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兴起源于对英、德两国大学模式的融合与改造。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在此期间，美国派出一万余人赴德国学习。19世纪后半叶，美国学术界有影响的诸多学者、大学校长几乎都曾留学德国。一方面，留学德国的经历使这些留学生将“智力习惯（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智力方法 （思想上的全面性或准确性）、智力和道德信念（深信所作所为将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这些敢于涉猎新领域、发现新真理的理想被带回美国”[3]。德国对学术推崇的理念，极大影响了美国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实用人才的渴求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盛行，使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服务的功能日渐凸显。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1887年的《海奇法案》和1914的 《史密斯列佛法案》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朝着为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的方向前进，美国大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地方经济建设，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的实用性特征突出。美国大学的发展使大学由原来的象牙塔转变为 “社会发展的发动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继教学、科研职能后的第三大职能。
美国大学既注重学术发展，又强调社会服务，这两者最终殊途同归，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美国学者鲁迪说：“新世界土壤的土生的力量与来自西欧的影响相结合产生了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它包括许多源于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要素，经融合和改造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机构。”[4]20世纪，美国大学彻底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束缚，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当时聘请的总教习就是美国的传教士丁韪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中，对中国文化教育影响最大的，如丁韪良、狄考文、林乐知、潘慎文、卜舫济及后来的司徒雷登等都是美国人。[5]1895年成立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大学，主要模仿的是美制。该校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样板，初期 “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最著名之哈佛、耶鲁相同”[6]。学校聘请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为北洋大学堂总教习，所需的图书、仪器都从美国购置，被时人誉为“中国的康奈尔”。这是真正意义上美国大学模式对中国近代大学的影响，标志着美国大学模式导入近代中国的开端。[7](www.xing528.com)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数量最多。近代的教会大学中，文化大学（1871年美国教会传道会创办）、华中大学（1906年美圣公会创办）、东吴大学 （1901年美国监理会创办）、岭南大学（1904年美国长老会创办）、圣约翰大学 （1906年美国圣公会创办）、协和医学院（1906年美、英几个公会联合创办，最终归美）、沪江大学 （1908年美浸理会创办）、金陵大学 （1910年美以美会、美浸理会等合办）、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美以美会等教会联合创办）、之江大学（1910年美国长老会创办）、金陵女子大学 （1913 年美国北长老会等创办）、福建协和大学（1915年美国公理会等创办）、齐鲁大学（1917年美国长老会等创办）、燕京大学（1919年美国长老会等创办）均由美国基督教各差会创办或与其他国家基督教团体合办。在这些教会大学的创办者们看来，在华兴办教育不仅有助于基督教德传播，而且能够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培养，培植亲美力量。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狄考文指出：“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对中国来说，比其他异者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的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士大夫，因此能取得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8]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把教会大学喻为 “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而且“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9]。可见，正是基于掌握中国的教育发展，获得更大的在华利益的目的，美国才不断加大在华的文化渗透与教育投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日本在中国的教育、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从未间断。无论是教会大学还是对中国公办大学，美国大学的教育教学体制与办学模式，客观上对中国大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刺激与推动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