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选聘中西兼通教师，促进学术自由

（一） 倡导“大师论”， 选聘德才兼备的优秀师资

教学质量与学生成才水平高低如何，教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梅贻琦在执掌国立清华大学校政期间以尽可能优厚的条件，不拘一格礼聘人才。1927年4月，任职清华学校教务长不足1年的梅贻琦发表 《清华发展计划》一文，认为清华发展计划中“最要言之”之一是：“清华行政各部分现发展到相当地步，将来可不再扩充；现在要竭力发展的就是教学部分——多聘好教员，增加教学设备，此为将来发展的主要点。”^[81]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校长就职典礼上宣布几项重要的办学旨意：“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在学术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上述两大目标呢？ 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依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82]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层，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也就是说拥有众多的大师级教授，才是清华应该考虑的问题。^[83]延至1931年，清华大学全校教师159人，其中教授73人，讲师42人，教员7人，助教32人，导师5人。1935年，全校教师221人，其中教授99人，讲师35人，教员21人，助教65人，导师1人。此外，清华大学还邀请外国学者多人来校讲学。1931—1937年，有190位教师应聘到清华任教，其中清华出身者93人，占49%，非清华出身之华人85人，占45%，外籍教授12人，占6%。^[84]

1943年，西南联大共有教师401人，其中教授156人，副教授15人，专任讲师21人，讲师10人，助教 （含教员）199人。清华聘任参加西南联大服务的教师162人，其中教授85人，副教授4 人，讲师4 人，教员16人，助教53人；另聘任特种研究所的教师66人，其中教授20人，讲师2人，教员13人，助教31人。两处合计，清华共聘任教师228人，其中教授105人，副教授4人，讲师6人，教员29人，助教84人。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度，挑选一些资望较高、任教10年以上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1942 年8 月，西南联大有8 位教授第一批当选“部聘教授”（全国共30人），其中清华大学有吴宓、吴有训、庄前鼎、陈寅恪，北京大学有汤用彤、饶毓泰、曾昭抡、张景钺，聘期5 年。1945 年2月，教育部增聘刘仙洲、冯友兰为部聘教授。^[85]他们大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归来的硕士、博士，其中很多人后来又常到国外讲学，进行考察、研究。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评价的，像西南联大能不聘外籍教师，而在许多方面都办出了超出教会大学学术水准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支高水平的中国教师队伍。

