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在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中的应用

在西方大学发展历程中，19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柏林大学确立了教育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结束了大学单一的教授职能，建立起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为鹄的学术理念。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前形成的这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模式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世纪中期起，美国大学开始全面向德国大学学习，随着大量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陆续回国，美国开始对德国大学模式进行移植与改造。受德国大学特别是柏林大学办学理念启发，美国研究性大学异军突起，主要表现为“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的形成。除了移植德国重视科研的大学理念外，美国还开创了为社会服务的新模式。20世纪初期，随着康奈尔计划和威斯康星观念的开启，美国大学的边界开始突破围墙，越来越广泛地深入社会各个领域，在教学、科研之外开拓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美国大学吸收了德国大学模式的优点，在移植德国大学模式的同时做出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创造性变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大学模式。

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一直到抗战前夕，中国高等教育在逐步探索中前行，在经历了日本取向到借鉴德国，再到模仿美国的模式转换后，西方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大学之道渗透融合，中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了多方采择的特征。

（一） 培养目标的转变

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过程中，随着高等教育模式的不断转换，人才培养目标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1896年，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 《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提出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立学宗旨。在中体西用文化观下，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与1904年的 《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均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其办学目标。这里的“通才”既不同于西方教育理念的 “通才”，也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但这种“通才”仍必须 “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民国时期，蔡元培就职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制定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法令，其中 《大学令》明确提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蔡元培本人多次谈到 《大学令》中很多内容是“仿德国制” “仿德国大学制”^[3]。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使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终于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与 《奏定大学堂章程》强调 “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的封建教条截然不同，《大学令》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 “硕学闳材”。这种高等教育职能的定位，明确了中国的大学教育的目标，强调了大学学术化发展的价值取向选择，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上的一次大的飞跃。正如学者许美德所言：“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4]1917年，蔡元培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再次强调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根本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 “贤士”“君子”为目标的传统封建思想。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大学注重实用的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这种实用性的发展趋势具体体现在了1929年的 《大学组织法》中。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制定了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了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实施方针——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智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5]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明确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的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综上所述，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经民国初年《大学令》的“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到20世纪30年代《大学组织法》的“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大学的培养目标不断发生变化。培养目标的嬗变清晰地显现出西方不同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从经世致用的通才到硕学闳材再到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引发了近代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变革。

（二） 大学职能的拓展

克拉克·科尔指出：“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于文明社会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6]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现代高等教育公认的三大职能，其在近代中国的变化是随着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对大学的需求而逐渐产生和扩展的。(www.xing528.com)

中国知识分子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分化出了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一种主张通过政治权利来谋求个人声望和荣誉，另一种则认为学者应立足于更独立的社会地位，以摆脱传统封官荫职欲望的驱使。^[7]蔡元培、严复、梁启超等人就是赞同后一种观点的知识分子。1912年5月，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希望同学们将志趣引向学术研究的轨道。之后，梁启超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者，则因于普通目的以外，尚有特别目的在，固不尽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别之目的维何？ 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焉”。学生的求学目的就在于学问，如在此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会“渎学问之神圣，伤大学之尊严”^[8]。在蔡元培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重视学术研究的主张逐渐被中国高等教育所接受和采纳。1917 年，蔡元培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将德国大学重视学术研究的理念引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建校的根基。自蔡元培将学术自由的理念引入北京大学起，中国近代的大学一直笃信 “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奠定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根基。到1920年前后，在北方的北京大学以研究所为中心、在南方的东南大学以科学社为核心，南北高校都出现了浓厚的研究风气，这些现象均标明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大学模式成为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模式，美国大学注重服务社会的理念开始被中国高等教育借鉴和模仿。这种服务社会的职能不仅体现在学科设置上，也体现在对社会发展的指导与服务上。在学科设置上，很多大学根据社会需求增设了应用性强的新专业、新学科。例如，东南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对学科设置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增设了大批的新专业、新学科，成为当时国内为数较少的包括文、理、工、商、农各科的综合类大学。郭秉文认为，在学科设置方面应注重文理工俱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并重，理工交叉、文理渗透，这样可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专业人才的需要。南开大学一直把实用科学教育作为学科建设的重点，张伯苓认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缺乏科学理论，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因此，必须首先发展实业，科学研究必须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他指出“南开方针当趋重实际问题的研究”，“此种实际问题之解决利益普遍于全国，现在国内力图建设，吾人责任日益重大”^[9]。南开大学的科系设置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强调科学教育和商科教育。科学教育 “在开通民智，破除迷信，借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促进物质文明之发达”^[10]。商科教育在于“商以强国”。在科学教育与商科教育基础上，南开大学建立起了诸多科研机构，其中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绩斐然。研究所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宗旨，强调中国本土问题研究，全面服务社会。清华大学面对中国社会经济落后、工程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提出了培养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类人才的发展目标。至抗战前，清华大学先后建立化工系、航空系、建筑系、采矿系等，为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社会服务与指导方面，各大学加强了与社会的联系，通过开办暑期学校、补习班、函授班、招收特别生等形式，将学校的教学、科研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沟通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1920年国立东南大学首届暑期学校盛况空前，授课教师均为著名学者，除国立东南大学的众多知名教授外，还聘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推士，德国的杜里舒，国内的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国内外名家。有来自全国20余个省及朝鲜的大学、大专、中专的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和各地在任的教师共1000余人参加了培训，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引领下，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国内著名高校纷纷开办了暑期学校，满足社会各界对教育的需求。

