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的融合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廿六讲

大约从东周时期之后，我国的古籍文献上开始并称“华夏”。《尚书·武成》篇早已亡佚，传世的“武成”篇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的记载，意即中原华夏民族和四夷各民族无不遵从。华、夏两字在上古同音，相互通用，所以《左传·定公十年》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语，华和夏同义反复，华即夏。华夏为古汉族的自称，其先民们分为许多部落，主要活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自黄帝时统一为华夏部落联盟。在先秦的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以区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夷。

东周时期（春秋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异化、同化、融合的过程，民族异化、同化、融合的结果是形成了包括蛮、狄、夷、戎的华夏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这一次大融合，不仅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形成，而且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统一前，战国时期的七国基本上华夏化了。

秦统一全国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承秦制，在大一统的国度中，统治者在经济上通过各种政策促进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对各民族的文化兼容并蓄，华夏民族的后裔汉族逐步形成，而“汉人”的名称至迟在北齐时期也逐渐使用起来。从秦统一到清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华民族又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融合。

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分布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陆续内迁，和内地居民交错杂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魏晋时期，关中地区已经“戎狄居半”，以致统治阶级中有人提出“徙戎”的主张，以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此间，汉人也有不少迁居少数民族地区。魏时，汉人有10万多户逃避战乱迁往乌桓，西晋以后又有几万户迁往辽西依附鲜卑。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间的战争愈加频繁和激烈，民族迁徙对流的情形也加剧。“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即前凉、成汉、前赵、后赵、北凉、西凉、后凉、南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前秦、西秦、后秦等政权，各政权之间的争斗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破坏，但也促使民族的迁徙和融合。北魏孝文帝施行三长制、均田制，效法汉民族建立封建政权，改胡服为汉装，改胡姓为汉姓，禁用鲜卑语，提倡胡汉联姻，加速了鲜卑族的汉化，而汉族人民也吸收了鲜卑族人民的畜牧经验和部分语词。与此同时，长江流域民族迁徙融合也在加速进行，“永嘉之乱”后，世居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大批南下，与东南地区的东瓯、扬瓯、百越及西南地区的苗族、蛮族等发生了广泛的接触，从十六国到隋末，大约有上百万的汉族人南迁，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形成了“汉蛮杂居”的局面。经过这一次民族大融合，许多少数民族被汉民族文化同化，汉民族也不断地吸取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到隋唐时期，汉民族较之秦汉时期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的新的共同体。例如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都是汉族和鲜卑族的混血儿，而大诗人元稹和白居易，一个出自鲜卑拓跋氏，一个出自“西胡”的龟兹，时人尚能指出其族别，但他们却俨然以汉胄自居，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了。(www.xing528.com)

第二次是宋、辽、金、元时期。隋朝时北面有强大的突厥奴隶制政权，唐朝击灭突厥后，回纥族又在漠北兴起，后来建立起东至室韦（今黑龙江），西到金山（今阿尔泰山）的强大的回纥汗国；在西南面（今西藏地区），松赞干布统一了分裂的吐蕃各部，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增进了唐、蕃和好；唐肃宗也曾将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增进了双方的友谊。唐初南方有以乌蛮族为主建立的6个诏（政权），但都臣服于唐，后来唐朝帮助南诏首领皮逻阁统一了其他5个诏。到宋朝时，北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与宋朝对峙，西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宋与辽多次发生战争，结果被辽打败，双方定有“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西夏在建国前曾依附于辽，辽兴宗将兴平公主嫁给西夏王，后辽兴宗亲率10万骑兵进攻西夏而大败，双方议和，形成西夏与宋、辽鼎立的局面。金朝是北宋晚期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灭辽后，金乘胜南进，于公元1127年攻破开封，俘虏徽、钦二宗，并于1141年逼迫南宋签约，以淮河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输纳银20万两、绢25万匹，此即“绍兴和议”。1206年，蒙古部首领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后，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政权，之后灭金亡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在此期间，不仅诸多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而且边疆地区的大量汉族也融合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有融合。元时的蒙古族与汉人融合更为显著，文字语言、姓氏名字、人物制度、婚姻嫁娶，渐相混合。元朝统治者虽然在政治地位上将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但到了元末明初，在风俗习惯诸方面几与汉人“相忘相化”。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是在清代。公元1627年，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并于1636年改后金为清。清政权的主体是原居东北的满族，1644年清兵入关，推翻了南明王朝，打败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康熙时期，漠北喀尔喀部蒙古族归附于清朝，准噶尔部蒙古族合并了厄鲁特4部，占据了天山南路的各城镇，后又攻占了喀尔喀部，康熙3次率兵亲征，使喀尔喀部重新回到清朝的管辖之下；雍正时期，清廷派兵平息了青海的硕特部叛乱，设立土司进行统治；乾隆时期，清兵又平定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将原被拘禁的维吾尔大和卓木波罗尼都与小和卓木霍集占送回南疆，然后在伊犁、喀什噶尔等地分驻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巩固了对天山南北两路的统治。1683年，清军攻克澎湖，统一了台湾。此外，1652年清顺治皇帝在北京以盛礼接待了西藏的达赖五世，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地位从此正式确定。清朝的统治对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以及各民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清朝统治阶级的满族，早在入关前就已吸收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因素，其汉化程度远远高出了过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因而它在进入中原后的同化过程也较之过去的少数民族更为迅速。虽然清朝统治者要竭力保持其民族特性，政治、经济、文化都力求满汉有别，并采取不与汉族通婚、习满文、练骑射等措施，但终究难以抗拒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而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上述民族融合只是择其大要而言，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虽然曾经历多次分合，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从未中断。一方面，华夏民族承继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制度，另一方面也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制度融化渗透到其中，从而使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多元结合特点。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形成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主权国家。在这个历程中，汉族始终是人数最多、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民族，但其他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今日的中国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