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民国大学国际化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研究

课程是教学改革和教学实施的重要载体，直接决定着教育教学的实施效果，因此课程内容的国际化程度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中华民国颁布的《大学令》取消了经学科，改 《奏定大学堂章程》的经、政法、文、医、格致、农、工、商8科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这标志着民国大学在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开始向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转化。

民国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是大学改革的先锋。由于师资队伍由大批留学归国人员组成，学科建设发展迅速，到1926年，北京大学已发展到18个系、4个研究所。蔡元培深受德国教育思想影响，认为 “学校之中，以课程为第一义”^[12]。在课程设置上，他反对专己守残之陋见，本着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指导思想进行改革。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评述北京大学的课程改革：“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的观点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从蔡元培的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试图从根本上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模式。”^[13]北京大学在课程设置上，通过选修制的方式促进文理沟通：“融通文、理科之界限，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14]通过“废门改系”和增设选修课的形式，为沟通文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供制度保障。根据学生的年级不同，设计不同的系统的学科课程体系，同时明确规定共同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比例，充分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对比国外课程设置，蔡元培注重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指出：“大学宗旨，凡治哲学文学及应用科学者，都要从数学入手，所以各系次序，列数学为第一条。”^[15]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是当时欧美大学的普遍做法，也是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进行课程改革的一项基本原则。经过蔡元培的改革，北京大学课程设置充实完备，较好地反映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例如，数学系的必修课程包括函数论、微积分、理论力学、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式等。选修课程包括群论、数论、函数通论、集合论、天体力学、流体力学、微分几何学、积分和微分方程试论以及数学史等，这些课程绝大部分都是新设置的课程，与国外课程开设极为相似。又如地质学系开设的岩石学、地质学概论、经济地质学、采矿工程学、钢铁专论、矿物学等课程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与学术价值。蔡元培还十分重视外语课程，除英语外，还设置了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等语言类课程。

在课程内容上，蔡元培倡导中西文化贯通交融，既要 “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同时也要注意吸收与融合。北京大学的很多课程教材都源于当时世界各国最新的科学成果，如物理系大三、大四开设的近代物理课程，其内容大多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新材料。在文科方面，“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哲学也不局限于本国哲学，而是囊括了世界各国的哲学，“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16]。1917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史学门，1919年五四运动后又增设了西洋史学，并将二者合并成立史学系，同时将史学系与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等编为一个学组，加强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为了改革中国旧史学，又将原来的选修课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课程，改为必修课，成为史学的基本知识课，并聘请西洋史教授翻译欧美新史学及唯物史观等书。^[17]蔡元培的做法在于通过运用西方学术文化和学术研究方法来整理国故，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

为了进一步实现中西文化融合借鉴的目的，北京大学还开设了中西文化比较课程，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融合，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通过“借鉴与创新、保存与发扬、吸收与转化相统一的思想，使北大的课程内容具有丰富性、深刻性、融合性与开放性”^[18]，为北京大学课程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民国时期的诸多大学也开始了课程的国际化改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清华大学25 周年纪念之际发表 《致全体校友书》：“盖今日清华，已不仅为国内最高学府之一个，同时亦当努力负起与国外学术界沟通之使命也。”梅贻琦曾三次赴美研修，对美国大学教育思想有比较全面透彻的体悟，他奉行近代欧美大学普遍推行的通才教育理念，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1931年，梅贻琦接任校长时清华大学只有文、法、理三个学院，后扩大至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和5个特种研究所。^[19]为了实现培养 “通才”的目标，梅贻琦提出了课程改革方案。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一年级的课程设置（表5-1、表5-2）来看，基础课程中包括国文、英文、普通物理、微积分、经济学概论，涉及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三个方面，而专业课所占的比重很小，充分体现了通才教育的课程设置理念。

表5-1　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1936—1937年度一年级第一学期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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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1936—1937年度一年级第二学期课程表

清华大学这样的课程安排，显而易见受到了美国现代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为了保证通才教育的实施，清华大学选聘了大批中西兼通的教师，他们大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归国的博士、硕士，其中很多人经常到国外讲学、考察。在这些大师级教授的引领下，很多国外最新科学技术得以在中国大学课堂中体现，很多原版的外文教材被先后编译出版，如 《普通物理学》《实用微积分》《电机学》《给水工程学》《工程材料试验》《机械原理》《电机学》《电工原理》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在课堂教学中，教授们非常重视将世界先进的科研成果加入课程内容中，让学生在接受学科知识的同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衔接。他们也经常讲授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很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立东南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国际化办学的典范，教学、科研水平大有比肩北京大学的趋势。郭秉文在国立东南大学主持校政期间，大量聘请留学归国的优秀人才到校任教。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更名国立东南大学后，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国内为数极少的包括文、理、工、商、农各科的综合性大学。

学科设置的多元化与综合化是美国的大学重要的办学特色，美国的大学将职业性和学术性兼容于一体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郭秉文。郭秉文认为，在学科设置方面应注重文理工俱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并重，理工交叉、文理渗透，这样一方面可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专业人才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丰富齐全的学科门类优势推行通才教育。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教育国际化专家简·奈特曾将课程国际化比喻成教育国际化的主心骨，课程国际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与重要性是其他因素无法比拟的，它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有效的内容。民国大学将课程国际化改革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聘用大量海外学成归国的留学生，采用世界教材，引入最新的教学研究内容，将课程国际化因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成就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