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发展：文化视角下民国大学国际化的特征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逐渐走向融合。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美国，不同的教育理念、制度和模式都能在民国教育发展历程中找到身影。对他国教育模式的选择与移植，对于推进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以及对国际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借鉴，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能立足于一个较高的起点，并在数十年内获得快速发展。^[97]博采众长，不囿于一孔之见，多元发展成为清末民初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特征。这种多元发展不仅体现在对他国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借鉴，也体现在办学理念的本土化思考与实践。

（一） 多种办学模式并存

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十年间被誉为“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中国大学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樊篱与西方大学办学模式的束缚，在保持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特色与世界大学制度接轨中成功找到了平衡点。“自近代教育萌芽以来，中国引进了各种类型和各种模式的高等教育，一些是通过外国传教士或外国政府的力量引进的，另一些是通过中国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和历代政府的努力而引进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多元的，进行的教育试验和革新是多样的。”^[98]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曾有“到了中国大学就如同到了外国”^[99]的感慨。在归国留学生群体的推动下，民国高等教育由师法日本向师法欧美转变，各大学根据自己的办学实际，采纳不同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究。20世纪20年代初，国立东南大学在校长郭秉文的带领下迅速崛起。东南大学被称为“近代第一所以模仿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创办起来的大学”，在教学上采用选科制和学分制，在大学职能上将大学教学、科研与社会推广相结合，在管理制度上引入董事会制度，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非常显著。国立北京大学曾是运用德国教育理念进行本土化实践的典型代表，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倡导学术本位、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都是基于对德国大学理念的改造与创新。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德国大学理念对北京大学的影响日渐式微。在校长蒋梦麟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既保留了原有德国大学制度的若干做法，同时还引进了美国大学的教学管理理念。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教学、课程等方面的改革，均能折射出美国大学理念的影响。在此时期，北大教员中具有留学背景的人员总计186人，占教员总数86.91%。其中留美背景的专任教员128 人，占教员总数的49.81%；留日教员为31人，占教员总数的14.49%；留学德法的有27人，占教员总数的12.61%。教员的不同留学背景使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呈现出国际化教育的多元化。

随着美国大学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加深，中国大学实用主义的倾向日渐凸显。对当时大学开设专业过于实用化的问题，教育界著名人士，如罗家伦、胡先骕、潘光旦等人都曾经撰文对此提出批评。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指出：“我不是说专门人才不要紧，我只是说一个专门人才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蔚为全部或局部的领袖人才，则其将来对于国家民族的用处更大。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觉很有意义。”^[100]在罗家伦看来，实用主义的办学趋势往往容易培养出狭隘的专门人才，不利于培养豁达的通才。曾任清华大学教育长的潘光旦在 《读二十七年度统一招生报告》中也指出：“所谓实科，本不是一个笼统的东西，它至少可以分做理论和实用两个部分。真正的重质应该使这两部分平均发展，不使有所偏枯，而论起本末先后来，理论方面的努力还应该居实用之上。”^[101]潘光旦认为，当时存在的过分重视实科的应用，而忽视实科理论的做法会导致“最多会替最近的将来造就一批造诣不会太高深的技术人才，而于民族文化的推进，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方面，是不会有许多裨益的”^[102]。学者对美国实用理念的批评都集中在大学发展的功利性上，大学不仅仅要趋于实用，更要关注科学的精神与通才的培养。批判性对待西方教育理念，体现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理性、不盲从的发挥特点。20世纪30年代初，国联教育考察团曾对中国教育事业进行调查，形成了《中国教育之改进》一书，该书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过分模仿美国给予了批判。通过对美国大学理念的重新解读与理性分析，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很多高校重构大学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一套整合中西方教育思想的新的现代大学系统。

