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的号称及年号-中国传统文化

“号”是别称，又称“别号”，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是专门用来表示尊称的“号”并不常见。宋以后理学盛行，“繁文缛节”越来越多，本来对他人称“字”已经是表示尊敬，但文人墨客依据《周礼》讲的：“号，谓尊其名，更为美称焉”，在对人的称呼上也“大做文章”，于是比“字”更表恭敬的“号”逐渐流行起来。这样，一个人的称呼除了名和字以外往往还有号，尤其是一些文人更是如此，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苏轼号东坡居士。宋代以后，取号更成为“时髦”，由于“号”既可自取，也可赠送，所以随意性和可变性较大，以至许多文人的别号多达十几个、几十个，如元代的倪镇、明代的傅山、朱耷等。有的人别号为后人熟知，反倒淹没本名，如郑板桥、章太炎等。别号中常见“居士”“山人”，借以表示使用者的清高；有的取意颇深，如欧阳修晚号“六一居士”，即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还有他本人一老翁，是谓“六一”；陆游忧世愤俗，权贵们讥其不守礼法，于是他自号“放翁”以表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宋亡后自号“所南”“木穴国人”（木穴合而为宋），表示心向南方、不忘故宋；明末画家朱耷号“八大山人”，以“八大”连写似“哭”似“笑”，又非“哭”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借以抒发胸中因明亡的苦闷。直到近代以后，文人用号之风才大为减少。

作为帝王还有谥号、庙号、尊号、年号之称。

谥号据称是对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其实不尽然。

谥号盖始于周，王力先生把谥号分为三类：其一是表扬的，如文、武、景、昭、成、康、乎、桓；其二是批评的，如灵、炀、厉等；其三是表示同情的，如哀、愍、怀等。谥号不仅帝王有，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后也要由朝廷赋予谥号，如齐桓公、秦穆公、晋灵公、魏安釐王、宣成侯（霍光）、忠武侯（诸葛亮）、文忠公（欧阳修）等。

庙号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以名号。庙号始于殷代，如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从汉代起，一般说来，每个朝代的第一个帝王称太祖、高祖或世祖，以后嗣君称太宗、世宗等，如汉高祖的庙号是太祖高皇帝，汉文帝称太宗孝文皇帝，汉武帝则称世宗孝武皇帝，再如唐玄宗、宋太祖等等。(www.xing528.com)

尊号是生前奉上的称号，始于唐，如李隆基的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赵匡胤的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尊号可以上好几次，都是尊崇褒美之词。

年号是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始于汉武帝，新君即位必须改变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以改元，例如汉武帝即位初年号称建元，后曾改元为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等，宋徽宗即位时年号称建中靖国，后改元为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等。

古人还有绰号，绰号一般是对人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等等的刻画和形容，如《水浒》中108人都有绰号，再如春秋时百里奚称“五羖大夫”，唐朝李义府称“笑中刀”“李猫”；宋朝时宰相王珪在位10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他事，人称“三旨相公”等。

除上而外，史籍上还常以其他方式来代替人名，楚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归纳为七种方式：有以地名代人名，如东汉孔融称孔北海，唐代韩愈称韩昌黎，柳宗元称柳河东、柳柳州，宋代王安石称王临川，苏辙称苏栾城等；有以官爵名代人名，如汉代班超称班定远，蔡邕称蔡中郎，魏晋时嵇康称嵇中散，唐代杜甫称杜工部等；有的在姓前加形容词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指汉代的戴德、戴圣叔侄）、大谢小谢（指南朝的谢灵运、谢惠连兄弟）、老杜小杜（指唐代的杜甫、杜牧）等；还有以排行代人名者，如唐诗中的《送元二使西安》《答王十二》《问刘十九》《送裴十八图南》《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等，再如称宋代的秦观为秦七、欧阳修为欧九、黄庭坚为黄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