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研究结果

文化回归，是指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经过交流、融合，形成一种先进的，既超越传统文化，又适应本土社会环境的新文化。显然，文化回归不是回归到传统文化，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文化回归所形成的新文化也不是外来文化，但融合了外来文化的某些精神、内容和形式，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回归，或者说，是一种适应本土社会环境的、先进的本土文化。

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基石是对中国既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通过文化主体的积极选择，形成 “文化自觉”来实现的。1920年前后，美国大学理念传入中国并迅速取代了德国大学理念。著名学者孟宪成认为，美国大学可以说是“英国式的自由学院加上德国式的大学的一个混合组织”。对美国大学理念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先进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的融合。从文化视角来分析，学者周谷平等认为：“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这种文化传统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继力量、持久动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着人们……几千年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结构中，实用主义占据了太过重要的地位，它已成为国人的潜意识，深深扎根于世人的心理层面。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文化与工具理性主义认识论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实用主义内容很容易契合，因此，美国现代大学理念的传入与占据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社会的选择与接受。”^[94]美国现代大学理念之所以能够长久地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占有重要位置，源于两国文化的内在契合。

著名汉学家墨子刻曾言：“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的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大学的理想在于智慧的创获、品行的陶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理想，科学研究、教学、社会推广就成为大学发展的责任和职能。就研究而言，大学既以智慧创获为最高理想，当然就以研究为其最高任务；就教学而言，这是学校共有的任务，与研究密不可分；就推广而言，这是大学为了实现民族和社会发展多秉承的任务之一。可以说，美国大学理念是对中世纪大学、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代表着现代大学的发展方向。正是基于对当时世界大学发展的审视和分析，美国大学理念才会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取得广泛的认同。与其说，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在模仿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毋宁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寻求现代大学发展之路过程中做出了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尽管美国大学理念对民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与清末民初，京师大学堂单一的“以日为师”的模仿移植却迥然不同。20世纪2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选择突破了传统思维的框架，寻求中国大学文化的源流与西方文化的契合点成为大学校长的共识。正如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说：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95]

在梅贻琦看来，中国古代虽未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大学教育及精神却长期存在。对待中西文化，在肯定其共性的基础上，承认其差异性，并采用“相位相育，相方相苞”的方法，互通有无，共同进步。(www.xing528.com)

以清华大学实施的通才教育理念为例，梅贻琦从传统的“大学之道”论述通才教育的理念，将通才教育的根基追溯到中国传统的时人理念和社会责任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延续。为此，他并不是单纯地照搬欧美通才教育理念，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和学生特点进行了改造和创新。早在清华学校时期，高等科的教育就已走上了通才教育的道路。1925年大学部成立后，最初采用了当时美国风行的初级大学办法，也就是分大学部为普通与专门二科。普通科二年或三年，不分系，“重综合的观察”，所开的课程也是适应所谓“通才教育”要求的有关自然、社会与人文方面的概论课程。由于它 “不文不理”，过于空泛，且与国内一般大学学制不相衔接，不受学生欢迎，学生纷纷退学，未及一年就只好停办，说明完全按美国初级大学进行普通教育的办法行不通。而梅贻琦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校长后，依然奉行通才教育理念，但在具体的实施上却与之前美国式的通才教育有了很大的不同。梅贻琦从儒家传统的“大学之道”出发，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大学生毕业谋职的需要，对通才教育进行了新的诠释，不但吸收了欧美大学教育的优点，把握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态势，而且也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本土化发展积极探索的结晶。

对于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学术自由，梅贻琦与蔡元培的思想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他们认为学术自由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大学思想的传承。例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首开学术自由之风气，容纳百家，各家各派自由讲学、争辩、不治而议论，学术蓬勃发展，成为百家争鸣的缩影。再如唐末兴起的书院，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历史，自由讲学、自由游学之风一直是其重要的特征。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引用宋代大儒胡瑗的一段话：“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梅贻琦借胡瑗之言，道出其 “学术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 “无所不言”就是今日所说的言论自由，“无所不思”则指的是思想自由， “无所不言，无所不思”成为梅贻琦学术自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立东南大学在郭秉文的带领下，将美国大学办学模式引入具体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办学模式具有鲜明的美国化特征，但在对待中西文化上，校长郭秉文始终坚持“平”“和”的态度。“平”是平衡，既不能全面西化，也不能固守传统，而应该共存共荣。“和”是和谐，要遵循学术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使其按照自身的规律演变。郭秉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之根本，没有了根本，即使将西方文化移植嫁接，也很难枝繁叶茂。在郭秉文看来，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交流的目的是促进文化的繁荣而不是相互取代。对于近代以来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郭秉文认为这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着最具历史意义的接触，是扩展和提高自身的绝好的机会”^[96]，中西教育制度可以取二者之长而合之。

从文化类型上看，中国在近代文化转型中属于次生型文化。次生型文化转型的最初原因来自外部，但不可否认，原有文化特质影响着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机制与新旧文化的整合机制。在蔡元培、郭秉文、梅贻琦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努力下，西方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大学之道渗透融合，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突破了简单的移植模仿，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西方大学理念在中国传统大学之道中寻找到了基点，在融合创新中捍卫了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实现了新旧文化的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延续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