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东方曾经是世界艺术发展的中心,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以及阿拉伯—伊斯兰艺术铸就了东方曾经有过的辉煌。然而,与公元14世纪欧洲挟文艺复兴气势再度登上人类艺术巅峰的同时,东方恋恋不舍地将人类艺术中心拱手相让。之后中国艺术尽管继续着文人画、文人园林、花雅戏曲的异彩纷呈,伊斯兰艺术也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但仍旧难以挽回颓势。非但如此,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急剧殖民化的同时,位于亚洲和北非的东方诸国也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政治和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相继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承受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被迫开放门户接受与西方文化二位一体的现代化,从而在艺术上自觉不自觉地向西方文化靠拢。一句话,东方在现代化的同时也迅速地西化,东方现代艺术的兴起也就是向西方艺术趋同的开始。
首先看印度。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印度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多次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入侵印度次大陆,包括佛教在内的印度古代文明开始衰落,但穆斯林在印度的推进也使印度文明呈现出新的面貌。公元10世纪后,穆斯林入侵频繁,对印度的影响明显加大。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建立,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开始,古印度文明开始解体并逐渐异质化。以泰姬陵为标志,印度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部分。至公元17世纪,盛极一时的莫卧儿王朝由于自身没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而衰微。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印度基本处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印度近现代文明时期虽然始于17世纪中叶英国人着手建立殖民政权之时,但西方殖民者早在15世纪末期就开始叩击印度的门户了。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船队经好望角抵达印度西海岸。当时正在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西方列强纷纷把目光转向印度。据说17世纪时,荷兰阿姆斯特丹股市的波动,已经与从印度返航的货船是否平安到港息息相关。英国人最初到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开展贸易,18世纪中叶以后转为直接剥削。他们在印度建立的三大海港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新的中心。到19世纪中叶,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使之完全沦为自己的殖民地。英国在奴役与剥削印度的同时,也将西方文明传入印度,其中也不无进步意义,如印度教的一些陋俗如寡妇殉夫的萨蒂制被明令废除等。从19世纪中叶起,铁路与工业使印度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特别是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推行英语教育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明显而长远的影响。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印度传统文化开始发生变异。人们经常引用印度学者甘古利的观点,认为“印度19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中世纪观念向现代观念的迅速转变。”抛开西方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不谈,甘古利的话揭示了近代印度文化演变的明显特征。虽然由于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最终导致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崩溃,但文化结构上变异却造就了全然不同的印度现代文化——以西方模式主导下的现代化。
和宗教传统浓厚却缺乏凝聚力的印度相比,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则有着相当的区别。由于伊斯兰教的排他性和哈里发统治的强制同化政策,公元14世纪阿拉伯帝国灭亡以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未就此消亡,反而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圈,即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奥斯曼帝国、波斯、阿富汗、印度莫卧儿帝国,以及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近代以后,伊斯兰世界一度也面临欧洲大扩张的挑战。约自18世纪起,欧洲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不断向资源丰富的东方侵略扩张,而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伊斯兰国家首当其冲成为欧洲列强的侵略目标。1798年,拿破仑为与英国争夺东方市场,打开通向印度洋的航道,悍然侵占了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埃及。到了19世纪末,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科威特、巴林以及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先后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昔日统一的奥斯曼帝国被肢解,变得四分五裂,列强划分出一块又一块地区,各自有了自己的份额——势力范围,结果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内出现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埃及、科威特,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统治下的北非,伊斯兰世界不仅丧失了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而且也丧失了文化教育上的独立性。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用武力把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带进了伊斯兰国家。尤其是西方关于“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政教分离观念,对穆斯林的影响很大。一些穆斯林看到西方的强大,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是优越的,于是竞相学习西方,摹仿西方。一批批青年人被送到欧洲去学习,他们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吸收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当这些人带着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回到自己的国家,并成为本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时候,西化和世俗化也就开始在伊斯兰地区流行开来。(www.xing528.com)
和印度、阿拉伯-伊斯兰情况相类似,自鸦片战争开始,位于远东的中国也屡遭西方列强欺凌,晚清统治者媚外恐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被迫门户开放,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先后为列强占据,沿海地区殖民化倾向相当严重,从朝廷大计到工商实业、海关税收均不同程度地由列强把持。当然,就整体而言,中国保持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特征,没有从根本上殖民地化。尽管如此,近代中国仍免不了在现代化的同时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在封建统治腐朽没落、民族危亡进一步加深的大背景下,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将包括古典文学艺术在内的传统文化看作落后挨打的根源,从而进行不遗余力的否定和攻击。1918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发表新文化主将陈独秀《美术革命——答吕徵》一文,鼓吹美术革命,“革王画的命”,要“打倒”以王石谷为代表的清代“正统”派绘画,认为王石谷继承的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只有“打倒”这一“恶画”传统,才可能“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以改良中国画”。同年,康有为在上海发表《万木草堂藏画目》,激烈抨击元明清画的“衰败”,主张“以院体为画正法”“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并把中国绘画的希望寄予“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英绝之士”。如果说造型艺术不涉及文言和白话之争,因而声势不算太过激烈的话,表演艺术领域即真的感受到“革命”浪潮的冲击。最显著的例子是五四时期戏剧领域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1917年至1918年,《新青年》杂志发动了对所谓堕落了的新剧和传统戏曲——主要是京剧的批判。钱玄同的主张最为激烈,他在《新青年》1917年3月号上发表致陈独秀的信中认为京剧“理想既无,文章又恶劣不通”,应当“全数扫除,尽情推翻”。为了摸索救亡图存的道路,改革派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虽然早在明代就有包括美术在内的西方文化传入,但大规模的引入还是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侵略者的炮舰而舶入西方文化,是19世纪后半叶的特征。中国现代艺术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引入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向前发展的,其发展历程和基本特色,主要是由这一历史主线规定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时代和革命的要求与艺术自身规律间的矛盾,启蒙需求与救亡主题的相互制约等,都围绕上述主线对各门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东方艺术或被动或主动开始了西化的过程。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族传统以外,随着欧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日渐发达,西式建筑、雕塑、油画、钢琴、芭蕾、话剧、歌剧、舞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入了东方各国,事实上成了东方现代艺术的主流。同样,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电影、电视乃至数字化艺术等新型艺术种类的诞生更加剧了东方西化的进程,东西方艺术在日渐趋同。即使二战以后,非西方各国民族意识在增强,出现了阿拉伯-伊斯兰、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复兴的苗头,但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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