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将与上文一起构成传统时代该书“体”“用”两方面研究的总貌。
实际上,单纯从《锦绣万花谷》所存文献的利用上说,该书问世不久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南宋时类书以及带有类书性质的分类总集编撰十分兴盛,这一现象与书坊商业运作之间的联系紧密。在此背景下,辗转抄贩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最早能确定的“利用”《锦绣万花谷》者,就是南宋末编撰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后文简称“《诗选》”)。
最先指出《诗选》承袭《锦绣万花谷》相关情况并加以考论的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7]一书的作者李更、陈新。该书附录校证者所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一文(后简称“《考述》”)的第三节“材料来源及选录特点”这一部分,考察了《诗选》承袭前人的多种资料。在其所用前代“类书杂著”部分,《考述》特别对比了《诗选》与《锦绣万花谷》二书的相关内容,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前者对后者的承袭,这里稍作归并调整括述于下。
第一,两书皆为分门纂辑,而相同门类有不少篇目雷同,甚至诗歌编次顺序也相同。比如《诗选》卷二十二“僧”类前四首对应《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八所附诗,顺序亦完全一致。第二,两书很多错误保持一致。如《诗选》卷二“夏”类引黄庭坚《鄂州南楼书事》却误题为“王荆公”,《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亦同误。第三,两书相同门类中,《锦绣万花谷》所录诗篇并无时代界限,故“梅花”(《前集》卷七)、“寺”(《后集》卷二十八)、“雁”(《后集》卷四十)等类收录了南北朝人陆凯、萧悫、周弘正等人的诗篇;而《诗选》同类下居然也全部收入。如果说以上三点尚存在其他两种假设的可能,即《锦绣万花谷》抄袭《诗选》,或两书抄袭同样源头的另种书籍,那么接下来的几条证据基本可以证明文献的流动方向了。第四,两书相类似的诗歌,如果同为截录,两书或者完全相同,或者《诗选》少于并包含在《锦绣万花谷》相应篇什中。如《诗选》卷十三“雪”类前六首亦见于《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四首为截录,其中三首完全一样,石敏若一首本为七律,《前集》无首联,《诗选》无首、颈二联。第五,在收录诗篇所题作者方面《考述》分别举出了三个特别的例子:一,《诗选》惯例标出作者姓氏,而《锦绣万花谷》则标注随意,且多有只标字号者。《诗选》卷九“牡丹”类收“城山”(北宋陈元老别号)诗亦见于《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七,所标亦是“城山”,则照前者通例应当标做“陈城山”。二,《诗选》卷七“花”类引邵雍《小园逢春》标作“无名氏”;《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三七录此诗,标“出《击壤集》”。三,《诗选》卷二十二“渔父”类将黄庭坚《浣溪沙·渔父词》二、六两句截去,使之成为七绝,从而收录;《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五“渔父”类也收录此词,清楚标注为“《渔父词》”,且首尾完整。从这三、四两类证据可以判定《锦绣万花谷》与《诗选》相类似的材料,不可能是前书抄自后书。至于是否两书同录自另外的一个源头,从全书相类材料的对比中则是无法判定的[8]。所以,目前只能认为《考述》的相关考证指示着《诗选》有很大可能是直接从《锦绣万花谷》相关门类中抄出材料的。
即使退一步说,两书材料只是来源相同,那么这种时代相近的“利用”,放在南宋出版业背景下也只是“转相因袭”。“利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抄袭”者,是要极力“没前程”,回避抄袭对象的,也就不能说是正常意义上的“利用”其材料。
