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国玉书与石书之发现及意义

1965年，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中发现3000多件盟书，其中三分之一是写在玉片上，它记载的是春秋后期（公元前497年—前489年）晋国赵鞅为了联合友党、共同对敌而订立的盟约誓词，我们将其称之为玉书。此外，又有以石头为材料的石书。石上刻画本来是原始人的风气，《墨子》中有“镂于金石”之言，在战国时期的石刻可能像铭文一样流行。

流传至今最早的石头书要算石鼓文了。石鼓共10个，唐初在陕西天兴县（今凤翔）发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中书侍郎郑余庆将石鼓移入风翔府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失。到宋朝时天章阁侍制司马池多方寻索，找到9个；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向传师又在民间求得遗失的那个石鼓，但是上端已凿成米臼。大观年间石鼓由凤翔迁入汴京（今开封）辟雍，后移入保和殿。金人南下，官方抢运石鼓到燕京。元代先将石鼓安放在大都路学，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迁入国子监大成门左右，直至清末。1933年石鼓南运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运回北京，1958年陈列于故宫博物院旧箭亭内。石鼓书为四言诗，内容是歌颂田猎宫囿的美好，字体属籀文，原有600多字，传世既久，几经流落，字多漫灭，惜不能见其全文。

战国以来，刻石渐多，以书刻文字者而言，有碑、帖、碣、摩崖、阙、柱、墓志、经幢等等。西安的碑林，可称之为石书库，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几部重要的石经。

石经之立，是因为当时的书籍都靠手抄，难免有谬误衍脱，而当时学风，读书人严守师承的文本，一旦发生分歧，便各执一词，自以为是。经书是官方规定的必修课本，为了避免经文差谬、贻误后学，因而有人便把经文细加校正，书刻于石碑。最早的石经始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故又称“熹平石经”，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别有《公羊传》《论语》，由蔡邕丹笔隶书，陈兴等人镌刻于46块石碑上，刻毕都立于太学门前。这个标准的文本受到当时学界的极大重视，每天前来抄写的人络绎不绝，太学门前一时车水马龙，道路为之堵塞。“熹平石经”刻石残毁已久，东魏时迁邺，北周迁返洛阳，隋开皇年间复运入长安，唐初竟用为柱础，被魏征抢救了一部分，后来亦遭毁坏。1923年，马衡等人在洛阳购得出土残石60余块，尔后罗振玉等人续有所得，巨者为《周易》残石，上截归文素松，今未详所在，下截被于右任得后而移赠西安碑林。“熹平石经”以马衡《汉石经集存》为最，汇集拓片，并附释文，计收集大小残石500多块，共8000余字。

魏石经刻于三国时曹魏齐王芳正始初年（公元240年—242年），故又称“正始石经”。又因为经文的每一字都是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所以又称“三体石经”。魏石经的书写者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内容有《尚书》、《春秋》和《左氏传》，刊立于正始二年，共35石，三体总约147 000字。魏石经在唐以前即毁，民国时洛阳曾出土残石，其巨者一面为《尚书》，一面为《春秋》。

唐石经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故称开成石经，由郑覃楷书。内容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十二经，又以唐张参《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九经字样》为附丽，立于长安太学内，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断裂损字者，有人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其旁，但多纰缪。清康熙时巡抚贾汉复补刻《孟子》，是为十三经，现存西安碑林。(www.xing528.com)

蜀石经刻于五代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至廿八年（公元938年—965年），内容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尔雅》九经，《左传》刻了前17卷。北宋皇祐年间田况补刻《公羊传》和《谷梁传》，宣和时席贡又补刻《孟子》。蜀石经在宋末损毁，只存残拓，曾经归刘体智所有，有影印本。

此外尚有“北宋国子监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单行的石经以唐玄宗天宝四年所立御注《孝经》为最为著名，现存西安碑林。以上石经都是儒家经典。

佛经刻石的形制有摩崖、碑石、经幢之别，摩崖以北齐为盛，以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最多，其著名者如泰山经石峪大字《金刚经》。碑石以北京房山的《大藏经》最著名，北京法源寺陈列室有部分拓片及原石。经幢多刻《陀罗尼经》，以唐刻为多，清叶昌炽广收拓本，号称“五百经幢馆”。

道经刻石以老子《道德经》为多，其中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龙兴观《道德经》为最古。此外还有《阴符经》《常清净经》《消灾护命经》等，但为数远不及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