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閤”的使用，从史料记载看可追溯到汉代。其含义是指从旁门进入内室。
《汉书·董贤传》：“上故令贤(董贤)私过光(孔光)。光雅恭谨……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閤，既下车，乃出拜谒”。[18]
《资治通鉴》灵帝建宁元年：“肃(巴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閤，解印绶，欲与俱去。[19]
《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閤以延贤人。(颜师古曰：閤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掾史官属也。)[20]
上揭用例可知，“入閤”是为了对宾客表示尊重，而开旁户延宾，閤，“即今官署脚门旁有延宾馆是也。”[21]“入閤”可作“延宾入閤”之省称。这一含义和用法，后代沿用。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閤拜，权起礼之。”[22]按，鲁肃至孙权处，为贵宾，故鲁肃将“入閤”以行拜礼。
到了东晋，由于在太极殿建有东西閤，由閤门可以直接进入皇宫内殿。“入閤”即进入内殿的意思。“入閤”是一种特别的行为，多为皇帝特别召见或是优宠大臣的方式。
《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十一年：“领军将军赵长等惧罪，入閤呼张重华母马氏出殿，立凉武侯玄靓为主。”[23]
《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隋文帝欲斩大理吏来旷，少卿赵绰固争，“帝拂衣入閤”。绰又矫言欲理他事，“帝命引入閤……会独孤皇后在坐。”又，“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閤中”。[24]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上待裴寂特厚……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閤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25]
汉、隋之间“入閤”均为动词短语，其含义是“入”(进入)与“閤”(旁户或内殿)含义的加合。而从唐代开始，有了“廷议入閤”和“朝仪入閤”两种新用法，“入閤”成了典制术语，其含义是固定的，特指相应的两种制度。
廷议入閤是唐太宗贞观年间确立的御前决策制度[26]，指正衙朝参仗仪退后，召集宰臣等高级官员入内殿议政。因唐代仿晋制在太极殿亦建有东西上閤[27]，出入内殿须经“閤门”，故称“入閤”。其实别敕“入閤”议政的行为在贞观之前已有，但诏令“入閤议事”则始于贞观元年。诏令“入閤”，还要求谏官、史官随入，有失辄谏，史官记注。这是“入閤”作为议政制度术语使用的开始，义为皇帝召集大臣于内廷会议决策。
《资治通鉴》唐永徽元年春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28]
《贞观政要》：“(贞观元年)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已纳之。”[29](www.xing528.com)
《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五年九月：“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30]
朝仪入閤是朝参仪礼制度的一种，始于唐玄宗时期。由于皇帝在便殿行朝参之礼，而仪卫立仗在正衙(前殿、正殿)，便殿没有仪仗，所以召唤仪仗从正衙东、西上閤进入便殿，朝臣则随仗进入殿内行礼，即所谓的“唤仗入閤”。这是“入閤”作为朝参术语使用的开始，其含义为皇帝在便殿接受朝礼。
《新五代史·李琪传》：“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31]
《玉海·唐紫宸殿入閤仪》：“故事，朔望日御宣政殿见群臣，谓之大朝(本注：立仗正衙)。或御紫宸殿，则唤仗自宣政两閤入，所谓东西上閤门也。自玄宗前未有此制。开元后，以朔望上盘食，玄宗欲避正殿，遂移紫宸殿，唤仗自閤门入，始有‘入閤’之名。”[32]
《演繁露·左右史螭陛侍立》：“宣政之左则为东上阁，右为西上阁，而宣政又北始为紫宸。自开元后，每遇朔望荐献宗庙，天子谦避正殿，辄虚宣政不御，而退御紫宸。紫宸无仗，则从宣政唤仗，自东西二阁而入，百官随之，所谓入阁也。”(按，文中“阁”当作“閤”。)[33]
《文献通考·王礼考》二：马端临按语：“入閤，唐制起于天宝，明皇以无为守成，诏宴朝唤仗，百官从容至閤门入。盖唐前含元殿非正、至大朝会不御，次宣政殿谓之正衙，毎坐朝必立仗于正衙，或御紫宸殿，即唤正衙仗自宣政殿两门入，是谓东西上閤门，故谓之入閤，其后遂为常朝之仪。”[34]
按，上引解释“入閤”朝仪之始的史料，见解不同，此处暂不表，下文有详细辨正。
从上考述可知，“入閤”有四义：“延宾入閤”、“进入内殿”、“廷议入閤”及“朝仪入閤”。前两义与制度无关，其含义可从字面义推知；而后两个作为制度术语，其含义不能从字面推断，需结合相应的制度加以理解。由于朝代的更替，其制度内涵也有相应的变化，如果对相应制度的史实不了解，就容易造成疑惑与分歧，如《雍录》《云麓漫钞》《玉海》等对“入閤”产生时间及宋庠“坐日即入閤”之语的质疑，均源于此。
现代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注意到了“入閤”所指两种制度的差异，但仍存在混淆使用的情况。如谢元鲁的《唐代御前决策会议初探》，他讨论的“御前决策会议”(指由皇帝亲自主持，中央政权最高层次的决策会议。)着重阐述的就是“廷议制度”的演变历程，但从论述内容看，则将朝参中的殿内奏对与别敕召对入閤的议政合在一起，认为“唐代御前决策会议，从唐初的朔望朝参会议和常参会议，发展到仗下后会议，再到唐中期以后形成延英会议和学士召对会议，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5]。他说的“朔望朝参会议和常参会议”实指朝参中朝官于殿内日常政事的奏对，而“仗下后会议”、“延英会议”和“学士召对会议”则是别敕召集宰执重臣决策的议政制度，即廷议“入閤”制度，二者是不同的。而杨希义的《唐代君臣朝参制度初探》，是对朝参制度的探讨，他论述的朝参制度内容包括朝参仪制与廷议制度，认为“唐代君臣常朝的内容包括朝谒君主、百官奏事和上封事以及殿廷议事等多种形式”。在论述朔望朝参的历史演变时，还认为“唐前期的朔望朝参便与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创行的常朝‘入閤’廷议之制，合二为一。”[36]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后文将对此加以辨正。
要弄清议政入閤与朝仪入閤的差别，有必要对两种制度沿革加以探讨。从议政会议看，存在三种情形，一是朝参仪制中常参官于殿庭奏对议政，二是朝参仗仪退后，召权要重臣入便殿议政，三是有要事别敕召对宰执大臣议政等。第一种情形属于日常政务奏对，姑且称之为常参廷议，第二、三两种情形，史籍中均称为“入閤”议政。
有关“入閤”议政制度，谢元鲁文考述详细，此处从略。下文着重对朝仪“入閤”制度的历史演变加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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