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研究：文化视角下的成果

（一） 突破了单一的价值取向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此时主要将日本作为单一的教育模仿对象，通过以日本为媒介，间接吸取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制度。尽管此时教会大学引入了欧美的高等教育模式，但就中国公立高等教育而言，“以日为师”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单一价值选择。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教育部，由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与教育界的仁人志士一起，多方采撷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方法，融贯中西，颁布了 《大学令》等一系列高等教育制度。《大学令》虽然仍具有明显的日本痕迹，但已经呈现出融合的特点。例如《大学令》中“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的理念，借鉴的就是德国的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与办学管理模式。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虽然主要取法德国，但其中也包含对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成功经验的借鉴与吸收。民国初期到1920年前后，高等教育已经彻底摆脱了单一的日本模式，呈现出广采博收的特点，成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转型。这一时期，日本、欧洲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调和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值得推崇的是，此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已经摒弃了移植模仿的简单复制，蔡元培与教育界众多的有识之士，在大量吸收欧洲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的同时，开始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理性思考的本土化发展。就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改革而言，国立北京大学虽然在制度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办学理念上却融合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传统。蔡元培认为：

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应参酌兼采，包括下列三种：（一）应包罗各种有用学问，及为真理或为求学问而研究的学科。 （二）陶养道德，一面提倡合群运动，一面用古代模范人格。（三）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该学习美国尽量发展。^[94]

随着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高等教育了解的加深，蔡元培等先进人士重新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向西方学习，创办出适应时势变迁的中国大学。不囿于一隅，博采众长、融贯中西的教育发展理念体现出中国的学界精英科学的、理性的教育发展思想。无论哪国哪派，只要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都应该为我所用。

（二） 蔡元培的个人因素发挥重要作用

民国初年到1920年这段过渡时期，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家或多或少均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影响，而其中以德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突出。德国大学理念之所以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影响深远，蔡元培的个人因素发挥了很大作用。1910年，蔡元培在 《教育杂志》上发表 《德国大学之特色》，拉开了德国高等教育理念传播的序幕。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期间，根据德国教育理念制定了 《大学令》，确立了民国初大学教育制度的雏形。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更是蔡元培运用德国大学理念进行现代高等教育体制架构的革新与实践。

很多学者认为，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在中国的植入，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但与蔡元培个人在德国留学的学术背景以及自身卡里斯玛人格分不开。学者陈洪捷认为德国大学模式在国立北京大学的成功移植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中西文化中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二，蔡元培具有卡里斯玛人格特征。他指出：“蔡元培所输入的德国大学观念，一方面与中国的主流学术传统有极为明显的差别，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着与其相呼应的因素，这是蔡元培引进、吸收德国大学观念的重要前提条件。外来的观念与本土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处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互动关系之中。外来观念无论如何合理或优越，若在本土文化中没有相应的传统或实际因素作为接应，则难以被接受。外来观念的引进者和移植者本人的个人条件也是外来观念能否被接受和推广的重要因素。”^[95]“卡里斯玛”一词源于基督教经典，是指那些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间力量和特殊品质的个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借用该词来解释一切富有特殊资质，被信从者追随和爱戴的领袖人物。蔡元培在学术领域具有超凡的领导能力就是卡里斯玛人格的表现。

国立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突出的成绩，显然与蔡元培的人格因素分不开。林语堂曾说：“蔡 （元培）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有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在没有什么可说的。”^[96]冯友兰也曾赞美蔡元培君子般的品格，“他 （指蔡元培）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 ‘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明道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97]。从对蔡元培的一致赞誉可以看出，蔡元培的人格品质在他所进行的改革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蔡元培的个人魅力与其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在民国初年终于摆脱了中学西学两相割裂的思维模式，实现了教育理念上的大的飞跃，中国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利和学术精神的现代大学。^[98]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 “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99]