从上面《诗选》的例子可以看出,由于《锦绣万花谷》本身就是汇录文献资料的类书,这一性质使得判断出有意识地利用其材料,需要比较直接的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当然是使用者标举出《锦绣万花谷》书名。目前可以考见的最早标明引录《锦绣万花谷》的是署作“陈景沂编辑”、“祝穆订正”的《天台陈先生类编花果卉木全芳备祖》,据该书影印日藏宋本前梁家勉《序》的推断,此书脱稿约在理宗初年(1225年即位),但付刻则要晚得多,大概在宝佑癸丑至丙辰(1253—1256),祝穆可能参与了最后刊印阶段[9]。此本《前集》卷二十二“薝卜花”下“事实祖·纪要”最后一条:
蜀有红栀花,其形六出。孟知祥召百官,于芳林园赏之。万花谷
又,卷二十七“锦带花”下“事实祖·杂著”末条:
贡士举院,本广勇故营,有花初开白,次绿,次绯,次紫,故名为文官花。万花谷
这两条都见于明徽藩刻本《锦绣万花谷·续集》“花品拾遗门”中,《全芳备祖》的明确标引直观地体现了《锦绣万花谷》一书在南宋末期书林中已广为人知。这里以订正者身份出现的祝穆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一点将留在讨论材料关系时分析。
到了明代永乐初编纂《永乐大典》之时,有一次明确看到标举引用的例证。这里先举出一个有特别价值的例证。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之八二“安抚使”(景德元年十月)注下引:
《锦绣万花谷》:景德中,丁谓充郓齐濮安抚使。时契丹稍南,民奔杨刘渡,舟人邀利,不时济人。谓取死囚斩于河上,诡言取民钱者,舟人大恐,旦夕不敢停济。[10]
影印本《辑稿》此处底本为徐松原稿,标明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三百四。所引内容见于明秦汴绣石书堂本《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二。王云海《〈永乐大典〉本〈宋会要〉增入书籍考》一文[11]对《大典》编撰时的附入书籍统计有“《宋会要辑稿》征引书目”,并考证了部份内容。据其结论可将此注视为编撰《永乐大典》时的增附,因此明前期学者是目前所知最早利用《锦绣万花谷》一书者[12]。
由于全部《辑稿》中引用《锦绣万花谷》只此一条,且可能因为考虑到《锦绣万花谷》本身编撰年代不易断定,因此王文正文并没有讨论到此条。案,此条见于明秦汴本《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二“总帅”门“取死囚斩河上”条[13]。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的《后集》本(卷首单行本)恰恰没有此条,而《大典》所据显然应当是某个宋本。这表明对于秦汴刻本与《珍本丛刊》相较下的某些异同,不能简单地认作出于秦汴擅改,秦汴本对所据宋本内容还是比较尊重的。
丁谓的这个故事在宋人文籍中流传较广,见于《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月庚寅)[14]、《隆平集》卷四[15](《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三所引出于此[16])、《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十九,元代编写《宋史》亦收在卷二八三丁谓本传中[17]。至于《大典》编者之所以会据《锦绣万花谷》所载附注,笔者比较了以上诸书所载文句,发现宋代及《宋史》的文字都比较一致,源头都是《东都事略》或《隆平集》的文字。而唯有《锦绣万花谷》所载“诡言取民钱者……旦夕不敢停济”两句不见于其余各书中。从文义上说,特别是前一句使故事情节逻辑一目了然,确实长于其他诸本文字,取因或许在是。
循此线索检索《永乐大典》影印本,可以发现直接标明引用《锦绣万花谷》的条目亦不在少数,盖存四十二则之多[18]。现将现存《大典》中引录条目与《锦绣万花谷》原本内容对照于下,顺序按中华书局缩印精装本《永乐大典》逐册编排,以便寻检[19]。
续表
续表
《永乐大典》的编纂中明确标识使用了《锦绣万花谷》,而如上所见其书出众手,编撰颇为仓促,故所标注不免偶有舛误。这里恰有一例关联着二书,特提出讨论。
