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宗诚在《清代野记》中的记载

署名“梁溪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记录了大量清代宫廷、官场及民间见闻，尤以记录宫中偷银、胜保案细节、慈禧言行以及道学家方宗诚贪诈等事生动有趣，成为清代笔记中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性的著作。此书历来受研究者重视，各种著作将此书作为真实史料而引用极多。其中卷八有《道学贪诈》^[3]一节，共十一则故事，除第一则外，余十则均为方宗诚事。由于《清代野记》影响巨大，这段讲道学家“方某”贪诈的条目成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方宗诚成为桐城派中最有名的“假道学”、“伪君子”。

余杰著文说“道学家为官，乃是表面上的清官，骨子里的贪官”^[4]，并举《清代野记》中所记方宗诚的故事来证明道学无真：“桐城方某，附庸于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他是古文大家植之先生东树的族弟，利用这层关系，他窃取先生未刊刻的文稿为己所有，游扬于公卿之间，由是坐享大名。他大约是学习《儒林外史》中假牛布衣的妙法，不费半点功夫一举成名。”又说“方某因为有道学家的背景，所以贪污的方法也与众不同”；基本全抄《清代野记》的记载，未另作考证。许蓉生、林成西编译《白话清朝野史大观》，将《清代野记》所载方宗诚事迹敷衍成白话，列举其偷窃方东树文稿，获得了名气；在吴竹如(廷栋)家做清客时曾翻墙偷看吴的内眷，并称：“吴竹如还算厚道，只是打发了他，没有对人提起他的丑行。”^[5]道学家名声与此笔记关系极大，有必要对方宗诚是否贪诈进行详细考察，以明确其道学理论与践行的差别，是否为假道学。

方宗诚(1818—1888)始受学于桐城许鲁，后师事从兄方东树，是桐城派后期的重要学者。同治七年(1868)方宗诚离开曾国藩幕府赴沪，八年冬赴直隶，随曾国藩居保定、天津、北京。九年冬，曾国藩回江南，李鸿章疏请方宗诚补授冀州枣强县令，同治十年二月，方宗诚到枣强就任。光绪六年(1880)六月乞归，十一月回到安庆。在枣强县任九年，光绪十四年病故，终年七十一岁。《清代野记》称“方某”为方宗诚无疑，有如下依据：桐城籍，方东树族弟，且为东树弟子；严树森弹劾胜保奏疏出于方宗诚之手，此奏疏收在《柏堂集》；为曾国藩幕僚；与李鸿章称同门；为枣强知县。上文余杰引此材料甚至不考“方某”真实名字就举以为真。

此笔记攻击方宗诚主要有以下事实。原文约三千字，为行文简洁，概述其要如下：

一是方宗诚偷窃方东树未刻之稿，游扬于公卿之间，暴得大名。

二是到吴廷栋幕府，翻墙偷看屋中女人。吴廷栋将其辞退而未张扬其丑事。

三是判富户善待入室之贼，供贼饮食，教化贼人以大义。富户不堪其累，不得已贿方宗诚以重金，且再无敢告窃贼者。

四是判无子女之孀妇再嫁，并将其财产充公。

五是判卖酒掺水的酒家所蓄之酒入官，酒家求饶，罚其若干银两为书院膏火。(www.xing528.com)

六是向乡之耆老发放所著语录，称为裨益教化，翌日派人收刊资，“又获金无算”。

七是亲自装捆书箧，令族弟方雅南带回桐城，其中夹带“白金万也”。方妻告之雅南，令其途中少加留意，致“事乃泄”。

八是与李鸿章关系亲密，当众显露贪墨。李鸿章问方宗诚“尔官枣强年有矣，攫得金钱几何”？ 方宗诚答有千金：“不敢欺，节衣缩食，已积俸金千，将寄归，尚未有托也。”李鸿章称可以代为送回家乡，方宗诚“摸索靴中，以银券进”。

九是离任之时，当地乡民数万准备了粪便聚于城下，方宗诚得新县令吴传绂消息，坐破轿从其他道路逃走。

十是回桐城后买良田数百顷，在安庆城中起宅第，设巨肆于通衢，成为一方富豪。

十一是在枣强做县令五年，攫金不下四十万，仍“布衣蔬食敝车羸马以为常”，所以总结道：“黄金无假，道学无真”。

以上事实，按类来说，第一条为方宗诚无才能弄虚作假；第二条为私德；第三至五条为断案不公，假公济私；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皆是对其非法巨额财富的揭发；第六条是谋私财；第九条是方宗诚的民望问题。据可见史料，以上事实要么无法证为有，要么可确证为无。以下逐类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