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儒家在战国时期分为八个流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中孟子和荀子两派对后世影响最大。
孟子 (约公元前389年—前305年),名轲,战国时邹人,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曾游事齐宣王,讲学于稷下学宫。孟子的认识论不是向外探求客观世界,而是一种“求之于内”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只要向自身探求,就可以得到一切,因而不厌其烦地要人们“反省”“自反”“内视”“反求诸己”。孟子从“求之于内”的认识论出发,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善的内容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亦即仁义礼智“四德”。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仁政学说,仁政用孟子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忍人之政”。行仁政的根本在于扩充自身的仁心,仁心即“不忍人之心”,亦即仁义礼智“四德”,“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仁政学说的内容丰富,同时又很复杂:在用人问题上,孟子既主张“尊贤使能”,又不愿意废除奴隶制的爵位等级制;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孟子要求国君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并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但孟子的这种重民或曰民本思想既非出发点,也不是最终归宿,而是一种“王天下”的手段,因为重民是为了得民,得民就可以得天下。孟子在经济上提出薄赋敛,行什一税法,主张制民之产。制产的方法就是实行一种理想化的“井田制”。孟子对“不义”之战深恶痛绝,他反对使用暴力,主张用行王道、施仁政的方法来统一天下。他的伦理道德观是一种以“仁义”为主体,以“孝悌”为核心,以自我修养为手段,包含礼、爱、信等多重内容的复合体。他的“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自我修养情操,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对后世官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风骨的塑造产生了积极而巨大的作用。孟子去世后,后人将他的言论与行事编为《孟子》一书。(www.xing528.com)
荀子 (约公元前298年—前238年),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曾游学于齐,在稷下学宫讲学,在齐时三为祭酒,受谗而离齐至楚,春申君以之为兰陵令,后被免官,招徒授业,李斯、韩非等俱为其弟子。在政治思想上,荀子继承了孔子关于礼的学说,但主张“法后王”。荀子提倡的礼,融进了“法”的内容。他反对世卿世禄的宗法等级制度,主张“以德兼人”,推崇“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的君王,推崇礼乐诗书,主张明德慎罚,尚贤使能。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发挥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提出了新的天道观,认为天即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因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他不仅认为世界是可知的,而且强调“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在人性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的认识不同,荀子主张性恶论,强调后天教育,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荀子还发展了孔子的“正名”学说,提出“制名之枢要”,并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对“名”的种属区别做出理论概括。荀子在治学上有一套经典理论,他主张“学不可以已”,认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提出“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观点,主张学以致用,“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就总体而言,荀子的学说既不像孔、孟那样迂阔,也没有法家那样严酷,但由于他学说的理性冲淡了宗法情感,所以长时期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冷落。他留传下来的著作有《荀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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