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对民国大学的影响

教会大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的创办具有鲜明的殖民主义色彩，但同时它也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带到了中国，成为近代中国中西方教育交流的一个个具体化的载体，为民国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起到了示范和导向的作用。

首先，教会大学的创办突破了“以日为师”的单一价值取向，教会大学鲜明的欧美色彩为清末民初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学习范例。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成为中国单一的教育参照模式。无论是1904年颁布 “癸卯学制”，还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的创办，都是师法日本的直接产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中国新式教育处处显示出明显的日本痕迹，甚至西方各种理论流派与思想学说也大多是以日本为媒介传入中国的。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使清末的高等教育失去了博采众长的机会。教会大学的创办为中国高等教育从单一价值取向走向多元价值取向提供了模式转换的蓝本。民国初年，中国高等教育逐渐摆脱单一的日本导向，从更大的范围寻求自身的国际化转型，教会大学的示范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其次，教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移植了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体现出了真正的“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教会大学将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管理方式、教学方法一一呈现在中国本土之上，这种“西方化”的属性使其建立伊始便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教会大学注重办学质量、严格管理、联合办学、服务社会等办学思路和办学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教会大学存在的70 多年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和教学内容起到了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高等教育起步，与教会大学所提供的“参照系”有着密切的关系。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构的创办和成长，均与西方一批传教士教育家的努力密不可分，像南洋公学聘请福开森、天津中西学堂聘请丁家立、山西大学堂之聘请李提摩太、京师大学堂聘请丁韪良、山东高等学堂聘请赫士、浙江求是书院聘请王令赓等，都是借助于他们在教会大学的经验，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初创时期的发展。(www.xing528.com)

最后，教会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在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以及本土化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孟宪承、陈鹤琴等都毕业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的学习经历对他们的知识结构与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求学期间广泛接受的近代西方人文科学为他们最终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教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教会大学也是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摇篮，如清华大学的4位校长都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人们甚至戏称清华为圣约翰的“殖民地”。^[54]在后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教会大学的校长开始由中国人担任，这些校长大多毕业于教会大学，在他们的引领下，教会大学开始了本土化的发展。例如，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 （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校长王世静（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毕业于东吴大学）、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毕业于文华书院）、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毕业于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 （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毕业于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等均毕业于教会大学。他们熟谙中西文化，在办学过程中，将现代大学理念融入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中，积极致力于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发展，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有的大学校长任职长达20余年，如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陈裕光之于金陵大学等，为学校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