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六书解析及其应用

所谓“六书”，是根据汉字造字和用字规律总结出来的六种方法。古人对六书的称谓不尽相同，比较通行的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的提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概念大致形成于战国末年，但详细的叙述是从西汉末年开始的。到了东汉，许慎用“六书”来分析汉字的形体，而且为之作了义界，并各举了两个例子。许慎之后，人们并不曾对“六书”做出多少探究，直到宋朝的郑樵，才专以“六书”研究一切汉字。他在《六书略》里，把汉字按“六书”分为六大部分，同时在理论上作了较许慎更为详细的阐述。宋元之交，戴侗作《六书故》，把“六书”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之后，有不少文字学著述讨论“六书”，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鼎盛。“六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字产生的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很值得我们重视。

象形　许慎给象形字下的定义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举“日、月”为例。本文在前面讲到，汉字产生的源头之一是图画。据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已有绘画，绘画与文字在新石器时代逐渐分家，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是成体系的文字，在它之前应当有更接近于图画的文字，如所谓匈文、族徽文字以及尚未发现的文字材料。因为文字有一个发展历程，所以在甲骨文时代还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象形文字，如牛、羊、犬、鹿、木、禾、车、女等等，这些象形字抓住物体的特征而使之形象化，或者说是把图画线条化、符号化了，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所表示的某一物体。象形文字是汉字的基本字形，后来多数成为汉字的偏旁，不少汉字就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指事　《说文叙》曰：“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象形字主要是表实的，但有些事物很难画出，于是古人便在象形字的基础上特别指示一下，以见其意。如“上下”二字，在甲骨文里，指示一短划的位置所在；又如“元”字，甲骨文与金文中指示的部位在头部，实际上元即首，首即头，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勇士不忘丧其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曰：“狄人归其元。”直到现代还有“元首”一词，指国家的首脑、头领。指事是由于文字孳乳而采取了因利乘便的方法，在独体字上附加极为简单的点划作为区别，所附加的各种点划，只是起着记号的辨别作用，既不成为偏旁，也不是独体字。如刃（刀）、旦（日）、本末（木）、母（女）、太（大）、少（小）等。

会意　《说文叙》曰：“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会意就是通过意会来了解字义，许慎举“武信”二字，并在正文字条中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种解释是不对的。余永梁根据甲骨文、金文“武”字的构形说：“从行从止从戈，操戈行于道上，赶超武也。”唐兰先生也认为武从戈从止，无停止意，而为荷戈而行，有威武雄壮意。其实，武之从止，是以止代人，甲骨文中这种现象很多，如“前”，甲骨文的构形是人在舟上。武从戈是象征作战，而非止息干戈之意。“信”实际上是个形声字，战国中山王壶“忠信”之信，从言身声。古文“信”字体复杂，构形不一，许慎仅就小篆立说，以为“武”和“信”是会意字，不能令人信服。汉字中的会意字很多，例如好、有、奴、休、祭、明、刖、圉等等。

形声　《说文叙》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的特点是一个字由形符和表音的声符组成。有上形下声者，如芝、箕、零；有左形右声者，如转、依、讼；有上声下形者，如劈、盂、娶；有左声右形者，如郡、刑、故；还有外形内声者，如阆、园等等。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占的比例还不大，充其量也不超过20%，但到了东汉时许慎撰作《说文解字》，形声字就占到80%以上，这是一种滋生能力非常强的字，在今天的汉字里绝大多数是形声字。形声字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各因其类而谐之以其声，这里的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形旁，它表示字义的类属，多数是由象形文字来充当的，比如说木、水这两类，有形可象，但木类有松柏榆桦等等、水类有江河湖泊等等，不可悉象，于是便因木类而谐之以公、白、俞、华之声而成松、柏、榆、桦诸字，因水类而谐之以工、可、胡、白之声而成江、河、湖、泊诸字。因为是各因其类，所以凡从木者，都与木有关；凡从水者，都与水相涉。二是以本字为声符，加上相应的形符，以表类属、以示区别而成为新的形声字。比如昏，它的本义是日之昏（黄昏），心目之昏如日之昏，于是加心与目而为惛、睧；古代娶嫁必以昏时，于是加女而为婚。再如“戋”，加水为浅，加金为钱，加食为饯，加木为栈，加贝为贱，加竹为笺，加丝为线等等，“戋”的本义为浅小，所以凡从“戋”滋生的字多少都带有这个意思。(www.xing528.com)

转注　《说文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老，与耄耋皆为年老义，是为同类；耄耋诸字、其形皆从老，是老为一类之首。所谓“同意相授”，段玉裁《说文注》云：“谓意旨略同，义可互受。”把话说通俗些，就是甲乙两字意思相同，部首一样，互相可以转过来注解，例如“考者，老也”“老者，考也”，除“考老”外，再如追和逐，踞和蹲，刑和刭等等都属这种情形。

假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语言也在不断地发展，要表达的概念越来越多，但文字毕竟有限，原有的文字不够用，不足以表达新的语言概念，于是便出现了假借的现象。假借，用《说文叙》的讲法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并举“令长”二字为例。按照这个义界，假借字有两个特征：一是“本无而借于他”，二是“义无所因，特借其声”。许慎以“令长”，为假借，这与他自己为假借所做的义界是不符的。甲骨文中命、令同字，金文中的“命”，系由“令”孳乳而来，其构形象口发号，人跽伏而听。罗振玉说：“古文令从亼人，集众人而命令之，故古令与命一字一谊。”可见，令并非本无其字。至于“长”，《说文》曰：“久远也，从兀从匕……亾声。”这是错误的，以甲骨文、金文考之，长像人发之长，非从兀从匕，也与亾声无缘，长也不是本无其字。

许慎所谈的实际上是文字的另一个问题，即字义的引申、假借问题。一个汉字往往不止一种涵义，习惯上我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多义词。多义词义项的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该字的原始意义，二是字义与原始意义有关联的，三是与原始意义在意义上看不出什么联系，只是在读音上存在关系的，我们分别管这三种情形叫作汉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譬如“校”字，今天所说的学校、校尉、校正皆非本义，校的本义是木囚，是古代用来囚禁犯人的一种木制的器械，所以从木；交在甲骨、金文中作械人手足的器具形，象形。明白了本义，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引申义，所以学校就是以“学”校人，把人限制在“学”这个围子里。“校”与“正”意义相似，皆从本义而来。再如“责”字，指责、斥责、责任等等都是引申义，责的本义是“求也”，责是债的本字，后来“责”担负的责任多了，才加人字旁为债，保存本义。《战国策·齐策》：“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于薛乎？”这里用的就是本义。“责”之所以从贝，是因为古代以贝为货币，凡是从贝的汉字都与财货有关。《左传》桓公十三年“宋多责赂于郑”，即宋国向郑国要求财货。成语有“求全责备”，这里的责与求是同义词连用。汉字除了有引申义外，还有假借义，比如说“夫”，本义是男子的通称。丈夫、夫人之夫用的是本义，但是在“莫我知也夫”“已矣夫”“夫唯禽兽无礼”“夫晋何厌之有”等话中，“夫”就无实在意义，是语气词，它与原来的本字只存在读音上的关系，而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或者干脆说，它是借了本字的形和音，而不涉及义。引申与假借是不同的，引申可以与本字读音上有差异，但必须在字义上有渊源关系；假借则可以在字义上与本字毫无关系，但读音必须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