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閤”作为朝仪始于唐玄宗时，指在便殿举行的受朝仪式。但有关“入閤”朝仪的产生原因，史籍记载存在分歧，这就导致对“入閤”始于何时以及属于何种规格的朝仪在理解上出现差别。持“玄宗懒政，借无为守成，诏敕晏朝入閤”观点者(上引马端临意见为代表)，认为“入閤”是于便殿举行的常朝之仪，“入閤”时间为玄宗天宝年间；持“玄宗借口朔望朝荐食陵寝，有思慕心，避正殿而入便殿受朝”观点者(前引欧阳修意见为代表)，则认为“入閤”是指朔望朝参，产生时间可以推至开元年间。
从史料看，朔望朝荐食陵寝的理由似乎更加合理，也比较冠冕，并且有诏敕为据。只是目前看到的敕诏是天宝年间的[37]。不过检索史籍发现，唐代朔望朝荐食陵寝之礼早就有，贞观至开元一直在执行。《唐会要·缘庙裁制下》：“贞元九年十二月，太常博士韦彤、裴堪等议曰：‘谨按礼经，前代故事，宗庙无朔望祭食之仪，园寝则有朔望上食之礼。国家自贞观至开元备定礼经，皆遵旧典。’至天宝十一载三月则有别令朔望进食于太庙，天宝末则以朔望上食，不坐朝听政。”[38](按，据此，前引程大昌《演繁露》及王应麟《玉海》以“朔望上食宗庙”在开元年间的观点有误。)由上引材料可知，开元年间“入閤仪礼”大概是执行了的，但正式以敕诏形式颁布“朔望入閤”不坐朝，则是在天宝年间；并且《大唐开元礼》也未有“入閤”之仪，所以笔者以为“入閤”朝仪起始时间确定为天宝年间更合适。
从其产生理由看，朔望入閤只是为避正殿的权宜之计。朝仪“入閤”得名之由缘于朔望日的“唤仗入閤”，但是“入閤”仪制并不等同于朔望朝仪。按照唐代朝仪制度，朔望是大朝，陈列仪仗及朝臣行礼都在正衙(宣政殿)举行，礼仪隆重，而“入閤”只是唤仗入便殿受朝礼，规格不如朔望大朝。《新五代史·李琪传》：“唐故事，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然衙，朝也，其礼尊；閤，宴见也，其事杀。”[39]因此，唐德宗改革新制时，仍敕令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行礼。[40]所以程大昌说：“是则贞元间五月朔旦，未尝退避宣政也。”[41]可见，“入閤”并不是朔望朝，只是按照宴见之仪礼举行的常仪，其仪制并不如朔望朝的仪礼盛大。
朝仪的内涵变化则始于安史之乱。自战乱开始，朝礼遭到破坏，常朝多不能正常举行[42]，只在朔望日行“入閤”之仪，所以“入閤”成了常朝之仪。由于战乱礼坏，常日正衙废朝，只有朔望日御紫宸便殿，因此紫宸殿“唤仗入閤”之仪制替代了正衙朝参[43]。而常日御紫宸不立仗，只朔望入閤有仗，故世人以为“非常之礼”，已“失其本意”。这是入閤仪制内涵变化的开始。
《石林燕语》：“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为之‘入閤’，误矣。”[44]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隋以苏威为纳言”[集览]“入閤进谏”注引《礼经考索》曰：“衙，谓正朝也，其礼尊；閤，谓燕见也，其礼杀。或者不辨，而以入閤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失其本意矣。”[45]
至唐末丧乱，天子未尝视朝，“入閤”之制亦废，常参则行“宣不坐”之仪[46]。昭宗时，以朔望日御前殿行“入閤”礼。这是“入閤”仪制内涵的又一大转变。
《新五代史·李琪传》：“自唐末丧乱，朝廷之礼坏，天子未尝视朝，而入閤之制亦废。常参之官日至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独大臣奏事，日一见便殿，而侍从内诸司日再朝而已。[47]
《群书考索·礼门·朝仪类》：“唐朝仪，紫宸殿入閤……自玄宗以前未有此制……至昭宗时，失以本旨，乃以朔望御前殿行入閤礼，盖误矣。”[48](www.xing528.com)
五代时恢复朝仪制度，后唐明宗规定五日一起居，另复朔望入閤之制。其所承继的是唐末已变“入閤”之仪，《五代会要》载后梁所定“入閤仪”，胡三省称“其仪略而野”，但“为一时之上仪”[49]。其“起居”制相当于唐玄宗时于便殿所行入閤仪制，而其入閤仪制却御前殿，则相当于唐制正衙朝参，所以欧阳修称李琪未能正礼。
《新五代史·李琪传》：“明宗即位，后唐乃诏群臣五日一随宰相入见内殿，谓之起居……自乾符以后，因乱礼阙……以入閤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閤，其后亦废，至是而复。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50]
北宋前期朝仪沿袭五代之制，五日一起居；还有每日正衙朝礼，称“常朝”[51]；又别有“入閤”仪制，此与唐制便殿“入閤”完全不同，是于正殿举行之隆礼，比唐代正衙朝参之仪卫更隆盛。
《五礼通考·嘉礼六·朝礼》：“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曰常参，五日一赴崇徳殿或垂拱殿曰起居，而外别有入閤之仪。但唐之入閤，御便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简；宋之入閤，御前殿也，其礼视正衙为繁，则非唐旧矣。”[52]
至宋神宗熙宁三年，由于宋敏求、王珪等众臣认为正衙行“入閤”不合宪度，于是罢去。
《梁溪漫志·入閤》：“(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右谏议大夫张洎)独奏疏，其略曰：‘……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閤，甚非宪度。……今舆论乃以入閤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至熙宁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议，始诏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罢入閤仪。”[53]
综观“入閤”仪制沿革，其变化原因既有皇帝个人因素也有时代局势的影响。入閤仪制内涵随时代变化也有不同，从朔望避正殿入便殿行礼的权宜之举到常朝之仪，入閤所行只是常仪，其礼不如正衙朝仪。经战乱礼坏，常日废朝，只在朔望日行“入閤”仪，世人误以为盛礼，这是“入閤”内涵变化的开始。唐末昭宗竟御前殿行“入閤”礼，这是“入閤”含义的讹变，若行礼移至前殿(正衙)，何须“唤仗入閤”？ 五代承继唐末已变的“入閤”之仪，而北宋又袭五代之制，别为“入閤”之制，成了于正殿举行的隆礼。经宋大臣的多次奏议质疑，终于罢去。
“入閤”朝仪制度，自唐玄宗天宝六年(747)诏敕举行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罢去，运行了约三百二三十年，至此画上了句号，但是“入閤”仪制，却以其在皇帝朝参制中长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为制度史研究所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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