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进入现代化发展时期，据统计，20世纪初，中国自办大学仅有在校学生749人，虽然当时也有一批高等学堂和专门学堂，但这些学校一般仅具有中等程度。而到1918年，我国公、私立各类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已达17265 人，仅国立北京大学在1918 年就有学生1980人，其中研究生已达148人。[24]中国很多著名的大学，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是在此时创办的。为了促进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部于1918年10月公布了《大学校长等派外国考察规程》[25]。具体章程如下：
国立大学校长学长正教授派赴外国考察规程
一、大学校长、学长、正教授每连续任职五年以上，得派赴外国考察一次，惟同时不得过二人。
二、考察员于出国之前，应将其所拟研究之事务，及所往之各地点，作一节略报告大学评议会。
三、考察员除支在校原薪全数外，得支左列各费：
出国川资 六百元
治装费 三百元
回国川资 六百元
考察费 每月与部定欧美留学生学费同
专赴日本考察者，上列各费另行核定。
四、出国时得预支俸薪及考察费三个月。(www.xing528.com)
五、考察以一年为期，但得延长。
六、考察员随时应有详细报告，寄本校评议会。
出国考察是了解西方大学办学情况的最好方式，在教育部公布上述方案之前，中国官方和民间就曾多次派出人员赴国外学习考察。《大学校长等派外国考察规程》公布后，进一步促进了交流考察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从1912年到1937年，以蔡元培、张伯苓、郭秉文为代表的一批大学校长先后多次出访欧美国家，考察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从表5-3可以看出，这些大学校长或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派出，或由所在大学派出，他们遍访欧美大学，寻求改革国内高等教育的良策。
表5-3 民国大学校长赴国外考察举概 （1912—1937）[26]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曾两次出国考察高等教育。1920年11月，蔡元培在出国前夕与学生谈起了赴欧美国家考察的动议：“我出去的意思有好几层：本校自民国元年到现在，可算是在试验时代中。近几年校里都有些改革了。就是大战之后，各国大学也有一番改革，大都将少数人所受的高等教育，求它普及，如平民大学、劳动大学等。我很愿意知道他们改革的状况。……德国大战之后，教育很有改革，我要再去一回。英、美我尚未到过，这次回来时候，必定从英、美经过。”“这几年，国内学术界觉得人才不足，是无可讳言的。我这次要实在地去考查专门学问用功研究的留学生，想法帮助他们，预约他们深造，留做将来校中聘请。一面也想请外国的教习。”“本校仪器尚未完备……我这次亲自去采办，也觉好些。”“本校图书馆甚不完全。……所以我想在回来时，一到英属、荷属……各处去看看，顺便募点捐款。”此外，蔡元培也想借本次考察与欧美各国商谈有关退还庚子赔款的问题，去法国、比利时商谈联合办学的问题。[27]蔡元培这次考察前后长达9个月，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的。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又一次赴欧洲，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地讲学、考察。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蔡元培与德国柏林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比利时工艺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校长以及各国的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为了了解世界最新的学术思想，蔡元培在考察期间还曾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学者探讨学术问题。
张伯苓为了南开大学的筹办与发展也曾两次出国考察，1917年8月至1918年11月，张伯苓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研习考察，这次考察坚定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决心，“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尽感想而思奋，而创设大学之志益坚”。回国后经过紧张筹备，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正式开学。1928年12月至1929年9月间，为了改革南开大学，筹集经费，张伯苓先后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家考察商谈。通过此次考察，张伯苓对欧美教育有了更为全面和整体的了解，对于如何学习西方高等教育也有了明晰的认识。他认为：“外人之法制能资吾人之借镜，不能当吾人之模范。”向西方学习必须结合中国实际，不能盲目照搬。南开大学确定了高等教育本土化发展的办学思路。经过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科学研究等一系列改革，南开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发展成一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高等学府。
1919年3月，郭秉文与陶履恭赴欧美考察，受全国高等以上各专门学校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委派，二人主要考察了欧美的大学教育。此次考察回国后，郭秉文立即参与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筹备工作。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后来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育改革中，欧美特别是美国的大学理念对郭秉文的办学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价值。1919年11月由教育部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12人中，有4人为大学校长，分别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奉天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孙其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杨若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金曾澄。由于同样出自师范学校，在长达一年的考察过程中，这几位校长重点考察了欧美的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
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高等学校数量上的增长，也体现在办学理念的转变上。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陈宝泉主持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主持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以及成立不久即声名鹊起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各以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引领着时代的风骚，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发展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脊梁。这些学校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持校政者多次赴欧美考察，吸收了欧美各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视世界各国趋势，以定教育方针”，是其中的重要因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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