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第三、四、五条皆与做枣强县令时的断案有关。皆无证据为有，也无证据为无。然情节离奇，类于小说，实难以为信。其中称占孀妇之财入公、罚掺水酒家为书院膏火银，实际方宗诚在枣强的政绩确实卓著，确有兴建考棚、书院、义学等事。
光绪六年方守彝代父作《与丁方伯书》[14]，“丁方伯”，应为光绪六年直隶布政使合肥人丁寿昌。当时方宗诚在枣强为令已十年，欲离职换任或致仕。此信牵涉到方宗诚为官期间捐献数额：“宗诚为捐办账务，赔捐四千余金，创建书院、考棚、养济院捐四千余串，捐建两义仓捐谷仓计二千余石，总共捐办民间大事万金内外。加以两次请蠲，上下忙免差徭入不敷出。九年之中摊捐款两万七千有余，已解与扣廉者计有二万，此外尚欠七千余两，实无力报解。正杂各款则丝毫不欠，惟此摊捐欠款全望大人代求中堂与藩宪，严谕后任速接交待，无致羁留在此，实为德便。”[15]这样说来所有的养廉银全花完了都不够，可见县官的收入是有很大弹性的。而捐廉之事必有，但是方宗诚的积蓄也属较丰。
方宗诚对受排挤憎恨之因有详细说明，并有愤慨之言：
某在此兴废举堕，去害乐利，一切皆己告成。然事熟人顽，居久不去，忌恨者亦不免有。即如讼事，一味察理处治，不徇绅士之情，当堂收诘驳，讼士不能售其技俩，讼士岂能无恨？ 劝捐书院、劝捐积谷、劝捐散账，良善者同以为然，寒士贫民自然感激，而出钱者岂能知大义之人，其中亦不能无恨？ 均差使贫民不为富民受累，贫民地少者欢腾，而地多者岂能无恨？ 荒年贱卖地亩虚比价当卖，贫民吃亏，必令其遵示准购，必令其实价，不准虚价，卖地者愿而买地之豪家岂能不恨？城中讼事清简，一呈即审，一审即结，讼者固愿而差房饭店皆不能无恨？ 始则以为官无三日紧，久则必变，而宗诚愈久愈勤，则此种恨宗诚不去矣。故官不可不久，任亦可太久。任官当积弊之后，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名声必大起，久则如骄子不知恩不畏法矣。[16]
由此文也应可见产生《清代野记》对他攻讦的原因，恨他的人确是相当多，且恰是富者、讼者，正是可以玩弄笔墨之事的人群。(www.xing528.com)
以方宗诚归乡后的花费来看，在官时肯定聚财不薄，但具体数额难知。前人讥讽方宗诚的条目还有裴景福转王树柟之言：“晋老言桐城方存之先生，理学名儒也。令枣强时，有报盗者，辄笞责之，曰：‘尔等自不小心防盗，老爷岂是尔看家奴耶？’”[17]方宗诚弟子姚永朴、姚永概等在著述传状中对其描述又多为美德。如姚永概称：
当光绪初，直隶旱，枣强首发灾状。总督李文忠公每得先生论列，颁行属邑以为法。同僚多妒且忌，而先生不顾也。其后永概客保定，先生前殁久矣。宗人锡九君适署枣强令，因从询先生治迹。其言曰：“吾至其邑，问祠宇、庙廨、书院，谁所兴造乎？ 曰先生也。城郭、道路，谁所修葺乎？ 曰先生也。乡贤谁所表章，其遗书谁所校刻，孝子节烈谁所举闻乎？ 曰先生也。取先生之文，考其实行，盖有遗而非夸也。然则如先生者，真可谓笃行程朱者，与以视夫空疏而乏明效者远矣。”锡九君之言如此。
姚永概为方宗诚被诋毁痛恨不已：“嗟呼! 当先生为令时，中兴名公犹在列，上之政教未紊，而下之人心未漓也。故得发其所蓄，自见于天下。使今日有如先生者，必为世所丑排恶诋，不止取忌同官而已。然今日之中国视昔何如？ 不待智者可决也。学术之系于安危顾不重哉？ 此永概读先生书而不禁喟然者也。”[18]姚永朴所撰《方存之先生传》也详述了方宗诚的枣强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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