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成果

亚洲中南半岛的北部与中国山水相连，南洋群岛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而菲律宾与台湾仅隔着巴士海峡。2000多年来，中国与东南亚诸国有着友好交往的悠久历史。

大约在5000年前，越南与中国的巴蜀地区就有了共同的文化，传说尧宅南交，舜南巡狩，对方来聘，有“越裳献雉”的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越南置象郡，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置九郡，其中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皆届今越南。越南史籍有“岭南文风始二守焉”的记载，“二守”是指西汉元始元年汉中人锡光任交趾太守，东汉建武五年南阳人任延为九真太守，锡、任二守任职期间，教民牛耕种植、铸造铁具，宣扬礼义，制定婚娶礼法及衣着式样。东汉初年第一批交趾贡使八名，留学洛阳；东汉后期造纸术传入交趾，交趾人利用这一方法，制造出质地优良的蜜香纸；三国时交趾选送技艺精良的两千余名工匠到吴都建业；唐代安南上贡的翡翠、珠玑、珊瑚树等皆为珍稀名贵之物，而安南的丝也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岁收；宋代中越两国的贸易有“大纲”“小纲”之说，大纲是在朝贡形式下的官方贸易，小纲是两国接壤地带的民间贸易；元代中越屡屡争战，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远逊于唐宋；明初列安南为“不征之国”，越方也“奉正朔”，先后曾七十九次遣使入贡，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首站即占城（今归仁）；明代有不少越南人在中国居住，著名的建筑设计师阮安即其中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开始营建北京城，阮安负责总设计，重点营建紫禁城和皇城；清代中越贸易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分为陆、水、海三路，交易额有时一次即达数万两银子。此外，在宗教、语言文字、姓氏、历法、音乐戏剧、文学、数学、医药、建筑及科举、官制等许多方面，越南都深受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越南先进的造纸、造船、丝织等技术又反馈到中国，而北宋真宗时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不仅在江浙地区迅速推广，而且传到了北方。

中国与老挝的往来大约始于三国。孙吴曾“遣适从事南宣国化”，并称老挝为“堂明”或“道明”，公元227年，堂明曾遣使来贡。据考证，老挝古时曾称文单国，唐朝时文单国四次来朝，其中一次由王子率领，一次由副王率领，唐王朝均以厚礼相待。元顺帝时，老挝遣侄那赛赍象马来朝，元还在老挝设置机构，以示羁縻（即来去自由、互不干涉）。明朝时，两国交往甚多，从公元1400到1613年，老挝来使34次，中国回使9次。清朝时，亦对老挝采取羁縻政策，中老两国的贸易十分可观，中国的马帮商队用铜锡器、绸缎、瓷器、烟叶、盐等日常用品，换回老挝的象牙、犀角、鹿茸、孔雀毛等土特产和棉花，老挝的边民也来中国用林产品换回各种物品。此外，在语言、历法、文学、宗教等方面，老挝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如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在老挝的一些城镇几乎家喻户晓。

中国与柬埔寨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三国时期柬埔寨扶南王数次遣使与东吴通好，东吴亦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回访扶南，并长期居留扶南。扶南的音乐亦从此时传入中国，在吴都建业的乐署回荡。南朝萧梁时期中柬之间交往的领域从政治经济扩大到宗教文化方面，梁武帝在京城专门设立“扶南馆”，作为扶南使者的下榻和扶南高僧译经的场所；梁陈之际僧伽婆罗、曼陀罗、拘那陀罗等僧先后到中国弘扬佛法，译经多，影响甚大。中柬两国的朝贡贸易，亦有很久的历史，早期贡品仅限于琉璃珍宝、奇禽异兽、佛像香料等，回赐品多为绫绸等物；民间贸易在唐和北宋时期主要集中在交州和广州，南宋后多在泉州进行，明初实行海禁，但对柬贸易仍照常进行。此外在柬埔寨吴哥王朝鼎盛时代，元朝使团随员周达观在访柬之后，写成《真腊风土记》一书，据实记录了吴哥市场的中国特产及繁荣情景，书中还提及中国商人娶柬埔寨妇女为妻等事。