（三） 国际化办学特征凸显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将国际维度和国际理念与高等学校的功能整合、渗透的过程或趋势。学者毕家驹认为 “大学国际化是一个过程，是大学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国际性高水平大学、一流大学的过程。国际化大学，在管理方面—— ‘按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办学 （蔡元培）；在教育方面——培养全球化世界中的优秀人才；在研究方面——凭借优秀的师资队伍，能够和世界上的科学家进行独立平等的交流，使大学的学术水平在国际上获得一定的评价”^[100]。该定义中将蔡元培 “按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来改革国立北京大学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征，可见，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实践过程也是现代西方高等教育理念与大学功能整合的过程。依据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构成指标，我国高等教育理念转型期显现出的国际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理念国际化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指导着教育实践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过程。民国成立后，从《大学令》的颁布到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实践，十数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开启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教育理念转型。“按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办学，使中国高等教育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发端于中世纪大学。在西方大学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大学拥有的共同的价值准则和办学宗旨呈现了学者群体对大学本体的思考与探索。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一直是伴随西方大学发展的重要特征。19世纪初，随着柏林大学的创立，“大学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101]。科学研究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职能，柏林大学揭开了大学发展史的新篇章，成为世界各大学效仿的榜样。民国时期，蔡元培运用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制度性的建构。西方大学现代教育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实践集中体现为《大学令》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法令的颁布以及国立北京大学的全面改革。

1912年制定的《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与京师大学堂奉行的“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教育宗旨不同，《大学令》汲取西方大学的理念与制度，明确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这与西方大学倡导的学术本位的高等教育思想是一致的。在明确大学为研究学问之机关后，《大学令》在学科设置上强调要偏重文理两科。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能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因为“学与术虽然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也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有永久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进术之进步”^[102]。对于学、术之间的关系，蔡元培进一步阐明：“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因此，“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与研究学问之外，别无何等目的”。此外，《大学令》还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负责管理学校事务。《大学令》的颁布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 “按世界各国大学之通例”来办学的基本基调，虽然实施时间较短，但成为新旧教育的重要分水岭。

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在刚刚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明确提出 “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对现代大学功能做了清晰的认定。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为主，而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大学精神，正是从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功能中产生的，正所谓“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核心理念指导下，国立北京大学废门改系、沟通文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风气日渐凸显。与之相应的大学制度，就是建立“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大学评议会作为大学的立法机关和权力机构，设立教授会，由各系教授中产生，负责协调各学科的学术性事务。这些制度的建立，破除了旧大学校长垄断专制的弊端，汲取了西方大学民主自治的管理理念，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与本土化的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国立北京大学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面貌与精神，国立北京大学逐渐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成为现代学术发展的重镇。

2.人才培养国际化

国家的强盛依赖于人才的发展，而卓越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的发达。在本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尚不够发达时，只有借助他国发达的教育资源，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反超。

民国初年，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觉察到，只有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前者包括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等；后者则包括聘请外国专家学者来华讲学。而在这两大途径中，派遣留学生更为重要。蔡元培指出 “改良社会，首在教育。欲输科学智识于东亚，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103]。这是因为：其一，我国目前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不能完全满足愿上学者的需要；其二，我国各学校的设备，尚不完全，亦不能悉得适当之教员，由此，人才的质量受到影响；其三，学校以外的设施，如藏书楼、博物院、动植物园、农场、工厂等，我国多未建设，不足以供学生实习和参考，有事倍功半之虑。^[104]他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论述了派遣留学生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大意义。19世纪上半叶，美国衰弱不振，欧洲列强不以同等国对待，美国意识到要扭转这种弱国的局面，必须要兴办教育。于是开办学堂、遍立报馆，竭力从事一切可以促使教育发达的工作。在1815—1914的100年间，派遣约一万名美国学生赴德国大学学习，取德之长，补己之短，结果如愿以偿，著述发明，层出不穷，进步尤其神速，科学大家都能独树一帜。19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其国势衰弱，与以前的美国相同，而其致强之道，亦与美国无异，即使今日已号称强国，其大学毕业生负笈于海外者犹陆续不绝。而 “今中国积弱十倍于日、美，而科学之不发，较昔日之日、美尤甚。非我国子弟之资质，出于日、美人之下也，实以学术幼稚，欲求高深，苦无道耳。今者大学虽设有研究所，分门研究，冀达精益求精之域。然创办伊始，诸多简略，欲与欧美抗衡，今日尚不足以语此。故欲求国家富强，促学术发达，派遣学生留学，实为当务之急，不可一日缓也”^[105]。蔡元培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美、日的教育发展为例，深刻阐述了留学对于国家富强、教育发达的重要意义。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出洋留学生，日多一日，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106]。