（三） 管理体制的转型

管理是为了有效地实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计划、领导、组织等综合性活动。近代大学管理体制的转型，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传统管理制度进行改造，从而形成适应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大学管理模式。1898年，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图强的产物，移植了日本大学的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管理等，但受“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在整个管理体制上京师大学堂仍是中国传统官学的继承者，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是古代太学、国子监的延续。中国真正从实践层面实现大学管理体制的现代转型的标志是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进行的全面革新。蔡元培曾三度负笈德国，对德国大学实施民主管理的做法极为推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依据德国大学民主管理模式，将“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管理理念引入北京大学。

蔡元培为了保证教授治校的顺利实施，根据学校的办学性质建立起了相应的管理机构。首先，建立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北京大学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其次，成立了行政会议和各行政委员会，主管行政事务；成立了教务处与各科（系）教授会，统一管理学校教学事务与学术事务；成立了总务处管理人事和具体事务。各机构责权明确，以追求民主与有效管理为两大目标，充分体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民主原则。除具体负责学校事务工作的总务处人员由校长任命外，其余各组织机构均由北京大学全体教授通过公开投票选举出来的各科教授组成，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在北京大学得以真正确立，教授们的权力在各个层面得到细化、延伸和拓展。教授们不仅在学系一级是当然的决策者，而且对于学校层面也拥有着绝对的管理权。“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现代大学的民主管理理念，打破了传统的集权式管理格局，促进了大学教学与学术的繁荣。在北京大学之后，教授治校成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生命力之所在，成就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辉煌。

在教学管理方面，受德国大学理念与美国大学理念的影响，选修课制与学分制分别被引入近代大学。自由选课是德国大学为了保障学生学习的自由，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而开创的一种教学管理制度。在选修课基础上，美国大学形成了学分制。选科制与学分制在民国时期被引用到大学的教学管理中，两种制度的结合不但给学生提供了纵横交错多层次的知识结构，而且照顾了个人的学习兴趣、个性差异。同时，这样的教学管理制度也充分调动了教师授课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以科研促教学、以新知创建新课的内驱力。

此外，在管理体制上，民国大学还引进了董事会制度。校董会是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是通过创建由外界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作为高校治理体系核心的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在数百年的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美国董事会制度逐渐趋于完善，成为推动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国立东南大学在成立之初，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仿照美国董事会制度，成立了东南大学校董会。尽管校董会在治校过程中，因为权力过大引起了东南大学相当一批教授的不满，但不能否认校董会在获得社会舆论支持以及经费资助方面对东南大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东南大学之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北京法科大学等也纷纷建立了校董会制度。

近代大学管理者一直致力于对西方大学管理模式的借鉴与引进，尽管在移植、模仿过程中，有些管理模式会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出现强烈的排斥反应，但相对优良的制度设计正是民国大学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