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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群体的崛起及其在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中的影响

时间:2023-09-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08年7月20日,外务部和学部将拟就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呈报清廷,同时将英译本送达美国驻京公使,美方十分满意。建议请求皇上确定派出留学生人数,说明对他们的总的安排,并同时通知美国公使。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并任命留学生监督。

留美学生群体的崛起及其在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中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跃居世界前列。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将海外扩张作为重点。清末民初,美国一直与日本争夺在中国教育文化方面的阵地。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以及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美国试图取代日本,通过教育控制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晰。

(一) 庚款留学

甲午战争后,清朝留学日本人员激增,仅官费、自费留学生一项,1899年是200名左右,1903年达1300余名,1906年高潮时,人数更在8000名上下,远远超出同一时期派赴各国留学人员的总数。[10]清末单一的 “以日为师”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在华美国人。1907年,史密斯在出版的 《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对大批学生赴日留学极为着急,提出:“不仅为了中国,也为了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努力把这批学生迎到美国的海岸来。”[11]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的演说中表示要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国留学。”[12]1908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詹姆士在向美国总统罗斯福递交的备忘录中指出:“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美国在35年前就成就这件事 (有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采取精心安排、得心应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我们相信,只要花极小的努力,就可极大地而且是极为满意地赢得中国人的善意。”他对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表示十分着急,认为“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德国、法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到中国区担任负责的地位,而不是请美国人去。这就意味着,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他的结论是:“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13]利用教育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已成为当时美国许多中国问题专家的共识。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批准 《豁免中国部分赔款》的法案。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声称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除去所谓 “实应赔偿”的13 655493.69美元(其中200万元,是备作偿付“一年内由私人向美国债务法庭提出的申述”)外,剩下的10785296.12美元,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同年10月28日,清政府外务部初步提出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办法,经与美国公使商定修改后,确定自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清政府在最初4年里,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遣5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完为止。[14]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这是美国对华投资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是要获取中国对美国的好感,培植在华的亲美力量。

尽管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有其特殊的目的,但对中国政府而言,庚子赔款的退回恰好解决了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两大难题——资金匮乏和教师短缺。1908年7月20日,外务部和学部将拟就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呈报清廷,同时将英译本送达美国驻京公使,美方十分满意。该草案的英译本如下:

一、总则

赴美留学生将由美国退还赔款支付费用。建议请求皇上确定派出留学生人数,说明对他们的总的安排,并同时通知美国公使。

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并任命留学生监督。

学部负责学生培训毕业考试,外务部可请学部办理此事。

由外务部和美国公使馆委任的官员联合负责拟派出赴美留学生的选拔以及他们在美国学校的分配。

二、总目标

此次派出留学生的目的在于获得充实的学习效果。派出的留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将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百分之二十将专修法律政治学

三、留学生资格

派遣的留学生要有下列资格: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要有作文数百字的能力、中国古典文学历史要有基础知识、英文程度要能直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要完成一般性学习的预备课程

四、候选人提名方法

学部将从所有学校中遴选最优秀的学生并让他们参加考试。外务部也招考应试者。这两类学生都必须完全达到所要求的标准,否则不能接纳为候选人(详细章程将在以后拟定)。

五、留学生的考试与选拔

由外务部指派的若干官员与美国公使馆指派的一名官员一起磋商,并向外务部报告整个过程的详细办法。一共应有三项考试:1.候选人须由西医检查身体状况。2.中文考试必须通过。3.英语及一般课程的考试必须通过(详细章程将在以后拟定)。

六、培训学校

外务部将创办一所留美培训学校(为方便其他省份来的学生,也将在天津汉口、广州开办分校)。所有录取的候选人都将进入这所学校或其分校。第一年就要派出的学生将培训六个月,以后派出的学生则将培训一年。在此期间,将对学生的品行和能力进行仔细考察,只有表现令人满意的学生将被派往国外,如果发现不适合派出者将被除名(详细章程将在以后拟定)。

七、留学生在国外的监督

华盛顿芝加哥或其他某个中心城市将设立游美监督处,将委任一名毕业于美国大学并且能力卓著的人为留学生监督,另外将任命四至五名助理以管理留学生的安置、经费以及检查他们的学业。他们将作定期汇报(详细章程将在以后拟定)。

八、候选学生完成其学习课程并取得毕业证书之后,外务部将他们交给学部照章考试,并按学部确定的标准授予学籍。[15](www.xing528.com)

1909年7月,外务部、学部 《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更详细地规定了具体派遣办法,主要有:

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设立游美学务处,“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送学生”等事。

设肄业馆,延用美国高等初级各科教习,招收学生300名,“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捍格”。(此肄业馆即后来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

制定招考学生办法、津贴在美自费生办法。[16]

在上述政策的基础上,外务部与学部于1908年7月10日会奏,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同时附设“游美肄业馆”作为留美培训学校,这即是清华学堂的前身。

