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揭示近代中外留学生派遣的主要途径与重要意义

自1872年幼童留美始，留学生派遣一直是近代中外交流的主要途径。清末民初，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吸引中国留学生为肇端，近代留学教育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早在1904年，京师大学堂就曾选送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开中国高等教育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从1909年开始，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学生总数的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这就是近代教育发展史上著名的“庚款留学”。尽管庚子赔款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目的，但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好事。在美国庚子退款后，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纷纷效仿，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文化交流事业及青年学生留学事宜。为了克服选派留学生的困难，游美学务处于1911年成立清华学堂，后于1929年更名为清华大学。作为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从建校开始就以派遣留学生为办学目的，从1911年到1929年，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办学水平与办学实力的不断提升，清华大学已跻身国内顶尖高校行列，迅速崛起为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远东学会签署了交换研究生的协议，并制定了 《清华大学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简章》，开了我国与国外大学互派研究生的先河。从1935年到1937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成功地进行了两批研究生交换，总计14名学生。尽管交换的人数有限，但这些交换活动体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意涵，清华大学培养的研究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研究水平，获得了能够在世界著名大学学习的资格，清华大学在办学水平上也具备了国际的水准，取得了与世界一流大学平等对话的地位。

在庚款留学的推动下，民国以后，逐步形成了全方位派遣的新格局。据相关资料显示，到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留学生分布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瑞士、波兰、德国等近20 个国家。1909年至1929年，仅由庚子赔款派遣或享受庚子赔款津贴的各类留学美国的学生达1800余人。^[45]为了提高留学生质量，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留学教育法规和制度，为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1916年10月，教育部制定了《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留学资格：曾任本国大学教授或助教授二年以上者；曾任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二年以上者；曾经留学外国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者；本国大学本科毕业生；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

留学考试：留学生要通过考试方式进行选拔。符合上述资格条件前三项者，可以免考全部课程或部分课程。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步骤，初试由省行政长官组织，在各省进行，考试科目为国文和外语；复试由教育部在京组织进行，考试科目为国文、外语、口试，同时要调验以往研究著述及学业成绩。初试合格者的试卷要送教育部复核。

留学名额、留学地方、留学年限、研究科目及各省应送备选学生名额，由教育部议定。留学名额，以1914年6月以后教育部核定各省名额为范围，同时咨询各部院各省所需人才数量，最终确定。

留学经费：由政府支付的留学费用包括治装费、往返川资及每月学费。依留学国别不同，支付的各种费用也不尽相同。如留美，每位留学生可得到治装费本国币200元，出国川资本国币500元，每月学费80美元，回国川资250美元；留英，治装费本国币200元，出国川资本国币500元，每月学费16英镑，回国川资50英镑；留日，治装费本国币100元，出国川资本国币70元，每月学费46日元，回国川资70日元。治装费及出国川资由教育部在京发给，每月学费由留学监督按月发给，回国川资于留学生回国时由留学监督发给。(www.xing528.com)

留学生的管理：留学生由教育部特派的留学监督进行管理。留学监督负责发放留学生每月学费、回国川资，每月收取留学生留学日记，收取留学生学位论文和考察报告，验明留学生毕业凭证、发给留学毕业证明书等。^[46]

从教育部发布的管理规程来看，留学生的选派以国内外大专院校本科毕业生以及具有两年以上大专以上院校教学经验的教师为主。在选拔留学生过程中，不仅注重考试选拔而且也注重平时成绩的考核。严格的选拔条件和管理制度保障了留学生的质量和学习效果。

在留学政策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很多大学为了培养师资力量、扩充学生的学习领域与视野，也纷纷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例如，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在1923年就已经认识到大学在 “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交换教授、交换留学、交换出版物等具体的实施策略。^[47]《南大百年实录》曾记载：“郭校长以历届毕业学生，颇有志愿留学研究高深学问者，特商请校董穆藕初捐助留学基金5万元，穆当即允许。”^[48]时任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的竺可桢深感国内人才匮乏，积极主张向欧美派遣留学生。他指出：“窃以我国地理人才缺乏，老成如屠寄、卢彤相继凋谢，张相文、黄郛复联袂入政界，留学生中鲜有专门地理者，实以美国著名大学，如卡拉克，芝加哥，哈佛而外不设地理专科，而德法诸国大学中，对于地理一科虽较美为注重，但我国留学者寥寥。故欲得专门人才，非由本校物色毕业生中成绩卓越者，资遣欧美专门地理不可。”^[49]

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朱家骅在主持校务期间，为了培养学校的师资力量，曾选派外语、经济、地质和历史系的优秀毕业生前往欧洲学习地理，希望充实学校地理学的师资。其中吴尚时和孙宕越表现最为突出，吴尚时192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1929年被公费派遣到法国里昂大学学习，1934年获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地理学硕士。孙宕越192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1929年被公费派遣到法国里昂大学学习，1934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50]

学生的国际流动是衡量一所大学国际化水平的直观和重要指标，对促进学生结构的国际化，营造多元文化融合的校园氛围，提高高校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学生的派遣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近代以后，为了实现救国图强的使命，负笈海外更是成为许多有志青年的追求。20世纪20年代后，大批留学生归国后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为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很多顶尖的国立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等已经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合作交流机制，学生的国际流动更趋于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