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移植的原因和民国大学的国际化发展研究

19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西方文化教育纷至沓来，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期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开启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正式拉开了中国取法“泰西”的序幕，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将西学引入了中国传统教育，从而导致了西学对中国传统的主体课程内容的强烈冲击。由于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作为教育变革的指导思想，因此，对西方文化教育的学习仅仅停留在器物与技术层面的学习，而没有深入制度与理念的更高层次。与中国这种浅尝辄止的学习方式不同，日本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采取了全面的“求新知于世界”的积极主动学习西方的态度，是一场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日本明治政府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一方面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和政府官员到欧美各国留学，另一方面大量聘请欧美专家学者讲学指导。日本教育在19世纪末期经历了从向西方教育的移植模仿到融合自立的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与西方各国积极开展教育交流，是日本教育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从一个教育交流中的“输入国”开始变为“输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利，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转折点，“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3]。甲午战败的事实昭示着洋务派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相较于“专用西法”的日本的飞速发展，中国无疑已经远远落后。与之前的鸦片战争相比，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对中国的冲击，对当时的执政阶层和众多士人而言，其震撼程度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泱泱大国居然向 “蕞尔小国”割地赔款，引起国人深刻的反思。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近代命运，日本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强大，为急需实现救亡图强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1898年，康有为在向光绪帝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中勾勒了师法日本，进而图强的蓝图。他写道：日本“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4]日本战胜的原因 “非其将相兵士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胜我也”^[5]。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教育，只有师法日本，发展近代教育才是“求富求强”的振兴之路。在重新审视日本崛起的经验后，效法日本，东渡扶桑、撷其精华的呼声不绝于耳。

1898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著名的 《劝学篇》，书中专列 《游学第二》一篇，极力主张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 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6]张之洞劝学东洋的留学观点得到了晚清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认同，“学西洋不如学东洋”，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清末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留日热潮。尽管近代以来留学日本较留学欧美晚了数十年，但在人数上留日学生远远超过留学欧美各国人数的总和，这种大规模的留日高潮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www.xing528.com)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向日本全面学习的时期。中国派遣大批官员和留学生赴日考察和留学，日本的学校制度、教育学说、教育理论大量涌入中国，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办学走向。“从1902年到1911年这一段时间里，那些留学归来人员，尤其是那些从日本回来后在国内学校教书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一些在中国学校里任教的日本籍的教师），这些人是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途径。”^[7]从1894年到辛亥革命的十多年时间，中国高等教育无论在办学政策还是在办学实践上，都笼罩在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中，日本教育模式成为单一的教育参照模式。无论是1904年颁布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还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的成立，都是师法日本的直接产物。日本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处处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