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晚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为了全面改革旧的封建教育，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法规。在高等教育方面，民国初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学校专门令》（1912）、《大学令》（1912）、《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1912）、《大学规程》（1913）、《私立大学规程》（1913）、《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高等师范学校课程规程》（1913）等一系列规制。[20]
研究临时政府颁布的高等教育规制，可以发现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对民国初高等教育影响深远。蔡元培也多次谈到《大学令》中很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1]与 《奏定大学堂章程》强调 “忠孝为本” “以经史之学”为基的封建教条截然不同，《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2]这种高等教育职能的定位，明确了中国大学教育的目标，强调了大学学术化发展的价值取向选择。除教育宗旨外，《大学令》与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相比，不同之处还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废止经科大学。
第二，强调文、理两科的学理作用。“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23]
第三，取消各省高等学堂，设大学预科，预科须附设于大学。改通儒院为大学院，不规定年限。
第四，大学设校长，各科设学长，代替总监督及各科监督。教师分教授、副教授二等。必要时延聘讲师。
第五，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校长为议长，处理学校行政事务。
第六，各科设教授会，以本科教授为会员，学长为议长，处理本科行政事宜。(www.xing528.com)
第七，大学毕业生称 “学士”，废除大学毕业以 “科第”奖励出身的办法。
《大学令》是近代大学理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不仅对大学职能进行准确定位，还对学生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位资格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开创了教授治校制度的先例。在《大学令》之后，《大学规程》的出台对大学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拟定。蔡元培曾多次谈到其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提出的主张：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际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24]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25]
从蔡元培的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思路：摆脱封建儒学理论对大学发展的束缚，纠正单一以日本教育为参照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思维，努力寻求与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契合点。
此外，针对专门学习学校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 年10 月22 日，颁布了 《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设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专门学校，以满足国家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蔡元培对大学和专门学校提出了不同的培养目标：“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高等专门学校’。”[26]因为 “专门学校是造就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为目的”[27]。这种大学与专门学校分类办学的模式恰恰是德国高等教育“学”与“术”分离的办学特点。德国高等教育分大学和专门学校两种，大学的任务在于专门之研究与科学之陶冶，而各种专门学校则注重应用之学。
无论是大学宗旨，还是办学理念，《大学令》等一系列规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有了大幅度的飞跃。《大学令》等高等教育规制对德国大学理念、分类办学以及教授治校等制度的汲取，彰显出西方自由、开放的高等教育办学精神，也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理念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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