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交流的日本取向：民国大学国际化发展研究

人员交流是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合作中最为活跃的要素，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为了全方面学习日本，京师大学堂通过聘请日本教习、派遣留学生以及学务官员赴日考察等方式，直接取法于东洋。

（一） 教育管理人员赴日考察

甲午战争后，随着留日热潮的到来，清政府派出了大批学务官员赴日考察日本各级各类办学情况。在高等教育层次，吴汝纶是我国赴国外考察学务的第一人。

吴汝纶 （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晚清文学家、教育家，桐城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1865年中进士，曾先后担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深州、冀州知州，时论谓曾国藩、李鸿章奏疏多出自其手。1889年，李鸿章聘其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创办英文学堂、日文学堂。吴汝纶在莲池书院讲学期间，研读日本教育改革方略，与日本和西方学者频繁交流，在教学中聘请日本教习讲学，改进教学方法，办学成果斐然。1901年，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张百熙，奏荐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教务长）。为了办好京师大学堂，吴汝纶不顾年老体弱，毅然踏上了赴日考察之旅。

1902年5月15日，吴汝纶到达日本后，立即开始考察工作。在访问日本的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吴汝纶先后实地考察了三四十所学校，下至日本的幼稚园，上到东京帝国大学，处处留下了吴汝纶的足迹。他拜访日本教育家，广泛会见社会各界人士，深入探讨日本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并多次到日本文部省听取有关日本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的相关介绍，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教育文件、资料和图表。东京《日日新闻》曾发文盛赞，“吴先生之来我邦……六十老翁，化为青筋少年，到处执弟子礼，具识日本文明之振兴，探险之精神，使我辈瞠乎其后。其抱负何等雄伟正大。可惊叹者，先生在东京之行动，即活教育之典型，彼精业忠事，发挥清国人之特质，无复余蕴。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之豪俊者，殆绝仅有”^[26]。

吴汝纶在日本考察期间一直心系京师大学堂的教育发展，他多次致信张百熙，探讨国内教育改革问题。结合此次考察吴汝纶提出了改革教育的设想：一是救急办法，即开办师范学校、仕学院、大学堂专科，招收中国之学业已成就者，功课专主西学，尤以政治、法律、矿山、铁道、税官、邮政数门为要，借以培养急需人才；二是长远之策，从普及小学教育做起，中学、大学循序渐进，以收与外国人才竞美之效。

在日本考察结束前，吴汝纶把赴日考察的资料整理汇编为 《东游丛录》一书，于1902年9月交付东京三省堂刊行。《东游丛录》全书共四卷，第一卷为文部听讲，是他到日本文部省听取官员介绍日本教育情况共18次的记录；第二卷为摘抄日记，是他1902年5月15日到9月6日考察日本期间日记的摘录；第三卷为学校图表，包括东京大学经费开支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课程表等19份图表；第四卷为函札笔谈，是他与日本各界人士会面座谈、笔谈记录和来往信件共28篇。这部 《东游丛录》运用翔实、丰富的时事资料全面介绍了近代以来日本教育改革的政策制度、实施方法，为中国借鉴日本教育改革经验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史料。吴汝纶回国后就把《东游丛录》一书交给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备采择”。但遗憾的是，吴汝纶尚未到京师大学堂报道，就于1903年溘然辞世，中日两国人士无不为之惋惜。

吴汝纶的学务考察活动，开了国立大学教学管理人员参与国际教育交流的先河。他的访日考察活动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和中日教育交流工作做出了贡献。

（二） 学生赴日留学

1903年12月，为了解决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清廷派遣留学生。张百熙在奏折中写道：

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查日本明治八年，选优等学生留学外国，至明治十三年，留学生毕业归国，多任大学堂教员，迄今博士学士，人才众多，六科大师，取材本国。从前所延欧美教员，每科不过数人，去留皆无足轻重。而日本留学欧美者尚源源不断，此用心深远，可谓前事之师。^[27]

张百熙的奏请获得清廷批准后，京师大学堂选送了47名学业优秀者赴欧洲和日本留学，其中赴日本留学31人，赴欧洲留学16人。这是京师大学堂首次派出的留学生，也是我国国立大学大规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开端。

1.留学生的专业分布

京师大学堂派遣的留学生是从师范科和译学馆的学生中甄选出来的，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整体素质极高，正如张百熙所言：“该学生等，志趣纯正，于中学均有根底，外国语言文字及各种普通学科亦能通晓。大凡置之庄岳，假以岁时，觉其必有成就。”^[28]由于京师大学堂选送的学生基础程度好，学生出国后，很快便进入了日本帝国大学进行专业学习。