宋代《古今诗话》一书亡佚已久,自郭绍虞辑入《宋诗话辑佚》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些补辑文章。其中,陈尚君师《〈宋诗话辑佚〉匡补》[20]一文曾据《永乐大典》卷7328辑出“西门侍郎”一则,《大典》标出《古今诗话》;其后李裕民《〈宋诗话辑佚〉补遗》[21]亦据同样文献辑出。而马强才《〈宋诗话辑佚〉拾遗初编》[22]其《古今诗话》第7条“王素待制”条用《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所用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宋本)辑出,内容与《永乐大典》本相类似,但文句较简。实则马氏恐未见陈尚君师文,陈尚君师当时限于条件只使用了《锦绣万花谷》秦汴明刻本,但文中已经指出《前集》卷一所引为简。而马辑虽然使用了影宋本,但是却没有仔细检核,影宋本《前集》卷十九“前身”门第8条“金阙西门侍郎”又自《古今诗话》引用此条,为明刻本所无。而其所引与《大典》本文句一至,开头“王素”前有“本朝”二字,《大典》本为“宋”字,则影宋本乃存宋时元貌,为今见最早最全者。《大典》此条收在“西门侍郎”下,据前述情况分析,不排除《大典》此条亦有钞自《锦绣万花谷》的可能。
自《永乐大典》以降,明清人类书直承此书者所在多有,诸如《天中记》《山堂肆考》,而清人所谓“御制”者篇帙甚巨,杂抄前代类书不一而足,如《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等标出《锦绣万花谷》者亦不在少数。其间多有窃用此书而无所标明者,比如特别喜欢割剥前人类书的《山堂肆考》即多有“暗承”者。华燧先用活字刊版,而后秦汴两次分别刊印“三集”(前、后、续)本和“四集”(增刻入别集)本,乃使此书流传较为广泛,也使得本书相对较为易得。特别是三集本,由于刊刻次数较多,因此影响更大一些。如前文所述,连编辑通俗日用类书的明代书商都借用此书名为“招牌”,应该是看中其在士林的知名度,可见在明后期该书已广为人知。
进入清代,考据学逐渐兴盛,学界关注利用资料的范围明显扩大,《锦绣万花谷》也时时见于征引之列,一些国家编纂的大型总集或丛书中,也开始使用本书。如编纂《全唐诗》时,舘臣就明确引用过本书。虽然从此后的辑佚成果来看尚存遗漏,且受到版本限制,未曾利用到《别集》,但毕竟表明在文献辑佚方面,本书的价值已经开始受到注意。总集辑佚笔者将另文考论,兹不赘。另外,在四库馆臣辑录《旧五代史》于《凡例》中就明言:“《永乐大典》所载《薛史》原文多有字句脱落、音义舛讹者,今据前代征引《薛史》之书如……《锦绣万花谷》……之类,皆为参互校订,庶臻详备。”《旧五代史考异》援引《锦绣万花谷》处并不多,现撮录于下。
卷四十四《唐书二十·明宗纪第十》:
(长兴四年)二月癸丑朔,帝于便殿问范延光内外见管马数。
(《考异》)案:《锦绣万花谷》引《薛史》作范延庆,疑传写之误。
磊按:陈尚君师《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四十四[23]此则下指出秦汴明刻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五作“赵延庆”,且引文出自《新五代史》卷五十一《范延光传》。陈尚君师所校是。今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宋本《前集》卷十五“后唐战马”条亦作“赵延庆”,引文云:
后唐赵延庆为枢宻使,明宗问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明宗叹曰:“吾居兵间四十年,太祖马数不过七千,庄宗与梁战河上马万疋,今有马三万五千疋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
《旧五代史》所记明宗语作:
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岛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吾老矣,马将奈何!”
《新五代史》则作:
明宗抚髀叹曰:“吾居兵间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庄宗取河北,与梁家战河上,马才万匹。今有马三万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马多奈何!”
