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教育理念：探析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

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是近代欧美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思想体系。通才指发展较全面，知识面较广，活动领域较宽，社会或市场变动适应性强的人才；专才是指专业方面较为集中，只在某一领域或某一领域的某个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技巧的人才。梅贻琦是清华大学首届庚子赔款留学生，1910年，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学院学习机电工程，1914年夏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前，他曾于1929年9月赴美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1929年8月，以清华教师身份公费赴美入芝加哥大学研修，于次年夏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三度赴美的经历使他对欧美大学教育主流思想与现状具有比较全面而透彻的了解和体悟，为其推行通才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不竭的资源。

广博与专精为大学教育培养学生规格的一对矛盾，一直困扰着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大学办学偏于专业，会弱化整体，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而流于融洽，又会使专业不明显，淡薄专业。先有宽博的素质，以此为基础突显专门，这是一种精要而合理的办学理念。当然，在学生选修其他课程时，要考虑学生个性、兴趣特点以及所学专业在学科知识上的某种联系。

中国近代最先提出通才教育主张的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率先以国立北京大学为新文化运动阵地，主要效法德国柏林大学的经验，重视大学学术研究及学理探讨。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且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此第一次在国内大学中设立研究机构。至1919年底，北大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又增设国学研究所。他认为，文、理科属于学，法、商、医、农、工科属于术。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进步绝不会有后劲，其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就是西方大学推行流传的通才教育理论。

作为蔡元培大学办学理念的支持者，梅贻琦的治校经历虽比蔡晚了10多年，所面临的学校不同，教育背景也有差异，但是，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早在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担任教育长时，他就提出清华大学应扩大工程技术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基础训练：“盖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是以本校设立工程系之始，即以此为原则。凡工程学之基本知识，或属于机械，或关乎电理，或为土木建筑之要义，使学生皆得有确切的了解，即运用之能力，俾将来在社会遇凡工程问题，皆能有相当的应付；且工程事业往往一事关系数门，非简单属于一门者，在今日中国之工商界中，能邀至数专家以经业一事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学程中，认普通之基本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76]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梅贻琦在1932年6月发表《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一文，借清华大学某些系科的创设，澄清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能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77]

在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上，梅贻琦等人提出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通才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即使是学工程的，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等都得知道一点”。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而不能做一个“完人”。就会“完全变成一个极能干的工人，而不配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美的常识”^[78]。在 《大学一解》一文中，梅贻琦从儒家传统的“大学之道”出发，对通才教育思想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深刻的论述：“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大学教育与一般专业或职业学校不同，不应着眼于某一门专门事业的“专识”，而应倾心于 “通识”训练，以便于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与研究。 “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79]在梅贻琦看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相同的，只有先具有宽博的素质，以此为基础突显专门，这才是一种精要而合理的办学理念。在这样的通才教育理念下，国立清华大学在学科发展、课程设置、学习制度方面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

（一） 多学科综合发展

1931年12月，梅贻琦接任校长时国立清华大学只有文、法、理3个学院。在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 “抑制文科，大力发展实科教育”的背景下，梅贻琦始终坚持文理并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就本校说，最初办理较有成绩的理科之外，文法数科并不弱。现在本校工院初创，理工方面固应亟谋发展，但于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适当的发展。”^[80]在梅贻琦多学科综合发展的理念下，国立清华大学走上了综合发展的道路，由原来的文、理、法3个学院后扩大至文、法、理、工、农5个学院和5 个特种研究所。文学院发展成中文、外语、历史、哲学、人类学5个系，理学院发展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心理、气象学7个系，法学院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4个系。而且，在27个系中，有14个系招收研究生。5个特种研究所为农业研究所、航空工程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难能可贵的是国立清华大学曾经于1925—1929年创办国学研究院，开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是现代国学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曾在该院任教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的许多重要学术著作都是在这期间开始或完成的。国学研究院培养出整整一代 “国学”研究人才，如杜钢百、吴其昌、高享、周传儒、姚名达、赵邦彦、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黄绶、戴家祥、门启明、刘节、蒋天枢、蓝文徽、罗根泽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毫无疑问，大学的综合性主要是学科的综合性，一所多科性大学才能为文理、理工多门学科专业的交叉渗透提供前提条件。学科建设作为高等院校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不断增强学校办学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学术水平的基础，影响并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水平与办学特色。通才教育思想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挖掘高等学校多学科的优势。作为高等教育家的梅贻琦清楚地认识到，一所大学只有包容多种学科专业，才能为学生成长为通才创设佳境。

（二） 将课程改革作为实施通才教育的途径(www.xing528.com)

