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主张艺术要从技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时期的艺术家，既有从事艺术和工程的实际经验，又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他们大多兼具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素养，懂得自然科学和数学，学习解剖学和透视学，刻苦进行艺术技巧的锻炼，但在理论上仍旧尊奉亚里士多德的摹仿和再现说。他们认为，艺术应当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再现客观的自然。这样，观察自然和摹仿自然，逼真地再现自然，就成为当时的美学思想对于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达·芬奇说：“画家是自然和人之间的中介者，是自然创造物的再现者，他的精神必须包罗自然万象。只有向自然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像镜子一般真实地映摄自然形式，广泛收集素材，然后离群独处深思熟想，从素材中去粗存精，最后在脑中形成一个最精粹的形象宝藏。”[1]这代表了当时美术界的主流看法，“像镜子一般真实地映摄自然形式”的观点实际上开了后世巴尔扎克、车尔尼雪夫斯基“镜子说”文论的先河。[2]文艺复兴之后，复古主义思潮泛滥，新古典主义为其集中代表。17世纪的法国，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下，建立起法兰西学院，制定了许多清规戒律，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对于希腊罗马古典的崇拜，二是对于理性和秩序的尊重。其在哲学上的奠基人是笛卡儿，美学上的“立法者”是布瓦洛·德斯普尔里（1636—1711）。笛卡儿是心体二元交感论的创始人，他以数学家的清晰思辨，对音乐构成所涉及的几种简单整数比作了详细的阐述。戏剧方面，此时期建立在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古希腊罗马学者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的更为谨严的“三一律”理论被提出。布瓦洛（一作波瓦洛）的代表作《诗的艺术》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诗艺》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翻版。[3]书中强调艺术要摹仿自然，但这里的“自然”并非自然界或社会生活，而是人物关系的理想化状态。布瓦洛提出并论定了诗及悲剧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过于突出机械再现的规则，主张自然、理性、真理三位一体，认为理性是主宰，美必须是符合理性的，也就必然具有普遍性，并在这种普遍性上建立起文艺的审美标准：一切艺术作品必须从理性中获得它的价值。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戏剧方面，布瓦洛将古典主义原则表述为“三一律”，即动作、时间（一昼夜）、地点的完整一致，目标是使戏剧与自然境况完全重合。这种标举一成不变的创作规则，对当时法国戏剧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新古典主义进行积极反思的是在法国文艺界逐步活跃起来的启蒙思想家，最著名的代表是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伏尔泰思想比较矛盾，他既反对古典主义的泥古倾向，却又持相当保守的传统态度，想把新的启蒙思想的内容装进旧的古典形式里面去。说到底，建立在摹仿和再现理论基础上的理性主义仍然是他的艺术准则。伏尔泰认为：“名副其实的悲剧乃是一所道德学校。”[4]正是在矛盾的思想指导下，伏尔泰的文艺创作一方面对封建黑暗进行了勇敢的揭露，一方面又在极力地妥协。美学家朱光潜在评价伏尔泰时指出：“在文艺上他基本上还是留恋古典主义传统，不但五体投地钦佩拉辛，辩护‘三一律’和其他‘规则’，而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方面，还是用古典形式写史诗和悲剧，瞧不起反映市民生活的叫做‘流泪的喜剧’的新型剧种。”[5]。直白地说，再现论忽视主观能动、“三一律”机械地对应自然已被证明无法指导全部文艺创作。相比较而言，狄德罗的美学思想意在有所创新。
尽管狄德罗也认为艺术源于生活，主张艺术摹仿自然，但并不全然属于客观。他提出“美即关系”的论点，认为“美总是由关系构成的”，只有“关系”的性质才能使事物成为美的事物。[6]他还区分出“实在的美”和“见到的美”，前者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美，后者是关系到审美者个人的美，这就在再现和摹仿之外提出了一个关涉主观的新思路。此外，狄德罗对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诗人善于想象，哲学家长于推理。”[7]很显然，“善于想象”道出了文艺创作的本质。戏剧方面，狄德罗意在打破古典主义的教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严肃喜剧或市民剧，其剧作《私生子》和《一家之主》等较好地实践了他的主张。造型艺术方面，狄德罗反对迎合贵族社会口味的新古典主义绘画，颂扬热心描写第三等级的生活题材的新画风。这些也都在理论创新方面走出了新路。狄德罗的美学观点除散见于许多论文之外，最重要的是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专论《美之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研究》（1750）、《绘画论》（1765）、《沙龙》9篇（1759、1761、1763、1765、1767、1769、1771、1775、1781）、《关于〈私生子〉的谈话》（1757）、《论戏剧艺术》（175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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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狄德罗（1713—1784）
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潮继文艺复兴之后进一步从思想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和教会神权，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但启蒙思潮也有着缺陷和不足。“他们反对新古典主义，远不如他们反对封建统治和教会权威那么明确而坚决。”[8]除了前面谈到的伏尔泰思想的矛盾和保守一面而外，其他启蒙思想家如卢梭虽然反对新古典主义，却厌恶当时整个社会制度，幻想返回原始的自然状态。他从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对比中证明，科学和艺术越发达，道德风尚越败坏，从而得出科学和艺术不能移风易俗而只能伤风败俗的结论，这就倒退回到了柏拉图，也与中国的道家消极避世思想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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