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是铜锡合金的旧称,现称锡青铜,用这种合金铸造的器物称之为青铜器,在青铜器上铸有铭文的,我们称之为青铜书。
青铜的冶炼和铸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说,“禹铸九鼎”远在公元前2200多年,到商代后期,我们的祖先把文字铭铸在青铜器上,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西汉,青铜器上的这些文字通称铭文或金文。青铜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代表着一个时代。青铜器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食器、炊器、酒器、容器、水器、乐器、兵器等,后来这些器物用于祭祀典礼,成为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称为“重器”。《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臧武仲对季孙说:“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杜预注:“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礼记·祭统》曰:“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因而铭文中多有“子子孙孙永宝用”及“子孙永宝用勿坠”之类的语言。
春秋战国时,凡是要消灭一个国家,则必“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由于青铜器受到如此珍视和保护,所以凡有重要文件需长期保存或有重大事件需作永久纪念的,就铸造一件器物,并把文件或事件记载在上面。因此,青铜书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艺术等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www.xing528.com)
铜器铭文绝大多数是铸上去的,从现有的上万件青铜器看,殷商时代的铭文很少,间或有几个字也多半刻在器物较隐蔽的地方。周初的铭文渐多,西周后期铭文尤其长,宣王时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大约到了唐代,人们开始墨拓铭文,但对铭文本身的价值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宋代的刘敞好古,收藏集录了很多古器,在嘉祐年间(公元1056年—1063年)辑成《先秦古器记》,因欧阳修正在撰作《集古录》,于是刘敞就把收录的铭文都送给他。此外,还出现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摹写款识、考释铭文的书。其后,青铜器不断出土,而编纂其书的历代都有,举其要者,如清代高宗敕编的《西清古鉴》《西清续鉴》,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近人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等。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了严一萍先生编纂的《金文总集》,收集器铭8000多件,后来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殷周金文集成》,共收历代出土有字铜器上万件。
铜器铭文的字体与甲骨文不同,遣词造句、语法上亦与甲骨文有异,而与传世文献《尚书》相似。另外,甲骨书主要是问卜,青铜书则主要是记事,加之它的铭文较长,因而较之卜辞更具有史料价值,成为考订古史,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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