除了鼓励学生出洋留学，蔡元培还十分注重邀请有真才实学的国外专家、学者来中国任教和讲学。蔡元培认为，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合时代，应当采西洋之所长，为我国所用。在蔡元培的热情相邀下，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杜威、孟禄、罗素、杜里舒等人都曾经先后来国立北京大学及全国各地巡回讲学。1919年4月，杜威应国立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等五部门之邀来华讲学，到1921年7月11日回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杜威遍访中国，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内容涉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等。1920年，蔡元培邀请法国数学家，曾任法国总理的班乐卫来华访学，《东方杂志》曾载文：“吾人欢迎班氏，并非欢迎前任总理之班氏，乃欢迎大数学家之班氏。北大教授与博士之例，实足以代表吾全体学界倾向学问之热忱。”1922年10月，杜里舒应邀访华。杜里舒来华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讲学，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其讲稿后经整理成 《杜里舒讲演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蔡元培还邀请了美国的孟禄、法国的维勃吕尔、苏联的耶尔朔夫、日本的今西龙、印度的泰戈尔以及瑞士的爱因斯坦（后未实现）等著名的世界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活动。这些著名学者的到来，促进了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对当时浓厚学术氛围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为了实现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目的，蔡元培还提出，大学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当时理科的一些课程教材，多采用各国科学的新成果。例如，物理系三、四年级的《近代物理》课，内容大多选自居里夫人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最新材料。蔡元培为筹办生物学系，曾与法国巴斯德生物学院联系，协商建立分院（后未实现）；他到欧洲考察教育时，曾邀请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到北大讲学 （后因故未实现）；蔡元培还在北大组织相对论学说讲演会和研究会；他还主张用近代方法来整理中国旧有文化；等等。这些都反映了蔡元培在吸收外国文化最新成果方面的积极态度。^[107]

3.教育资金筹措的国际化

教育经费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保障，教育经费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质量。民国初期，教育经费匮乏是高等教育办学面临的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国立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因为教育经费无法筹措，教学和科研活动难以正常发展，校长更换频繁。

蔡元培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一直将筹措教育经费作为主要工作。他说：“现在需方阔一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所需要者，一为人材，一为材料。有人而无材料，则虽有良师，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图书、仪器、标本，皆资材之最重要者，而亦最为糜费。国内办高等学校，国外派留学生，均为造就人材之方法，顾国内最缺乏者为理工科各种标本、仪器及其进化之成绩，此项布置不完备，则教育无可凭借。”^[108]人才和设备是大学办学的两大必备因素，而这些都需要充足的教育基金做保障。面对资金短缺的状况，蔡元培采取了创设教育基金，向海外华侨募集教育基金的方式多途径筹措经费，为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教育基金是欧美大学筹措教育经费的重要途径。蔡元培在留学和考察欧美国家期间，对欧美大学的教育基金制颇为了解。为了缓解国立北京大学的教育经费不足的局面，蔡元培将欧美大学的教育基金制引入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通过募集私人捐款、税款以及庚子赔款等方式充实教育经费。同时，蔡元培还赴欧美等地向海外华侨募集教育资金。1921年7月，蔡元培赴美国，为国立北京大学建筑图书馆向华侨募捐。蔡元培还拟定了捐款条件：