中国与泰国的文化交流凭借着发源于云南的湄公河，在先秦时即有交流。但大量的文化交流是在唐以后，尤其是元明清时期。元朝时，随着海运交通的进步，元世祖遣使赴泰，泰国亦遣使来访，共约12次之多。明朝曾向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使臣颁诏、赐印、赠礼，泰国也平均两年一次向中国遣使；中国也设立四夷馆以培训外语翻译人才，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暹罗馆内一次即招收马应坤等12人为学员，学习泰文以备录用，而暹罗也曾派人到中国的国子监留学。清朝时泰国仍循例向中国朝贡。比官方交往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的民间交往，除了贸易往来，明清两代还有大批闽粤籍移民迁徙泰国，制造瓷器、度量衡器、铜铁器等技术，种植胡椒、甘蔗等技术，手工艺、中医、文学、戏剧、大乘佛教等等都在泰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语言为例，泰语从汉语中借用的词汇量，约占3／10以上。(www.xing528.com)

缅甸的居民，多是史前时期中国西南部先民的后裔。现在缅甸人称中国是“胞波”或“端南”，意即同胞和亲戚。秦及西汉时期，中缅两国的交往主要是民间贸易。东汉永宁二年（公元121年），汉安帝封缅甸掸国王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的中国授予缅甸国王官职的记载。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把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西南各少数民族，随即又传入缅甸，因而缅甸人民特别敬重诸葛亮，境内建有诸葛亮的武侯庙，瓦族还称诸葛亮为“阿公”。缅甸堪称印中佛教传播的桥梁，公元1世纪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即取道缅甸前来中国，7世纪后密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也是经由缅甸，缅甸盛兴的上座部佛教经典也传入中国。唐时称缅甸为骠国，骠国当时受南诏的控制，骠国的音乐对唐代乐律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献乐，骠国获取了外交上的胜利，使南诏解除了对其的威胁。宋时缅甸被称为蒲甘，蒲甘通过大理地方政权与宋廷发生交往，此间，蒲甘建立了中国式的佛塔，留下酷似唐宋人作品的壁画。元时中缅曾屡次发生战争，战争虽使两国人民蒙受灾难，但另一方面促进了文化交流，如中国的历法此间在缅甸广为流行，而缅甸新年的泼水节风俗，也随之盛行于中国云南边境地区。明朝设有缅甸馆，并聘请缅籍人为教师，用缅汉对照的词典作课本，列为法定的《华夷译语》第二编。缅甸的宝石，自古以来就是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其玉佛传入中国者不计其数，诸如五台山、峨眉山、上海五佛寺的著名大玉佛，都是缅甸佛教徒的赠品。此外，在清朝与缅甸的交流中，两国都互相引进了大量的蔬菜果木和手工艺品及其制造技术。

据可靠的史籍记载，中国与菲律宾的文化交流不晚于宋代，公元982年，麻逸国（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一带）载宝货曾到广州海岸。两国古代频繁的交往开始于元，鼎盛于明清，在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述了菲律宾麻逸、苏禄等地的风土人情，并描述了当地居民崇尚来华的社会风气。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曾三次遣使访问菲律宾诸国，1417年菲律宾苏禄东王访华结束，归国途中病逝于德州，明成祖命令以王礼相葬，并亲为碑文。值得注意的是，在菲律宾众多的民族中，大多数与中国华南地区的民族有血缘关系，继史前的移居，唐代以来中国人又逐渐移居菲律宾沿海地区，明代有不少华人在菲律宾内地定居，16世纪末，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华人移居菲律宾后，多与当地妇女通婚。同时，唐代以后有不少菲律宾人移居台湾和大陆，例如1731年在德州守侯苏禄东王墓陵的王子后裔加入了中国籍，后分为温、安二姓。在中菲文化交流中，中国的陶瓷占有重要地位，多种蔬菜果类的种植技术、手工业、冶金、采矿、航海、印刷等多种技术也在菲律宾广为传播，菲律宾的语言、建筑、戏剧音乐以及衣着、饮食、亲属称谓、婚俗等也深受中国的影响。

中国历代都有移民前往印度尼西亚，移民多为男性，他们与当地妇女通婚，使土生华人日益增多。隋朝时高僧义净曾在苏门答腊地区居留十余年，郑和下西洋亦途径印度尼西亚，对印尼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长期的民间交往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印度尼西亚的语言、钱币、乐器、建筑、烹饪、婚俗、节俗及生产技术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如闽南客家方言中便有不少印尼语借词，而印尼的苏木、沉香、丁香、槟榔、檀香、肉豆蔻等大量药材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医宝库。

此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与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