫齿，此恩为不报。范氏贤汝砺，谓他人状元登科，岂复肯道他人所不知、众人所耻言之事以谢人哉？”

彭汝砺《熊本墓志》：“银青公(熊本父熊中正)有器识，善教子。公童儿时，已□□□所好。范文正公守鄱阳，见其文异之。既冠举进士，中其科。”《宋史·熊本传》亦云：“儿时知学，郡守范仲淹异其文。”(www.xing528.com)

朱弁《曲洧旧闻》卷十《鄱阳彭器资魁天下熊伯通擢上第》：“彭器资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阳人也，其父并为郡吏。而二公少相从为学，彭公既魁天下，闻报之日，太守即谕其父罢役，且以所乘马及导从，并命郡吏送之还家，乡间以为荣。其徒相与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为状元，熊孔目之子当何如？’次举，伯通亦擢上第。时前守已替去，后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还家。自是一郡欣艳，为学者益深，每科举尝至数十人。”^[6]

作为第一手资料，墓志所述比较准确可信，而《长编》《曲洧旧闻》所记，则多涉传闻，中间有一些差误。范仲淹守鄱阳，时在景祐三年(1036)八月至景祐四年十二月。时熊本年十岁，彭汝砺长兄彭汝舟十五六岁。而熊父和彭父其时都为饶州小吏——孔目官。范仲淹重视教育，在饶州兴修州学，对于该地文风有重要影响。熊本后十年进士及第，而彭汝舟则未及第而卒。彭汝砺生于庆历二年(1042)，自然不可能和熊本、彭汝舟同学，在这一点上，上述史料均不够准确。但说“家本不学，由先公之教，遂易其业，不惟知学，今乃成就门户，与士大夫齿”，则是实情。宋代很多下层吏民，正是通过读书应举，跻身于士大夫之列，从而改变了家族命运。饮水思源，彭汝砺虽然状元及第，仍能感念范文正公的恩德，也彰显出其人品的可贵。

除了范仲淹的提倡，鄱阳本地学风大盛，应该和鄱阳张氏有密切关系。彭汝舟、熊本恰好是鄱阳学风刚刚振起时的第一批学子，其中熊本又是较早取得科场成功的一个。而彭汝舟则过早去世，未及在科举上取得成绩。那么以鄱阳张氏为中心，以彭汝砺为标志，张氏、彭氏、程氏、刘氏等家族，均通过科举教育，跻身名门望族，又在以后的婚宦生涯中，互相提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风尚。

彭汝砺自己也对此段学习经历有生动的描述。其《送张子固》诗序：“大理寺丞致仕德兴张公偕，先考执友。予十六七时，从其子正父、季友学，明叔礼遇予厚。明叔子子固娶，予作贺。客毕席，复入宴。予时善饮，寺丞公取大白觞余，厥容几一升，戏曰：‘能复饮，子魁天下。’曰：‘能。’连三引皆空。予后忝窃，公笑曰：‘长者言果信。’后子固有子根，予见其为童儿，嶷嶷然有立。又见其为太学诸生，遂中第。元丰甲子，备使京西，与子固遇襄。道及故旧，连日不能去。曲指当时，或化为鬼，或老为叟，或穷且病，饥饿不能出门户，盖无有赫然显荣者。而予更罹忧患，鬓发斑白。相与饮酒，饮绝少亦醉，醉亦不乐，无复少年时气味。因嗟叹久之。予曰：‘凡人少老死，犹之寒暑昼夜，自无足怪。惟君子能卓然自立，不系得丧，不悬贵贱。虽老而聪明识虑如少壮人，虽死而声闻不亡。如予之昏溺不肖，乃怵于所养，窃食苟禄，终恐不能免与草木并腐朽。虽然，敢不勉!’子固少予五岁，尝荐开封。根仕，即不复言进取。其志落落然自奋立者，是不难亦勉之而已。”^[7]此段讲述自己当年求学时，受到张氏之厚遇。

鄱阳张氏，从张偕算起，张偕和彭汝砺父亲为同辈好友。张潜兄弟五人，三人放弃读书，专一治家业，供两个弟弟读书，弟张须(季友)、张汲(正父)先后及第。张潜年龄应和彭汝砺长兄相当。而彭汝砺则和张潜长子张积、次子张磐(子固)同学友好。张潜、张磐虽然未能在科举上取得成就，但张氏一家先后十余人登第，张潜曾孙张焘更是官至参知政事，积善余庆，正是教育与科举，成就了一个文化兴盛、集庆绵远的大家族。张氏家族多种墓志、行状、神道碑都已发现，笔者将另文对其家族世系、文化进行考释。

万如石《宋故通直郎致仕赐绯鱼袋张公行状》：“皇考奋孤童，卓然自立，宽仁乐施，有古长者风，乡人敬爱之。义方尤著，若子、若孙、若曾孙，登科者十有余人。迨于玄孙，至礼部者三十人。”“嘉祐八年，季弟提举君须，首登进士第。治平四年，叔弟判官君汲继之。诸侄接踵与荐。而公之长子积，天才超逸，与故吏部尚书彭公，师事桐庐先生倪天隐，见称高第，并驱场屋。”“好贤乐士，宾至如归。自少所交俱大父行，造请不避寒暑。乡阎先达如尚书彭公，侍郎熊公、刘公，待制程公，诸家兄弟，俱卝角游从，所期以远大者。而于彭公尤厚，方其来学于公家，颇厌声律之病，闻桐庐先生经明，愿得以为师，公即厚币致之。彭公后贵，每语人曰：‘使我致身至此者，张侯明叔之赐也。’及其亡也，公再往哭之，重恤其家。其久要不忘类如此。是以知识姻旧遍四方，俱一时名士大夫，子孙宦学有所托焉。”^[8]

文中所云“乡阎先达如尚书彭公，侍郎熊公、刘公，待制程公，诸家兄弟，俱卝角游从，所期以远大者”，可以见出当时饶州学风之盛，特别是几家交游的密切。除了上文已述及的彭汝砺、熊本外，还有“侍郎刘公”、“待制程公”，前者指礼部侍郎刘正夫(1062—1119)，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元丰八年进士，累拜中书侍郎，进少宰，封康国公。《宋史》卷三五一有传。刘正夫曾为张潜子张磐撰写墓志，即《宋故将仕郎袁州万载县主簿张君墓志铭》(江西矿冶博物馆藏志)，其中说到刘正夫和张根相识，在元丰四年礼部试，“乃始寅缘邂逅而交焉”。显然，刘正夫和张氏并非“卝角游从”，但作为张根同年，关系亦非浅。至于“待制程公”，则指宝文阁待制程节(1033—1104)，饶州浮梁人，1061年进士。程节夫妇墓志均已出土。程节弟程筠，嘉祐二年(1057)进士。另外程节子程临夫妇墓志、程筠子程祁墓志均已出土，详参拙文《北宋程祁墓志疏证》。饶州浮梁程氏为本地著名家族，程祁《程氏世谱》作为黄墩程氏最早最完善的族谱，影响巨大，虽原书已佚，但其《序》《后序》尚存，可以概见其创制过程和谱学思想。

虽然文献记载有不准确之处，特别是对于状元彭汝砺的轶事记载难免传奇夸张之处，但饶州在范仲淹提倡之后，一些家族开始大力培养子弟，鄱阳熊氏、彭氏、张氏、程氏以及衢州刘氏，形成继世相好、科举兴家的地域文化集群，引人瞩目，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