(二) 留美学生群体的崛起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政策是20世纪初文化扩张政策的重要内容。1908年以后,随着美国在华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1909年至1929年间,仅由庚子赔款派遣或享受庚子赔款津贴的各类留美学生达1800余人。[17]虽然在此期间,留日学生的人数仍占优势,但留美学生群体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知识界的新的力量。表4-1显示的是1918年至1923年期间留美学生与留日学生人数的对比,在短短的五年间,尽管在总人数上,留日学生仍大大超过留美学生,但考入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增加了近一倍,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却减少了2/3。

表4-1 1918年至1923年期间留美、留日学生比较[18]  单位:人

以庚子赔款留学为契机,留学美国的潮流开始兴起,除庚子赔款留学以外,各省也相继推出省费留学生计划,中央部分推出部属留学生计划,还有许多人自费赴美留学。与留日学生相比,留美学生具有十分明显的群体特征。

其一,赴美留学生甄选严格,保证了留学生的整体质量。在留日浪潮中,赴日学生的选派大多由中央或各省选派,选拔考试不严格,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考试,而庚子赔款留学的考试非常严格。1904年9月4日开始的第一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分前后两个阶段共5场考试。9月4日考国文,9月5日考英文。9月7、8两日校阅试卷,按分数先行录取,张榜晓示,只有通过这两场考试者,才能参加其余各场。9月9日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9月10日考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历史,9 月11日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后3场考试均是随时校阅,各给分数。经过这样5场考试之后,再详校试卷、核定分数,然后由游美学务处将确定学生传至该处核对笔迹,准确无误后,录取学生 “取具愿书”,录取一事才算确定下来。600余名考生,经过近10天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7名。[19]考试内容涵盖了15门课程,录取比例仅为8%,足见竞争之激烈。1910年7月举行的第二次庚子赔款留美学生考试,难度进一步加大,除考试内容增加外,很多科目为全英文试卷。这种通过严格的考试获得庚子赔款留学的机会一直作为传统保留下来。严苛的选拔保证了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质量,为其后续在美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前期基础。

其二,赴美留学生具有扎实的中西方学术背景,层次较高。考察留美学生的年龄和教育背景,可以发现,庚子赔款留学生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早年接受较为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谙中国经史典籍,具有较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在接受国学训练后,他们普遍在留学前接受了较为完整的新式教育。据统计,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绝大部分人都有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1910年,在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第二次考试,共录取31名考生,其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同年在广州举行的这场考试,在260名考生中录取了6名,而其中的5名来自广州的教会学校,5名候补者中的3名也是来自广州的教会大学。[20]

表4-2 中国留美学生国内最终学历统计表[21]

从表4-2可以看出,除去清华大学的特殊留美预备学校外,毕业于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赴美留学生总计2929名,比国立大学的学生还要多。

其三,扎实的中西学术背景保证了赴美留学生在美国学习的高起点。到美国后他们大部分直接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也是留美学生异军突起的主要原因。在1909年至1929年的20年间,进入美国各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共5013人,在这一期间内取得学士以上学位者4364人,[22]占总数的87%。从1917年、1918年编辑的 《游美同学录》看,537人中,获得学士学位者227人,硕士学位者202人,博士学位者47人,无学位者仅61人。90%以上的留美学生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我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带头人多出自留美学生,如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竺可桢茅以升、叶企孙、吴有训、张香桐、梁思成侯德榜等都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相比之下,留日学生中接受普通教育和速成教育的占绝大多数。据统计,1905年以前,没有一名中国留学生从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日本7所帝国大学毕业;直至1911年,总共只有73名中国学生毕业于上述学校。[23]在这样明显的对比之下,民国初期留学潮流由日本转向美国是必然的。

其四,赴美留学生学习专业广泛。20世纪初,大批赴日留学生主要选择文科、武科为修习专业。这是与甲午战后整体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为了实现求富求强的目的,许多热血青年选择到日本学习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律科、军事科更是备受推崇。特别是清末新政改革期间,清政府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编练新军的举措也是促成爱国青年们将法政、军事作为主要修习专业的原因。1907 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的35 名中国留学生中,习法科者18名,习农科者10名,习文科者3名,习理科者2名,习工科与医科者各1名。总计习人文、社会科学者21名,占60%。[24]与留日学生相比,赴美留学生学习的专业注重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1909年7月,外务部、学部《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明确规定了派往美国的留学生的学习专业。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等科占80%,法政、理财、师范诸学的占20%。实际上,在前后20批由清华大学派出的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所选习的专业达73种之多,其中不仅包括了民国以后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急需的专业人才,如纺织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等,还包括一些就当时国内情况而言并不急需,但却反映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新趋势的专业,如汽车工程、飞机工程、电气工程等。此外,选习市政、戏剧、美术及音乐职业教育、社会人类学、教育管理、儿童教育等专业者也大有人在。[25]

值得注意的是,在留美学生中,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教育、心理研究的人才,如郭秉文、蒋梦麟、胡适、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俞庆棠、郑晓沧、邓萃英、雷沛鸿、孟宪成等。他们在美国大学中接受了系统的教育科学理论的训练,回国后很多人在高校以及教育部门任职,深深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例如,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蒋梦麟曾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张伯苓曾任南开大学校长,邓萃英、朱经农、顾毓秀曾先后担任教育部次长。他们对美国大学理念的传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处处可见美国大学理念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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