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廿六讲：琴棋书画简介

琴　是中国古乐器之一，音域宽广，音色深沉，琴声悠扬，在先秦时期是雅乐的代表乐器。2016年在湖北枣阳郭家庙出土曾国春秋早期的琴，距今已有2700多年，系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古琴。周朝时，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也盛兴于民间，《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是为例证。

古琴的款式繁多，造型优美，依据琴体的项、腰形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传说有伏羲式、仲尼式、连珠式、落霞式、灵机式、蕉叶式、列子式、伶官式、神农式、响泉式、凤势式、师旷式、亚额式、钟离式（鹤鸣秋月琴）、剑式等，最著名的九霄环佩就是伏羲式。其外形结构一般长约三尺六寸五，象征一年365天；面圆底扁，象征天地；琴身与凤身相应（一说与人身相应）有头、颈、肩、腰、尾、足。起初的古琴只有5根弦，内合金、木、水、火、土五行，外合宫、商、角、徵、羽五音，传说周朝时文王、武王增加文、武二弦以象征君臣之合恩，故其后琴弦定制为从琴面外向内由粗及细缚弦7根。

在诸多的乐器中琴声集中体现着“和”，因而深受王侯将相、文人墨客的喜爱。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名琴的传说，如伏羲的“龙吟”、黄帝的“清角”、齐桓公的“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白居易的“玉馨”等等，文人士大夫更是寄情于琴，代代相传，衍生出许多关于琴的故事，使琴具有高贵的属性。典型的事例如春秋时俞伯牙鼓瑶琴而遇“知音”，因此荀子在《乐论》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班固在《白虎通》中说：“琴者，禁也。所以禁淫邪，正人心也。”桓谭也说：“琴之音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蔡邕在《琴操》中说：“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辟，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嵇康认为：“琴诗自乐，远游可珍……长寄灵岳，怡志养神。”琴成为仁人志士高尚情操的象征，成为一个高洁脱俗的化身，成为一种闲情的物质载体，因此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常建“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就连宋代大儒朱熹也十分强调琴的修身养性功效，他在《紫阳琴铭》中认为，琴可以“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

据有关文献记载，现存世的琴谱有130多部、琴歌300余首、琴曲3360多首，2003年中国古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2006年古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棋　是古人消闲的一种重要方式。棋的种类很多，但中国古代的棋可以围棋和象棋为代表，春秋时期下棋通称为“博弈”。围棋大约产生于4000年前，原始的围棋棋盘道数较少，三国时仍以17道棋盘为主，唐以后普遍使用19道棋盘。一幅围棋，是一个浓缩的宇宙，象征着人们生活的空间。汉代班固说：“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围棋与战争之理相通，是古代贵族教育子弟的有效手段，所以汉代的马融在《围棋赋》中说：“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棋理犹如治国之理，所以元代叶颙说：“坐阅几输赢，厉观迭兴衰，古今豪杰辈，谋略正类棋。”早在三国时期，围棋比赛就经常举行，同九品中正制一致，围棋手的等级也分成9等，南北朝梁武帝时评定棋手等级，能入品的有278人，可见棋风之盛。唐代棋艺臻于完善，王积薪提出“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围棋十诀，成为后世一致推崇的围棋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宋代的刘仲甫著《棋诀》，更为具体地阐述了围棋的理论。明末至清中叶，过百龄、周懒予、黄龙士、徐星友、范西屏、施襄夏、周小松、陈子仙等相继成为棋艺高超的国手。

象棋由先秦时的“博”演化而来，最初双方各执3枚棋子，分为一枭（主将）五散。一直到唐代或唐以后，象才出现在象棋中。北宋时棋子中出现炮，同时也出现了纵横十一路的棋盘和各执十六子的棋戏，但棋子中帅、相、兵的名称可能到明朝时才出现。象棋的棋局棋子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极富中国特色，对弈双方各执的16个棋子分别名为将（帅）、士、象（相）、马、车、炮、卒（兵），其开局布阵、行棋步骤、威力及歼敌方法各不相同。一盘棋就是一方天地，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例如马走日、象走田、车行直线、炮打隔山子等，各自都在规则之内行进，博弈双方运用规则调兵遣将，克敌制胜。象棋博弈暗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例如“红先黑后”讲的是象棋规矩，暗含着日常生活中的礼让；“落子无悔”暗含着做人做事的态度，“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暗含着凡事谨慎、稳中求胜的处世原则，“丢卒保车”暗含着顾全大局、不可因小失大，而“马怕蹩脚”“炮勿轻发”“将忌暴露”等则寓意保全自身的道理。

