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调适：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的文化归因

德国大学理念是现代大学的精神故乡，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蔡元培深谙德国大学理念，并据此对国立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使国立北京大学成为中国近代大学的丰碑。从文化视角来看，一种外来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本土所接受，必然源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存在某些契合的因素。否则，外来文化很难在本土文化中立足。国立北京大学所借鉴的德国大学理念之所以能够被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学者广泛认同，其本质在于中西方文化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1912年2月，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发表了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阐释了他对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剖析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西方理念的相通性：“何谓公民道德？ 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91]蔡元培运用儒家的经典学说，很好地诠释了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在蔡元培看来，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中西方文化在很多核心理念上是一脉相通的。

对待西方文化，蔡元培既不同于排斥西方文化的传统主义，又不同于主张全面西化的“醉心欧化者”，他既承认现代西方文化相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也格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特别注重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保持中国特色。在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指出：“吾国学生留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如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92]在此，从文化交流出发，蔡元培提出了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学习西方文化的目的不在于模仿和追随西方，而在于更好地吸收其精华，为我所用。这种对待西方文化的“消化与吸收”的文化创新方式，赢得了世人对国立北京大学借鉴德国大学理念进行全面改革的广泛认同，也成为近代高等教育理念国际化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

近代以来，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大家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文化传统主义排斥西方文化，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虚无主义则表现为全盘西化论；为了调和其矛盾，文化折中主义又提出了中体西用论。文化传统主义、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这三种论调代表了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价值判断和文化取向。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认为西化就是现代化，现代文化与文明都是普及的，并无国界与种界，这是一种‘文化单元论’的观点……正宗的传统保守派排斥西方文化，独尊中国文化，其实与西化派一样是‘文化单元论’者。……认为文化有特性，不必互斥而应共存，可以接受西方，但西方文化不能取代中国文化，这是一种‘文化多元论’的观点。……从这一多元文化观点来看中国文化，二者自应互相尊重，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化不应被西方文化所征服……”^[93](www.xing528.com)

很显然，文化多元论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从近代文化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化单元论”与 “文化多元论”的选择都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表现方式。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文化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意识，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倾向。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开始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中国文化观由以往的“非西即中”的二元对立状态转变为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的多元文化观。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博取兼收，融合中西”的开放原则；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了“能动中西而学化和论”；陈寅恪提出了基于文化历史主义的“文化本位”论；文化巨匠鲁迅提出了整合中西文化冲突、构架新文化的价值取向模式。很显然，蔡元培、孙中山、王国维、陈寅恪、鲁迅等人所持的正是这种典型的文化多元论。

文化观的转型一方面来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另一方面来自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性审视。探究中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现代大学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在我国古已有之。我国先秦时代，历来被看作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学术自由的理念一直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其渗透出的学术自由、平等的理念与西方所倡导的现代大学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组织的书院，从唐中叶兴起一直延续到清末，其倡导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学术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蔡元培执掌国立北京大学时，聘用的很多教师都曾有在书院执教或学习的经历，书院的治学方式构成了他们对学术活动的基本经验，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把书院视为一种理想的学术场所。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契合因素是近代高等教育能够成功实现国际化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既是对西方现代大学理念的借鉴，也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理念的一种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