20世纪30年代前后，美国大学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但同时欧洲大学理念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十分突出。例如，1927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1932—1941年任校长）与其恩师蔡元培一样，也对德国大学教育情有独钟，他管理中央大学是以19世纪柏林大学对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作用为榜样。他本人多次强调：“本人办中大之理想即在效法当日柏林大学之精神，以建设中华民族之文化，使国人有此意识，努力奋斗，以复兴我民族。”在罗家伦看来，“办理大学不仅是来办理大学普通的行政事务而已，一定要把一个大学的使命认清，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就是负担起特殊的使命，然后办这个大学才有意义。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图存团结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缺少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一个国家形式上的灭亡，不过是最后的结局，必定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先告衰亡”^[103]。因此，作为首都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应将自身的发展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石。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的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则是蔡元培仿效法国推行的一种新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蔡元培在 《大学院公报发刊词》中明确指出了设立大学院制的初衷：“十余年来，教育部处在北京腐败空气之中，受其他各部之熏染，长部者由时有不知学术教育为何物而专务营私植党之人，声应气求，积渐腐化，遂使教育部之名而以大学院名管理学术及教育之机关也。”^[104]在之后的新闻报中，蔡元培又进一步阐述了设置大学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大学院的特点在于“学术教育并重，以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院长制与委员制并用，以院长负行政之责，以大学委员会负议事及计划之责；计划与实行并重，设中央研究院为实行科学研究，设劳动大学提倡劳动教育，设音乐院艺术院实现美化教育。此三点为余等主张大学院之根本理由”^[105]。蔡元培倡导实施大学院制的初衷是为了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设中华民国大学院，由蔡元培任院长。大学院既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是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院内设大学委员会，为立法审议机构，负责审议全国学术教育一切重要事项；设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下设各专门委员会；设秘书、总务、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6个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大学院内设院长1人，后添副院长1人，另置参事、秘书、处长等若干人。在省一级，蔡元培实行“大学区制”。所谓大学区制，及按当时的行政省份划分，在全国建立若干大学区，每区设国立大学1所，以国立大学校长为大学区区长，综理全区内一切学术教育事宜。大学区是省级学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隶属于大学院。大学区内设评议会，为立法审议机构；设研究院，为区内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设秘书处，帮助校长处理日常事务；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扩充教育三部 （后改处），分管各项教育事务。1927年8月，大学区制在江苏、浙江、河北等省试行。由于国民党内部要人的反对以及“大学区制”在实行过程中的诸多矛盾，最终引发了北京等高校的学潮。1928年10月，试行仅一年多的 “大学院制”被取消，改设教育部。1929年7月，“大学区制”也宣告结束，恢复教育厅制。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体现了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对高等教育的广泛影响，尽管最终因为多种原因而归于失败，但教育独立于政潮，超然于党派的思想却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

法国哲学家丹纳说：“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的更新，但它的本来面目依然存在，不仅因为时代连绵不断，并且构成民族的特性也始终存在。这就是原始地层。需要整个历史时代才能铲除的地层已经很坚固，但底下有更坚固得多，为历史时期铲除不了的一层，深深地埋在那里，铺在下面。”^[106]中国本土的大学教育尽管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全面冲击，但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深深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

五四运动后，在蔡元培、郭秉文、梅贻琦、张伯苓等近代大学校长的努力下，各大学根据自己的办学实际，采纳不同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究。蔡元培提出 “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107]。蔡元培所设想的兼采众长体现在三个方面：“应包罗各种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108]西方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大学之道渗透融合，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突破了简单的移植模仿，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反映到具体的办学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主动吸纳西方大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社会服务等先进的现代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从而形成一整套与世界大学接轨的现代大学系统；另一方面，坚持本土化发展，充分彰显民族文化在文化整合中的主体作用，增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独特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大学办学思想。

高等教育国际化意味着将国际维度与跨文化维度整合到高校的教学、科研与服务职能之中。而所谓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可以理解为外国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融合，从而使外国教育思想理念逐渐转化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并因而体现出本土特征的过程。很显然，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发展中。

1.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在教学方面的体现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大学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学管理模式都引入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例如，国立清华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坚持通才教育的培养目标，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资源为基础，综合近代欧美大学教育经验的精粹，既是对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精神的延承，又是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的积极探索。私立南开大学虽然是在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基础上建立的，但学校明确提出了“土货化”的教育方针。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指出，“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而对于南开大学来讲，“土货化”就是 “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109]。南开大学在国际化与本土化并行的发展理念下，坚持通才教育目标，强调宽口径，反对专业划分过细的倾向，重视基础课程的学分和比重。以经济学院为例，第一学年，所有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历史、地理、语言 （中文和英文）、科学 （物理、化学或生物）、数学等普通课程。第二学年，各专业学生共同学习经济学的基本课程。第三、四学年学生才按照学院规定的经济学和商业各种科目划分专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在经济学领域的每门课程都要 “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在教材使用上，鼓励教师自编教材，逐步实现教材的本土化。以文学院为例，初期因无课本可用，教材十之八九系外文书籍，但经过几年发展，文学院根据时势发展的需要，想方设法尽量采用中文教材，终使“所设课程均与中国社会情形有密切关系，尤应以中国社会情形为背景，养成本土化之政治经济人才”^[110]。他们聘用了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师资，通过向学生传授欧美最新教学研究成果保持教育内容的先进性。