显然,《前集》是引录《新五代史》而略加删节者。而“赵”、“范”、“延光”、“延庆”之混乱孰是孰非,循此亦可迎刃而解。盖《新五代史》“明宗问马数几何”一句前,文云:“安重诲死,复召延光与赵延寿并为枢密使。”是则《前集》误节半句,且误“寿”为“庆”,以致横生“赵延庆”。而馆臣又误用此条改“赵”为“范”,最终有所谓“范延庆”者。
又,卷一二七《周书十八·和凝传》“次子岘”句下,《考异》据《锦绣万花谷》所引《范蜀公蒙求》考和岘出生轶事。而陈尚君师《新辑会证》指出《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四引《范蜀公蒙求》此段文字更全。
清人整理注释前人别集时,亦开始留意并利用本书辑补佚什。如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专门讨论太白佚篇,其评论历代类书所存题为太白之作者云:“类书中多摘引太白诗句,然不能无错缪。《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二编,学士家以其出自宋人,尤珍尚之,其所引太白断句甚多,亦有误者。”而期间用《锦绣万花谷》辑佚什尤为显著者,乃苏轼之诗。自查初白至孔凡礼皆曾取资于此,现特予举出讨论,以见一斑。
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八所辑东坡佚诗,其中两首标明辑自《锦绣万花谷》:
题清淮楼
观鱼惠子台芜没,梦蝶庄生冢木秋。惟有清淮供四望,年年依旧背城流。
慎按:右一首诸刻不载,见《锦绣万花谷》“濠州”绝句中,今采录。
磊按:查氏当辑自秦汴本《续集》卷十“濠州”条所附诗中。由于《锦绣万花谷·续集》版本较为特殊和复杂,笔者将在本系列论文的第四篇作出详细考辨。在此仅将相关结论性论证表达与此。首先,限于当时研究程度,查氏很可能大体接受《锦绣万花谷》书前《序》文所标举的“淳熙十五年”这一时限,因此将该书作为此诗首见出处。稍后,以渊博审慎著称的冯应榴,在《苏诗合注》卷四十九此诗下也并未留下任何注语,可见冯氏也认可辑出此诗。第二,今所见宋代典籍载有此诗的还有《方舆胜览》卷四十八“濠州”条下,题作张 诗。从对《锦绣万花谷·续集》整体编纂情况的认识出发,其中“地理门”全为抄袭拼凑,其来源不外《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二书。《纪胜》《胜览》之间是否有承袭关系尚不能定论[24],而“濠州”所在《舆地纪胜》卷五十一恰为残卷,诗类全佚,无从检核。然而《续集》所录绝非一手资料则可以断言。故此诗今所见最早出处自当是《方舆胜览》,而作者亦当作“张 ”。《宋诗纪事》《全宋诗》皆据《胜览》辑出。张 生平不详,实则是否确为宋人亦不可知。惟《江南通志》卷三十五录有:“清淮楼,在临淮县旧郡治子城上,唐张 诗”云云。此则钞撮《明一统志》有所脱误所致。盖《一统志》云“清淮楼,在府旧濠州治后子城上,唐建。张 诗”云云,漏去“建”字,张 遂成唐人。
西湖绝句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様红。
慎按:右一首诸刻不载,见《锦绣万花谷》今采录。
磊按:此诗见秦汴本《后集》卷三“夏”门附诗。冯应榴《苏诗合注》卷四十九亦止存而不论,未加按断。今考此诗又见杨诚斋《朝天集》中[25],故现代学界基本都认定此诗为诚斋所作。比如,《全宋诗》卷二二九七即以《诚斋集》卷二十三收入。又,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十三此诗下附录清人恒仁《月山诗话》云: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此杨诚斋《晚(按:应为‘晓’)出净慈送林子方》诗。亦犹东坡《赠刘景文》“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之意。坊刻《千家诗》误以为东坡作。二如亭《群芳谱》亦沿其谬。《广群芳谱》亦未改正。又按《月令辑要》亦载此首,题曰:“苏轼湖上诗。”
其后又加己按云:
《广群芳谱》以下二书,俱清人着,且所谓御定书,其荒谬自不待言也。
可见辛氏认可恒仁的判断。[26]