教授是大学师资的中坚，对教授的选聘，国立清华大学一向颇为认真严格。梅贻琦认为，作为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首重的就是自己的德行与才学。否则，即使资历再深，相对于以身示范的教师标准来说，都是不称职的。为此，清华大学成立由资深教授组成的聘任委员会，凡拟聘请的新教授都需经该会审查通过，聘任的标准取“任人唯才”的原则，而对于真正优秀的人才，不论年龄、学历、职称或信仰，一律给予破格录用。在教师管理的实践中，清华大学一方面给予教师很高的地位以及较高的待遇，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梅贻琦认为，教师不仅要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学习与研究，而且要发挥不同学科及自身品性修养的魅力，培植学生的性灵与德行。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教授的责任》中，对只传授知识而不管学生如何做人的教师提出批评：“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连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也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86]只管教书，不重育人，是当时教育界的一种偏向，它违背了孔子 “身教胜于言教”、汉代教育“既为经师，又为人师”以及唐代教育家韩愈主张教师职责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优良师道传统。因此，梅贻琦的上述意见是切中时弊的，也是当今为师者在教育工作中应引以为戒的。作为教师，为人师表，言传身教首重的就是自己的德行，否则，即使学问再好，那也是不合格的。学生受到富有积极向上、充满理智善性教育因素的潜移默化，会从内心激发出昂扬向上、自觉积极以及探索求真的力量与精神，教育教学自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培植道德、发展智能，而且要注重养成学生坚忍的意志、良好的情绪态度及个性品质，以造就 “全人格的人”。清华大学教师队伍无论是就其资历、出身、学术涵养、道德名望，还是所覆盖的学科的广度或集中程度来说，在国内都是无与伦比的。梅贻琦不仅重视教师队伍的整体数量，更注重罗致学术大师，提高师资队伍的德行、学术、合作以及执着与奉献等多方面素质。就师资力量的学科专业分布而论，不仅在清华传统优势学科理工科方面罗致了许多大师级的优秀教师，如叶企孙、周培源、华罗庚、陈省生、吴有州、张子高、黄子卿、施嘉炀、顾毓秀等人，同时还聘请了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的知名教授、学者，如朱自清、俞平伯、吴宓、冯友兰、金岳霖、王国维、吴晗、闻一多等，从而构成了一支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力量雄厚、名扬世界的教师队伍。这也是清华大学在数年内跨入“黄金时代”，从留美预备学校成长为蒸蒸日上、跻身世界名牌大学之列的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北方著名高校联合，在昆明新组建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一批大师数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为国育才。可以说，西南联大很多成才的学生，都是在优秀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熏染下，在敏锐的学术眼光或艺术眼光引导下，得到多方的扶持、鼓励而脱颖而出的。例如，吴大猷之于杨振宁，金岳霖之于殷福生、王浩，沈从文之于汪曾祺，冯至之于郑敏，燕卜荪之于穆旦、杨周翰、王佐良，等等。这些鲜活的例证充分表明了大学教学中优秀人才的培养需要名师的教导、指点，在大师教学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的条件下，通过学生勤勉自主努力，实现理想的培养目标，真可谓名师出高徒。这些优秀的教师既保证了通才教育的顺利实施，同时也给学生树立了做人、成才的样板。以梅贻琦为例，作为一个工科出身的教授，却对音乐、书画、诗词都有爱好和修养，又能通晓四书五经、史地、社会科学，洞悉人性隐微。自回国任教后，他除了在学业上对学生能够给以关心帮助外，还引导学生参加各类活动，并加入其中。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西南联大当年的人文气息是多么深厚，基于这种氛围的文化创造力该具有多么大的可能性。一大批理工科教授深厚的人文修养，表现在为人、治学上，也表现在对学生的要求中。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主张学生要有宽广的知识面，他建议学生多选外系的课，若选的全是物理系的课，他常不肯签字，而要你改选唐诗、逻辑等。教授的学养气质、品德举止对学生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巨大力量，发挥着言传身教、熏陶习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 坚持“教授治校”， 完善校政管理体制

“教授治校”是学校民主管理的核心，也是保证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1917年，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国立北京大学首倡教授治校。北京大学通过了各学科组织法，设立了教授会，实施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模式。从1917年到蔡元培辞掉北京大学校长的10年间，北京大学一直实施教授治校的校政管理体制，但随着蔡元培的离去，教授治校制度名存实亡。

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该体制在1926年《清华学校组织大纲》颁布后初步成型，仿美国大学董事会管理模式，成立了教授会和评议会。当时这两个机构权限很少，作用更小，两会都由校长召集、主持，只不过是校长的咨询机构。^[87]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后，通过设置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的形式确保教授治校制度得到彻底贯彻实施。(www.xing528.com)

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其权限包括，选举评议会及教务长，审定全校课程，议决向评议会建议时间，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教授会是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可以选举评议员和院长，并且评议会在议决重大事件之前，应先征求教授会的意见。评议会是根据《清华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设立的，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互选的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立法、审议机构，是整个管理体制的核心。其权限包括规定全校教育方针，议决校内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议决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制定校内各种规则，委任各种常任委员会，审定预算、决算，授予学位，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议决其他重要事件。校务会议是根据1925年4月颁布的 《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设立的，由校长、教务长、各院院长组成，增设秘书长1人，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机构。在校务会议和评议会中，属于行政方面的只有校长、教务长和秘书长3人，其余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两者的比为3∶11，教授会的代表占绝大多数。可见，教授会在清华大学具有最大的决定权，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三种机构互相配合，形成了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制度。

