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圣惠方》与《神医普救方》成书背景调查

《太平圣惠方》(以下简称作《圣惠方》)和《神医普救方》(以下简称作《普救方》)是太宗朝编纂的两部大型医方类典籍。这两部方书，特别是前者，对后世医学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一般而言，此类特殊典籍的成书，主要是由所属的知识领域的内在发展逻辑决定，但是如果我们将《圣惠方》与《普救方》还原到宋初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在其背后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背景。换言之，它们的出现和太祖、太宗朝政局的变动息息相关，是不同因素交互作用而成，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来进行观察与探讨。

同太祖相比，太宗与医学的因缘似更深厚。正如上文所述，太宗为晋王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当时情况十分凶险，幸而经过精心医治调理，方才转危为安。除了类似的亲身经历外，太宗还和一些医者有着许多隐秘且超乎寻常的纠葛，而且攸关生死，丝毫不亚于可怕的疾病。《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十月癸丑”条云：

上崩于万岁殿。时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程德玄坐于府门。德玄者，荥泽人，善为医。继恩诘之，德玄对曰：“我宿于信陵坊，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恩异之，乃告以故，扣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它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继恩使王止于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11]

这段史料源出于司马光《涑水记闻》^[12]，记录了晋王赵光义入承大统之事的经过，其情节堪称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若换个角度来看，完全就是一篇出色的小说。虽然史家李焘在撰写《长编》时基本引用了这条材料，但我们绝不能认为这就是反映了历史真相的记录，相反，此段文字明显含有大量增饰甚至虚构的成分。李氏之所以不避“致远恐泥”之讥，采用了充满离奇色彩的传闻之辞，也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由于太祖的暴亡与太宗的继位在宋代属于重大敏感话题，故相关文献不仅不足征且互相抵牾，罅漏百出，以至后人在记叙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会发现处处都是陷阱与泥沼。不过，细节的可信度虽低，晋王赵光义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帝位这一基本事实却不容抹煞^[13]。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此过程中，精于医术的程德玄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从太宗践祚后，立即封其为翰林使就能看出些许端倪来^[14]。对于此事，我们万万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它曲折地反映了太宗时期一些游走于权门的医者与政治有着甚深的关联。一方面，在私生活领域，为了去疾养生，太宗同医者交往密切；另一方面，后者又以各种形式深刻地介入到了前者的政治生活中。两方面交织在一起，让人几乎难以厘清，但其合力最终成为导致宋初政局产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反过来又给予医学不小的影响，产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结果。

首先，就是《圣惠方》的编纂。太宗对此书格外重视，亲自撰写了序文，其中有一段扼要的介绍：

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贵在救民，去除疾苦。并徧于翰林官院，各取到经手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道。令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四人，较勘编类。^[15](www.xing528.com)

太宗明白无误地指出，早在晋王时期，他就已经在搜集日后用于编纂《圣惠方》的药方了。这样做当然是有保健治病的目的，但也很难说没有欲藉此事韬光养晦，同时又可掩人耳目，以便和方术之士结交的动机。比如负责“较勘编类”该书的王怀隐和上文提到的程德玄：前者“初为道士，住京城建隆观，善医诊。太宗尹京，怀隐以汤济祗事”^[16]；后者则与“习天文三式”的术士马韶素相友善，韶于“(开宝)九年(976)冬十月十九日”密访德玄，告以“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嗣后太宗“果受遗践阼”^[17]。这些事情在在说明了太宗与医者方士之间存在着或显或隐的种种纠葛。总之，一定程度而言，《圣惠方》实乃太祖朝末年围绕着皇位传承所进行的激烈政治斗争的意外产物。

不过，这仅仅才是开始，太宗自立引发的震动贯穿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太宗朝许多重大政策的施行，无不是针对此事做出的响应，而编纂《普救方》正是其中之一。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命驾部员外郎、知制诰贾黄中与诸医工杂取历代医方，同加研校，每一科毕，即以进御，仍令中黄门一人专掌其事”^[18]。这部太宗密切关注编纂进度的医籍正是《普救方》。该书从征集资料到定稿，共耗费六年光阴，残本《太宗皇帝实录》卷四二“雍熙四年(987)十月壬子”条载：

翰林学士贾黄中等以所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来上……仍宣付史馆，令刊板流布天下。^[19]

《圣惠方》共计一百卷，按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来看，已经够称得上是卷帙繁富之作了，然与《普救方》相比，却未免只是小巫，后者一千卷的篇幅，实在堪称巨无霸式的宏构巨制。但这并非是特例，在此前后，太宗陆续启动了三部大书：《太平御览》(一千卷，以下简称作《御览》)、《太平广记》(五百卷，以下简称作《广记》)^[20]与《文苑英华》(一千卷，以下简称作《英华》)^[21]的编纂工作。除了《广记》，其他两书的部头均与《普救方》相埒。我们不禁要问，太宗为何要在相隔很近的时间内，相继组织人员编纂数部篇帙浩瀚的书籍？ 正如上文所言，太宗的帝位得来不正。尽管登基后，他竭尽全力，运用各种手段掩盖事情真相，可是毕竟无法彻底消弭朝野上下的猜疑与不满。篡位必然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致其内心长期充满了焦虑感。表现出来就是很高的自我期许，希冀通过励精图治，建立起超越兄长的丰功伟绩，从而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对此，太宗采取的策略是，文治武功双管齐下，尤其在太祖未暇留意，较少措手的文治方面，最为用心。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才有了编纂包括《普救方》在内的四部大书的重大行动。前人或以为：“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22]，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似乎高估了降国文臣的能量。实际上，此类由旧朝入新朝之人物发挥的往往只是点缀升平的作用。这里我们不妨引一句太祖对赵普所说的话：“彼谓国家事皆由书生耳”^[23]，细味其语，此事即可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