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儒学虽为“显学”,但不过是众多学术流派之一。秦统一中国后推行法家政治,焚书坑儒,儒家在政治舞台上无立足之地。到了汉代,能代表儒学的是经学,经学是训释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当时儒家的经典有《尚书》《周易》《诗经》《仪礼》《春秋》等,因训释阐述的文本不同,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派。古文经学派着重于礼制及纯道德的说教,复古倾向严重;今文经学派重现实,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旨在改制。汉朝初年,实施“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完成了“与民休息”的历史使命,顺应新形势的要求,儒家的今文经学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就是董仲舒。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取得了正统的地位,成为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 (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教授弟子。汉武帝即位,诏举贤良文学之士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为武帝器重。董仲舒哲学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他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牵强附会在一起,并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阴阳家的金、木、水、火、土硬行配置在一起。他以“天不变”论证“道亦不变”,并从五行之气循环的理论推衍出“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他还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圣人之性”生来性善;“中人之性”可善可恶,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斗筲之性”生来就恶,教化无用,只能接受统治。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董仲舒竭力鼓吹“君权神授”,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并认为保持君主的绝对权威是国家的根本,君主要“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他提出用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汉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他对汉武帝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此外,董仲舒还较为明确地提出“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封建道德标准,这一道德规范,同样成为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道德观念。董仲舒一生著述颇多,后人将其遗文辑录成《春秋繁露》一书,另有《春秋决狱》等书。
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一直占主导地位,如班彪、贾逵、鲁恭等都是当时的正统名儒。但到了西汉末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今古文经之争。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儒家经学两大派在学术和争立学官问题上的争论。一派所依经籍为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故称经今文学;另一派所依经籍据称为发掘出的先秦古文字本,故称经古文学。两派所据经籍,不仅书写字体和字句篇章不同,在治经观点方法和传经学统宗派上亦不同。经今文学师传严守师法家法,重在探索经籍的“微言大义”,为汉政权服务。经古文学重在训诂考索经籍文字典故。前者把持西汉太学,后者多在民间传授。西汉末年刘歆议立经古文学官,招致经今文学博士激烈反对,两派之争自此开始。王莽利用政治权势,使古文经学派逐渐占了上风,其代表人物郑玄,博通今古,兼取二家之长,遍注当时的儒家经典。另有出身于古文经学派的著名思想家王充等人。
王充 (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一生中有几次仕进,但均系幕僚属吏之类的差事,其主要活动是从事著述,留传下来的著作是《论衡》。王充认为:“气”是宇宙最基本的元素,天地万物不管怎样千差万别,都是由气构成的,气是无限的,天地也是无限的,“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生。”王充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观念,驳斥了“天生圣人”“圣人更禀气于天”的虚妄之言,否定了天降符瑞之说和阴阳灾异之说,他认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人不能动地,亦不能动天”“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也”。王充在“气”的一元论基础上,就人的生死与神鬼等问题,提出了无神论。他论证了人不能长生不死,人活时不会成为神仙,人死后也不能变成鬼,福祸报应是虚妄之说等问题。王充对先秦诸子多持批判态度,甚至在谶纬风行和尊孔读经已成为天经地义的情况下“问孔”“刺孟”,胆敢“非圣无法”,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王充曾作“政务之书”和“讥俗之书”,惜已失传,据留传下来的其他篇章,王充提出了一些历史进化的观点,但他针对一些汉儒的历史循环论而提出的自然主义的社会治乱观,则陷入了自然宿命论的泥潭。(www.xing528.com)
魏晋时期,老庄思想重新兴起,到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异常强大,但此间道家与佛教思想并取代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唐朝开国以后,太宗等命孔颖达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作《五经正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在唐代的儒家中,韩愈称得是上代表人物。
韩愈 (公元768年—824年),字退之,昌黎(今辽宁义县)人,一说河南南阳人,有《昌黎先生集》等书传世。韩愈将仁义道德视为儒学总纲,将博爱与亲亲结合起来。他进一步神化孔子,极力推崇孟子。从韩愈之后,孔孟并提,儒学被称为孔孟之道,孟子也被尊为“亚圣”。韩愈提出“道统说”,认为:儒学的宗旨是“道”,从尧开始,有一个世代相传的道统,即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自己便是道统的接班人。韩愈在阐发《礼记·大学》篇中的“修齐治平”思想的同时,在政治上主张绝对忠君,主张除弊抑暴,铲除军阀割据现象,去除重赋厚敛,取缔佛教活动,赎放奴隶,禁止典人。他注重传统,维护已成之法,提出礼法兼备的治国方略。韩愈把“与生俱生”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并把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教育思想方面,韩愈提出很多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如《杂说》《师说》《进学解》等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教育学理论。总之,从董仲舒的儒学到宋明理学,韩愈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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