20世纪30年代，教授治校制度在北京大学已经名存实亡，而清华大学却成为教授治校的典型。对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形成的原因，曾任清华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教授指出：“促使这个体制在清华大学形成的因素至少两个。其一是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年间，清华没有校长（或者名义上有校长，而校长不发生作用）。在这时期内，校务由一个以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除秘书长外，都由教授兼任）组成的校务会议维持。清华是一个年轻的大学；它在1925年刚从只具二年制初级大学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四年制的正规大学。清华当时的教授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岁，对事业有进取心，不满足于仅仅是维持现状的局面，他们要求有一个在可以撇开校长的情况下，自动推动学校工作的力量。其次，国民党派系打入学校的阴谋引起了广大教师的戒心和厌恶。他们希望以校内学术自主的口号，对抗来自校外的政治控制。”^[88]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不但接受了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而且将其加强巩固。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浦薛凤先生曾回忆说：“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绝非教授干预学校行政，更非校长推诿责任，而是环境、传统、作风、需要交织形成。举凡校中施政方针、年度预算、规章细则、建筑设计，以及类似重要事项，或则由教授会议决，或则由评议会商定。教授会每年只开两三次，而评议会则至少每周一次。在校长方面，因虚怀若谷，尽量听取同仁意见；在教授方面，正因校长谦虚诚挚，故对其所持意见特别尊重。往往会议中争论甚久，梅师一言不发，及最后归纳总结，片言立决。评议会系由校长主持，由教务长、各院长、秘书长及由教授会选出并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参加。最难能可贵者，评议会中尽可因公而争得面红耳赤，但绝不影响私交。此种民主作风，此种对事不对人的之雅量，值得大书特书者。正因如此，清华园内，一切协和安定。当时一般学风动荡，华北局势紧张，清华之所以能宁静如恒，自非偶然。”^[89]梅贻琦在担任清华校长期间，赋予教授会更加稳固的权力范围，为清华大学营造了宁静、宽松的校园环境，为清华大学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陈岱孙教授这样评价：“在清华实行了十八九年的校内领导体制，在很大程度下，是当时环境下的产物。在校内，它以民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又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这一体制的确立和巩固，是和梅贻琦先生掌校时的作风和支持分不开的。”^[90]这个评价，充分肯定了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确立和形成教授治校制度的贡献。

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依然秉持教授治校的教育管理理念，校系两级都有教授会，系主任就是教授会的主席。校系两级的重大事情，都由两级教授会决定。在校政会议上，梅贻琦“吾从众”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民主治校的原则。教授们在学习重大事件决策时，摒弃个人的门户之见，充分沟通交流，反复磋商，形成最后的决议。如“一二·一”运动中，就是否支持学生罢课问题，先后召开了9次教授会，终于形成了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的决议。这种民主协商决策的办校精神，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教授治校，既是一种教育思想，又是一种实现教育思想的手段。说它是教育思想，因大学的生命全系于学术，而教授正是研究学术的人，教学要上质量，科研要出水平，学校要谋求进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教授。教授治校是西南联大生命力之所在，是经久不衰的重要保证。它充分调动了那些举足轻重的教授、专家、学者的主人翁感和爱校如家的积极性。三校群贤毕集，大师荟萃，积极性被调动，才能得到发挥，他们的道德风范，博才多学，又成了吸引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力量。西南联大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办学机制，自然始终名列前茅，生机勃勃，终于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独特的“战时教育奇迹”^[91]。

（三） 倡导“学术自由”， 营造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梅贻琦把学校比喻成水，教师、学生是其中的鱼，师生关系是否和谐，学校环境与气氛的作用不言而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声誉，很大原因来源于其民主自由的校园氛围。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称：

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 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在梅贻琦看来，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是以自由为价值前提的。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与荡放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92]

大学要营造宽松活泼的学术环境，这样的学术环境有利于通过无拘无束地自由探索和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的争鸣，促进学术繁荣，办出学科特色，造就学术精英及学科团队，从而提高学校综合办学水平。无论是清华大学还是西南联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优良传统，即学术自由、作风民主，追求真理的精神十分浓郁。民主自由的校风使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与同学之间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不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西南联大教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三所北方著名高校，教师群体中的个体具有各种学术专长，各派学术观点、各种政治倾向互相影响、兼容并蓄，他们各就所专开课讲授，在学术讲坛上出现了纷然杂陈、自由讲学的局面。课程名目繁多，各个学术领域都有所涉及，各自的教学富有个性特色，学术观点更是各色各样、互较长短，雅俗共享。教师讲课讲自己研究所得，任意发挥专长，自由发表见解或观点，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体能力及创造精神。学生的学习生活也体现出了很大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同学之间真像庄子所说“相忘于江湖”的游鱼，而不是 “相濡以沫”的 “涸辙之鲋”。他们不盲从，不迷信权威，不论这种权威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真理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西南联大的流行话语“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正是他们师生关系和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不仅刻苦学习，寻求真理，而且勤于思考，勇于探讨，对许多问题有自主独特的看法，对各种问题都力求得出主体性探索的见解。学术上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