玩棋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但同时也是一种身心方面的休闲消遣。风和日煦，清泉林石，品碗清茶，摇把扇子，摆盘棋对弈，优哉游哉。对弈者在棋盘上遍尝酸甜苦辣，悉心体验人生和社会，对弈中将成败荣辱得失品味多了，也就看轻看淡了现实社会中的功名利禄，这就是古人所以以棋为消遣对象的精神文化内涵。

书　汉字有其先天的艺术细胞，这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而“象形”又是汉字形成时期主要的造字方法。就字体而言，甲骨文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最早的较为成熟的文字，之后有商周时期的金文（大篆）、秦汉时期的小篆与隶书，又有汉魏之后出现的楷书、草书和行书。(www.xing528.com)

书法作为一门陶冶性灵、表达审美情感的艺术，在魏晋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其代表人物是晋代的王羲之。他博采众长，一改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书写出一种妍美流便的新体，《兰亭集序》即其代表作。南北朝时期，南方文人的书法以流美为能，北方则以方严为尚，尤其是北魏时的魏碑体态风格对后世影响较大。唐代书法家辈出，如李阳冰以篆书驰名，张旭、怀素以草书著名，初唐时期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开元以后，颜真卿开创了正而不拘、庄而不险、奇伟秀拔、法度从容的新风格；中唐末期的柳公权专主瘦挺，其书法骨力遒劲，结体严紧，他与颜真卿的书法被称为“颜筋柳骨”，成为后世楷模。宋代书法名家继续涌现，苏轼的书法肉丰骨劲，藏巧于拙；黄庭坚的书法以侧险为势，横逸为功，变化无端；米芾的书法结体常常左倾右斜，率性任意挥洒。元明时期，赵孟頫的书法结体妍丽，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等人以行草见长。清代盛行碑书之学，出现了邓石如这样的篆籀大家和一批隶书名家，篆刻到了清代也异军突起，如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人同时也是篆刻名家。

书为心画。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之后，诸多文人研文习墨，将书法作为遣兴抒情的重要手段。如唐代张旭与怀素的书法有“颠张醉素”之称；宋代米芾经常玩忽公事，沉浸到书画中作“逍遥游”，将不甘失落和韬晦放荡的心态倾泻在书法作品之中；再如岳飞奋笔疾书“还我河山”，郑板桥挥毫而就“难得糊涂”等，都是性灵的写照。不仅是文人，就是历朝历代的皇帝权臣也在闲暇之际研习书法，借以遣兴或抒写性灵。书法讲究韵味，任情恣性，松静自然，虚实开合，纵横有象，浑然天成，出神入化。早在晋朝时文人墨客即追求书法的“韵味”，南北朝时谢赫将“气韵”列为书画“六法”之首，五代时荆浩谈论书画特别强调“韵味”，之后历朝历代都将“神韵”成为评论书法优劣必不可少的条件。“韵”不仅是指书法作品表面的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更是指书法作品内涵的精神抒泄和情操寄寓。

画　中国古代绘画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人就在陶器上绘制动植物纹样和人形图案。从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凤夔搏斗画》和马王堆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来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绘画传统。

中国画约略可以分为人物、山水、界画、花卉、禽鸟、走兽、虫鱼等画科，有工笔、写意、钩勒、没骨、设色、水墨等技法，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人物画成熟于战国时期，山水画在魏晋时期已出现，花鸟画在隋唐时期也出现，水墨画在五代两宋时期也随之盛行。在画风上，元代渐趋写意，明清更侧重达意畅神。此外，中国画由于受佛教、基督教艺术的影响，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力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

在中国画史上，名家辈出，如魏晋时的曹不兴、卫协、顾恺之，南朝时的宗炳、陆探微、张僧繇，隋代的展子虔，唐代的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张萱、王维、曹霸、韩混、戴嵩、周昉、边鸾，五代时的刁光胤、关仝、贯休、黄筌、顾闳中、董源、徐熙、巨然，宋代的范中立、苏轼、米芾、张择端、赵佶、王希孟、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元代的赵孟頫、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明代的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徐渭、董其昌、陈洪绶，清代的朱耷、石涛、金农、郑燮、任颐、吴昌硕等。

古人之所以将练习书画作为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绝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打发闲暇时光的一种高雅行为，更在于书画可以修身养性、怡情养志。练习书画可以让人凝神专注，富有情趣，儒雅温厚，稳健练达，横竖撇捺书写的是人生走笔，笔端画卷在将一切烦恼忧愁、恩怨不快化作一缕轻烟消失得杳无踪影。书画还是增添生活乐趣的载体，可以促使人健康长寿，黄匡《瓯北医话》载：“学书用于养心愈疾，君子乐之”，何乔《心术篇》曰：“书者，抒也，散也。抒胸中气，散心中郁也。故书家每得以无疾而寿”。古今书画家大多长寿，其主要原因是书画活动对人的身心健康在心理方面和生理方面能起到全面的调节锻炼作用，因而是一种美妙的养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