2.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在学术方面的体现

在学术方面，自蔡元培将学术自由的理念引入北京大学起，中国近代的大学一直笃信“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奠定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根基。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依然坚守“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111]。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和管理体制的建立，还意味着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

自蔡元培时代起，北大开始在校内建构现代学术体制。蔡元培深受德国经典大学观影响，多次强调德法大学重视学术研究对北大的指导性意义，德国大学模式中的诸多特色在他任内兴办的文、理、法三科研究所与随后出现的国学门中遂多有体现。不过，也是从国学门开始，北大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层次定位、组织结构、运作方式等方面逐渐向美国大学研究院模式倾斜，到20世纪30年代，基本完成了以形式化、标准化和专门化为特点的美国大学专业式研究生教育培养制度。在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之外，北大于抗战前20年间也积极加强学术研究辅助机构 （北大图书馆）和学术资助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导入了以美国大学模式为主的西方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对北大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和中国大学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12]

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一直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所在。从表面上看，蔡元培是移植和吸收了欧美大学精神的内涵，实则更强调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继承。正如涂又光先生所言：“西方影响再大，也不能取代蔡氏之学的主根。不仅不能取代，而且西方影响只有通过蔡氏之学的主根才起作用。”^[113]学术研究是大学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学术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尽管民国时期大学在办学性质、历史沿革、所处地域各不相同，但在学术自由这一大学根本标志上却如出一辙。

梅贻琦在执掌清华大学期间，一贯主张学术研究自由。他从中国古代大学之道出发，恪守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常引用宋人胡瑗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学术自由成为清华大学发展的思想源泉。南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辅仁大学等无不在办学中遵循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学术理念，为近代中国大学独立的学术体制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3.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体现

近代中国大学借鉴美国大学理念，将大学职能扩展到社会服务。各大学根据自身的特点以及所处的地方社会经济特点，在学科设置、社会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积极探索。

国立东南大学是民国时期最早在办学宗旨上将服务社会与教学、科研并行提出的高校。仿照美国大学做法，国立东南大学设立了推广部，要求各科面向社会并努力为社会提供服务。各学科根据这一办学宗旨，将全部教育明确分为研究、教学、推广三部分，在教学、科学研究之外进行社会推广。国立东南大学以推广部为载体，以各学科为依托，充分发挥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及对社会发展的指导与服务作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实现了充分融合。

国立清华大学面对中国社会经济落后，工程技术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提出了培养适合国情的高等工学类人才的学校发展目标。梅贻琦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不止一次地对同人说：“清华具有充实的办学基金以及雄厚的师资力量，我们有责任把它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114]1932年1月，他就任校长不久即向全校宣布拟向工程科学方面发展的办学思路。通过评议会议决，国立清华大学在原有土木工程学系基础上增设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组成清华工学院，由梅贻琦亲自兼任工学院院长。此后，国立清华大学又于1934年与资源委员会合作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了亚洲最大的防空实验风洞等。这既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中国航空工程教育的开端。1935年，机械工程系航空工程组建成国内第一个15英尺回气式航空风洞。1936 年成立航空研究所，同年12月9日，校评议会上梅贻琦报告，本校在湘举办特种研究事业暂拟6 项，其中包括农业研究、金属学研究、应用化学研究、应用电学研究等。至抗战期间以及抗战以后，梅贻琦不断致力于扩充特种研究事业，除发展原有的农业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外，又开办金属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同时，先后建立化工系、航空系、建筑系、采矿系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一直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两大主题。作为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国家，国际化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之一，借鉴学习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走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道路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走国际化的道路，实现大学的教育制度、学术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与国际接轨。当然，在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与本国的社会文化、经济紧密融合，即注重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本土化是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桥梁，丧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托，再完美的制度与理念也会被拒绝与排斥。民国时期大学所进行的改革与尝试很好地诠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经验的吸收借鉴，并非对西方大学理念的全面移植，而是根据本土的教育实际加以提炼，把国际化的教育思想建立在“本土化”基础上，将教育制度、教育模式、教育方法等有机结合，构建起本土化的新形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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