31名赴日留学生分布在文、理、工、医、法等多个学科门类。1904年2月出版的《东方杂志》记载了留日学生的分科情况：

文科大学：哲学杜福垣、王桐龄（以教育学为主），历史及地理学唐演；理科大学：地质矿物学和地文学顾德龄，化学吴宗栻、成隽，数学及物理学冯祖荀，物理学朱炳文，动物学席聘臣，植物学黄艺锡；法科大学：私法学黄德章（尤以民法为重），私法学余棨昌 （尤以商法为重），交涉学曾仪进（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法学朱献文，公法学屠振鹏，统计学范熙壬，政治学周宣，诉讼法学朱深，理财学张耀曾；法科大学兼文科大学：教育行政学陈发檀；农科大学：农学景定成，农艺化学钟赓言；工科大学：应用化学何培琛、刘冕执、史锡绰，电气工学刘成志、王舜成；医科大学：内科医学苏振潼，外科医学蒋履曾，药学王曾宪；高等商业学校：商业学陈治安。^[29]

表2-3　1903年京师大学堂赴日留学生专业分布表^[30]

续表

从留学生在日本所学的专业来看，学生研习科目广泛，文、理、法、农、工、商各科均有涉及。与20世纪前洋务运动中派遣的留学专业相比，京师大学堂派遣的留学生所学学科分布面广，文理并重，不再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这种专业选择的广泛性一方面反映了京师大学堂对大学教习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晚清新政时期社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解与认识的加深。留学完全突破了洋务教育时期专注于西艺的单一目的，研习科目由西艺转向了西政，留学的广度、深度在不断地拓宽。

2.留学生的成就

京师大学堂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近代科学教育，在留学期间，他们胸怀振兴民族的理想，刻苦学习，积极向国内输入新思想、新学术。回国后，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近代高等教育领域的开拓者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引领者，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www.xing528.com)

（1）回校任教

京师大学堂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以期逐渐取代聘请的海外教习。1911 年前后，首批留学生中的冯祖荀、俞同奎、何育杰、林行规、张耀曾、余棨昌、吴宗栻、苏振潼、陈祖良、施恩曦、蒋履曾、周典、王桐龄、朱深、陈治安、刘光谦、唐演、钟赓言、屠振鹏等20余人回到母校任教，凭借扎实的学科知识，很快成长为京师大学堂乃至后来的北京大学的中坚力量，为近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现仅就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三位北京大学理科专业的奠基人做以介绍。

冯祖荀（1880—1940），浙江杭州人。数学教育家、中国数理学会发起人、中国数学会第一届董事、中国现代数学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04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数学，是中国近代留学生中学习西方现代数学的第一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奋发有为，学习成绩优异，在学习之余与其他留日学生发起成立了京师大学堂留日学生编译社，以“讲求实学，输入文明，供政界之研究，增国民之知识”为宗旨，向国内传送新思想、新学术。编译社还创办了《学海》杂志，冯祖荀任编辑，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扎实的学科知识，《学海》很快获得上海商务印书馆青睐，在国内承办出版发行，《学海》可称为我国的第一本科学译刊，为我国后来学术译刊的大量发行树立了典范。冯祖荀回国后，于1913年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数学门 （1919年改为数学系）主任，着手筹建数学学科。1913年秋，数学门开始招生，这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新体制从此发端。1919年国立北京大学改门为系后，冯祖荀多次担任数学系主任，为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

何育杰 （1882—1939），浙江宁波人。中国早期物理学家、教育家。1903年由京师大学堂选送至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物理学，1909年回校任教，1911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理科物理门教授，1919年物理门改为物理系后，当选为物理系主任。曾讲授普通物理、原能论 （量子论）、数学物理、热力学、气体动力论等课程，翻译的《自然之机构》《物质与量子》两部书被商务印书馆收录在“自然科学小丛书”中。何育杰是我国高等物理学教育的主要开创者，在中国物理学发展以及物理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40年中国科学社曾特别设立“何育杰物理学纪念奖金”。

