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东南大学实行校董会制度获得社会经费赞助

校董会是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一大特色。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高校就创建了由外界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管理学校，在数百年的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董事会制度逐渐趋于完善，成为推动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国立东南大学在成立之初，为了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决定仿照美国董事会制度，获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郭秉文直言：“东大为将来东南各省之学府，于社会之发展至为重大。现当创设之际，所需社会之赞助，亦至多且急。参见欧美国家，多设校董会以求社会之赞助，东大亦宜行而效之。”^[70]

1921年6月6日，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成立，这是在全国率先设立董事会的国立高校。第一届校董会董事共17人，分别是：张謇 （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曾任民国实业总长、农工总长等职）、蔡元培 （著名教育家，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任北大校长）、王正廷 （曾任民国多届内阁的外交部部长、工商部部长）、蒋梦麟（教育家，北大代理校长）、沈恩孚（教育家，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袁希涛（教育部代部长）、黄炎培（教育家，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江谦 （教育家，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副司长）、郭秉文 （教育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穆藕初（上海工商界巨子）、聂云台（上海总商会会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严家炽 （江苏省财政厅厅长）、钱新之（上海交通银行总经理，后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荣宗敬（实业家，上海面粉、棉纱大王）、余日章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任鸿隽（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

董事会成员均为政府、地方极具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他们或为教育名家，或为实业巨子。他们热心教育事业，为国立东南大学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20年张謇、蔡元培等人联名致书国务院和教育部，敦促建立东南大学。在他们的努力下，最终促成教育部同意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此后，他们又促成了国立东南大学与暨南大学在上海合办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在募集建校款项方面，校董会联名发出募捐启事，募得江苏督军齐燮元15万元捐款，并以此资金建成了东南大学图书馆；校董穆藕初出银6.6万两作为国立东南大学留学基金，资助国立东南大学教师出国深造；黄炎培借考察南洋之机，说服华侨张步青将其在南京丁家桥的南洋劝业会旧址500亩土地捐献给国立东南大学；上海纱厂联合会捐助国立东南大学改良棉种实验费每年2万元；上海面粉公会捐助国立东南大学小麦良种试验费每年6000元，购地费4.6万元；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蚕桑试验费4000元；各省高等专门学校补助采集各省植物标本费1.8万元；上海银团公司资助1万元，上海商业银行资助两名出国留学生之费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次捐了20万美元，充做国立东南大学科学馆建筑费，建筑落成，又捐助仪器设备费10万美元。校董会的成立，沟通了国立东南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使学校获得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舆论、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学校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

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初建时，主要行使两个职能：一为扶助学校 （事业）之进行；二是保管私人捐助之财产，属于议事、咨询性质，并不干预校内事务。随着校董会在办学过程中凸显出特殊的意义，郭秉文建议扩大校董会的职能，更好地发挥校董会在办学中的积极作用。1924年，修订后的校董会章程规定，校董会的职权为：“议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决算；向教育部推选校长；议决学校其他重要事项。”^[71]章程修订后，校董会开始成为学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其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在校内领导体制上，国立东南大学实行校长领导下的 “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制度。（图4-1）

图4-1　国立东南大学组织系统图^[72]

评议会为学校的议事机构，主要职责为：议决本校教育方针，关于经济方面的建议事项，重要的建筑与设备的增设废止，系与科的增设废止与变更以及校内其他重要事项。评议会由校长、科主任及各系教授代表、行政各部代表、附中和附小的代表组成。为便于工作，下设运动委员会、图书委员会、出版委员会、校舍建筑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游艺委员会、推广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委员若干，由校长于评议会会员中指任。(www.xing528.com)

教授会是负责全校校务的机构，由校长、各科系主任及教授组成。其主要职责为：建议系与科之增设废止或变更，议决授予名誉学位，规定学生成绩之标准以及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教授会在各科下设某科教授会，其职权为：议决本科教育方针，规划本科发展事业，建议本科各系预算于校长，建议本科各系之变更于评议会，编订本科之课程及其他规程，审定本科学生毕业资格，决定给予免费学额，协助群育部处理训育事宜，建议赠予名誉学位于教授会，其他关于本科之重要事项。

行政委员会是负责全校行政事务的机构，其主要职责为协助校长处理校务。具体包括规划全校公共行政事宜，审查行政各部事务，处理临时发生的各项行政事务。

国立东南大学的组织管理系统，从表面上看，与国立北京大学的三会制管理模式在名称和职能上基本相似，但在实际的运作上，二者行使的职能范围却大相径庭。国立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和教授会在校务治理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国立东南大学的行政权力却集中在校董会，致使评议会和教授会有名无实，备受诟病。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曾言：“东大之评议会，为校中最高议事机关，教授中又悃愊无华办事认真者，每当讨论一事，则据其此事本身之是非，引古证今，往覆辩难，抑知其事已由当局与其亲信者，在密室中已先定。任尔书呆有广长之舌，徒增彼等之背后窃笑耳。”^[73]可见，国立东南大学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校董会手中，这也为今后国立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波及教育部下令裁撤校董会埋下了伏笔。

尽管校董会在治校过程中，因为权力过大引起了国立东南大学相当一批教授的不满，但不能否认校董会在获得社会舆论支持以及经费资助方面对国立东南大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民国时期，很多高校都面临着经费不足的严重问题，很多高校校长如蔡元培、张伯苓等为了筹集经费四处奔走，甚至求助于海外。而国立东南大学依靠校董会制度，获得社会的经费赞助，为大学快速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在诸多高校经费拮据、校务工作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国立东南大学的做法为很多高校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面对争取政府经费困难的窘境，表示出对董事会制度的欣赏，他在1923年6月24日复国立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函中，建议与北洋政府划断关系，别组北京八校董事会以经营。^[74]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筹办北京师范大学过程中，就仿照国立东南大学的做法，成立了校董会。之后，北京医科大学、北京法科大学等也纷纷建立了校董会。

郭秉文借鉴和模仿美国大学模式，在短短几年间将一个单科性质的、地方性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办成了一所综合性的、全国性的大学。作为“近代第一所以模仿美国大学教育制度为蓝本创办起来的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形，美国已经全面取代了日本和德国，成为民国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最深的国家。国立东南大学在郭秉文的带领下，学者云集、思想开放、规模宏大，成为与国立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