除《锦绣万花谷·后集》以外,宋人编着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卷十五“地理门·湖”也选录此诗,与后一首《湖上饮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并题作“苏东坡二首”。此首诗题为“又”,前篇为林和靖《西湖》,则此首诗题或类似[27]。据此,则南宋一部类书、一部类选都将此诗归于苏轼名下,然苏轼集中并不见载。又,明人著作中将此诗归之东坡者亦不始于王象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即录此诗,题作“湖上三绝句诗”,前两首即《湖上饮初晴后雨二首》,此为第三首。由于前两首在苏集各本中皆为一组二首,故《游览志余》此题不论田氏自拟抑或别有所承,显系凑泊而非原题。然而仔细考虑此诗,其著作权的确存在疑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诸疑点。
田氏西湖二志搜罗颇富,且特重南宋文籍,二志引及诚斋诗文亦非一二见者。由此观之,此诗作者究属谁氏或不能无疑,此其一。再检宋人所修《临安志》三种,则疑窦更甚。前二种并为残帙,“西湖”条下虽皆附历代歌咏篇什,然毕竟非为求全所设,故不见此篇亦属寻常。但《咸淳临安志》煌煌百卷,“西湖”条下附录诗词颇为可观,白乐天、苏学士乃成就西湖,关系极大者,是以登载尤多。杨诚斋自序一地一集,故其于临安行在所作亦不难搜求,《志》中亦颇载录。然附诗中苏、杨二人名下皆不见此诗,此可疑者二也。上引恒月山《诗话》中最可注意者实为“亦犹东坡《赠刘景文》‘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之意。”一句。恒氏之所以有此一语,说明他已经感到了问题的存在:这首诗的内容似乎和诗题《晓出净慈送林子方》不甚相契[28]。首先,回到《诚斋集》本身,各版本这首诗题皆无“二首”两字,这只是后人在集中看到一题两诗时惯常取便的叫法。再者,先看题下第一首:
出得西湖月尚残,荷花荡里柳行间。红香世界清凉国,行了南山却北山。
首句就点“出”、“晓”二字,而四句景物流动,显然契合送行即景题意。相比之下,“毕竟西湖六月中”一首纯粹写景,“无穷碧”、“别样红”也丝毫看不出“晓”意。前首“月尚残”还留有“清凉”感,此首直让人觉得艳阳高照,送人走了如此之久,从情理上也不大说得通。月山于是引东坡《赠刘景文》为说,欲将诗中“景语”释作“情语”。但是古人酬赠诗多是寄寓感言,而送别诗一般要在诗中照顾主客两方面。诚斋此题则显然不属于这两类。诗题“出”“送”二字最为关键,都是坐实之语,明确是亲自同行,纪实而已,故而并没有“寓言”之意。第一首里只是即景写沿路观感,从内容上看也未必是远别长辞,这个诗题可以说属于记事诗之类。这里可以从《诚斋集》找到类似的例子,卷二十二《晓出兜率寺送许耀卿》凡二首:
天竺兴云线许长,须臾遮尽众苍苍。何如洒作千峰雨,乞与都城六月凉。
兜率山深露气清,柳阴暗处藕花明。无端拾得闲烦恼,背却西湖又入城。
二首所同者,一在切地点兜率寺;二在皆写过程,不写静景;三在用意旨在叙述“我”有此事,事因许耀卿而起,故诗题记之,诗中内容则与许氏无关。此题与《晓出净慈送林子方》结构方式完全一样。风格上,《送林子方》第一首也与之完全一致,其中“世界”、“清凉”等词印有明显的释氏特征,切“净慈”之题。反观所谓《送林子方》第二首就与此三篇完全不同,自说自话地伫立赏景,内容与诗题了不相涉。硬要说是“一年好景君须记”的意思,那反倒觉得开篇“毕竟”二字太突兀,不协调。
最后,再从时间上讨论。《诚斋集》中篇什大体是编年为次,二十三卷所收为淳熙十四年(1187)夏至淳熙十五年正月之作。《晓出净慈送林子方》前两首皆为应邀“寄题”外府路者,不知确切时间。后一首《题北山教场亭子》亦不知确切时间,其末二句云:“北山南畔南山北,独受西湖万顷风。”想必天已转热。再其次则是《送林子方直阁秘书将漕闽部》凡三首。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二之二六,淳熙十四年六月八日诏朝奉大夫林枅除直秘阁、福建转运判官。杨、林二人同在行在所,诚斋此诗当作在诏下后不久。关键在于此前的《晓出净慈送林子方》完全没有送林远赴外任之意,可以推断必定作于六月八日之前,而且应当不是之前一两天,否则总会有点消息。那么如果是同题的第二首,“毕竟西湖六月中”这个“中”字用在月头就多少有点别扭。恒月山很可能是读到《送林子方直阁秘书将漕闽部》之后,回过来想到用东坡赠诗解释这《晓出》第二首的。
有上述论证能够得到的是一个消极的结论,也就是说现有的证据能“破”然尚不足“立”。这首诗在寻常处见奇崛,如果确是东坡所作,恐怕不至于迟至南宋后期才被人提出来,而且似乎也没有在当时产生什么反响。所以能否划在东坡名下仍应存疑,且多半偏于否定。但作为存在于《诚斋集》中的这一地位,是足以质疑的了。诚斋《朝天集序》记录了该集的成书过程,是淳熙十四年入京后应友人之请汇次近作,得诗四百首,名曰《朝天集》。《朝天集》没有宋代递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抄本是合并各集的全集本,其中《朝天集》已有五百十七首之多。虽然该全集本可能出于其长子杨长孺之手,但数量与诚斋本人所言毕竟差别太大,不排除误收的可能。这一点也可以辅助上述判断。
