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与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有密切的联系。《尚书》《史记》等文献有殷商末年箕子率人避居朝鲜、西周时封箕子为朝鲜侯的记载，这一广为流传的旧事不免带有传说的色彩，但据朝鲜古墓葬的考古发现，这一旧事不是没有可能性的。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干戈四起，邻近朝鲜的燕赵之地，有许多人为避战乱而浮海到朝鲜；三国时期，在朝鲜半岛中部以南地区的辰韩部落中，有一部分中国人即当年避乱流亡到朝鲜的燕赵华夏人的后裔。东汉建安时期，朝鲜的百济国王迎中国的公孙康之女为妃；公元4世纪，百济国博士高兴以汉文修成百济国史《书记》，这说明之前汉字即输入百济；南朝梁武帝时，百济国遣使者来访；7世纪中叶，百济还派人来中国唐朝留学，这些文化交流都得到了百济墓葬的考古印证。

古代朝鲜的高句丽从建国初就使用汉文修撰本国典籍，十六国时期，苻坚遣使偕僧人顺道等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唐初，高祖派使者到高句丽传播道教；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高句丽大将盖苏文奏请遣使于唐，再求以道教训国人；7世纪中叶，高句丽也派人来中国留学。从高句丽墓葬的考古发现来看，其壁画题材多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并有伏羲、女娲和驾鹤仙人王子乔等画像，与中国古代绘画一脉相承。

古代朝鲜的新罗国，早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即以汉文修撰国史，八世纪中叶，新罗太学监确定《论语》《孝经》为必修课，《礼记》《周易》《左传》等等为选修课；公元837年，新罗在中国的留学生达216人之多。而新罗文武王《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堪称朝鲜古代汉文的典范。此外，新罗僧人圆测，曾从唐僧玄奘受业，为玄奘得力助手；新罗僧乔觉在中国九华山圆寂，因其状似佛经中的地藏菩萨，而使九华山形成盛大的香火地，纳入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列。

中国的造纸法约在公元4世纪初即传入朝鲜，10世纪以后的高句丽和李氏朝鲜时期，生产的纸质越来越好，反过来向中国出口纸张，并向中国输出《大藏经》等经典和大量其他书籍。之后，活字印刷术和火药也传入朝鲜，元朝时棉花从中国移植到高句丽，栽种成功，并向中国反销。在医学方面，李氏朝鲜学者于公元1610年撰成的《东医宝鉴》，对汉族医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朝鲜的优秀文化也不断传入中国，如精致的手工艺品和优美的歌舞音乐等，尤其是朝鲜的歌舞音乐，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后，到隋唐时期成为中国宫廷音乐的重要内容。

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也是源远流长，两国一衣带水，早在战国时期，燕国与日本即有来往，秦灭燕，燕有一部分人逃亡日本，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十洲记》等诸多史籍记载，秦始皇时徐福奉命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寻求不死之药，最后居留在日本岛上，同时把秦代文明也带到那里。其后徐福在日本被尊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日本纪念徐福的祭祀活动历千年而不衰，还一些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徐福的后裔，例如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称自己是徐福的后裔。徐福是否东渡到日本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观点，但可以确定地说，至迟在公元57年中日两国官方即开始往来。这一年，位于九州的邪马台国派使者到中国接受东汉王朝的册封，之后两国开始了频繁的交往。(www.xing528.com)

日本约在公元1世纪中期传入汉字。公元284年，朝鲜古代百济学者王仁到日本献《论语》10卷、《千字文》1卷。五世纪初，日本大和朝廷又在百济的汉人中招聘优秀工匠，之后，倭王赞、珍、济、兴、武多次遣使向中国南朝政权朝贡，请求授予封号，并带回南朝所赠的汉织、吴织。隋唐时期是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公元7世纪初的10余年间，日本4次遣使访问中国，从中国引进佛教，并对儒学、道教和其他诸子百家之说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有唐一代，日本正式遣使至唐共12次，使团初期有200余人，后来扩大到550人左右，先后有120余名留学生和学问僧来唐学习，其中多人长期居留中国，如阿部仲麻吕（汉名晁衡），在唐供职长达40余年，官至“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他的汉学造诣颇深，与李白、王维交谊甚厚。其他如高向玄理、桔逸势、道慈、僧里、南渊清安、吉备真备、玄昉、空海等都是学有成就的日本人。此间，唐朝使节、僧侣、商人等也去日本传授先进文化，如擅长文字音韵的袁晋卿、皇甫东朝等，尤其是扬州龙兴寺高僧鉴真一行，不仅带去了大批佛经、佛像、文物、典籍，还将中国的书画艺术、建筑、医药、农作知识带给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的策划人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拜留学中国的南渊清安、高向玄理等人为师，积极学习隋唐的封建制度及唐太宗为政牧民的措施经验，仿唐设二官八省制，国、君、里制和班田制，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而在公元701年，日本开始祭孔。到奈良时代，日本的学术、技术、音乐、绘画、雕刻、建筑及有关服饰器皿、生活方式一切仿唐，贵族阶层尤其醉心于唐朝文化。中国理学从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传入日本，到17世纪初，江户幕府大力推崇儒学，使之成为日本的官学，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还向重臣亲授《四书》《孝经》等儒家经典。日本在1690年还建成孔子圣堂。

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从总体看，以宋代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前期日本大量输入模仿中国文化，后期日本文化逐渐对中国发生逆影响。如日本书法艺术大家空海和尚的墨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广泛流传，曾被收入中国书法名家选集之中；绘有山水人物的日本折扇、软屏颇受中国民众的喜爱，在市场上畅销；日本的民族绘画大和绘也受到中国人的青睐，锋利的日本刀剑大量销往中国；原为中国发明的漆制工艺传入日本后得到独特的发展，其中螺钿工艺品到了宋代反向中国输出，乃至作为礼品赠送给宋朝皇帝。此外，日本妥善保存了中国大量的古籍，使其免遭兵火之祸，中国曾多次遣人去日本抄写亡佚书籍，日本亦派人前来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