为了实现建设综合性大学、培养通才的教育目标，国立清华大学将课程改革作为实施通才教育的途径。从1933年开始，国立清华大学规定大学一年级的专业设科暂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的全体学生在一年级都修同样门类的课程，主要包括五类：大一共同必修课程、必修的本系课程、必修的他系课程、选修的本系课程、选修的他系课程。其中大一共同必修课程全校规定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内容包括国文、英文、通史（本国通史和西洋通史中任选一门）、自然科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理中任选一门），此外于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中任选一门。大致说来，必修的本系课程一般是1/4—2/5，其中多属基础课程，专门性课程很少。大一共同必修课程的模块建构及方案设计，使学生获得自然、社会和人文方面的通识，从而取得入各学系共同必需的工具知识及普遍素养，更有助于价值及思维训练、情感熏陶及方法习惯的养成。大一新生有一年时间从容考虑和选择入何学系学习的问题，体现了对学生自主性与兴趣个性化的尊重，也是学生发挥学习与教育生涯规划主体独立性的制度保障。这一思想突破了大学固守单一、古板的专业性限制，使学生基础知识扎实宽泛，兴趣与个性得到尽可能的尊重、满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合校成立之初，就承续了国立清华大学设立选修课的教学体制。学校规定，一年级新生除本系规定的必修课外，无论文、理、法、商、工、师范学院，都必修国文、英文和中国通史三门公共课程。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文法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自然科学概论。在必修和选修课程中，使学生不囿于某一专业，而要有较宽的知识面，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进入二年级后，开始学习本院系必修基础课和专业课程。为了保障学生有较充裕的时间精力跨系科选修课程，以拓展视野，丰富知识领域，便于迁移沟通，有的教学院系对本专业课程加以适当调控，如文学院规定中文系的文选课和断代文学史课，历史系的中外断代史等类课程，只要各学两门即可，不必拘泥于求通求全。学校开设选修科目繁多，鼓励跨系自由选择；如需要旁听所喜爱的课，由学生根据自身愿望及实际需要自主选修，甚至连校外人员也从未加以限制。

1938—1946年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8年间，任课教师总共不到500人（每学期受聘教师只有300人），然而，为了达到通才教育的目的，5个学院总共开课1600多门，每年的课程300门以上，为各院系学生选学选修、完成学业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及余地，从而全方位、多层面地满足了学生基础知识与专业学习的需要。学校还时常举行学术讲座和各类报告会、演讲会，给学生以爱国主义民主思想和治学方法的熏陶。国立西南联大的课程体系充分反映了通才培养的目标要求，也适时地吸纳了欧美现代教育新理念，即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兴趣特点及创造力培养，实现个体成长与社会需求高度统一的价值导向，堪称现代中国大学教育课程编制的表率，也是成功的范例。

（三） 学分制为主体， 选修课制、 共同必修课制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学习制度

大学课程和学分的规定，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的问题。梅贻琦认为，在大学阶段应给学生的是“通识教育”，做 “知类通达”的训练，社会所需要的是“通才为大，而专才次之”。所以，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贯彻执行课程学分制中，更多的是本着梅贻琦的办学指导思想，按照行之有效的规程，并结合实际情况来设计。按照1929年8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规定：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4年中必须修满136个学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种。这两种课程的学分比数，各学院略有不同，文学院的必修课为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后者所占比重很大，法商学院、理学院也大致如此。显而易见，受美国现代教育思想观念影响，选修课学分之多是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这一规程的条文内容具有极强的导向性效应，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8年1月12日才由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所代替。西南联大办学活动受其规范，不过仍有所变通。在课程教学方案中，把选修办法扩大到《大学规程》中所设置的必修课程，如文法学院学生，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由学生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方志学中任选一门；学校又规定，必修两门社会科学，由学生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任选；又如哲学概论和科学概论都是必修课，选修其一便可。其他如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大一英文等课程，都同时开出几个班，由不同教师担任，学生也可以选修某一个班。由此可见，选修课制渗入必修课程之中，不过范围略有限制罢了。

当时的国立西南联大虽然条件艰苦，但却融合了北方最著名的三所高校——清华、北大、南开强有力的师资和课程安排，并最终构成了西南联大完善的院系设置体系。而对这样的教学优势和校本资源，西南联大充分采用了在必修课基础上加强选课制的教学模式，在课程的结构上构建了必修课、选修课匹配、协调的方案。大部分必修课开在一年级，小部分开在二年级，三、四年级的专业必修课只是少数几门。必修课是专业基础课或通识课，给学生以全面的素养，奠定广阔的基础。这些课程总是延聘学问渊博、教学经验最丰富、最为学生景仰的知名教授去讲授。例如，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开设班次多，几乎是全系主要教授都参与教学，而教学经验较少的教师很少被分配担任。中国通史课程，请钱穆先生、雷海宗先生讲授，哲学概论课程，请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讲授，经济学概论课程，请陈岱孙先生讲授……青年教师一般只能开专题式选修课。从教学效果看，这样安排课程是最佳的选择。因为这些必修课范围广、内容多、系统性强，只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才能驾驭，并给学生以最大的教益。

西南联大开设的课程比联合办学之前的任何一校都多，而且准许学生在学习必修课程之外，可以跨系选课。文学院的课，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程，钱穆的中国通史课程，闻一多的诗经课程、楚辞课程，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课程等，也有理工、法学院的学生选课；文学院的学生也有选理学院生物系的优生学课程和心理学课程的；工学院和理学院学生互选，更是司空见惯。这样既扩展了知识领域，也满足了兴趣爱好，学生对这种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感到充实、有趣，劳而不累。选修课门数之多，质量之好，加上选修范围之广泛和自由，使选修课制的优越性得以充分显现。

学分制与选课制结合，不但给学生提供了纵横交错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做到深广并重，而且在广泛选课中照顾了个人的学习兴趣、个性差异，含有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或差异性教学的因素。这样就形成了教学管理的新特点：在学分要求上基本一致，但对课程门类及内容选择，就没有完全勒令从同，形成刻板文章，使之整齐划一，而是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在寻求个性化发展特色、卓越教育效果的同时，通过测评及调控管理而达到殊途同归的培养目标。从学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来看，这些规定充分体现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育既广博又扎实的特点，学生知识面广，思路开阔，又有明确的专业目标。这不仅有利于培养眼界开阔、结构合理、求异思维活跃以及专业目标明确的“通才”，也于无形中调动了教师授课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以科研促教学，以新知创见教好新课的内驱力。这也正是通才教育思想在教学中的优势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