（一）图书馆经费，定为美金百万，如有热心好义之富翁，如陈嘉庚先生一样，单独捐一百万者，即以其大名名图书馆。（二）如有捐十万或二十万者，则估量图书馆一部分之建筑费多少，藏书价值多少，以其大名名之，写作某人书库，永垂不朽。（三）照普通各大团体办法，以捐款多少定照相多少。（四）提（题）名或赠纪念章，表示谢意。^[109]

在蔡元培的多方努力下，建设图书馆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从国立北京大学教育经费的筹措途径来看，参照欧美大学创设教育基金，多途径多渠道募集经费，不仅大大缓解了国立北京大学教育经费匮乏的局面，为国立北京大学教学科研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创举，为高等教育资金筹措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注释】

[1]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51.

[2]康有为.请开学校折[M]∥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53.

[3]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 [M].鄂中质社，1897：4.

[4]李善兰.泰西学校论略序 [M].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

[5]夏东元.郑观应集 （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46.

[6]夏东元.郑观应集 （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549.

[7]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 （1898—1911）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

[8]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 （1898—1911）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

[9]康有为.请开学校折 [M]∥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中、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153.

[10]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下卷第3分册）[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3.

[11]蔡建国.蔡元培与近代中国 [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7：94.

[12]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词 [M]∥陈平原. 追忆蔡元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16.

[1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3-394.

[14]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 （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43.

[15]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 （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367.

[16]巴德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 [J].教育杂志，1910 （11）：91.

[1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79.

[18]根据上海图书馆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9]根据北京图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整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20]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1.

[21]蔡元培.自写年谱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312.

[22]佚名.教育部公布大学令 [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3辑）：教育.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108-111.

[23]佚名.教育部公布大学令 [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3辑）：教育.南京：凤凰出版社，1991：108-111.

[2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348-349.

[25]蔡元培.自写年谱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312.

[26]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0.

[2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62.

[28]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6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348-349.

[29]高平叔.蔡元培年谱 [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

[30]蔡元培.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 [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5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479

[3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0.

[32]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42.

[3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5.

[34]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9.

[3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1.

[36]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9.

[37]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

[38]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C]∥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43.

[39]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22.

[40]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 [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www.xing528.com)

[41]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9.

[42]蔡元培.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476.

[43]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88.

[44]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通则 [N].北京大学日刊，1917-11-16.

[45]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通则 [N].北京大学日刊，1917-11-16.

[46]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 （1898—1920） [M].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0.

[47]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通则 [N].北京大学日刊，1920-07-30.

[4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 （第5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42.

[49]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139.

[50]蔡元培.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210-212.

[51]蔡元培.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157.

[52]吕思勉.蔡孑民论 [J].宇宙风，1940 （24）.

[5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5.

[5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5.

[55]余毅 （顾颉刚）.悼念蔡元培先生 [C]∥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25.

[56]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5.

[57]蒋梦麟.西潮 [M].沈阳：辽宁出版社，1997：198.

[58]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 [M].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25.

[59]鲍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 [M].张弛，郄海霞，耿益群，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286.

[60]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3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298.

[6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507.

[62]蔡元培.致 《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51.

[6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5._

[6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11-212.

[65]白吉庵.胡适传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1.

[66]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58.

[67]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22.

[68]蔡元培.在南开学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联合讲演会上的演说词 [C]∥高平叔.蔡元培全集 （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51.

[69]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J].文史资料选辑，1979 （9）：49.

[70]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C]∥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43.

[71]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412-413.

[7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488-489.

[7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纪念集 [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11.

[74]马征.教育之梦——蔡元培传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88-189.

[75]冯友兰.冯友兰自述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1.

[76]冯友兰.冯友兰自述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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