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性是文化系统的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同时，文化也处在不断变化中。拉尔夫·林顿指出：“所有文化，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化，都处在持续变化之中。”文化的变迁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的，社会内部和外部的变动促使文化系统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发新的变化。
从历史学角度看，社会变迁可分为微型的社会变迁和巨型的社会变迁。处于微型社会变迁时期的文化，其主要价值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稳定的民族心理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例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尽管在变化过程中对个体行为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对文化的价值体系与思维观念并未构成本质的改变。处于巨型社会变迁时期的文化则表现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人们长期奉行的价值观念不能再有效地指导和规范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人们开始对原有价值观念产生怀疑、批判甚至背离，试图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取代原有的文化，这就形成了剧烈的文化变迁，即文化转型。文化转型虽然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巨变，但并不代表对原有文化的全盘否定与抛弃。相反，原有文化的特质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变迁。
就文化自身而言，任何文化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当新的文化开始兴起或传播时，无论其具有怎样的价值，都会受到旧有文化的抵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惰性”。费正清认为，中国是一个 “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惰性的一部分，就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不愿意改变她的社会价值、文化、体制的心理”[34]。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的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35]原有文化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而且越是文化传统深厚的民族，其文化转型就越困难。
首先，原有文化影响着危机意识产生的敏锐度。当面对外来文化强势来袭时，不同的文化特质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这从近代中日文化的变迁上就可以窥见一斑。近代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变迁具有十分相似的境遇与经历。1840年鸦片战争致使中国被迫打开国门，1853年日本的黑船事件也迫使日本门户开放，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抛到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浪潮中。虽然境遇相似，但两国对汹涌来袭的文化侵略的反映却迥然不同。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整整20年的时间，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外，整个清王朝依然陶醉在 “天朝大国”的迷梦中。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清政府才开始了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形成根深蒂固的华夏文化优越感不同，日本文化一直是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也存在强烈的文化冲突，但却没有中国那样难以逾越的屏障。以“和魂洋才”为指导思想，日本很快走上了西洋化的发展道路。尽管中国的“中体西用”与日本的“和魂洋才”貌似相同，但实质上二者在内涵、价值立场、实施路径上都存在着极大差异。“和魂洋才”的核心在于兼收并蓄，力图融合东西方思想，而不强调日本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而 “中体西用”的方针，则在强调中学的主体地位与价值的前提下，肯定西学的实用作用与补救作用。正是由于面对外来危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才形成中日两国在早期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趋向。日本危机意识的敏锐度和中国面对危机时的迟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形成如此对比的内在原因则源于文化特质的不同。(www.xing528.com)
其次，原有文化影响着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与吸收。外来文化能否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并不取决于文化本身的价值，事实上，只有外来文化能够被主体的思维观念所接受，才可能成为本土文化吸收、借鉴的对象。正如A·鲁克所言：“在大量的外部刺激下，人们通常接近的只是那些属于已有的只适合观念的‘坐标网’范畴内的东西，而无疑地抛弃了其余的信息。”[36]当外来文化来袭时，处于本土文化中的个体会不自觉地以原文化为参照，有选择地对外来文化进行评价与吸收。在不断评价、反思的过程中，原有文化的特质还影响着对外来文化吸收的深度与广度。
在外来文化引起变迁的过程中，教育的重要作用就是传播、扩散外来文化。在教育传递和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复制文化，而是对外来文化加以选择、整理、吸收。在融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原有文化发生了性质、功能上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对文化的更新与创造是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高等教育而言，高等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来实现，大学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中心，也是国际化文化融合的中心。高等教育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协调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融合的过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从而遭到传统文化的激烈抵抗。传统的本土文化虽然束缚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成功与否却依赖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文化的变迁需要从最初的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调适，最终实现文化整合，高等教育必须要适应文化的这种发展特点。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或传递的过程，这种过程只有在文化冲突与调适中才能实现。
潘懋元先生曾指出，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的核心就是要充分发挥主体的价值判断与选择作用，即在遵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力求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主动适应，就表现在根据教育规律，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唤起对传统文化价值精神的认同和肯定。不能盲目地对本国文化自信，也不能盲目肯定西方的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要了解西方国家的文明思想，也必须首先立足于我们对本国文化的相当了解。[37]只有对本国文化了解得越深，才能对西方文化了解得越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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