查氏自《锦绣万花谷》所辑二首本身较为著名,而后冯应榴又无考证,特于此略作疏证以补其略。
查氏之后,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在卷五十“补编诗”之末又增添了部分查氏未辑出的逸篇,其中数篇辑自《锦绣万花谷》一书,这里一并讨论。
雪诗八首
声
石泉冻合竹无风,夜色沉沉万境空。试向静中闲侧耳,隔窗撩乱扑春虫。
色
闲来披氅学王恭,姑射群仙邂逅逢。只为肌肤酷相似,绕庭无处觅行踪。
气
半夜欺陵范叔袍,更兼风力助威豪。地炉火暖犹无奈,怪得山林酒价髙。
味(www.xing528.com)
儿童龟手握轻明,渐碾 旗入鼎烹。拟欲为之修水记,惠山泉冷酿泉清。
富
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今闻一尺深。此为丰年报消息,满田何止万黄金。
贵
海风吹浪去无边,倏忽凝为万顷田。五月凉尘渴人肺,不知价直几多钱。
势
髙下横斜薄又浓,破窗疏户苦相攻。莫言造物浑无意,好丑都来失旧容。
力
万石千钧积累成,未应忽此一毫轻。寒松瘦竹元清劲,昨夜分明闻折声。
冯氏按语云:
《锦绣万花谷》“雪”类载:“东坡以声、色、气、味、富、贵、势、力为八章,仍效欧公体,不使盐、玉、鸥、鹭、皓、鲜、白、素等字。”考先生《南行集》内有《江上值雪诗效欧公体》,此八章或系同时所作,故云“仍效”也。但《万花谷》所采诗家姓氏舛误甚多,未可全信。且诗意浅俗,不似先生手笔,故查氏不采耳。今姑附录。又案:《锦绣万花谷》“美人”类载东坡《六忆》诗,余初以词句虽俗,不似先生所作,然亦可附录。后阅《墨庄漫录》,乃知为李元膺《十忆》诗中之六章也,故不采。
磊按:秦刻明本《万花谷·前集》卷十七“美人”类附诗确题“东坡《六忆》诗”,冯氏当即据此而言。而据《墨庄漫录》卷五此当为李元膺《十忆》中六章耳,厉樊榭《宋诗纪事》卷三十五据《墨庄漫录》录在李名下。稍可注意者,钱默存《订补》此下有批语云:《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七误作“东坡《十忆》诗”云云。此非钱翁误笔,盖北图宋本《前集》此条确题作“东坡《十忆》诗”(然题下亦止收录六篇)故冯氏认为《万花谷》“未可全信”确是建立在他仔细考辨的基础上,其一贯严谨、审慎的态度值得钦佩。但是《雪诗》八章署在东坡名下则确有根据。冯氏据《万花谷·前集》卷二“雪”类附诗辑入,实则《诗话总龟》卷二十、《诗人玉屑》卷九皆据《玉局遗文》(《诗人玉屑》无“遗”字)。录入此诗,诗前有序文,较《万花谷》更为完整:
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壮年止一二年见之。自退居天国溪堂,山深气严,阴岭丛薄,无冬而不雪。每一赏玩,必命诸子赋诗为乐。既而蹈袭剽掠,不免渉前人余意,因戏取声、色、气、味、富、贵、势、力数字,离为八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谑。且知余之好不在于世俗所争,而在于雪也。仍仿欧阳公体,不以盐、玉、鹤、鹭为比,不使皓、白、洁、素等字。
东坡晚岁提举玉局观,宋人诗文使事即有以苏玉局为称者。《玉局遗文》当时不知是否单独为书,然观宋人引用者或有同于传本《东坡志林》。又,此篇序言及他处所引《玉局遗文》篇中多用第一人称,故其当出东坡手笔无疑。孔凡礼整理王文诰《苏轼诗集》在卷四十八此诗下有校语[29],除注出所出《万花谷》具体卷数外,并指出《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皆引《玉局文》录有此八诗。《全宋诗》第14册,第9655页据《合注》收入苏诗存目表,出处及附注云:“《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一引《玉局文》有此八诗,序中所云与苏轼经历不合,今入无名氏。”然此诗并不见于无名氏下,《全宋诗订补》[30]第814—815页陈新据《诗话总龟》前集卷二〇辑入“《全宋诗》漏收的诗人”部分,附载《诗话总龟》所引序文,并加案语云:“《后村千家诗》卷一三收此诗《声》《富》二首,分别题为《夜雪》《瑞雪》,署欧阳修;《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sic]亦收此二首,署苏东坡。”
失题二首
山行似觉鸟声殊,渐近神仙简寂居。门外长溪容净足,山腰苦笋耿盘蔬。乔崧定有藏丹处,大石仍存拜斗余。弟子苍髯年八十,养生世世授遗书。
浮云有意藏山顶,流水无声入稻田。古木微风时起籁,诸峰落日尽藏烟。
冯氏案语云:
