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文断》对唐宋文统的影响

《文断》在归类及保存古文批评资料方面的特征，已略述如前。除此之外，结合唐之淳的生平经历及其所处元明之际的学术与文化语境，《文断》的理论形态与其所体现的文章学观念，值得进一步考察。

在前文提到《天一阁书目》所收的《文断》原序中，唐之淳还简述了该书的编纂原则和分类依据：

窃惟太上贵德，其次立言，故总论作文法第一。经以载道，史以载事，故评诸经、评诸史次之。大道不明，诸家崛起，纯驳混淆，故评诸子次之。肇自先秦，下逮隋氏，作者靡一，故评诸家文次之。李唐之兴，文士彬彬，万目斯举，故评人文次之。鄣萎 之颓波，作有唐之盛典，莫逾韩、柳氏，故评韩文、评柳文次之。殊适同归，厥有深浅，故评□□□又次之。宋承五季，治教休明，道继孔孟，文几汉唐，故评宋人文次之。在宋百家，专门四氏，以绍先觉，以贻后来，故评欧文、曾文、王文、苏文又次之。由韩至苏，制作始备，旁通曲畅，各有攸归，故评韩、柳、欧、曾、王、苏六家文终焉。合而言之，为类十有五，为条五百三十有二，题之曰《文断》，非以断文也，若曰古文所尝决断者耳。^[24]

在此，唐之淳对“文”的认知已拓展至一个涵盖了经、史、子、集的开放的知识体系，但在这个体系中，“道”仍处于重要的位置。这种“文”、“道”关系的探讨，从前文所述唐之淳的习学经历和学养构成来说，自然可以纳入元末明初文章学及理学传承的背景中。元明之际，在理学发展极盛浙东地区，如宋濂《文原》申说“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25]，王祎《文训》强调“载道之文，文之至者也”^[26]，方孝孺《答王秀才》亦主张“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27]，皆表明这一区域的士人群体对于文统与道统关系的持续关注，并努力接续唐宋古文运动所追求的文学与政治理想。同样为浙东文人的唐之淳，亦秉持着以理学标准来考量文章的观念，这突出表现在他对理学家文章观非常浓重的《文章正宗》之推崇。他在《懋公辅文集序》中说到：“余读经史之暇，嗜观汉以来诸家文辞，怪其博而寡要。至得西山真氏《文章正宗》，则豁然似得其要领。何则？ 其所类者大略有四：一曰辞命，二曰议论，三曰叙事，四曰诗赋。四者之间，非持论纯正、有关于政治者弗取。盖辞命者，有国之先务而代言者之所职也，故以是先之。……余恒取以自式，而且以求诸当世流辈之论文者。”^[28]在《文断》的《凡例》中，唐之淳也指出：“是书之编，虽为作文而设，然文以理为主，今特于宋文人类中首陈周、程、张、朱明理之言，以示作文者有所归宿云。”^[29]从《文断》开首便摘录张耒“诲人作文以理为主”一则，到全书摘引朱熹之论文语八十余则，当可视为上述文章观念在《文断》编纂中的具体实践。(www.xing528.com)

与上述“以理为主”的文学观相匹配的，是唐之淳对唐宋古文传统的重视，尤其体现在表举“唐宋八大家”上。《文断》在收录唐宋文评时，将八大家之文评单独列类，以示与其他唐宋文人之区分：“是书之编，凡言唐人文、宋人文者，专指唐宋诸杂家，韩、柳、欧、曾、王、苏六先生不与焉。犹言唐诗而李、杜二家不列也。”^[30]这一分类标准所反映的价值评判，与上引序文中“由韩至苏，制作始备，旁通曲畅，各有攸归，故评韩、柳、欧、曾、王、苏六家文终焉”的评价是相一致的。据《文断》所收的具体条目，这里所谓的“六先生”、“六家”，其实是八家，已合三苏为一家。有关“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形成，研究者多举明初朱右的《六先生文集》(据《白云稿》卷五《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为例加以阐说。《六先生文集》是最早的唐宋八大家古文选集，虽名为“六先生”，实际上与《文断》一样也包括韩、柳、欧、曾、王、三苏八家。据上文提到朱右为之淳书斋所撰的《彀斋记》(《白云稿》卷七)，唐之淳也曾问学于朱右，他的这一“六先生”文评的编选理念，很可能受到了来自朱右的潜在影响，只不过朱右《六先生文集》选录文章，而《文断》则选录文评。

《文断》对唐宋文的推崇，并特别遴选出八大家之文评，固然与宋元以来八大家及其文章逐渐权威化、经典化的进程有关，当然也可能受朱右编选八大家文章选本的启发，但在明初“唐宋八大家”这一提法尚未引起广泛瞻瞩之际，《文断》已能明晰地梳理八大家之文评，至少反映出唐之淳对以八大家为核心的唐宋文统的独到见解。也正因此，在文章观念已逐步转变的明代中叶，摒排唐宋文统、力斥八家之文的祝允明，对《文断》及宋濂的《文原》均予以了激烈的批判：“所称近人选辑之缪者，如吕祖谦、真德秀、楼钥、谢枋得、李淦之属，悉是由其取舍主意，词必本枯钝，理须涉道学，不知大通之义，千情一律而已。论文如宋诸杂小说中皆然。迩日如唐之淳《文断》、宋景濂《文原》之类弥甚。”^[31]从祝氏的针砭言论中，我们恰可看出《文断》在明初唐宋文统构建中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