俞同奎（1876—1962），浙江省湖州人。化学教育家、中国化学教育的奠基人。1904年，由京师大学堂选派至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专业学习。留学期间，与其他留欧学生发起成立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化学学术团体。1910 年，回国任京师大学堂理科教习，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后，任化学系首任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组织编写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应用化学》等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化学教材，同时他对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购置仪器药品、筹建实验室等做出了规划，为北京大学化学专业早期的教学实验工作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是全国高校中建设最早的理科系，这三门重要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京师大学堂首届留学生冯祖荀、何育杰、俞同奎三人的贡献。他们分任三个系的系主任，对北京大学理科学科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开拓奠基的作用，也为中国大学数学、物理、化学学科的创建工作做出了示范。除了这三位理科系主任外，其他回校任教的留学生也把他们在国外所学到的先进知识、理论以及现代教育教学方法带到了高等教育课堂上，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凭借他们学贯中西的深厚学识培养了大批社会建设急需的人才。京师大学堂首批留学生的派遣不仅仅解决了高校师资匮乏的局面，也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科研工作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加速了中国大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2）成为学术领域的引领者

京师大学堂派遣的首批留学生回国后，很多人致力于改变国内学术落后的局面，他们组织各种研究团体，翻译、出版大量学术刊物，潜心著述，成为众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王桐龄（1878—1953），河北任丘人。191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攻读史学且正式毕业的学人。回国后历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法政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北大学、东南大学教授。王桐龄从事历史教学40余年，曾出版《中国史》《中国民族史》《东洋史》《中国历代党争史》《儒墨之异同》《局俭堂诗存》等多部著作，著述丰硕，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大家。

王舜成（1875—1952），江苏太仓人。1912 年获日本帝国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回到家乡，任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校长，致力于推广农业技术，是中国现代农业改良先驱。他曾发起创建中华农学会，并任中华农学会第二任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任南通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任兼教授，是农业职业学校课程标准制定者。

华南圭（1877—1961），江苏无锡人。1904年赴法国公益工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业，1910年获工程师文凭。回国后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中华工程师学会副会长，天津工商学院院长，中国营造学社评议等职。是我国建筑工程界的先辈，为我国的铁路、桥梁和土木工程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京师大学堂所派首批留学生中，治法律者较多，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建设影响极大。

余棨昌 （1882—1949），浙江绍兴人。1911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曾任户部主事、民国北洋政府大理院庭长、大理院院长兼司法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14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法科学长，后任法制局参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司法官训练处处长兼法典编纂委员会顾问。著有《民法亲属编》《实用司法概要》《民法要论总则》《民法要论物权》《民法要论亲属继承》《票据法》等多部专著，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教授。

林行规 （1882—1944），浙江鄞县人。1904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学，后入林肯大学法学院深造。1911 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大律师执照。1912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法律顾问、中华民国司法部大理院推事、司法部民治司司长、司法部部长等职务。1914年，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法科学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律师。

朱献文（1872—1949），浙江义乌人。1904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政，回国后即被分配到法律编修馆，参加修订 《大清律例》，成为 《民法·亲属》篇的起草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大理推事、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是民国时期著名民法专家。

此外，张耀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专家，为我国立法建设、推行法制做出了突出贡献。

（3）投身民主革命

京师大学堂的留学生在外留学期间一直心系祖国，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留日时，深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回国后积极投身救国图存的民主革命中，张耀曾、陈发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张耀曾（1885—1938），云南大理人，辛亥革命先驱，民国著名的法学学者。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期间，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被选送为京师大学堂首批留日学生，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在留日期间，他在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与其他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革命刊物《云南》，并担任总编辑。该杂志发表了许多革命文章，鼓励云南在日留学生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张耀曾成为临时参议会议员，同时担任中国同盟会总干事。1912年，被选为国会议员，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司法总长等职，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1919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张耀曾对国际形势提出精辟见解，被聘为会议高级顾问，推选为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1927年，张耀曾离开政坛，开始以律扶正的律师生涯。

陈发檀（？ —1944），海口市灵山镇人，海南官派留学第一人。幼年勤学苦读，考取京师大学堂，于1904年赴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留学期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发檀任孙中山秘书、内阁秘书、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1912年9月，在孙中山参加的在京广东同乡会座谈会上，陈发檀发起了倡导建立海南省的建议：“中国有两大岛，一台湾，一琼州，台湾已被日本占去，唯余琼州，万一再为法 （国）占，则国势危矣。”陈发檀关于设置海南省的重要性，得到了孙中山等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是海南设省的重要推动者。

教育主体的国际流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京师大学堂开了国立大学师生国际流动的先河，尽管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极为有限，但其开大学国际交流风气之先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教育主体的国际流动改变了高等教育办学的理念，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