《锦绣万花谷》“宫观”类载此二篇,前一篇……在“道人幽梦晓初还”一首之后;后一篇……在“石壁髙千尺”一首之后。并注云:东坡。今考前一篇是全首,后一篇似止中二联,而皆不标题。其是否先生诗,亦未敢遽定,姑附录。
磊按:此二首冯辑出自《后集》卷二十七。案语中“道人幽梦晓初还”、“石壁髙千尺”二首确系东坡诗,(前者为《次韵蒋颕叔二首》之一《扈从景灵宫》,见《合注》本卷三十六;后者乃《过木枥观》,见《合注》本卷一。)故冯氏于此二首颇存疑虑。今考此二首皆非东坡诗,乃苏辙《栾城集》卷十《游庐山山阳七咏》第三首《简寂观》全篇及第七首《白鹤观》中二联,稍有异文。如前首“似觉”,《栾城集》作“但觉”;后首“藏烟”,《栾城集》作“生烟”。《全宋诗》第14册,9658页据《合注》收入苏轼存目表中,附注云:“《苏文忠诗合注》卷五〇未敢定为苏轼作,入附录。”然又于第71册,第45080页无名氏下另收二诗,注云:“以上《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七。按:二诗原署苏轼。清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卷五〇附录于卷末,今入无名氏。”《全宋诗订补》第667页在无名氏条下,张如安考出此为苏辙诗。
《合注》五十卷卷末新辑者,除刊入正文大字外,还有一部分在小字案语中。冯氏按云:
先生残篇断句,流传甚多。……世以为坡作,均未知是否。
此类诗句则为冯氏深所怀疑者,屏入案语,以示区别。其间辑自《万花谷》者凡三篇(句),冯氏于此三者皆无说明文字,今补考于下。
东家近新富,满地布苔钱。
磊按:此联出《后集》卷二十三“室”类附诗。孔凡礼整理《苏轼诗集》卷四十八注出《万花谷》卷数[31];《全宋诗》第14册,卷八三二,第9639页据《合注》录入苏轼卷四十九残句中,误“布”为“有”。今考此诗非苏轼所作,乃司马光《和宋复古小园书事》尾联,见《传家集》卷十一,唯“新”作“亦”。
千层髙阁侵云汉,双派清流透石岩。
磊按:此联出《后集》卷二十四“阁”类附诗。孔凡礼整理《苏轼诗集》卷四十八注出《万花谷》卷数[32];《全宋诗》第14册,第9639页据《合注》录入苏轼卷四十九残句中。今检此诗不见于他处,仅见于《万花谷》。
雨
风师挟帝令,号呼肆徂征。云师畏推逐,蓄意不敢争。雨师旷厥官,所苟朝夕生。帝眷一夕回,旱议旦暮行。翻然沛膏泽,夜半来无声。青秧发广亩,白水涵孤城。
磊按:此篇出自《前集》卷一“祈雨”类。孔凡礼整理《苏轼诗集》卷四十八注出《万花谷》卷数;《全宋诗》第14册,第9639页据《合注》录入苏轼卷四十九残句中。今考此诗非苏轼作,乃于秦观《喜雨得“城”字》中刺取诸句而成,见《淮海集》后集卷一。
从上述总结可以看出,传统时代对该书的利用是零星、随意的。由于没有针对该书版本的研究成果可资利用,通行本就成为研究取资的唯一来源。这样,研究结果当然会受到很大局限,如《全唐诗》在编纂中的利用遗忘了《别集》,说明当时对通行本(明代秦汴刻本)的情况都不甚了了。利用该书文献的成绩显然直接受到其文献版本研究的制约,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继续讨论现代研究成绩及该书的现存版本状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注释】
[1]值得注意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后刊行的日用类书有题作《锦绣万花谷全文林广记》者,想必是在明代诸本《锦绣万花谷》流行的情况下书商有意移花接木,这恰可表明《锦绣万花谷》一书恐怕已为当时读书人所熟知了。参看《中国日用类书史の研究》,东京: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2011年;又,吴蕙芳书评《酒井忠夫:〈中国日用类书史の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2011年12月。
[2]《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8页。
[3]《锦绣万花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卷首。
[4]《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2页。
[5]《锦绣万花谷》,第816页。
[6]《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8页。
[7](旧题)刘克庄编,李更、陈新校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8]当然从整体材料比对来看,这一可能性不大。
