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研究：教育模式多元化的典型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产生最早的国家，中国古代即有培养高级人才的太学、国子监，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书院更是彰显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辉煌，但是近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而是在西学东渐浪潮冲击下被迫开启的。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模仿、借鉴、融合所导致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模式的不断转换，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体现出单一的日本取向，对西方的学习也是通过日本这一唯一中介进行的，此时 “泰西”一词已被日本替代。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近代意义的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就集中体现了对日本的学习。1898年，由梁启超起草的 《京师大学堂章程》“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京师大学堂无论在制度管理上还是在教育教学模式上全面学习了日本大学的建制，不仅聘用了大量的日本教习，还将绝大多数的留学生派遣到日本学习。

1912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等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这些法律法规虽然仍保留着日本痕迹，但其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对民初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蔡元培本人也多次谈到《大学令》中很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德国经典大学理念是现代大学的精神故乡，影响波及全世界。赴德留学的经历使蔡元培一直希望能够借鉴德国大学理念来改造中国的大学。1917年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他汲取德国大学教育经验的精华，成功地将北京大学由 “官僚的养成所”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不仅使北京大学实现了办学理念的国际化转型，同时也为我国近代大学确立了基本的发展框架。

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理念全面改造北京大学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在郭秉文的带领下以美国大学模式为样本，成功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国立东南大学是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郭秉文的主持下，国立东南大学延聘众多归国留学生，这支具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推动了国立东南大学教学、科研的国际化发展，当时国内没有一所大学的师资可以望其项背。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国立东南大学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模式，被称为“近代第一所以模仿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创办起来的大学”。20世纪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声名鹊起，学者云集、思想开放、规模宏大，在短短几年间，把一所单科性质的、地方性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办成了一所综合性的、全国性的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成为与国立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www.xing528.com)

在北京大学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国立东南大学模仿美国大学模式均取得成功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主张“融会中西”的蔡元培曾明确提出大学办学应兼采众长的主张。一是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这是美国大学的学科设置方法；二是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三为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教育经费由抽税补充，用美国制。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博采众长，多方采择，在融合欧美大学办学经验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由取向日本到借鉴德国，再到模仿美国的转换过程。在教育模式的不断转换中，西方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大学之道渗透融合，由最初的简单的模仿移植上升到了理性的选择，通过西方大学理念的本土实践，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与世界大学接轨的现代大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