[9]《全芳备祖》,中国农学珍本丛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年。
[10]《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四册,第3207页。
[11]收入《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又,《王云海文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129页。
[12]王云海文中“《宋会要辑稿》征引书目”在《锦绣万花谷》下题为“宋萧赞元撰”,是不准确的,详拙文系列第四篇“馀论”部分(待刊)。
[13]这条材料只存于过云楼宋本及秦汴本中,拙文第四篇有详细比对,从而找出两本的渊源关系。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76页。
[15]《隆平集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63页。
[16]《名臣碑传琬琰集》,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刊本。
[1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67页。
[18]此据《永乐大典索引》统计,栾贵明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
[19]《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精装十册影印本,1986年。下表页码即据该本,精装本影印时两叶拼一页,故页码后加A、B、C、D,顺序标明四个半叶。
[20]《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后收入陈尚君师《汉唐文学与文献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1]《文献》,2001年第2期。后修改增补收入李氏著《宋史考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22]《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收稿日期为2006年11月。
[23]《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45页。
[24]谭其骧先生《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四辑;又,谭氏著《长水集续编》)主张二者材料各有来源,互不相涉;李勇先《试论〈舆地纪胜〉的编纂及其与〈方舆胜览〉的关系》,《宋代文化研究》第五辑,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
[25]《四部丛刊》影印明抄本。
[26]辛氏按语似稍嫌隔膜。恒月山乃清宗室,生当雍正、乾隆之世,下笔为文自多所顾虑。此段文字“坊刻《千家诗》误以为”一句之“误”即是他的按断,后文论及明人著作则斥作“沿谬”。而作为宗人对“御定”文字又不能视而不见,当然更不能显斥其谬误,于是以“未改正”及照录原文之法殿之于后,已称曲笔矣。
[27]《分门千家诗选》选录诗篇时对原题多所改动,颇为潦草。有时是为了契合门类分派而有意改题,有时则纯粹为了省事,比如这里苏诗后一首直接题为《初晴后雨》。因此该书的诗题恐怕是做不得准的。
[28]当然,也许恒月山只是把“晓”字误成“晚”字,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种可能性不大,毕竟诚斋前面还有一首,而且这也并不影响这里的论述。
[29]《苏轼诗集》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注[二六〇],第2691页。王文诰本分卷承袭查初白《补注》,内容则同于冯应榴《合注》,故此在卷四十八。
[30]《全宋诗订补》,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31]《苏轼诗集》,第2694页,注[二七六]。
[32]《苏轼诗集》,第2694页,注[二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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